“决议”：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没有经济
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提示语：马克思说：人类社会对自身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财富占有者剥削劳苦大众的经济关系，特权阶层压迫弱势群体的政治关系……
变革人类社会不公正的“关系”!——这是解读毛泽东不可稍有偏离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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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超越。
毛泽东亲手创建了“毛氏皇朝”，却用自己的拳头打碎了这个“皇朝”;毛泽东亲手创建了共产党政权，却一把火烧透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大动乱”，将这个“政权”搞得天翻地覆，支离破碎。
毛泽东说得分明：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见刘源：《“四清”疑团》)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甚至比遵义会议更重要。他发动这场‘革命’时就已经决心打碎这个他在遵义会议上挽救的党和亲手创建的共和国。”(李逊：《1967年1月上海纪实》)
这是毛泽东的自我否定。
古今中外，难道有比这样的自我否定更伟大的自我否定吗?
文化大革命昭示毛泽东的人民英雄本色，到死，不改为天下穷人打江山坐江山的初衷：“‘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的，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这哪像统治者的“圣谕”?——分明是革命领袖宣言人民的心语。
文化大革命更昭示毛泽东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升华，他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热忱期待，捧出一颗忠诚于人类解放事业的赤子心。
毛泽东因此不朽!
毛泽东因此超越总统首相、帝胄君王。
“文化大革命”矗立起毛泽东丰碑。它与耶稣的十字架、佛陀的菩提树、穆罕默德的《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十月革命同辉，昂然于人类历史风云。
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毛泽东主义。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它以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逻辑论证，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
“是阶级斗争嘛。”(《毛主席重要指示》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下同)
这是怎样的阶级斗争?
——彻底颠覆旧制度!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 (费振刚、董学文主编：《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
1966年夏，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完成了对毛泽东之为千古伟人的抽象：“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的灵魂就是造反。”
毛泽东将这个“造反”具体化：“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
1967年初，上海工人阶级夺权，毛泽东隔空击掌：“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见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毛泽东擎起列宁主义之旗。
列宁说：“机会主义恰恰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势空前尖锐的时期。”(《国家与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空前残酷、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向谁开火?
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见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57年反右斗争，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设定阶级斗争对象：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见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论断是牵强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列宁：《国家与革命》)那么，没有了私有制，没有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没有以私人资本掠夺劳动者的剥削阶级;又哪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薄一波批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并没有占有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地主、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再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已不是以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而存在。所以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合逻辑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958年武昌会议，毛泽东弥补理论的欠缺，将资产阶级修正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他说：“作为政治上同思想上的地主阶级跟资产阶级，这个东西还存在。”(见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提升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到共产党内：“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这个论断依然牵强。叶永烈指正：按照政治思想区分阶级和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从历史唯物主义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开端。”(《“文化大革命”简史》)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何来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从经济关系中，特别从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特征，也才能提出判别和划分阶级的标准。”(叶永烈：《“文化大革命”简史》)
因此，邓小平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直气壮：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归纳：“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那么，毛泽东的“理论”有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1962年，毛泽东寻觅这个“基础”：“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1963年，毛泽东推进一步：“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这是求索的猜想。然而，科学猜想常常是科学发现的前奏。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模糊地切到了“资产阶级”的脉搏。
1964年，毛泽东开始捅破理论的坚壁：“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的存在，造成了“我们国内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见郑谦：《毛泽东与邓小平》
1965年，毛泽东豁然开朗：“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
阶级斗争的对象明朗化：从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民族资产阶级，到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进而逼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最后锁定“党内资产阶级”。
十年“文革”，毛泽东拼将生命的最后一搏，留下永驻史册的政治遗言：“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
阶级斗争的对象明朗了。
然而，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这个“对象”有没有经济基础呢?进而言之，政党是阶级的抽象，党内可以有派，党内如何有阶级?
毛泽东如何突破理论瓶颈?
——谁占有生产资料!
毛泽东拽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尾巴。他在沈阳冶炼厂材料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要多些……”(见叶永烈：《“文化大革命”简史》)
列宁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国家与革命》)
其实，即使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也大体是形式的取消。
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吗?
毛泽东不容分说：“我看所有制没有解决，至少是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见叶永烈：《“文化大革命”简史》)
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道出两个“差不多”：一个是“中国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一个是新中国“跟旧社会差不多”。他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毛主席重要指示》)
毛泽东打碎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虚幻。他说：文化大革命“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都不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见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康生解读：“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它们形式上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见王年一：《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毛泽东的中国，难道是资本主义所有制?
事实是严酷的。在“全民所有”的招牌下，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日益扩张垄断特权对生产资料的攫夺;在“社会主义”名目下，党内走资派日益发展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
很清楚，向资本主义异化并非始自邓小平，而是新中国内在的强劲潮流。改革开放不过认同了这个潮流，明确鼓励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然而，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绝非简单排斥，而是相反相成，共存共亡，对立同一。马克思、恩格斯论定这种同一性：“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共产党宣言》)
余金成、王兰垣在《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世纪》中谨慎地说：“在资本主义的计划发展和福利改革中，依稀可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子;而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法律规范中，也不难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痕迹。”
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势存在，但它表现为资本主义形态;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势存在，但它表现为社会主义形态。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经受资本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蚕食，被迫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决定着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
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经受等级与特权的蚕食，被迫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决定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对立中同一。毛泽东厌恶的“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其为资产阶级法权，形成社会主义时期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温床;其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则成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平等过渡的助推器。
同一在对立中存在;对立变革同一。毛泽东说：同一“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矛盾论》)
如何“转化”?
谁占居主导，谁就决定了所有制的属性，决定了对另一方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决定了对被动方的“转化”。
而矛盾非主导方化“被动“为”主动“的强烈冲动，则以其颠覆矛盾主导方的现实作为，使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为可能，也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成为可能。
这是两种生产关系的斗争。
这种斗争贯穿于双方的“温情”合作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呱呱坠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之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华丽转身。
这个“华丽转身”就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同一的物质载体。
革命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然而，“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没收官僚资本为国营资本，并不能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高度提升的生产力、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综合素质，“全民所有”就不能不被虚拟化。毛泽东钟情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尽管闪耀新世纪之光，却不能不经受现实的失败。
不止社会主义国有化，资本主义国有化同样如此。美国罗斯福时代和二战后西欧诸国一度兴起的公有化热潮，也终究沦为官僚特权者的温床而破产。
经济规律不可抗拒。
100多年前，恩格斯已经指明“国有化”的二重性：“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换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注释》)
尽管国有经济对于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砥柱中流，却不能遮掩一个事实：它不是股份经济发展成熟的的产物，而是落后国家的强制行为。
“全民所有”，实际是“政府所有”;“人民主权”，实际是国家垄断资本对劳动者的雇佣。它通过管理者建立与被管理者的生产关系，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商品交换无非私有财产的交换，也就是对私有者与私有者之间经济关系的事实确认。那么，劳动力依然具有商品的属性，而企业管理者假公济私，依仗“国家资本”的垄断地位，成为“私有经济”的强势群体，即官僚特权阶层，也便成为难以遏制的趋向;它们对“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行反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矛盾的次要方面向主要方面转化，推动社会主义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畸变。
这个“畸变”，在毛泽东生前曾“犹抱琵琶半遮面”，悄然于“人民主体”的名义下;而改革开放以转换机制、拍卖出售等方式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不过将其公开化了。
毋庸置辩，国有企业保存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利益集团相互间的亲密认同，则聚起一个特权化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毛泽东激烈定性：“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重要指示》)
走资派——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政治代言。
让历史作结：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论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上。
不止毛泽东。
事实上，刘少奇同样论证了这个理论。
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国家在“按劳分配”上的失误，也就是少劳多得，或多劳少得，分配上的不公，阻碍生产力进步。
刘少奇就差捅破窗户纸。他其实已经看到：在公有制的框架里，通过分配领域的利益转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侵蚀。
随后，刘少奇遵循经济规律，几乎预言了“党内走资派”的滋生。他警告：“剥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不是可有可无，随人的意志就能铲除的。违背规律人为去消灭它，必然还产生新的剥削，甚或自身也将变成新的剥削者。”(见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
这“新的剥削者”， 与毛泽东定义的“走资派”，异曲同工。
中国共产党两位卓绝的领袖并立于历史风云，从对立的不同侧面向着同一聚焦：资本主义被强制“消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营企业重新“萌发”; 私有制被强制“消灭”， 特权私有在公有制猖狂孳生;资本家剥削被强制“消灭”， 在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派”剥削。
这并非个人、集团的品质优劣，而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恩格斯：《反杜林论》)
这是经济规律。不同的是，对它的认同，刘少奇是主动的，毛泽东是被动的。
刘少奇把握了“剥削”的必然性，他容忍“剥削”，甚至一定程度上鼓励“剥削”，以求助推经济进步，最终消灭剥削。
毛泽东对“剥削”则如芒在背，忍无可忍：“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毛泽东“担心他在北京的毕生事业可能最终不是为世界上最合理的社会、反而为一个极度的剥削制度奠立基础。”(肯·利伯塔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毛泽东“坚信革命处在严重的危机关头，认为革命最终将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断送。”(克·霍林沃思：《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毛泽东担忧：“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严峻的历史课题困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资本主义复辟有没有必然性?走资派有没有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时期，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伴生物不乏生机，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代表——走资派也便活力依然;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长期存在和不断产生，那么走资派也长期存在和不断产生。
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在经济土壤中。马克思说：“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社会主义政权的创立，能够摆脱资本主义复辟的命运吗?
邓小平存疑：“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也存疑：“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毛泽东预感：“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然而，资本主义复辟固然其势汹汹，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不可阻遏。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见曹英：《红色档案系列之二：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毛泽东大气磅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见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为中华子孙立法!“既然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存在资本主义的关系，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展夺权斗争，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石仲泉：《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
毛泽东定义文化大革命：“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见王年一：《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毛泽东将他的毕生心血铸成指引人民反抗特权剥削的永恒航灯，诉诸历史，诉诸人民：“一百年后还要不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主席重要指示》)
人民与走资派的阶级斗争，是世纪性的持久战。
这个持久战以公有制颠覆私有制、公有观念颠覆私有观念的坚定指向，表明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然而，这个持久战又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它以“团结—批评—团结”为宗旨，拒绝林彪、江青们沉迷于传统观念为“权力斗争”的热衷。邓小平模糊地捕捉到这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以往阶级斗争形态的超越——
它肩起两千年前耶稣背负的十字架，将其震撼世界的空灵与崇高，置放在马克思学说的科学基座上;它激励一切人，呼唤良知，洗涤灵魂，救赎自我;它展开人民与走资派之间的阶级斗争，表达思想革命的深刻内涵。
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开宗明义：“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1966年8月《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篇首立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在根本的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为改变大部分党员和非党员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以及封建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而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 (迪·威尔逊：《周恩来》)
在深广的视角上，毛泽东“在向比刘和邓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R·特里尔：《毛泽东传》)
社会主义现实——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土壤。
在这块土壤上，“走资派”和“走社派” 没有绝对的分野，而是在对立中同一。所谓同一：“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各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毛泽东：《矛盾论》)
社会主义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独立存在;走社派不能离开走资派独立存在。
同一的主要特征是转化。“走资派”在人民实践中自我救赎，可以转化为“走社派”，这为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历程所证实;反之，“走社派”放弃思想革命，可以转化为“走资派”，这同样为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历程所证实。
进而言之，人民大众和走资派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鸿沟，双方在思想观念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金有几分自知之明：“不肯深挖自己的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随想录〉日译本序》)
鲁迅的解剖更无扭捏：“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整个社会对金钱的膜拜，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力支撑;特权剥削的肆无忌惮，基于广大民众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认同、和对等级金字塔构建的官僚体制的倾心。走资派不是谁加于中国社会的，它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产物。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走资派是合理的。
因此，文化大革命固然伤及一些人，但绝非针对个人，而是为着铲除一切已存的和不断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马克思写道：资本家“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尽管阶级对立表现在人的身上，并通过人予以变革。但人“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 他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列宁写道：“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
毛泽东写道：批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这一脉相承的辩证思维，足为启迪。
胡绳在《回首文革·代序》中质问：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有时发生反文革的倾向。开始他把邓小平当做第二号走资派，后来他启用邓小平，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不矛盾。
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对立中同一。他维护走资派。
1966年，毛泽东批评江青：“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运动发动起来了，你们有功，你们现在骄傲。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见曾涛：《正义的抗争》)
1967年，毛泽东提出：“刘少奇看来九大还是选他当中央委员。”(见黄峥：《“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1968年，“毛泽东说，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邓力群：《介绍和答问》)
1974年，毛泽东重用邓小平，解放大批老干部，明确了走资派在中华崛起中的重要地位。
1976年，毛泽东甚至把他百年身后事托付给走资派。临终前，他要邓小平主持搞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在这个前提下，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是被邓小平拒绝。
从“打倒走资派”到寄厚望于“走资派”，十年文革，难道是一个轮回?
毛泽东期待轮回。
否定之否定。不是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螺旋式发展到更高级的程度。也就是说，走资派经过群众斗争疾风骤雨的洗礼，完成灵魂深处的革命，领导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崛起。
走资派是批判对象;更是教育对象、团结对象，甚至是依靠对象。
凭什么?
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一篇令毛泽东很费踌躇，修改14遍而斧痕犹存的文章，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奠基之作。它对阶级斗争的论述虽不免抽象，却初步构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设定了人民群众向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基调。
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对立的同一体。
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阶级消失;因此，只要社会主义占居主导地位，便意味着阶级矛盾及其集中体现——人民与走资派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颇有分寸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主席重要指示》)
事实上，资产阶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反动没落。
因为，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论俄国社会问题》)
薛暮桥回顾：“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 因为，“五十年代的新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实，不仅“五十年代的新中国”，便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发挥的空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适应性、资本垄断与集权对国际资本竞争大格局的重要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几千年传统观念的亲和性，成为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不断产生和存在的基本根源。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构成。毛泽东论证：“为什么一些右派分子进来加入我们的领导机构呢?世界上就有左、中、右，你只有左、中，而无右，就不完全。”(《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走资派是合理的。走资派也是不合理的。“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个“不合理”性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销蚀。走资派淡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特权剥削和资本主义复辟开后门，成为资产阶级及一切贪污、盗窃、腐败、堕落的政治庇护。
毛泽东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抗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有资本的使命是创造财富回馈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形式的“雇佣关系”推进与落实“社会公有”的实质;如果国有资本以其强势来剥夺社会，管理者垄断权力畸变为与被管理者完全的雇佣关系，即资本关系，那么，社会主义便必然地沦为权贵资本主义，而走资派也便必然地聚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本营。
可怕的是，这个异变会在“普世价值”的自诩中完成——中国社会主义沦亡。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立意，便是通过向走资派发动的进攻，开展思想革命，坚定颠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社会主义指向。
这个革命，怎能狭隘地指称为个人权力之争?
这个革命，为着彻底变革人对人的剥削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本质诉求。
毛泽东觉得，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教育他们的工作，……以保证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R·特里尔：《毛泽东传》)
——陈毅是“大多数同事”的典型。
陈毅与毛泽东对话。
陈毅：“看戏嘛，无非是娱乐。”
毛泽东：“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娱乐。我们总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建国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旧戏统治着我们的舞台，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存在着一个方向问题和路线问题。”
陈毅：“那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江青是“大多数同事”的另类典型。
江青与毛泽东对话。
江青：“文化部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不贯彻你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建国都这么多年了，还在那里热衷于搞旧的东西，文艺根本不是为工农兵服务。”
毛泽东：“他们这些人，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啊!”(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陈毅失于理解毛泽东颠覆旧文化的高远。
江青摘取了毛泽东颠覆旧文化的皮毛。
在理论上发展毛泽东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将毛泽东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推向极端：“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两个“一切”， 无所不包，势吞时空。
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人彻底颠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公然亮相，是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历史呼声的激情表达。
然而，高处不胜寒。张春桥们无以复加的极端，把毛泽东和他的文化大革命托上云端。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汪洋大海中，如此“全面专政”，不过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否定，成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对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的战争。
不能说张春桥的文章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 (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
如果说，张春桥们激进的“书生意气”再现了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根性：尖锐的原则之争却常常空洞，为理论的崇高却常常陷于权力之争，缺少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那么，毛泽东的激进更多的是留给历史的宣言。
暮年毛泽东无力让自己的生命之火重光，他将对劳动人民的满腔深情，聚成“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最后一呼，无限张大了“反抗压迫、反抗特权剥削”的崇高诉求，留得丹心一粒，长照汗青!
薛 遒
原标题：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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