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
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
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话说1961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少奇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在会议期间，5月29日、30日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3批开会，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此前，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出口，于是就趁刘思齐和她的小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往往害羞地乱嚷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又有什么不好!”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61年秋，刘思齐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
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一枝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乐天宇还送有一个条幅，上有蔡伯喈《九嶷山铭》的复制品，还有乐天宇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文章的墨刻。
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他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初，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来到了北京。
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他来京，一是因为他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他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7月6日，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们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他问了年轻后生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的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为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与苏联签订《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后，乘专机离开莫斯科转道北京访问。
下午4时，金日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在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和金日成在欢迎仪式上先后致词。欢迎仪式结束后，金日成在刘少奇、周恩来的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轿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尔后，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及其党政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交谈。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7月11日，周恩来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正式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金日成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决定陪同他去见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
7月13日，毛泽东在西子湖畔会见了来到杭州的金日成一行。周恩来、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高兴地对金日成说：
“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
金日成说：
“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
毛泽东点了点头，赞许地说：
“这很好!”
金日成关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局势的状况，谈到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金日成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说：
“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州。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究竟谁怕谁?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是怕得那么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
他还说：
“我们见过3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它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3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
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金日成，又说道：
“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么害处。”
金日成爽快地回答。毛泽东豪迈地说：
“我看还有好处。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说罢，他侧过头看看63岁的周恩来。毛泽东比周恩来大5岁，这一年68岁，40年后就是100多岁。到那个时候，最年轻的金日成也有90多岁了。
周恩来听毛泽东这么说，急忙说道：
“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笑着说：
“我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一句话说得几个人无不开怀大笑。
7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21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会议上，讲到大跃进“超越了阶段”，他还说：
“凡是办不到的，不管是原来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5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样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的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3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战功。江青发现这个部队的第1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200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她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
8月15日，北京举行陈嘉庚公祭大会，毛泽东派人敬献了花圈。
8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驻地会见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晚上，毛泽东又在周恩来陪同下，前往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3人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不久，毛泽东就要上庐山了，他在上山之前，对田家英说：
“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中央工作会议议程。他首先询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了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尔后说道：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3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3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12年，也有些，但也只有12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经过大家讨论，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和干部轮训问题。由周恩来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作关于《国有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作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说明;邓小平作一个总结性的长篇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期间，余宝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服务。江西省长邵式平对余宝山说：
“毛主席的衬衣都破了，你去给他做2件。”
余宝山把新衬衣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旧的补了还可以穿嘛!这衬衣是谁叫你做的?”
余宝山照实说了，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是邵大哥呀!多少钱?叫银桥付给他。”
于是，卫士长李银桥照数付了钱，分文不少。
有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与卫士张仙朋说起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
“我有3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上留下了一帧坐姿照片，背景是乱云飞渡。这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8月25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17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立即复了一信。
原来，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突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是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需要请长假休养。于是，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因病在庐山休养的李达。他在谈话中说到李达几十年前写的《社会学大纲》，现在还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说他精力有些不济，手颤抖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鼓励他带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李达当即应允。
李达对毛泽东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他就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
“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
李达接受了毛泽东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的一致性”的观点。
李达和毛泽东会谈后，立即终止休养，回学校组织人员，对《社会学大纲》大加修改，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有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是李达的得意之作。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他认为是“古人讲得太多”。于是，李达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全部删掉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吩咐秘书说：
“到杨尚奎同志家里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
周恩来在车上问秘书：
“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秘书说：
“好像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酒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秘书问，是谁?
周恩来说：
“廖鲁言。”
这廖鲁言在国务院里喝酒是最负盛名的，据说在一次散席后，桌上还剩半瓶汾酒，他抓起酒瓶子像灌汽水一样喝掉了，还淡淡地说了一句：“别浪费了。”就这位最能喝的部长，竟然让一个弱女子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今天是要向她讨回“公道”了。
“水静，我迟到了。”
周恩来笑着点头致歉。迎出门口的水静带着歉意说：
“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你一时也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
周恩来随着水静进了餐厅，坐下就问：
“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着菜呢!”
“那就不客气啦。”周恩来把手放在桌上说：“我就吃吧。”
水静端上来的菜肴以江西的特色为主，还有杨尚奎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这道菜的雅称，还是毛泽东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命名的。所谓的“月”，就是摆在中间的米粉蒸肉，那4颗“星”是围在四周的4碟小菜，无非是辣椒、青菜、豆腐之类。周恩来见菜肴上齐了，没有动筷子，问道：
“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应了一声，马上取来1瓶茅台酒。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说：
“还有么?有就再拿一瓶来。”
水静忙又拿出1瓶茅台酒，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周恩来指指另一个座位，笑着说：
“好了，水静。来，你也坐下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再吃一点嘛。”
于是，水静招呼服务员再取来一套餐具，坐了下来。周恩来将1瓶茅台推向水静，淡淡地说：
“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两人一人一瓶，怎么样?”
水静此时方有所悟：总理是来考验我来了，自己虽说已经陪着邓小平、李富春喝了一些，就再喝这1瓶也不在话下。她心里这么想，可表面上还是忙不迭地摆手，说：
“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周恩来也明白，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便说：
“喝吧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嘴里嚼着一口米粉蒸肉，说：
“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
周恩来说着嚼着，顺手斟满一杯酒，端起来对着水静一举：
“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肴，干!”
水静也不示弱，端起早已斟满了的酒杯，随着周恩来一饮而尽。她为周恩来和自己斟满了第2杯，端起自己的杯子说：
“这些菜都是土特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说罢仰面干了杯，她落杯时，见周恩来微微一笑，也已经干了杯。周恩来一边吃菜一边斟酒，说：
“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
他说着，酒杯又举了起来：
“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水静也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
“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是我们感谢总理。”
周恩来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说：
“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水静也斟满酒，回敬道：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
这二人一来一往，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也一样不少。不一阵工夫，两个酒瓶子都空了。周恩来酒兴正酣，问道：
“还有酒吗?你还能喝吗?”
水静听说周恩来能喝酒，但她担心自己灌醉了国务院总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说：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不嗜酒，今天喝的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周恩来知道水静已经陪邓小平、李富春喝了酒，再比下去也不公平，便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水静见他说出了本意，就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问道：
“什么酒量呀?”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周恩来说着，哈哈笑出声来：“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有点不好意思了：“刚才是总理让我喝，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周恩来笑笑，说：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
他说着，放下饭碗，兴致勃勃的提议说：
“舞会还没有散，我们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水静故意摸摸额头，说：“我真有点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周恩来笑笑说：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时的宴席上，替毛泽东喝酒的豪情壮举，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他与许世友单独斗酒的轶闻趣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不妨在此也一并道来，以飨读者诸君。
许世友其人，在战场上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在酒场上也是个豪气干云的汉子。他把喝酒的多少，喝酒的作风习惯，往往看做是一个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标志。每当和朋友战友们喝酒，许世友便在桌子中间放一空碗，规定说，洒一滴，罚一碗。他的身后立一卫士，专做监督行令官，执行罚酒任务。即便是和许世友同一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于动手得罪。在那些吃过苦头的将军中，免不了有人向周恩来告状诉苦。
周恩来历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许世友是一个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彭德怀也都让他三分的人物。周恩来知道对许世友这种人，除非让他心服，否则，说轻说重，都没有用。
有一天，许世友到北京来参加会议，周恩来对他说：
“许司令啊，今天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
“没事，我没事。”
许世友两眼大放异彩。他本来就敬重周恩来，又久闻周恩来善饮，如今听说要请他喝酒，真是受宠若惊。
是日晚，许世友按约赴宴，周恩来迎候在小餐厅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饮，你尽可随便一点。”
许世友入席一看，还真是小范围，除了他，没有第二位客人。菜肴是周恩来待客的惯例：4菜1汤。周恩来说：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吩咐服务员上酒，转过脸望着许世友问道：
“许司令，大家都说南京有4大喝，那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的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说：
“算我大吧。 ”
“在南京你行，在山东你就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一生不受人激，不管什么事情，就怕人家说他不行。他此时听周恩来这样一说，也顾不上谦虚了，便说道：“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却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上了酒，周恩来接过来放在桌上，以手按着酒瓶，故意用怀疑的眼神望着许世友，笑着说：
“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啦个卖匹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做手势，把他稳住，平静地笑着说：
“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一点。”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又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一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官小，只论酒量大小。许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的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终于冒出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3个响头。”
“这不行，我可不会磕头。”
许世友似乎已经赢了，笑着说：
“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
周恩来说着就要给许世友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先声夺人：
“不要斟酒，这一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说：
“怎么办?再给我拿1瓶吧。”
1瓶对1瓶，服务员开启了瓶盖。许世友立起身，说：
“总理，我敬你，立地3杯。”
说着一连干了3杯。周恩来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还不断地问着部队上的事。许世友则是干2杯，歇歇，再干2杯。他要让周恩来看看他许世友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
许世友将酒瓶子朝下，晃了晃，只晃下来1滴酒来。
“哦，我落后了。”
周恩来拿起酒瓶子往杯子里倒，许世友看看吃了一惊，只见从那瓶子里只倒出半杯酒，就空了。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的狐疑，他轰轰烈烈地干了1瓶，周恩来却是不显山不露水也干了1瓶。会不会有假?可眼见得这2瓶酒都是原装，而且是当场启封，又哪能假得了呢!
许世友正在琢磨，只听周恩来慢悠悠地说道：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他朝着服务员直嚷嚷：“去，去!再拿两瓶茅台来。”
周恩来与水静喝酒时，他要第2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周恩来便停了。周恩来与许世友刚喝完第1瓶，就叫停，分明又是一激。许世友哪里是周恩来和水静一般的人物，他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朝服务员高声叫道：“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望，周恩来点点头，说：
“那好，再拿两瓶来。”
酒上来了，周恩来看着许世友，慢条斯理地嚼着花生米，说道：
“许司令，你自己拿1瓶。”
许世友已经知道周恩来对自己刚才的怀疑，有了察觉，但他还是忍不住将两瓶都打开，嗅一嗅，这才放了心，嘴里却说：
“都一样，我随便。”
周恩来依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许世友也还是喝2杯，歇歇气，再干2杯。
眼看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许世友终于干掉了第2瓶，他不再叫酒了，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将瓶子垂直倒向杯子里，也干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非常柔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很艰难，好像脸上的肌肉都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目光朦胧。服务员第3次上来两瓶酒，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只是抿住嘴笑。这次是周恩来动手开瓶了。
“许司令，你要那瓶?”
周恩来声音依然柔和。许世友点点头，似乎想说话，但他那粗壮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地仰在椅子上往下滑。他竭力想坐起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反而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的酒意也上来了，他兴奋地往杯子里斟酒，直到酒水溢出杯沿才停了下来，端起杯，挺起身，说：
“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说罢，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周恩来所说的这些话，都是许世友以往劝人喝酒的常用语，今天周恩来一一照搬。可是，此时的许世友已经无法再英雄，再仗义，再给面子了。他大口喷着酒气，说：
“输了，我，我给总理磕……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有点站不稳了，竭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脑子还是清醒的，他接着说：“总理，叫，叫我死，我，我不活。我听总理的。”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就正色说道：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能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不超过半斤。”
后来，许世友果然做到了，喝酒不超过6杯。偶尔逢上个热闹场合，多喝上几杯也不忘记解释一下：
“总理叫我自己喝酒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再说1961年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10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毛泽东所说的10个问题，其中包括：退赔普遍不彻底;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9月9日，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34周年纪念日。当他看到江青拍摄的一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时，感触颇深，遂题诗一首。
原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江青和毛泽东通话后就上了山。那时，江青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被庐山的自然风光感染了，于是，就在毛泽东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助下，开始学习摄影。没想到还真的拍下了这样一张好照片。
毛泽东吟咏的这首诗，题目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后来，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这首诗，他说：
“主席这首诗就是写江青同志的。”
江青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她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她还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她的老师，石少华借故推辞了。江青无奈，就请毛泽东出面帮忙。毛泽东把石少华请到中南海，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请他坐下。毛泽东说：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激动而又内疚地答应了毛泽东。
后来，江青很快就学会了摄影。她组织人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她的个人摄影展。毛泽东知道后，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此后，江青在1974年和1975年，两次要办影展，都被毛泽东制止了。这是后事。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自然就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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