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重铸中华魂

　　　一、失魂落魄的时代

　　一方面官场大面积腐败，官方在民间的信誉大幅坍塌，一方面全社会均呈现出溃烂的态势：在百姓眼里，商界官商勾结，无商不奸，以至于连基本食品安全都不保，以美食著称的中国，令外人侧目而视;传媒、娱乐界把个人利己主义、“娱乐至死”、“过把隐就死”的人生价值观倾注到全社会;所谓“公众人物”以挑战社会良知为荣，使本已杜绝的黄赌毒再次淹没神州;看似道貌岸然的学界，形若狗彘，挑战公众利益是他们出名获利的法宝，所谓“著名学者”被公众蔑称为“砖家”、“叫兽”，“公知”成了汉奸、人民公敌的代名词。这股溃烂之潮已经腐蚀着我们的下一代，以至于小学生都以做官贪腐为人生目标。

　　这样的态势逼人警醒，逼人深思：根源何在?

　　今天的中国像极了宋代。那是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政府对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集团广施仁政，它们得以自由扩张，骄奢淫逸。其代价是广大底层社会成员的苦难：

　　“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梅尧臣《田家语》)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过者无颜色。”(王安石《河北民》)

　　“官家不爱农，农贫弥自忙。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疥疮。未知秋成期，尚足输太仓。不如逐商贾，游闲事车航。”(刘攽《江南田家》)

　　“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南宋徐照《促促词》)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戴复古《庚子荐饥》)

　　对这惨景的根源，时人的认识是：

　　“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北宋李觏浩《李直讲先生文集》)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南宋朱熹《朱子语类》)

　　连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认：“税赋太重。”(《文同•丹渊集》)

　　精英集团的幸福建立在政府诛求无己的基础上，而这将百姓置于困境中。清人赵翼对宋制的评价是：

　　“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官僚体系对底层劳动者横取豪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与这两极分化伴生的，是精英集团的精神沦丧：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游酢《游廌山集》)

　　“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脱脱等《宋史》)

　　“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朱熹《朱子大全》)

　　“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徐松《宋会要辑稿》)

　　精神沦丧的精英集团，贪污、贿赂、卖官、经商、见风使舵、笑里藏刀、拉帮结派、滥杀无辜、欺凌乡里……无所不为，史载历历不胜枚举。腐败的朝政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民怨沸腾，“盗贼”竞起，杀戮官吏，备极惨毒，以泄其愤。

　　这个看似富裕的社会，精英日渐腐朽，社会日渐分裂，整体日渐糜烂。在外人眼里，不过是头肥美而软弱的猎物。北宋号称有百万雄狮，金还在游牧阶段，而金以八万军队兵临汴京，就猎获了它——史称“靖康之耻”。

　　北宋亡后，避居江左的孟元老与年轻人侃大山，极言当年汴梁之繁华，竟屡遭质疑，遂著《东京梦华录》以记之。南宋亡后，吴自牧著《梦粱录》，缅怀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风貌。他在《梦粱录·序》中称：

　　“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shěn]况且)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

　　可见一个腐朽社会的“繁华”，不过是黄粱一梦。为何?民族魂的沦丧!

　　晚清的腐朽导致了山河破败，中华几遭沦亡。使中华再次崛起的，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一大批仁人志士。尤其是毛泽东，身无半文，手无寸权，全靠精神与思想的力量，让中国人重新站了起来。当年那个吸鸦片、裹小脚、瘦骨伶仃、几千洋兵就可以打进京师，撵得中央政府狼狈逃窜的国度，在毛泽东时代，顷刻面貌一新，洋人的军靴再也没能踏进一步，曾经一盘散沙的国民组成了团结坚强的队伍，外打败了披着“联合国”外衣、如日中天的美军;内将匪患、黑社会、黄、赌、毒一扫而净;不到30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初步的工业体系。官员廉洁，人心向上，整个民族精神健康。

　　然而毛泽东去世后，30年来，民族魂日渐颓唐，社会越来越像两宋和晚清。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不在物质，而在灵魂!对贪腐、聚敛、卖国之举，社会已有警醒，然而“小盗移国，大惑移心”(欧阳竟无挽孙中山联语)，更深刻的危险是民族魂的失落。

　　至今，对此警醒者不多。相反随着GDP快速攀升，政府财力日强，讴歌“盛世”之风已经刮了十余年。“大国”、“强国”、“G2”、“中美共治”这类论调让不少人沾沾自喜。这让人想起晚清时期。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宗方小太郎《中国大势之倾向》)

　　然而，日本情报家宗方小太郎却在实地、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别样判断。他在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中指出：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否则就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

　　宗方小太郎发现：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对腐败的分析，宗方小太郎不局限于当前的态势，而是一直向前追溯：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这就是当今学界长期鼓吹的“高薪养廉”。官场欲壑难填，“‘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他发现，中国社会阶层被政府强行隔离，相互隔岸观火，没有社会阶层会帮助政府。他发现，中国隐形税赋很大，不能投资，官员、贵族、富商穷奢极侈，导致“全民腐败”。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

　　他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这与李鸿章的自嘲：“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异曲同工。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泡沫化，一碰就碎。

　　由此宗方小太郎判断：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若中日开战，日本必胜。

　　以后的历史印证了他的判断。日本军官山田武一在回忆录中曾说，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浙江海滩上到处是手电筒光柱和信号弹，浙江渔民用这些信号指引日本军队登陆，从后方迂回包抄国军。

　　这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社会的宿命，可不惧乎?可不戒乎?可不警醒乎?

　　然而，社会因何失魂落魄?

　　二、“精神”与“世俗”

　　历史一再提醒我们，对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言，民族魂无疑是最最重要的。没有灵魂的民族只是行尸走肉，早晚必被历史淘汰，灵魂卑劣的民族，必定被其它民族的奴役乃至宰割。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总会遭受永不停歇的内外冲击。它能否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在于其民族魂。当年孙中山最忧虑的，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精神状态。若一个民族精神瓦解，魂没了，它离死亡就不远了。

　　观察世界史上那些长期存在过的文明，他们在精神领域都有自己的“定海神针”。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印度文明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上，伊斯兰教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部分非洲、东南亚社会提供精神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明的精神基础都与官僚系统相对独立。无论在哪个社会里，官僚系统有权有势，都是腐败的高危区，腐败大面积蔓延直至政府跨台的事件屡见不鲜。然而，因官僚系统腐败而导致社会全面溃烂的案例并不多见。考其原因，相对独立的社会精神基础不可忽视。它像巨轮上的锚，在内外冲击导致的风雨飘摇中，维系着整个社会。以至于这些社会的成员自称为“有经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学，它虽不是宗教，却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宗教的角色，以至于人们称其为“儒教”、“名教”。雍正就称依附年羹尧的钱名世为“名教罪人”。中国与其他文明的明显差异是：儒学、名教靠官僚系统推行，依官僚系统生存。当官僚系统相对健康时，它可迅速而广泛地渗透于全社会，成为主流价值观。而官僚系统腐败时，它即沦为虚伪的说辞而被社会成员蔑视，随之一切伦理底线都变成迂、憨、傻的代名词。为权、钱、名不择手段才是成功的法门----“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一面高唱廉政，一面大贪特贪者有之;一面不惜万金做广告标榜“儒商”，一面行贿造假无所不用其极者有之;一面以“学术”面貌示人，一面卖论求官卖论求财者有之;一方面以“清纯”面貌出现，一方面靠潜规则博“上位”者有之;其等而下之者干脆以雷人雷语博名，以脱出位……，整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无怪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社会整体溃烂的惨剧。

　　俄罗斯与中国类似，虽然它属基督教文明，但它的东正教实施国王兼教宗制度，其教会事务完全顺从皇帝的管理，教会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西方观察者注意到：

　　“政府下令在一些地方举行宗教仪式消灾免疫，或在天灾荒年祈神求助，而且行政官不但下令，实际上还组织举办这些宗教仪式，而宗教人士只是跟着行政指令扮演次要角色。又如在赎罪仪式中，省长手捧圣像和圣骨匣游行，这些圣像遗物都是由莫斯科当局挑选然后发交各省，以保证这类重要公众服务得以举行。”

　　对此俄罗斯人习以为常，而西方人士却人为这“不分世俗与精神的范畴。”(拉伊夫《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中译本书名为《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俄罗斯帝国二百年剖析》)

　　当政权相对健康时，借助政府的权威，东正教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个教堂，教堂不但是人们的精神家园，还是社区联谊中心，还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我们居委会的某些职能。然而当官僚体系腐败时，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宗教无法发挥独立的稳定社会精神的职能。沙皇和斯托雷平的改革，创造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奇迹，那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而这个时代却让多数国民陷于困顿。这一现象直接与东正教的教义相悖，结果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

　　苏联时代，扮演类似角色的是马列主义。它依赖官僚系统成为了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随着官僚系统的腐败，高举马列大旗的官僚系统展现为说一套、做一套，“只作不说”、“只说不做”的伪君子。整个社会随之溃烂。

　　西方观察者对“世俗”与“精神”范畴的区分极有启示。官僚体系无疑是世俗的，它既有自己的现实利害，又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而一个民族的精神领域必须是超然而稳定的，它凝结着整个民族历史上高度浓缩的共同生存经验，因而不应从属于任何世俗集团的私利。质而言之，它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不为哪一个集团所私有。

　　一个没有独立精神支柱的社会，一个精神依赖于官场的社会，定然会因官场腐败而失魂落魄。而历史一再证明，官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那中华文明的魂是什么?在哪里?

　　三、魂兮归来？

　　在许多人看来，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儒教起源于周公制礼乐，奉孔子为先师。自司马迁的《史记》出现“儒教”这个词汇，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以来，它一直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三千多年来，它首要关注的是治国平天下，其两个重点一是官僚体系的秩序与官僚的行为准则;二是教化庶黎。虽然它一直在“与时俱进”，但却坚持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前已述及，它靠官僚系统推行，依官僚系统生存。没有官僚系统的维护，它缺乏生命力。

　　宋代的程朱理学将儒学推到了一个高峰，它却即不能阻止官僚体系的腐化，也不能抵御外来武力的入侵。导致中华大地被蒙古铁骑践踏近百年。明代陆王心学又将其推到另一个高峰，它同样不能阻止明王朝的腐化，也不能抵御建州女真的攻伐，导致中华大地被满人统治两百多年。等中华文化艰难地同化了满人后，儒学再次以“汉学”、“宋学”的形态兴盛，两者相互驳难。儒学又成了正统意识形态：

　　“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尧舜，得孔孟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传，天下一日而不昏乱，即宋诸儒之功，无一日不在天壤”(清姚文田《邃雅堂集》(卷1)《宋诸儒论》)

　　晚清大儒唐鉴、倭仁、曾国藩都宗宋学，却不能阻止清王朝重蹈“昏乱”的覆辙，致使国家分裂、列强入侵。中华再次陷入百年灾难。

　　由此，若我们将中华魂寄望于儒学，最好的希望充其量不过是历史的轮回。请注意，最近一次灾难中，拯救中华的，不是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倡导的“新儒学”，而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人。抚今追昔，我们还能寄望于儒学吗?

　　还有很多人指望佛教或佛学救世，他们主要的精神领袖是南怀瑾先生。南先生致力于佛学救世数十年，著述颇丰，令人敬重。佛教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于南北朝大兴。历史上佛教主要是用虚幻的来生安慰苦难的底层大众。曾实际起到巨大作用的，是藏传佛教--喇嘛教。元、清两朝喇嘛教鼎盛，喇嘛被奉为“国师”。北京著名的雍和宫，就被准确地英译为lamaist temple(喇嘛庙)然而，这两朝都是异族统治，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重叠，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喇嘛教以“轮回“宿业”解释现实，诱使苦难的底层劳动者安于宿命。1941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观察到：

　　“西藏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酷，多出常人意料之外。……人民备受蹂躏，莫敢告讦也。惟寺院僧伽，独蒙优待。……故其人一经做僧，如登天堂;留为差民，如坠地狱。然其人受佛化已深，百凡痛苦，诿为宿业，无所怨诽。且以捐输其财产、劳力、甚至生命于佛事，为培植来世佛缘之布施，怡然为乐，故藏境亦无叛乱。”(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

　　这就是喇嘛教乃至整个佛教主要的社会功能。也是元、清两朝“崇释”的真实意图所在。

　　汉传佛教大量吸取儒、道因素而汉化。在“雅”的方向上，它成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资源;在“俗”的方向上，它为底层百姓提供精神安慰。然而，它终不免沦入虚幻，在“雅”的方向，由“打话头”沦为谈玄;在“俗”的方向，寺僧以神佛的名义受贿，信众则经寺僧向神佛行贿。尤其是官员、商人，礼佛尤虔，其所求者，升官发财、祈福禳灾而已，已远离了释迦牟尼的本意。

　　由此，中华魂若寄望于佛教，等于让神棍们主导社会精神，中华危矣。

　　道家乃至道教亦被一些人寄以期望，尤其部分知识分子。《道德经》、《南华经》思想深邃，振聋发聩，为历代文人钟爱。道家的主导倾向是厌世、离世。其所追求，近为养生长寿，远为遗世独立，羽化登仙。缺乏整合社会、共同向上的愿望与能力。至于现实中的道教，不过是问卜算卦、捉鬼拿妖、禳灾祈福之术，与佛教功能类似，沦为行贿索贿的场所。但其影响力逊于佛教。

　　近年来基督教系列的天主教、新教在国内大有发展，标榜耶稣基督的一些杂派、邪派教门亦时有浮现，有的甚至以传销的方式大力推行，以暴力威胁社会。自鸦片战争后，这个系列的宗教开始在中国大力传布，其原动力是西方欲为中华“换魂”。它在租界开学校、办医院、养弃婴，显出仁慈的面目。而西方的另一副面孔则是列强在中国驻军、掌控海关直至多次发动对华战争。这一文一武“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目的无非是瓦解、消化中华。这个系列的宗教配合西方瓦解中华的大战略，着力甚巨，危害甚巨。

　　如果从原始教义看，基督教比佛教粗陋、浅薄得多，但实践中的佛教已经沦为贿神的下九流，其破坏性有限。而实践中的基督教张扬善举，推动行善，对陷于精神困境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因而其扩张速度远超过佛教。很多地区基督徒甚众，在知识界、商界其影响也不容忽视。人们对农产品的“转基因”高度敏感，而对灵魂上的“转基因”却麻木不仁。

　　伊斯兰教在中国亦有一定势力，它主要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目前民族分裂分子，以伊斯兰教为旗号招摇，似乎还没有人寄望以伊斯兰教为中华魂，故且不论。

　　由此，以何为中华魂，实有探索之必要。

　　四、中华魂的核心

　　既然上述现成的备选对象都不堪大任，就迫使我们思考中华魂应具有什么基本特征。那中华民族在精神领域的历史积淀是什么?什么构成了中华魂?以什么为其图腾?

　　从“夷夏之辩”到“大同”

　　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孔丘的“夷夏之辩”。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著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发扬文化之大义。《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认为黄帝、尧、舜依赖文化而非暴力治天下。

　　《国语·周语下》检讨那些灭亡宗族的原因时说: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

　　即便你是“黄、炎之后”，若不祛除“慆淫之心”，“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会导致“殄灭无胤”—宗族的灭亡。

　　先秦以后，在“夷夏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文化因素。仅在华夏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血缘及地域因素才被强调。而被视为“夷”的特征是：“贪而好利”(《汉书》)，“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江统《徙戎论》)。对此梁启超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直言：

　　“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

　　梁启超直接把儒家经典《礼记》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当做了中华文明之魂，以之区别于“夷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违背这一原则的，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夷狄之行”。

　　由此，中华魂的核心精神，就是对“大同”的不懈追求。而大同就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先秦诸子是中华思想的源泉，诸子虽各有主张，甚至激烈地相互辩驳，但对“大同”的追求却是它们少有的共识之一。

　　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道家的《列子》(又名《冲虚经》，于前450至前375年撰)记载了对大同社会最早的向往：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之斯(离)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惜。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列子·黄帝篇》)

　　这是个无等级差别、无亲疏差别、无利害争竞的社会。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希望社会的各级领导者都是贤人，位次越高越要贤，以此建立一个无远近亲疏之分，人人相爱、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其领导者(墨者)需大公无私，艰苦奋斗，不惜自我牺牲。墨子将这样的追求称为“天志”。顺“天志”则昌：

　　“尧、舜、禹、汤、文、武，焉所从事?曰：从事‘兼’，不从事‘别’。兼者，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观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是谓天德。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

　　逆“天志”则亡：

　　“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桀、纣、幽、厉，焉所从事?曰：从事别，不从事兼。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义也。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墨子•天志中》)

　　墨子还以规矩比喻天志：

　　“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墨白也。”(《墨子•天志中》)

　　“大同”这种社会状态，对中国的读书人而言，既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又是虽渺茫而又值得不懈追求的未来。《礼记》是儒家六经之一，是当年所有读书人都要学习的经典，可见“大同”思想之普及。

　　不但正统的读书人如此，造反的人也如此。三国时期巴中的张鲁就是一列。据史书记载，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实行的是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倡导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积财应“救穷周急”，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实行这些措施，以至于“民夷便乐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他还办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见《汉书•张鲁传》)

　　对张鲁的这个：“运动”，毛泽东评价道：

　　“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1958年11月3日在郑州同9个省市委书记谈话》)

　　“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这是中国农民渴望自由、平等与温饱的行动。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那时只好用神通。置义舍，吃饭不要钱，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让犯轻微错误的人修治道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剑桥中国秦汉史》说：“张鲁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国的权力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设法当了这个庞大的政治和宗教会社的头目，直到公元215年他与曹操合流才使运动草草收场，……”

　　到清末，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到民初，孙中山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通常被理解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未免太狭隘。孙中山革命的核心对象其实是“家天下”，所以他大力提倡“天下为公”，一生中曾多次题书“天下为公”四字。在他的心目中，天下为大家共有，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三民主义”和后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均源于此。

　　注意，“天下为公”正是早期儒家心目中“大道之行”的核心特征。到了家天下已经确立的南宋小朝廷，著名的理学大家吕祖谦，指责《礼记•礼运》中“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吕东莱文集》卷三《与朱侍讲元晦》)

　　确实，所谓正统的儒家其实是西汉的董仲舒学派和宋、明理学。他们关注的是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而“大同”、“天下为公”与其核心目标相悖，倒是与“老聃、墨氏之论”吻合。可见在远古“大同”时代形成的核心理念，一直顽强地潜伏在中华主流文化内部。

　　将中国与印度对比，或许更有启发。很多到过印度的人都注意到，事实上存在两个印度：一个是上层精英集团的欧化的印度，一个是下层平民集团的极端穷困的印度。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两个印度似乎比邻而居，相安无事。这可能会让中国的精英集团极端羡慕：这才是和谐。而这种“和谐”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

　　有关资料显示：印度的原住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曾创造出灿烂的哈拉巴文化。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带，征服了当地原住民。由于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贫富分化的结果，在印度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

　　波罗门和刹帝利这两个高级种姓，占有了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和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在这样的制度下，原住民达罗毗图人一生下来就被告知自己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习惯了这一切，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的特权理所当然。现在，原住民达罗毗图人已成为他们世代所生长的土地上的边缘群体、不可接触者，自己祖先曾创造的辉煌文明，对他们已是过眼烟云，了无记忆。

　　靠制度和意识形态让社会底层人群安于卑贱，这是印度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要以为这只是文明中的个案，希特勒就主张：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而其他人种则是不同等级的劣等人种。美国的创建者们，将非洲人掠到美洲为奴，直到南北战争结束，黑人才获得人的地位，直到上个世纪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黑人们还在争取公民权。

　　划分僵硬的社会等级，除了依据“人种”外，还可有其他依据。前已提及，1941年，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就观察到西藏政治之腐败、社会两级分化的严重与喇嘛教世界观的关系。

　　与这些案例对比，才能领悟“大同”思想之奇异与珍贵。事实上，中华大地上也出现过阶级的分化和压迫，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帝力何有于我哉?”的思想始终在民间流传;也发生过无数的入侵与征服，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同化。各民族不是建立起类似的“种姓”制度，而是不断融为一个难辨各自来源的共同体——汉族。这样的文化背景下，1914年9月，天津南开中学一位二年级学生在作文中这样描述他的社会理想：

　　“无分畛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

　　这样的思想使他最终加入了共产党，他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整体主义

　　深厚的“大同”思想传统必然导致整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宋代张载的《正蒙·乾称篇·订顽》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正蒙·乾称篇·订顽》)

　　在张载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家族，精英集团应是家长，家长的任务是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无论“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都视若兄弟，所以需“尊高年”、“慈孤弱”。非但人类社会如此，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也本是一体，社会的价值标准须与大自然一致。

　　然而，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等价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一个社会越是清明、稳定，它的主流价值标准距整体主义的价值观距离越小，反之，则距离越大。在公认的乱世两晋、南北朝，个体主义远强于整体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重要的不是增加社会的总财富，而是争夺社会财富的索取权—货币。连最高统治者都孜孜不倦地敛私钱。晋武帝司马炎曾问谏官刘毅：“我与汉代诸帝相比，象谁?”，刘毅答：“象桓、灵二帝。”桓、灵二帝是公认的昏君，司马炎委屈地说：“我武功盖世，你说我象桓、灵二帝，太过分了吧!”刘毅答：

　　“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刘毅传)

　　最高统治者贪钱如此，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以敛钱为正务，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一文不值。晋人鲁褒笔下的司空公子，道出了当时的“与时俱进”的主流价值观：

　　“时易事变，古今易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实，无异于遗剑刻船，胶柱调瑟，贫不离于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而今变天了，价值标准翻了个个，这是有钱人的天下，你还食古不化，在那里追求质朴、实在，活该又穷又没名气)(鲁褒《钱神论》)

　　可见，社会主流价值标准与整体价值观的距离，可作为识别社会治乱程度的标志。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些尽人皆知的格言反映了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于是“以天下为己任”成为读书人的潜在倾向。

　　这种倾向绝非无足轻重。经济学在西方被理解为“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其背后就是资本利润极大化。而在中华文化中，“经济”一词指的是“经世济民”。连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都主张“计利当即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

　　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主义，正如秦晖指出的：

　　“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常识了，它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力和个性价值的社会。”(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

　　在西方文明看来，“共同体本位”就是传统社会，而现代公民社会则是“个人本位”。于是瓦解共同体，是实现个性解放的前提，舍此就无所谓“现代化”。连蒋介石在其《中国经济学说》中都这样评价西方经济学：

　　“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

　　在西方文明中，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个异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着眼于论证：这个经济体系从整体上看，不可能持续运行，必然因内部矛盾的积累而毁灭。这种着眼于社会全局的分析视角，对中国读书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而汲汲于个人资本积累的“经济学”，不过是“教人挣钱的学问”，难免给人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感受。

　　近30年来，在西化的学界引导下，在主流传媒的鼓噪下，整体主义被抛弃，忧国忧民等同于傻帽+狂妄，而“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才是正道。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勿怪乎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贪官、裸官、里通外国的“学者”、与百姓为敌的“精英”。

　　理性倾向

　　各个文明的智者都不得不面对苦难而丑恶的现实，然而，如何面对却有不同的选择。多数民族的智者求助于宗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而中华文明的智者却偏好求助于自己的理性。

　　周代以前，中华与其他文明一样，都有鬼神崇拜。而春秋“百家争鸣”之后，知识界渐渐将自己的思想基础移到证据与逻辑之上，虽然远不到当今逻辑实证主义的程度，但鬼神崇拜却逐渐淡化。先秦的儒、法、老，均力图以人类的智力理解现实，寻找出路，而非寄望于超然的神秘力量，作为学派它们延续至今。孔老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而主张“明鬼”的先秦显学墨家，却很快没落。

　　鬼神崇拜主要在民间流传，多是一些分散的神祗，如土地神、青苗神、水神、火神、门神、灶神、雷神、山神、河神、龙王之类。汉初，刘邦曾下诏：“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祀”(《汉书·郊祀志》)。

　　这一大批源自早年万物有灵观念的神祗，最后大多汇聚到唯一的本土大宗教—道教中。道教于东汉年间在民间逐渐兴起，最早公开创立道教组织(教派)的是东汉末年的张道陵和张角，前者在汉中创立了“五斗米道”，后者则在中原创立了“太平道”。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奉老子为“太上老君”，从道家典籍中获取思想资源。此后两千年多的历史上，道教多在民间流传，而且不如外来的佛教流传广泛。

　　今天有学者悲叹中国“宗教资源匮乏”。事实上在这片土地上不但有外来的佛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有本土的宗教—道教。但知识界始终保持着理性思考的倾向，宗教在他们手里要么被当作修身养性的资源，要么被改造成哲学思辨。有的更不惜以身犯难，当面反对皇家“佞佛”，其思想武器正是理性思考：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十八年耳。其后乱王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得更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韩愈《谏迎佛骨表》)

　　有趣的是，连一些宗教人士都力图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理性而非信仰的基础上。如在佛家颇有影响的陆流(陆锦川)先生，就反复强调，自己宣讲的是“佛学”而非宗教。他还特别反对“以神通取信于人”，这与孔老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异曲同工。

　　正是这种理性的精神，使中华在农业时代多次立于全球文明之巅。更重要的是，理性的精神使我们的先辈重视历史，留下了大量的史籍，其系统性、完整性在几大古文明中首屈一指。

　　然而近30年来，“不争论”的圣旨封杀了理性思考所必须的争辩空间。于是整个社会丧失理性，陷入鬼神崇拜，而且，崇拜的是最低俗的财神。

　　(与之对比，希腊神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财神赫尔墨斯下凡到人间，想考察一下自己在民间百姓中间的地位和被人民重视程度。他化装成一个顾客，来到一家雕塑店。他指着宙斯的头像问：“这要多少钱?”回答：“七赫拉。”他又走到自己的雕像前指着雕像说：“这个值多少钱?”雕塑者指着宙斯的像说：“如果你买那个，这个就算添头，白送你。”)

　　公司、商店、餐馆到处都能见到财神的塑像(而且往往是“招财猫”的形像----白猫黑猫，挣到钱就是好猫”)，整个中华沦为货币拜物教的兴行场。晋人鲁褒的《钱神论》成了“成功人士”的圣经。数千来，崇拜钱神、财神反复造成了惨痛的后果。然而向钱看的学界无视史籍上血泪斑斑的记载，以“现代化”的名义，竭力宣扬货币拜物教，其成效之巨，GDP成了政府治国的目标，成了考核各级官员的硬指标。而理性的社会经济思考，成了犯忌之举。

　　由此我们看到，中华魂的核心是：大同思想、整体主义、理性倾向。每当社会陷入危机时，一定有无数先贤在其指引下“舍身求法”、“为民请命”、“拼命硬干”、“埋头苦干”(鲁迅语)。在近现代中华社会的巨大危机中，这样的人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最为鲜明的，就是毛泽东。

　　五、毛泽东与中华魂

　　近代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入侵，造成了中华社会最大的生存危机。这一过程中，消解中华魂是一个最根本的战场。从1847年容闳等第一代留洋学生开始，西方就孜孜不倦地试图用他们的思想体系取代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却一直成效不彰。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同思想、整体主义、理性倾向在中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剿。

　　在关于“乌托邦”的讨论中，“大同”思想被定位于虚幻、不切实际。一切为共同体奋斗的行为都被描写成愚昧、狂妄、可怜之举，而“理性经济人”理论堂而皇之地为自私、卑劣、甚至卖国行径辩护。于是人们看到了无可遏止的贪腐。当年，是为社会前途奋斗的人们筹组了共产党，而今呢?

　　在关于“共同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讨论中，整体主义成了传统、封建、落后的代名词，而个体主义成了“现代化”的前提。记得当年笔者的一位年轻朋友就对《岳阳楼记》表示不以为然，另一位朋友则批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连自己都不能解放，何谈解放全人类?可见这思想工作的成效。民间对这一理论导向的反映则是：“新生活，各顾各。”

　　在主流学界对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狂热推销中，《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致命的自负》成了学界的时尚。历史的发展被视为是纯偶然的,根本无规律可言;而试图理性地认识人类社会，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唯一合理的“理性”只是个人追逐私利的“理性”。于是放弃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不理睬钱学森倡导的“总体设计部”，靠“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年，摸到了“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的地步。

　　阉割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解放个人的逐利动机，成效昭彰——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这财富主要是供应美国超市，其价格之低廉使沃尔玛能标榜“天天平价”。即使如此低廉的出口价格，也居然积累出巨额的外贸顺差，使外汇管理当局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去弥补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可以维持相当于中国11.8倍的军费，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舞枪弄棒。

　　这历历在目、触目惊心的现实背后，是中华魂的丧失。史实一再警告我们，一个丧失灵魂的社会只能、也只配成为别人宰割的对象。

　　1949年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讨论国歌问题。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赞同。但李立三和郭沫若认为需修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词田汉亦同意。周恩来认为：

　　“我们前面还有着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见田伟国《中国国歌之变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9年02月05日)

　　1949年，革命战争正在赢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周恩来却对未来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觉。今天的中国，外有美国的C形包围圈和“亚洲再平衡战略”，内则学界被西化派控制，传媒被“公知”控制，娱乐圈充斥着吸毒者，官场充斥的裸官、贪官。社会两极分化之甚，使两极已无对话基础。今天的危险，比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面对的，不知大多少倍。而打开电视看到的却是“娱乐至死”，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历史上不知多少次出现这样的局面，物欲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浑浑噩噩，不知死之将至!等灾难降临后，回顾往昔繁华，恍如梦境。两汉、隋唐、两宋、元、明、清那个不是这样?当初的苏联，今天的中东、乌克兰，不也都是这样?原因何在?魂没了，或亡于内部矛盾的爆发，或亡于外部势力的瓦解。

　　建国初期，毛泽东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对物欲泛滥精神萎靡的社会，直指症结、发人深省。这话是在中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进城后，一些军队干部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与资本家相距甚远，遂主张提高军队的工资。对此，毛泽东说：

　　“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有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讲的。可见当年的党内、军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艰苦奋斗是环境、条件所致，而非自觉自愿的选择。一旦有条件，物欲就会膨胀、精神就会萎缩，就会脱离底层劳动者而向资本家看齐。只有坚持大同思想、整体主义和理性倾向，才能抵御物欲的诱惑，自觉地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看齐，为他们服务。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一定会认同，大同思想、整体主义、理性倾向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诞生于中华民族最艰难危险的时代，诞生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与今天许多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时髦“理论”相比，它有两个极为鲜明的特征：

　　其一，接地气，它用老百姓都能理解的大白话，把被统治集团、剥削阶级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分析得条清缕析，使绝大多数人口，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

　　其二，贯古今，它不止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更融汇了中国思想史上儒、墨、道、法各家的精髓。近代史上学富五车者甚多，以其“多识”而傲人者甚多。但穷究底蕴，深入浅出，进而改变了世界者，首推毛泽东。其他人与之相比，正如叶剑英描述的：“侪辈追随愧望尘”。毛泽东离世后3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叶剑英判断的正确。

　　任何直面历史的人，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堪比尧舜，数千年不出的圣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努尔哈赤都是私有制下打江山、坐江山的豪杰，而毛泽东则为建立大同社会奋斗了一辈子。他一方面俯视历代帝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鵰”，一方面崇尚广大劳动者--“六亿神州尽舜尧”。

　　不妨从佛家“戒、定、慧”的视角观察毛泽东思想。佛家的戒定慧合称为三学，它有复杂的构成，有人将其表述为下图。

　　究其本质，其实是三方面的训练：

　　1. 修戒——完善道德品行;

　　2. 修定——致力于内心平静;

　　3. 修慧——培育智慧。

　　从这个视角观察毛泽东思想，戒就是一些列的行为准则。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莫过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同于佛家典籍，它不是先验的规定，而是在革命战争中逐渐积累、完善起来的。

　　在其初始阶段，曾包含“上门板”、“捆稻草”、“洗澡避女人”这样的粗陋的条款。当时红军生存于民间，时常借宿民居，不免以门板当床板、稻草当被褥。起床后记住“上门板”、“捆稻草”既减少了对百姓的打扰，更反映了对百姓的尊重。正是这些看似细微之处，使红军之“鱼”能遨游于百姓之“水”中。

　　当年，共产党几乎一无所有，而国民党财大气粗，前者之所以能够推翻后者，这是首要因素。在淮海战役中，能有543万民工担当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根源即在于此。所以陈毅在总结准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可见此戒对共产党而言，无异于生命线。

　　近30年来，此戒被放弃，当局主动“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结果官僚化无限制泛滥，官民关系迅速恶化。“维稳”成为“执政”的要务，以至于需成立一个毛泽东时代匪夷所思的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悲夫!

　　另一个重要的“戒”出自战争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戒包含着血的历史教训。当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自以为大功告成，天下在握，迅速骄奢淫逸，结果龙椅还没坐热，就被赶出北京，此后大势急转直下，终于被消灭。

　　事实上，以农民为主体的起义军，天然的思想倾向是“打天下、坐天下”。解放军进城后，腐败案例大面积发生，遂有了后来“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运动。如果没有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一戒，后来未必能以霹雳手段震慑腐败倾向，李自成的命运就在等着中国共产党。

　　佛家的“戒”包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集中于个人私德的修养。而毛泽东的“戒”，则集中于一个方向：共产党必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连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都慢慢领悟到这一戒。2008年，时任国民党代理党主席吴伯雄拜谒中山陵，手书“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并称这是普世的价值。

　　这个道理儒家的孟子早就明白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的一贯思想，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中多次阐释了这样的思想：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在这里直斥“王”的图利思想，并直接将整个社会的贪利局面归之于“王”的示范作用。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认为当政者应“为民父母”，若搞得“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则无异于“率兽而食人”。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齐宣王的离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非难、埋怨)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不对、错误)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在这里要求统治者“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在孟子看来，贼仁残义之君只是“一夫”，杀之为“诛”而非“弑”。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在孟子看来，国家间的征战是否应该，只看对方国民是否愿意。如果对方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应该打进去，以解救百姓。

　　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对孟子说：“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个， 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而牺牲的。杀他们吧，杀不了那么多;不杀他们吧，又实在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对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指出：邹国“仓廪实，府库充”，而政府凶年不救灾，听凭数千百姓“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对方”。所以百姓不管官吏死活，不过是报应。

　　……

　　虽然，“民为贵”是几乎每个人都读过的，除了朱元璋，也极少有人公开反对。但在实践中，尤其在政策选择中，它却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撇开。80年代，学界热衷“策论”，一次听社科院谋研究员大谈其政策构想，我问：“你这政策是民本位、社稷本位还是君本位?”对方先是一愣，沉吟片刻，答曰“社稷本位。”构成“社稷”的，主要是精英集团，占人口90%以上的社会成员，与“社稷”无关，对“社稷”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社稷本位”本质上就是精英集团本位，这是我们绝大多数“策论”的立脚点。

　　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毛泽东的“定”：时刻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遍，而不是站在地主老财资本家、军阀豪强政客、“公知”“砖家”“叫兽”等“精英集团”一边;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钱、权、色卖命。

　　理解这一“定”自然能理解毛泽东诸多的“戒”，方能理解他许多不为时人认同的举动，如几乎砸烂“社稷”的文化大革命。获得此“定”，自然无私无畏;而丢失此“定”，必然成为无根之萍，为物欲所役，被钱、权、色的巨浪卷入无尽的轮回之中。30多年来，这等榜样还少吗?

　　“定”的获得，一方面需长期“持戒”，在持戒中逐步理解“定”的根本;一方面需理性地深思，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熟读历史，对历史经验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有了这样的理解，“为人民服务”之“定”，才不仅是一个价值选择，而同时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这就是“慧”。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战争和战略问题》、《论十大关系》等许多著作充满了从实际出发，实践出真知，不盲从权威、先哲、教条的态度;充满了全局、系统、动态、辩证分析的精神，这就是“慧”。正是这样的“慧”，使毛泽东能“粪土当年万户侯”，做出了改天换地的奇迹，开辟了消灭私有制的道路。

　　昧于毛泽东的“慧”，30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愚不可及的表演。有人目光如豆，以一时得逞为“历史的终结”;有人只见物质不见精神，以升官发财为“成功”判据;有人迷信“权威”，跟着洋人屁股爬，成为人家的第五纵队;有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出十个问题……。

　　当今中国的精英集团，最缺的就是毛泽东的戒定慧。社会的精英古时称为“士”，“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章》)。当今的精英集体团，丢了毛泽东的戒定慧，甚至向毛泽东泼脏水，又能谈何弘毅?人们看到的，只是“士之无耻，是为国耻”!

　　六、梦与魂

　　梦与魂是每个社会都会遇到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有梦，最为世人熟悉的，可能是“美国梦”。所谓“美国梦”被主流传媒阐释为：

　　“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百度百科•美国梦条)

　　说白了，就是个人奋斗一定成功之梦。显然，这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未必是其社会现实。

　　中华社会也是个善于做梦的社会，除了前述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外，著名的还有《黄粱梦》、《南柯梦》、《红楼梦》、《青楼梦》……。与美国不同，理性的中国人用梦表述的，要么是对过去的回忆，要么是远离现实的幻象，要么是曲折地反映现实。总之梦不过就是梦。梦是无法引导中华社会前行的。引导中华社会的是魂。而魂的衰落是当今中华社会最大的危机，重铸中华魂，刻不容缓。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携坚船利炮，打开的不仅是国门，更击碎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心。从武备到军制到经济到政治到学制，传统被逐一抛弃。甚至连文字都要改为“拉丁化”。近年来更是以英文为正统，高校招教师，非欧美大学毕业不要。至此，中华魂危乎殆矣。

　　近代让中华魂重新振作的只有一人----毛泽东。在不到30年的毛泽东时代，军阀、土匪、娼妓、烟鬼绝迹，地主、老财、资本家再不能靠“要素”分配，只能靠劳动谋生。社会推崇的是勤奋、自立，而不是后台、靠山。原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令人惊奇地团结起来，有了共同的价值诉求。毛泽东接管全国政权时，中国的工业几乎为零，别说飞机、大炮、汽车、火车了，连火柴都叫“洋货”、煤油叫“洋油”、钉子叫“洋钉”、自行车叫“洋马儿”……。毛泽东撒手人寰时，中国有了基本配套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我们至今受惠于此----看看根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吧。

　　最根本的是：人们追求千年的大同近在眼前，整体主义成为社会的共同价值，理性倾向使神棍们没了生存环境，断了香火。中华文明的核心追求从未这样接近现实。中国人从未这样以全社会而非以个人为本位思考问题。

　　中华魂要再次振作，非毛泽东思想不可，中华魂的图腾只能是毛泽东。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走进死胡同，不重铸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华魂，中国势将陷入大乱。大乱之后，只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华魂才能收拾残局，重聚民心。

　　重铸的中华魂，必须是独立于官场的全民信仰，只有毛泽东思想可以承担这一重任。官方30年来以各种方式与毛泽东“切割”，纵容资产阶级的文人咒骂、污蔑毛泽东，相反，底层广大劳动者却日益看清“非毛化”的实质，看清毛泽东思想是自己唯一的思想武器。对那些正力图重建、巩固阶级压迫体制的势力，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最恐惧的敌手。

　　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演化的具体道路，但大的方向目前已经明朗，只要中华不瓦解、灭亡，中华魂就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还可能有另一条路：中华灭亡，被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当做外来资源吞下、消化。这样一来，灭亡的将是全人类，西方已经有无数学者在讨论其文明崩溃的前景，这个文明已经没出路。再把13亿人彻底卷进去，这文明只能更快崩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人类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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