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第六十五个国庆日。然而在这一天，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又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中央，与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画像，遥遥相望。此举不仅再一次令那些崇拜孙中山的公知们欢呼雀跃起来，而且也更加深了他们把孙中山看成是现代中国国父的无知心理。
孙中山和毛泽东，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产都生过决定性影响的两个人。出生于公元一八六六年的孙中山，比毛泽东年长二十七岁。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八岁的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而二十七年后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我国的上海参与了我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的时候，他所领导的国民党，还是一个只占据两广一带的地方势力。而当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所建立的民国政府成为全国性的政权之后，为了通过树立孙中山以提升自己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于是不仅大肆神话孙中山，而且还更是尊奉孙中山为国父并尊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为国母。
一九二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后不久，毛泽东不仅就象把自己的妻子和弟弟妹妹都领上了革命道路那样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大批的党员，而且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先后举起屠刀大肆残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更是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联手反动统治的道路。从此，毛泽东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场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毛泽东思想，直至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从而创建了独立的、拥有完整国家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孙中山病逝的时候，他所缔造的国民党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所以国民党人在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之后尊奉孙中山为国父的做法，尽管充分体现了他们不忘开拓者创业之艰辛，但终究太过牵强。尤其是自一九四九年被赶到台湾等几个海岛上之后，国民党政权就降为了一个地方性政权。由于国民党政权既再也代表不了中国，也更再难以成其为国，所以孙中山的国父的称号，自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然是对历史上中国的继承，但更是对历史上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历史上的中国的性质和国运的改变。因此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所取得的胜利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尽管毛泽东足以堪称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父，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始终牢牢地坚守着国家的人民性质和人民史观，故而才没有像国民党那样牵强附会地搞出一个什么国父来。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性质的悄然改变和意识形态的混乱以及英雄史观的兴起，因此这才出现了中国现代的国父之争。
毛泽东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缔造者，但终究不是唯一的缔造者。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都可以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之争如果是在他们这些人中出现，那还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当今这个仍然还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一大批不仅备受美国人的青睐，而且还更是被美国人封为了是公共知识分子称号的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却把孙中山认作了是国父。因此当著名学者刘小枫刚刚提出了“我们宪政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学界和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问题就在于，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呢?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考虑，蒋介石已经被开出去了，那我们说是孙中山接着毛泽东，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这样一个观点之后，马上就遭到了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围攻。如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对刘小枫的观点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说孙中山不如毛泽东，可以说，但前提是得拿出证据来，不能光喊口号。”
能够证明一个曾经担任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能力的证据，那就是这个国家在他的领导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新旧中国反差极为强烈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了孙中山与毛泽东相比，即使差不了十万八千里，那也绝不会少于十万七千里。而至于能够证明“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的证据，相信只要是稍具中国近现代历史常识的人，就能够信手拈来。
孙中山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建党总理，是国民党军的缔造者，而且还更是做过几个月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和广州政府时期的非常大总统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执掌新中国最高权柄二十七年。而当他们分别撒手人寰的时候，又都各自留下了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呢?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孙中山病逝时留下的：
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是一个有国无防的中国;
是一个人见人欺对中国;
是一个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遍布的中国;
是一个面对外来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的中国;
是一个侵略者可以肆意践踏的中国;
是一个由于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国民由于普遍缺少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而一盘散沙的中国;
是一个汉奸遍地，以争当洋奴、买办为荣的中国;
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横行霸道的中国;
是一个民族矛盾四伏，边疆危机深重的中国;
是一个军阀混战不断而四分五裂的中国;
是一个匪患极其猖獗，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国;
是一个钢铁生产最高年份才只有九十二点三万吨的中国;
是一个几乎没有现代机械制造业的中国;
是一个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科研体系的中国;
是一个国民普遍吃不饱、穿不暖而民不聊生的中国;
是一个普遍缺少现代教育和医疗的中国;
是一个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也病逝于北京。而毛泽东留下的，却是：
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
一个没有民族冲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
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
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
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六十五岁以上的中国;
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成了东方巨龙的中国;
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
一个在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六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零点三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
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
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
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
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
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彻底绝迹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
一个识字率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国;
一个人口死亡率从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一点八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七三的中国;
一个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制造出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
一个不必担心货币贬值的中国;
一个不必担心食品安全的中国;
一个不必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
一个没有多少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的中国;
一个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的中国;
一个每亩耕地使用化肥从一九五二年的零点二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九点四公斤的中国;
一个每亩耕地的用电量从一九五七年的零点一千瓦小时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三点七千瓦小时的中国;
一个原来不能大批量工业生产铝、磷肥、塑料、合成橡胶、电影胶片、汽车、拖拉机、飞机、机车、大型轮船、电视机、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化学纤维、合成洗涤剂，大型、精密机床，大型发电机.....以后全部能够自行大批量工业生产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产量增长：钢一百二十九倍、煤十五倍、发电量四十七倍、石油七百二十六倍、化肥八百七十四倍、水泥七十一倍、粮食二点五倍、棉花四点六倍、油料一点五倍、肉类二点三倍(与一九五二年相比)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年通车、通航里程增长：铁路二点二倍、公路十点二倍、水运一点九倍、航空八点六倍(与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长：在校学生八点四倍、高等学校五点三倍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长：卫生机构床位二十一倍、卫生技术人员数四倍(与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国。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的仅仅第五天，孙中山就发表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在这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发出了郑重的承诺，全盘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孙中山通过这份《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所要向各帝国主义列强表达的愿望，无疑就是要明火执仗的去抢夺当时尚还存在的满清王朝的一切债务和屈辱。
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立即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废除以往中国历届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此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是由于孙中山根本就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已经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常识，所以刘小枫的“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这个观点，只不过就是重复了这个常识，而绝不是什么“光喊口号”。而正是孙中山自己由于只会喊口号、说大话、吹牛皮、大言不惭、大话无边，因此这才在当时就被人讥讽为了是“大炮”。
在对待毛泽东和孙中山这两个历史人物上，当今的公知们始终采用的是双重标准。譬如三十多年来，在毛泽东和江青这两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婚姻问题上，当今的公知们用他们所能够想到的最下流的语言，编造出了他们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最为下流的故事。而孙中山和自己老朋友宋嘉树的女儿宋庆龄的不伦之恋，却被他们吹捧为了是纯洁爱情的典范。
毛泽东和孙中山一样，一生都共有过三次婚姻。毛泽东的三个妻子也与他一样，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和第二个妻子贺子珍于一九三七年底分手之后，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正式结婚。此后直到毛泽东逝世的一九七六年，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和江青这对坚定革命的伴侣，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并肩战斗，生死不渝。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挚友宋嘉树的第二个女儿，当宋庆龄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孙中山不仅就看见过她，而且还更有可能抱过了她。一九一三年，在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和好友宋嘉树一家以及一些国民党人再度流亡到了日本的横滨。而此时的宋庆龄，却正在美国留学。一九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宋庆龄从美国留学归来刚刚归来而抵达日本横滨的第二天，宋嘉树和宋霭龄就带着宋庆龄去探望了孙中山。一九一四年九月，由于宋霭龄要回上海完婚，于是宋庆龄便接替宋霭龄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之后，宋庆龄积极协助孙中山组建了每名党员都必须要以按指模的方式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中华革命党。
在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之后不久，由于朝夕相处，孙宋二人渐生情愫并私定了终身。为此，孙中山曾言：“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一九一五年六月，宋庆龄为了她和孙中山的婚事，专程从日本回到上海征求事先已经从日本返回到上海的父母的意见。得知女儿已经与孙中山私定了终身，宋嘉树夫妇竭力反对并经常破口大骂孙中山。不仅如此，为了阻挠女儿与孙中山的不乱之恋，宋嘉树夫妇还将宋庆龄软禁在了上海的家中。
见由于自己与孙中山的不伦之恋而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并软禁，于是宋庆龄买通了仆人给孙中山发去了一份求援信。接到宋庆龄的求援信之后，孙中山马上派朱卓文到上海来营救宋庆龄。当与宋庆龄取得了联系之后，在朱卓文的精心策划下，宋庆龄以床单为绳滑下二楼从而逃出了家中，乘上朱卓文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车子直奔码头，然后登船直奔日本投入到了情人的怀抱。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不伦之恋不仅遭到了宋庆龄的父母及家人的坚决阻拦，而且也更是遭到了胡汉民和朱执信等绝大多数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却冲破了层层的阻挠，于宋庆龄到达日本第二天的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上午，就到日本律师和田的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当天下午又借用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房子举办了婚礼。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时，尽管当时在日本的国民党人有很多，可是到场祝贺的，却只有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以及陈其美这三个人。而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在得知宋庆龄逃离了家中的消息后，马上就追到了日本。见以自己之力无法阻止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不伦之恋之后，宋嘉树还以自己的女儿未成年为由，到日本的有关执法部门去控告了孙中山。但是由于孙中山在日本的友人很多，因此宋嘉树在日本也遭受到了投诉无门的冤屈。于是比杨白劳还冤的宋嘉树只好返回来向孙中山表示服软。身为岳父的宋嘉树在梅屋庄吉的家门外，当众先是给孙中山磕了三个头，然后再哀求他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并随即又奉送上了一份丰厚的嫁妆。
一九一五年对于孙中山来说，可谓是最为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孙中山不仅抱得了美人归，而且还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份只要日本人支持他推翻袁世凯而重登总统宝座，他便将满蒙地区割让给日本的名曰《中日盟约》的协议。这一年的孙中山和宋庆龄，真可谓是“宋二风流大炮狂，恨未中华入私囊。为谋再登总统位，欲引东师入沈阳。”
公知们在对待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问题上之所以会采用双重的标准，不仅是由于毛泽东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性质的根本不同而导致了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尤其是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且还更在于毛泽东和孙中山领导革命方式的不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是“官兵一致同甘苦”，亲力亲为，艰苦卓绝，甘冒锋镝。而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方式，则纯粹是“大话无边信口吹，顺手抱得美人归”。而“大话无边信口吹，顺手抱得美人归”这样的优雅人生，又历来就是只会坐而论道的我国传统文人、也就是当下的那些公知们毕生所向往与追求的。因此这些公知们这才要拼命地妖魔化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又极其无耻地吹捧孙中山。
革命的胜利，当然离不开革命理论的引领。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引，任何革命都将无法取得胜利。但是正确的革命理论，却又只能是在经过了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这样至少一个往复的过程之后，才能产生的。坐而论道，绝对创立不出什么正确的革命理论。脱离了革命的实践而单纯地坐而论出的道，就只能象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那样，不仅不能将中国引向现代化，反而还只能是将中国推入到了军阀混战与四分五裂的血海深渊。因此孙中山从美国抄袭来的那个只为“驱除鞑虏”的“旧三民主义”，不仅不是一条革命的正道，反而还只能是属于纯粹的邪魔歪道。
孙中山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特别是在其生命的晚期更是制定并坚决执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此其历史功绩当然不可否定。然而在我们这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中，象孙中山那样所极力鼓吹的狭隘民族主义，却只能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特别是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不仅在当上大总统之后的第五天，就宣布全盘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而且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对帝国主义列强抱着能“以平等待我”这样的极大幻想。因此，孙中山同样也是近代中国崇洋媚外的先驱。只是到了晚年在屡屡失败的残酷现实面前，孙中山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更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
现代化是一个时空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因此现代化的中国，至少是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是一个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中国。现代化绝不能以吃好、穿好、奔小康为标准，而只能以能否维护民族的独立，能否维护民族的尊严，能否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能否捍卫国家的主权，能否抗击外来侵略为标志。因此现代中国的国父，那就只能是毛泽东。而无论是从当时中华民族正在形成的历史要求来看待，还是以抵御外来侵略与奴役的急迫现实来衡量，抛开其他因素等暂且不论，后来如果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生了转变，那么仅就孙中山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与首倡“东南互保”的李鸿章相互勾结而打算分裂中国的所作所为，将其称之为国贼，可能更恰如其分。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中日甲午战争正酣的时候，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成了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为纲领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我国进一步沦落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而帝国主义列强逐步加剧的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侵略，终于引发了我国劳动人民群众的反抗。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河北、山东和山西等地的我国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组织起了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旗帜，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了恐惧。一九○○年四月，俄罗斯帝国驻满清政府的公使就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呼吁要联合镇压我国义和团运动。而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驻满清政府的公使也联合照会满清政府，提出要“剿除义和团”并把海军舰队开到大沽口外进行威胁。从五月三十日开始，英、俄、法、美、意、日、德、奥八国的军队一千余人陆续侵入北京并进驻了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而另有两千余人驻扎在天津的租借。同时，八国侵略军海军的二十四艘军舰，也集结在了大沽口外。
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八国侵略军两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民众和清军董福祥、聂士成等部联合作战，于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将侵略者打得溃不成军，不得不沿着北运河败逃回天津。
六月十七日，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八国侵略军的海军在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朗特的指挥下，向防守大沽口炮台的清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防守炮台的清军在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大沽炮台的守军与侵略者鏖战了六个多小时，击沉击伤敌舰六艘，打死打伤敌军一百三十多人，最终全部阵亡。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扶清灭洋”这个口号的提出，使不甘心受辱且又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屡屡失败的满清王朝统治者看到了“民心可用”。于是在一九○○年的六月二十一日，满清政府下诏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同时诏令全国各地的督抚率兵勤王并召集各地的义和团民众进京，由庄亲王载勋等人统领，以军民的共同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军民协力、同仇敌忾，从而掀起了中华民族自一八四○年开始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来，第一次全民族的抗战。
早在满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宣战之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人，由于被侵略者的凶残气焰吓破了胆，于是便秘密商议向帝国主义列强投降，以不给帝国主义列强进攻东南各省的借口。同时更密谋倘若北京失守而太后和皇帝遭到不测，则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的总统。
随着时代的进步，满清王朝圣旨的下达，也改用了电报的形式。然而满清王朝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和命令各地督抚率兵勤王并调集义和团民众进京抗战的这两道圣旨，却被时任满清王朝邮传部大臣的大买办盛宣怀扣押了。特别是盛宣怀不仅扣押了这份圣旨，而且还更是给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发去密电，向李鸿章通报了满清政府这两道圣旨的内容。接到盛宣怀的密电之后，李鸿章马上联络了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伪称满清政府的这两道圣旨是“矫诏、乱命”。一面共同抗拒执行满清政府的这两道圣旨，一面经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于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由上海道台余联元出面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騤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与各帝国主义列强驻上海的领事签定了被称为是“东南互保”的《保护东南章程九款》和《福建互保协定》，从而坐视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和北京并将京津一带杀得十室九空而不顾。
在准备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列强的同时，深谙狡兔三窟之策的李鸿章，又指使自己的和孙中山有同乡之谊的幕僚刘学询，主动与此时正活跃于日本的孙中山取得联系。在得到李鸿章的主动联络之后，孙中山在六月八日与日本人宫崎滔天、内田良平、青藤幸七郎等和其他几名兴中会成员离开日本远赴香港。在六月十七日到达香港之后，六月十七和十八两日，孙中山派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青藤幸七郎这三个日本人代表自己，两赴广州与刘学询进行了会谈。
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为了策动李鸿章脱离满清王朝独立，孙中山始终逗留在香港和南洋一代，并在此期间还与英国香港总督卜力达成了“在两广地区建立一个脱离满清王朝的以李鸿章为大统领、以孙中山为顾问的由英国保护的独立政府”的一致意见。
七月八日，李鸿章奉调直隶总督。七月十八日，李鸿章北上途中路过香港，英国香港总督卜力极力想从中促成孙中山与李鸿章的会面以谋求两广地区脱离满清王朝。但是由于孙李二人此时还各怀鬼胎，所以不管卜力如何努力，孙李二人也未曾谋面。于是李鸿章继续北上，孙中山则返回到日本。
李鸿章北上途中路经上海的时候，由于为了观察形势，于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得知李鸿章在上海逗留而没有立即北上的消息后，已经返回到日本的孙中山见有机可乘，于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和日本人平山周等人自日本的横滨启程，二十九日晚抵达上海并在日本驻上海领事的保护下，住进租界里的日本旅馆，并与李鸿章进行了密谋。但不知何故，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在策动李鸿章脱离满清王朝独立的同时，孙中山也做了另一手的准备，就是利用八国联军侵略的机会和日本人的支持，由兴中会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满清王朝。
一九○○年九月二日，孙中山和日本人山田良政离开上海赶到台湾，拜见了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详细地向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陈述了他准备在广东的惠州附近发起武装起义，然后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并请求日本官方给予他提供武器和资金上的支援。尽管后藤新平拒绝了孙中山的借款请求，但是在孙中山的一再请求下，儿玉源太郎不仅允诺为孙中山提供足足可以装备起两个师的武器，而且为了给日本制造公开占领福建的借口，还更是建议孙中山在惠州起义发动起来之后，起义军可以到厦门去抢劫在厦门的日本银行里的可能足足超过二、三百万日元的库存充作军费。在得到了儿玉源太郎大力支持的允诺和悉心指导之后，孙中山等人策动的这次惠州起义如期地举行了。
按照儿玉源太郎的指示和默许，孙中山在日据台北设立了起义指挥部，自己亲自坐镇，而起义前线则由郑士良全权负责直接指挥。十月八日，惠州起义顺利地发动了起来，然而尽管这次起义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清军的力量终究是远远地大于起义军，所以这次惠州起义在儿玉源太郎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他事前对孙中山所允诺的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只坚持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就以失败告终了。
孙中山发动并亲自领导的这次惠州起义，虽然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没有来得及兑现他事前对孙中山所作出的承诺便失败了，但是日本人山田良政却不仅亲自参与了，而且还死在了这次起义之中。
在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的同时，三万余人的德军在瓦德西的统率下赶到了北京。随即便与法军一道，攻占了保定和张家口一带并向山西进军。
八国联军自登岸之后，便对我国官民进行了纯属是侮辱性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奸淫掳掠。仅京津一带，就被杀得十室九空。而义和团民众，更是被屠杀了三十多万人。在民族饱受侮辱，同胞惨遭蹂躏的时候，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人，却根本就无动于衷，不肯发一兵一卒进行救应。尤其是在孙中山看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打掉了满清王朝的一部分武装力量，特别是镇压掉了中国民众的反抗力量，因此正是他武装推翻满清王朝的绝好时机。
《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撑腰和保护，因此满清政府没有敢追究李鸿章、袁世凯和盛宣怀等人的汉奸卖国罪责。因此，一些人也就没有把李鸿章、袁世凯和盛宣怀等人所积极倡导、参与的《东南互保》，看作是汉奸卖国行为。满清王朝覆亡之后，积极参与东南互保卖国行为的袁世凯，又直接当上了怎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国民党在取得了全国的政权之后，更是把孙中山尊崇为了是国父。所以孙中山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侮辱与蹂躏期间发动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反倒成了是历史的功绩。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在接到帝国主义列强开出的只要她下令绞杀义和团并处罚那些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主战官员，便不仅可以放过她，而且还继续支持满清王朝的统治的条件后，马上下令就绞杀义和团并处罚了主战的官员。
满清王朝先是利用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来反抗外来侵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失败之后，又投降帝国主义列强反过来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镇压人民群众，从而确实是彻底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样的政府，也的确应该被推翻。然而象孙中山这样在中华民族还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侮辱与蹂躏的时候，不顾中华民族的屈辱与苦难却发动了推翻本国政府的武装起义行为，其实不过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忠心，与满清王朝争当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而已。特别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孙中山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之后第五天，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的这种形式，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实际上就是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发出了郑重的承诺，全盘接受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的一切债务和赔款的做法。就更能证明这一点。
关于对“东南互保”这一历史问题如何评价，当今的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体制内的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特别是那些被美国人封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认为“东南互保”使东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战乱之苦，为国家保存了物质实力。而体制外、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仅认为“东南互保”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行为。而且还更是把体制内的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特别是那些被美国人封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所持的那种观点，认为是汉奸文化或是汉奸理论。而对于同一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如此根本性分歧，就是由于人们接受的是不同的文化才造成的。
抛开那些由于拿了美国人的钱而故意搅混水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其他那些认为“东南互保”使东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战乱之苦，为国家保存了物质实力的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认识，完全就是由于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才造成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文化就成了汉族中国的主流文化。然而由于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极其腐朽的文化，而且还更是一种专门扼杀人的血性的文化。所以儒化以后的中国，也就成了屡屡挨打的中国。不用说南北两宋，纯粹就是靠“岁币”才窝窝囊囊地残存了下来。就是强汉盛唐，也不得不靠公主和亲的屈辱做法，才保住了汉家江山。特别是一八四○年以后，中华民族挨遍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如果不是义和团民众的奋勇反抗，中国早就被大卸八块了。导致中华民族长达两千多年时间的屈辱挨打，儒家文化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五•四运动”前后，觉醒了的那些先驱们为了号召更多的中国人奋起自我拯救面临亡国灭种灾难的中华民族，于是愤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这个口号。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由于儒家文化又以国学的面目恢复了其主流文化的地位，因此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我们中国，也就变成了“中美国”这样的殖民经济地。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一种专门扼杀人的血性的文化，就在于儒家文化是一种过于讲求智慧和恭敬，而又非常排斥、甚至是蔑视勇敢和冒险的文化。自古以来，儒家文化的《六经》之中，就以《易经》为首。而号称是新儒家三圣之一的马一浮，则更是认为《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说《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尽管是儒家传人的自吹自擂，但《易经》对我们中国人，确实是影响极大的。在《易经•需卦》中，其彖辞是这样解释的：“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司马迁在其千古之绝唱的《史记•礼书第一》中，也这样写到“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而孔子在回答子路对他“子行三军，则谁与”的询问时，回答得更是直截了当：“暴虎冯河，致死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就是由于受“敬之，终吉”和“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暴虎冯河，致死不悔者，我不与也”等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中国人的血性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缺少开拓进取的勇敢精神，而只剩下了遇事“求”的这种性格。求佛祖保佑，求菩萨慈悲，求贵人相助，甚至都到了求强盗发善心的程度。而养成了因为遇事一贯靠“求”的这种性格，因此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主流的反抗精神，也就来越往后越衰弱、甚至是丧失了，所以这才会出现当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饱读了儒家诗书的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却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的这一奇怪现象。
“东南互保”的确是使东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战乱之苦，为国家保存了物质实力。但是“东南互保”却使整个中华民族遭受了奇耻大辱和惨重损失，特别更是导致中华民族几乎彻底丧失了精神实力。《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败赔款，东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也没少负担。而精神实力的丧失，更是导致后来面对“济南五•三惨案”和“九•一八事变”那样的奇耻大辱和惨重损失时，蒋介石竟然都不敢抵抗了。
当年在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时候，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和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私下与帝国主义列强媾和以实现自己“保境安民”的做法，就是纯粹的汉奸卖国行为;而今把李鸿章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私下帝国主义列强媾和，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卖国行为鼓吹成了是“使东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战乱之苦，为国家保存了物质实力”的正确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理论。
由于饱受了充斥着“敬之，终吉”和“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暴虎冯河，致死不悔者，我不与也”这种怯懦意识和腐朽思想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因此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当年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才会私下与帝国主义列强媾和;而也同样是因为受儒家思想的这种毒害，所以如今体制内的那些专家、学者、教授，特别是那些被美国人封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才会把当年手握重兵的李鸿章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在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时候私下与帝国主义列强媾和的做法，鼓吹成了是“使东南和南方各省的人民免受了战乱之苦，为国家保存了物质实力”这样的正义之举。
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积极促成了“东南互保”的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在《辛丑条约》签定后，由于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撑腰，所以不仅没有受到满清王朝的追究，而且李鸿章死后还被满清王朝赐给了“文忠”的谥号;而袁世凯借武昌起义之机，干脆直接篡夺了满清王朝的政权而当上了中华民族的大总统;特别是在此期间为推翻了满清王朝而不仅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了的惠州武装起义，而且在当上了大总统之后，又主动全盘接受了满清王朝与各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负责全部偿还满清王朝所欠各国一切债务和赔款的孙中山，更是还成了国民党所建立的新中华民国的国父等这些历史现象。使后来的那些饱读了儒家诗书的文人深受启发。认为只要按照儒家文化的“敬之，终吉”和“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等这样的教导，只要遵守帝国主义列强制定的国际规则，只要“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不仅就一定能够安然无恙，而且还更是能给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甚至是名垂青史。所以，就是由于有了儒家文化这样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和李鸿章、袁世凯与孙中山的榜样作用，因此今天的中国才能形成越来越猖獗的汉奸文化。
当今我国体制外的那些人，特别身处我国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会把积极地参与“东南互保”的李鸿章等人定位是投敌卖国的汉奸，之所以会把鼓吹“东南互保”是正义之举的这种理论和鼓吹这种理论的看作是汉奸文化和文化汉奸，就是由于他们是在“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种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只有他们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来侵略而维护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明确意识和强烈愿望，只有他们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来侵略而维护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的牺牲精神和不屈意志，只有他们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来侵略而维护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无畏勇气和豪迈气概，只有他们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来侵略而维护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无限能力和无穷智慧，只有他们才最具有敢于反抗任何外来侵略而维护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的坚强决心和顽强斗志，只有他们才能够在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万众一心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出卖民族利益和不敢维护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的中国人，就都是汉奸;而任何为汉奸张目的理论，都属于是汉奸文化。一八四○年以来中华民族曾经屈辱与辉煌的历史早就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我们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人维护民族尊严、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来源。而“敬之，终吉”和“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这样的儒家文化，不仅就是洋奴买办汉奸们对外来侵略不必进行反抗的理论依据，而且还更是汉奸文化产生的源头。
当历史走到今天，当中华民族再次陷入了深重危机之中的时候。拯救中华民族，那就只有彻底铲除汉奸。而彻底铲除汉奸，那就只有先彻底铲除滋生汉奸的汉奸文化。而要彻底铲除汉奸文化，那就只有先彻底铲除儒家文化这个汉奸文化产生的源头和基础。
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缺少民族独立意识的怯懦文化，而且还更是一种典型的没有丝毫逻辑知识的文化。在没有缺少民族独立意识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越来越懦弱，早就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那种刚烈。而在没有逻辑知识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中国人变得只有靠事实才能来进行教育，而很难靠理论进行说服。因此汉民族讲求孝道讲求了两千多年，但直到今天，还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而造成的认识问题的能力越来越低，因此有些中国人这才变得非常的愚昧。特别是有些人，甚至都到了冥顽不化这种程度的顽固。这样的人，就如同是掉进汤锅里的皮球，你说他(它)是个混蛋，他(它)还一肚子气。而有的中国人尽管也经受了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的教育，但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太深，所以还是难改本性，还是难有提高，还是既缺少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意识，又没有逻辑推理的能力。这个人由于没有能力看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美国人的本性，而却只能看到“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的这个表面现象，于是便丢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穷朋友而一头就扎进了美国人的裤裆里。从而为“中美国”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汉民族儒化以后两千多年来之所以会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屈辱;毛泽东逝世之后，新中国之所以从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敢于睥睨美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强国。仅仅三十来年，就自动变成了“中美国”这样的经济殖民地，根源皆在于此。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今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汉奸，就是由于一些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民族情感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出现了问题。而在对待毛泽东和孙中山的态度上，突出反映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最起码的民族情感和认识问题能力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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