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造成很大困难。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基于对人民利益的高度忠诚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切，毛泽东对通货膨胀问题给予了认真思考，形成了防治通货膨胀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防治通货膨胀的根本保障;控制货币的财政发行，实现货币的经济发行是防治通货膨胀的内在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防治通货膨胀的重要辅助手段。
国民党统治时期，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引发了国统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毛泽东记忆深刻。1964年8月28日，在接见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人民生活费提高30%，广大人民群众还不会觉得严重。还会提高的。货币不光是贬值的问题，而是要废除一种，发行另一种。如果搞到那种程度，老百姓就受不了了。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货币贬值到废除原来的货币，到换到另一种货币，第二种货币又废除，换第三种货币。上午是一等价格，下午又是一等价格，工人今天领到工资，如不赶紧去买物资，到明天就要损失一半以上。这不得了，如何活下去呢?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基于对人民利益的高度忠诚和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切，毛泽东对通货膨胀问题给予了认真思考，形成了防治通货膨胀思想。
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防治通货膨胀的根本保障
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超过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供给造成的，所以努力发展生产，扩大商品和服务供给是防治通货膨胀的根本保障。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作为主要任务来抓。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根据地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根据地《土地法》的制定和完善，使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边区经济建设工作越发重视。1940年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说：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1941年8月6日，在致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边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指导。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对于一些过分强调财政作用的人，毛泽东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他认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通过各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生产的扩大使物资供给大大增加，特别是棉花、布匹等必需品大部实现自给，从根本上改善了边区财政贸易的困难状况，初步保障了战争和生活供给，为边币币值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1943年10月，毛泽东为党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用一连串否定句指出了生产运动中的错误之处，他说：“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生产和财政的关系，毛泽东在指示中指出：“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在这里，他把发展生产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巩固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进行了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对发展生产给予高度关注，他特别强调要抓好农业生产，要掌握粮食。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强调农业生产的根本性作用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谈到节约粮食问题时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同年7月5日他在批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性：“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即使在“文革”中的1968年，毛泽东在阅李先念、李富春报送的《国务院业务组关于1967年度粮食情况简报》时批示：“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简报》中所提的政策主要是增加粮食生产库存和节约粮食方面的。
二、控制货币的财政发行，实现货币的经济发行是防治通货膨胀的内在要求
货币发行要遵循货币流通规律。货币流通规律是商品经济的重要法则，它要求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供应量相适应。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指出：“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对此项原则予以强调：“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毛泽东在这里确立了纸币发行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原则，对防治通货膨胀具有根本性意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于1938年8月同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全面地阐明了边区货币发行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边区应该有比较稳定的货币;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这些原则成为边区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边区银行根据这些原则在稳定币值、同敌伪货币作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也为以后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在战争年代，要求财政完全做到收支平衡，不向银行透支是不现实的，但如果纸币发行不是根据生产和市场需要，而是根据财政需要，过量发行货币，那就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影响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边区通过组织军队和群众进行生产活动，有效地增加了物资供给，为纸币发行提供了坚实基础。特别是抗战时期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大幅度增加了产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财政收支平衡比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物价稳定工作给予高度重视。1949年1 1月28日，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1950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几次平抑物价的斗争，短期内取得了很大成效。1950年6月，毛泽东总结财经工作经验时提出：“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十分高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防治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活动经费很不充足，后来又转战农村地区，财经状况更差。为了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发展壮大，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努力筹款筹粮外，还须大力提倡勤俭节约。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精简机构以节俭财政支出是毛泽东始终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财政工作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政府和军队开支过大的实际，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思想，要求“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开支，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
1948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年。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在一些主要战场已经控制了局势，掌握了主动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也存在着许多困难，特别是在经济方面。194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比较国民党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但毛泽东相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并且必须克服的。在克服困难诸多对策中，毛泽东把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放在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经济形势摆在毛泽东等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争取有限的外援，但主要靠自己的积累。勤俭节约是积累的重要方面。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筹集巨额的建设资金是一件艰巨的任务。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正是由于坚持了勤俭节约的方针，“一五”计划才得以顺利推进，初步奠定了中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强调：“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就是几十年以后中国富强起来了也需要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防治通货膨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在多数时间里使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不到45%，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低增长有其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原因，但与毛泽东防治通货膨胀思想所发挥的指导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防治通货膨胀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发展生产，不断增加有效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遏制通货膨胀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在发展过程中，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使虚拟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其次，货币必须以经济发行为原则，正确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财政和金融是中国控制货币发行数量的两个主要渠道，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防范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再次，要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勤俭建国仍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7期，摘自2014年第4期《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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