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美国学者格雷弗·弗刚刚在北京做的一系列关于苏联历史演讲的稿件，涉及到历史上一些重要敏感问题。
到底发生了什么：《里宾特洛甫条约》；“苏联入侵波兰”；华沙起义和“斯大林的反犹主义”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
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
我演讲的主题是：“关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苏联入侵波兰’、华沙起义和‘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应主办方要求，我选择了这三个主题。我的演讲是我新近的一本书《血色谎言》(Blood Lies)中的一部分内容的更短版本。证明在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赤地》(Bloodlands)一书中每一项对于约瑟夫·斯大林和苏联的指责都是错的。斯奈德是美国康乃迪克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的东欧史教授。《赤地》是迄今最成功、最著名的试图把苏联与纳粹德国、约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等同起来的尝试。《赤地》赢得了许多奖项并被翻译成26种语言。
第一部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几乎所有具有权威性的报告都赞同苏联在1939年9月17日入侵了波兰(这一观点)。但事实是苏联没有入侵波兰。而且，当然，苏联从来都不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同盟国。《里宾特洛甫条约》是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同盟条约。关于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是盟国的说法被一遍又一遍地陈述，但这一宣称从未得到任何证据证明。
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从来都不是“同盟国”。这些事情的真相是二战后冷战的另一个受害者，当时大量关于苏联历史的虚假谎言被杜撰和广泛传播。关于这一点的真相，和其他许多涉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问题，已经简单地变成了“政治正确”。在“受人尊敬的学术界”，它是“禁忌”。妖魔化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和任何与斯大林相关的事情，几乎已经变成了普遍现象。(这种观点)不光在资本主义的公开支持者，也在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通常的左翼人士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中(流行)。
在考察这个所谓的“入侵”问题之前，必须熟悉一些关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the Nonaggression Treaty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SSR)的错误概念，这一条约我简称为《里宾特洛甫条约》。
这些谎言中最常见的也是最荒谬是这样表述的，比如，在图书和电视剧《在密室之后》(Behind Close Doors)中：
……纳粹和苏联按照他们在《里宾特洛甫条约》中的协定分割这个国家……
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任何对《里宾特洛甫条约》文本自身的阅读所揭示的那样。
《里宾特洛甫条约》中的秘密协议没有计划对波兰进行任何形式的分割。至少截止到9月7日，希特勒仍在考虑与波兰缔结和约，如果波兰讲和(的话)。德军总参谋长弗兰仕·哈德尔(Franz Halder)将军在他的《战争日记》(War Diary)中写道：
1939年9月7日
元首最高统帅部(The High Command with the Fuehrer)(9月7日的下午)：局势可能会沿着三种不同的方式发展。
1.波兰主动提出开始谈判。他(希特勒-德国元首)准备好了谈判(按照以下条件)：[波兰必须]与英法断交。波兰的一部分将会被(保留并)得到承认。从那累夫河(Narev)到华沙(区域)——给波兰。工业区——给我们。克拉科夫(Krakow)——给波兰。贝斯克多山区(the Beskidow mountains)的北部地区——给我们。(西部的省份)乌克兰——独立。
所以即使在9月7日希特勒仍在考虑西乌克兰的独立(问题)，尽管根据《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协定”，西乌克兰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这表示：
*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不是有关“分割波兰”的(协定)。
*希特勒准备与波兰而非苏联协商有关西乌克兰(的问题)。而按照《里
宾特洛甫条约》中的秘密协定规定，西乌克兰完全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
*至迟到9月7日希特勒仍在计划保存一个缩小的波兰国。
在哈达尔9月9日和10日的日记中，他重复道，德国正在讨论在西乌克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问题。这进一步证明《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协议并未涉及任何“分割波兰”(的问题)。
直到9月12日，关于波兰政府是否有可能逃往罗马尼亚的议题显然被提出，但是这件事并未发生。这意味着在9月12日，希特勒仍然相信波兰政府将呆在波兰，因为他认为他仍可以与某人协商和平(问题)。
同一日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总长(德军最高统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将军命令海军上将卡纳里斯(Canaris)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和加利西亚乌克兰为目的，在波兰领土上成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的战斗部队。这一行动伴随着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
《里宾特洛甫条约》是一个“分割波兰”，瓜分它的协议，这一说法按照惯例般地被作为事实陈述。毋庸置疑，(产生)这一谬误的重大原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英法确实和希特勒签订了一项“分割另一个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的《互不侵犯条约》。那就是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公约》(Munich Agreement)。波兰也参与了“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波兰占有了捷克斯洛伐克切申(波兰语：Cieszyn)地区的一部分土地，即使那里只有少数人口是波兰人。
所以反共产主义“联盟”英国、法国和波兰确实参与瓜分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国家!这可以解释，至少部分解释，为什么今天持反共立场的人坚持认为，苏联也对波兰做过同样的事情。但不管什么理由，它是一个谎言。
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不像盟国已经分割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为了“分割波兰”，而是为了保卫苏联。这一协议包含了苏联在波兰的利益线，在德国和波兰的可能战争中，当德国击溃波兰军队之时，德军将不能越过苏联在波兰的这一利益线。
而如果波兰军队被打败，它和波兰政府可以退到苏联的利益线内，并在线内找到栖身之所，因为希特勒已经同意，不会进一步突破苏联在波兰的利益线。在利益线内栖身的波兰人就能和德国讲和。这样波兰这个国家仍将存在。
苏联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一个正在快速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的、反共和反苏的波兰的任何之爱。苏联想要一个作为苏联和纳粹军队之间的一个缓冲区的波兰政府——任何一个波兰政府。波兰政府对自己人民的背叛，使这一计划受挫。
如果正如所有军事专家预计的那样，波兰军队被德国军队击溃，波兰政府有两个替代选择：
*它本可以把首都迁到东部，远离不断推进的、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德国军队。在那里它本可以和德国讲和。
*或者波兰政府本可以逃到法国或英国，即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同盟国。
事实上，波兰政府和总参谋部逃到了邻国罗马尼亚。通过进入中立的罗马尼亚，波兰政府“被软禁”。在软禁状态下，它不能够在罗马尼亚履行政府职能，或者越过罗马尼亚到一个像法国一样同德国交战的国家。如果罗马尼亚允许波兰政府这些做，那么这既是一种对罗马尼亚自身中立状态的触犯，也是一种反对德国的敌对行动。
一旦波兰没有了政府，波兰就不再是一个国家。那意味着希特勒找不到与之协商停火或签订协议的人。此外，《里宾特洛甫条约》秘密协议失效了，因为它们是一个关于波兰这个国家的协定。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波兰不存在了。
除非红军前来阻止，否则没有什么能阻止纳粹直冲到苏联边境。如若不然，希特勒能够在直到最近的彼时仍是东波兰的区域建立一个或多个亲纳粹主义的国家。那一方案希特勒本可以有两种方式实现。他能够对苏联宣传他仍然坚持《里宾特洛甫条约》中的“势力范围”协定，而实际上在苏联边境建立一个亲纳粹的高度军事化的法西斯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国家。
一旦德国已经告诉苏联，他们，即德国的领导层，已经决定了波兰这个国家不复存在，那么苏联同意与否都没有任何不同。事实上纳粹告诉苏联他们能轻易直奔苏联边境。不过，苏联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事情的发生。国际法也不会允许这样事情的发生。
我们如何知道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是真实的?我们如何知道在波兰把自己软禁在罗马尼亚之后，苏联于1939年9月17日开始占领波兰东部之时，苏联没有进行侵略或“侵犯”波兰?这里有九条证据：
1.波兰政府没有对苏宣战。
2.波兰最高指挥官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Edward Rydz-Smigly)元帅命令波兰士兵不要和苏联战斗，尽管他命令波兰武装力量继续和德国战斗。
3.波兰总统自从在9月17日被软禁于罗马尼亚之后，就默认波兰不再有一个政府。
4.罗马尼亚政府默认波兰不再有一个政府。
5.罗马尼亚和波兰之间有一个针对苏联的军事协议。然而罗马尼亚并未对苏联宣战。罗马尼亚承认红军并未和德国结盟来与波兰发生战争。
6.法国并未同苏联宣战，尽管它与波兰有一个双方互助防御协议。
7.英国从未要求苏联从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撤军，这些前波兰国的领土在1939年9月17日之后被红军占领。
8.国际联盟没有确认苏联已经侵占了一个成员国。但是当苏联1939年进攻芬兰的时候，国际联盟确实投票开除了苏联，并且有几个国家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个明显不同的反应告诉我们，国际联盟认为苏联在有关波兰问题上的行动有着本质不同，正如不是(把它看作)“诉诸战争”的(问题)。
9.所有的国家接受苏联的中立宣言。
自然地，一个国家不能“侵犯”另一个国家，同时却仍旧自信满满地宣称在涉及与那个国家的战争时它是中立的。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苏联是一个交战国。甚至波兰流亡政府一开始在巴黎也没有对苏宣战。
195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乔治·金斯伯格(George Ginsburgs)发表了一篇文章考察德波战争中苏联的中立表态。在参考了那时的国际法和当事人的陈述后，金斯伯格总结认为，苏联确实是中立的，并且这种中立(态度)被国际承认。
没有政府的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法(框架)下已不复存在。这一事实被波兰民族主义者否认了——更多时候是直接被忽视了——对他们来说，这一事实是无法面对的，而且(这一事实也)通常被反共产主义者(忽略和否认)。
片刻的反思将会揭露这种立场的逻辑。波兰政府被拘禁在罗马尼亚并且在它拘禁自己之前并未指定一个继承者。没有政府，就没有波兰主体向那些仍未被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宣布主权;没有人去协商;没有警察，地方政府和军队要负责的实体。对外国而言，波兰驻外大使不再代表他们的政府，因为(已经)没有政府。
德国不再承认波兰国家的存在。直到9月15日德国外交部长里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obbentrop)写信给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弗里德里希•沃纳•舒伦堡(Friedrich Werner von der Schulenburg),如果苏联不派武装力量进入波兰东部地区，这里将会形成政权真空，在政治真空下“新的国家”有可能形成：
里宾特洛甫不再提到“波兰”，只是提到“位于德国势力范围东部的地区”。这表示他认为波兰政府不再履行职能，所以即使在没有德国武装力量和苏联尚未进入的东部，(波兰)也不再拥有主权。
德国现在能随意占领原来正好接近苏联边境线的波兰东部地区，或者在那里建立一个或多个亲纳粹的反苏傀儡国家。苏联不能允许这些后果(产生)。
德国将军库尔•特蒂佩尔斯基希(Kurt von Tippelskirch)在他的《二战历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波恩，1954)这本书中写道：
当波兰政府意识到最终的结果在9月份即将来临，它从华沙迁逃到了卢布林(Lublin)。在9月9日，它从那里迁往克莱门兹(Kremenetz)，在9月13日迁往正好位于罗马尼亚边境的小镇扎勒斯尼克(Zaleshchniki)。在那个时候，仍然参与激烈战斗的人民和军队被抛入听天由命的境地。
在1958年《美国国际法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一篇文章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金斯伯格断定，苏联对于波兰(作为)国家不再存在的(这一)论断基本上是合理的。苏联在国际法(框架)下的表态是有效的。
波兰的帝国主义
在于1921年3月签订的《里加和约》(Treaty of Riga)中，被内战和国际调停耗尽(力量)的俄罗斯共和国(苏联直到1924年才正式成立)同意让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半给波兰的帝国主义者以换取迫切需要的和平。
波兰人——波兰语的当地使用者——在协议中割让给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占少数。波兰政权鼓励波兰裔人移民于这些地区，以使这些地区“波兰殖民地化”(使它们更“波兰化”)。此后，波兰政府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语言的使用做出了很多限制。
直到1939年初，希特勒在与苏联开战之前决定背叛波兰。为了夺取更多的领土，波兰政府伺机参加纳粹德国的对苏战争。至迟到1939年1月26日，波兰外交部长贝克(Beck)和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都在华沙讨论(这个问题)。里宾特洛甫写道：
. 苏联的指责都是错的。斯奈德是位于……2.然后我对贝克部长再次谈到由波兰和德国推动的针对苏联的政
策;与此相连，我们也谈到大乌克兰的问题，并再次建议波德两国在这一领
域的合作。
贝克不隐瞒这一事实，即波兰有染指苏联的乌克兰并与黑海相连的愿
望。
波兰外交部长贝克告诉里宾特甫波兰想从苏联(手中)攫取全部乌克兰，因为那是波兰唯一能“和黑海相连”的方式。
在占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过程中，苏联正在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和西部重新统一。这就是苏联宣称“解放”这些地区的意思。按照惯例，当一个帝国主义占领者撤退时，“解放”一词就被使用。这就是发生的一切。
金斯伯格教授写道：
理论上说，如果把种族构成考虑在内，依照民族自决原则，对于被合并
的领土，苏联仍然比波兰持有一个更好的宣称(理由)。因为，尽管苏联这
个头衔建立在有效性值得怀疑的公民投票基础上，(而)波兰的头衔源于直
接的武装行动和军事占领，甚至不能用民族自决这样扯得有点远的概念宣称
(其权利)的起源。
波兰流亡政府
在1939年10月初，英法政府承认了波兰在法国的流亡政府(Government-In-Exile)(之后它迁往了英国)。这当然是对德国的一种敌意行为。但是英法已经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美国政府不确定做什么。之后它采取了拒绝承认对波兰占领的姿态，但是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待位于巴黎的波兰流亡政府。
苏联由于一些原因不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的合法性)：
*承认流亡政府将和苏联在战争中的中立态度相矛盾。这将成为一种敌视德国的行为，苏联和德国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并且渴望避免战争。(苏联直到1941年7月纳粹侵略之后才承认)。
*波兰流亡政府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行使主权。
*最重要的:如果苏联承认波兰流亡政府，苏联将不得不退回到1939年9月之前的边境线——因为波兰流亡政府永远不会承认苏联对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占领。那么德国将会很容易推进至苏联边境线。默许这个将会成为一项对苏联人民和包括波兰人在内的这些地区的所有居民的罪行，因为这等于将他们交于希特勒之手。正如英法很快同意的，(这是)对这些居民的打击，也是对希特勒的怂恿。
二战期间没有其他政府会像波兰政府那样做。许多被轴心国占领国家的政府组成流亡政府，继续战斗。但只有波兰政府把自己拘禁在中立国，以此剥夺自己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能力，剥夺他们自己的人民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权利。
波兰政府本来应该做什么?
*它本来能够迁到波兰东部的某个地方。如果它的领导在东部设立了一个替代性的首都——这就是苏联已经准备在莫斯科东部做的那些事，以防纳粹夺取莫斯科——然后他们本来能够保存一个缩小的波兰国家。在那里它本来可以投降——正如法国政府在1940年7月一样。或者，它本可以议和，像芬兰政府在1940年3月那样。那么，波兰，像芬兰一样，仍旧可以保留为一个国家。它肯定会失去很多领土，但不是全部。
*或者，波兰政府本来能够逃往英国、法国或已经和德国交战的国家。波兰政府领导人本来可以在任何时间乘飞机逃走。或者他们本来能够到达格丁尼亚(Gdynia)的波兰港口，那个港口一直开放到9月14日，然后乘船逃离。
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是波兰政府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可能被谋杀吗?如果有可能，那又如何?他们数以万计的同胞和士兵都被杀死了!
*或许他们真的相信罗马尼亚会触犯它和德国的中立(约定)让他们前往法国?如果他们相信这个，他们真是太愚蠢了。没有证据(显示)罗马尼亚政府促使他们相信这个。
*他们相信英法会去“拯救”他们吗?如果是，这也真够愚蠢的!即便英法真的试图派遣大规模部队去攻击西部的德国军队，(那么)波兰军队至少也必须抵抗德军一个月，也许需要更久。但波兰军队在开战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迅速撤退了。
*他们逃离也许仅仅出于纯粹的懦弱。他们乘飞机离开波兰首都华沙就暗示了这一点。华沙一直抵抗到1939年10月初。波兰政府本来能够坚守在那里直到城市投降。
*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是波兰政府被拘禁在罗马尼亚的结果。如果在向希特勒投降之后，一个缩小的波兰持续存在，世界本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缩小的波兰最终有可能同意制定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互助防御协议。那将重启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集体安全协议”，苏联曾寻求(达成这一协议)但英法领导人拒绝了。
那将会：
*必定会防止纳粹及其盟友对数百万波兰公民的屠杀;
*极大削弱希特勒;
*或许能阻止“犹太人大屠杀”;
*必定能防止法国、比利时和欧洲其他部分被占领;
*必定能阻止数以千万的苏联人民的死亡;
波兰本来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从二战中幸存下来，或许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就像芬兰、瑞典或奥地利一样。所有的这些，还有更多——只要波兰政府在他们国家存在足够长时间再投降，正如每一个其他国家所做的一样。
第二部分：华沙起义：到底发生了什么
1944年7月31日，忠于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GIE)的救国军(Home Army)指挥官科莫罗夫斯基(Komorowski)命令军队在华沙发动起义反抗德国占领军。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的华沙起义以惨败结束，因为华沙城的波兰游击队在武器和人数上占尽劣势。至少17000名起义军被杀害，而德国及其盟军杀害了约200000名华沙平民并且摧毁了城市中60%的建筑。
起义在军事上是打击德国人的，但在政治上是反对苏联，尤其是反对与红军结成联盟的波兰军队的，也就是反对波兰军(Wojsko Polskie)和人民军(Armia Ludowa)。起义是波兰流亡政府“风暴行动”(Burza)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一旦红军进入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他们就试图在波兰城镇中夺权。波兰在1921年通过征服已经占领了原属苏俄的这些地区，但是在波兰1939年被德国战败后，这些地方又重新被苏联夺回，并被分别并入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早期，波兰流亡政府仍坚称这些领土是波兰的一部分。
“风暴行动”旨在让苏联政府认识到，有必要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或者逮捕波兰流亡政府所授权的代表，如果苏联政府实施逮捕行动，那么就等于承认(苏联政府)是一个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城镇中的波兰救国军的计划是，等到苏联红军开始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城镇时，他们就开始实施行动。在德军撤退和苏联红军到来的间隙，波兰救国军计划占领政府大楼。
当苏联红军到来时，救国军会以合法政府和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身份去迎接苏联红军。一旦苏联红军将他们从办公室赶走，并用自己的波兰军代替他们时，波兰救国军就会告知波兰流亡政府，之后流亡政府就会向同盟国正式提出对苏联的抗议。然后，同盟国应该会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
华沙的救国军指挥官科莫罗夫斯基，被流亡政府授权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宣布起义。该计划等到苏联军队进入华沙和德国军队离开时(才实施)，然后接管政权。接管华沙政权将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波兰的首都。
7月31日，科莫罗夫斯基和他的幕僚被错误地告知，苏联的坦克快要跨越维斯瓦河进入华沙。科莫罗夫斯基命令起义在8月1日下午5点开始。而就在同一天，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伊万尼克·奥斯默克齐(Iranek-Osmecki)告诉幕僚这一信息是假的，他建议取消起义，但遭到了科莫罗夫斯基的拒绝。
考虑到波兰流亡政府及其在波兰的代表们对苏联的敌意，如果苏联政府在德军屠杀救国军的时候没有出兵救援救国军，苏联政府也不应该受到谴责。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联红军采取了这种做法。像开始一样，华沙起义的失败纯粹是流亡政府和救国军领导层的责任。
救国军领导层在起义期间开始责怪别人。起初，他们试图指责英国。随后他们认为这都是苏联的错——尽管事实是起义首要针对的是苏联。但科莫罗夫斯基唯一没有谴责的就是他自己。但许多波兰人，包括反共分子和他自己的救国军成员都指责他并持续这样做。
在起义的前两个星期，英国从意大利派来飞机，给华沙的救国军空投了补给。起初斯大林拒绝与起义发生任何联系，甚至阻止英国飞机降落在苏联机场加油。斯大林的观点是，起义是一种罪行，因为它是在没有与红军进行任何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与红军共同实施行动可能是成功的唯一途径。然而，在英国的压力下，斯大林开始派出苏联飞机对起义进行补给。英国、美国和苏联飞机投下了很多吨的供应，可是似乎大多数要么落入德军之手，要么由于空投的高度太高而损毁。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空投仅仅是象征性的。再多的空投也无法让装备差、主要由平民组成的游击队击败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和残暴无情的德国军队。
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反共的波兰，科莫罗夫斯基和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被尊称为英雄，其理由是起义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为“独立而战”，无论代价如何，必须得去尝试。“独立”一词在此只不过是一种故意的混淆视听，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的暗语。反共产主义者通常声称亲苏意味着丧失独立，而亲英国——确实，完全附属于英国——和支持资本主义则是唯一的“独立”之路。
第三部分：约瑟夫·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的谎言
在讨论获奖的过程中，斯大林突然转过来对(共产党)政治局成员说：
在我们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了反犹主义者。简直是耻辱!
——《就是那样。提康·赫伦尼可夫(Tikhon Khrennikov)关于他的时代和他自己》。莫斯科：“穆齐卡”(Muzyka)1994，p.179。
斯奈德的书籍副标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他讲到：“在1933年到1945年这12年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掌权者。(前言第7页)希特勒于1945年4月自杀。
然而，为什么斯奈德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交代1948年到1952年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发生的大事，而在这段时间内，希特勒却早已死去?我猜测，可能是因为，斯奈德在斯大林所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那里，或者像波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那样的亲苏力量中，找不到任何反犹主义。与此相反，在1933年至1945年间，除了纳粹党外，所有的反犹主义都是由像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它的地下组织救国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反共势力所实施的。
斯奈德支持今天疯狂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政治势力，也受到今天疯狂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政治势力的支持——斯奈德也认为这样——但今天疯狂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政治势力，也经常无意识地流露出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他们崇敬并且赞许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的反共势力——但这些势力也带有极度反犹主义色彩。很明显，斯奈德并不能证明，1945年前苏联存在任何反犹主义，否则他会将这种反犹主义记录下来的。因此，斯奈德企图在1945年以后找到斯大林和他的领导层身上的反犹主义行为，即使这已经违背了斯奈德自己为这本书所设定的时间界限。
斯奈德书中的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是“斯大林主义的反犹主义”。正如斯奈德所希望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想要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维持一种比较，那么不管怎样，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这样的断言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作家提康·赫伦尼可夫在以上回忆录中的引言所展示的那样，这并不容易做到。有太多证据表明斯大林是极力反对反犹主义的。同时，并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是反犹主义者，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他是。但斯奈德却企图通过他的谎言和伪造，去“做办不到的事情”。
斯大林杀死了所罗门·米霍埃尔斯？
斯奈德的书的介绍部分如下：
1948年1月，斯大林想杀死一个犹太人。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主席
和莫斯科的意第绪语剧场(the Moscow Yiddish Theatter)导演，被派到明
斯克去评定一个戏能否获得斯大林奖。一到达目的地，米霍埃尔斯就被邀
请到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警察警长拉维兰特·特桑那(Lavrenty Tsanava)的乡村别墅，而他和一位不幸运的目击者却被谋杀了。米霍埃尔斯的尸体
被卡车压碎，最后暴尸街头。(339)
这完全是假的。斯大林并没有下令杀死米霍埃尔斯。那些标榜能够“证明”这件事的文件，只不过是粗糙的伪造物。在俄罗斯，这桩造假已经被讨论了10多年了。莫卡恩(IUrii Mukhin)在《谋杀斯大林和贝利亚》(The Murder of Stalin and Beria)(“Ubiystvo Stalina i Beria,” 2002)中探讨了伪造的证据。莫卡恩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表了一些谬论，但是他关于米霍埃尔斯的谋杀的论述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若列斯·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苏维埃的不同政见者，具有强烈的反斯大林和反共产主义倾向。他写到：他也不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实际上，无论如何，斯奈德根本不了解这一议题。
斯大林的女儿无意中听到斯大林“掩盖”米霍埃尔斯凶杀案这一事实?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eva)，斯大林的女儿，无
意中听到她的父亲正和特桑那谋划掩盖这个凶杀案的情节：车祸。(340)
在这里斯奈德通过断章取义的手法成功地误导了读者。在1966年，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唯一的女儿，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移民到了西方世界。她的第一本回忆录《至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于1967年出版了，也就是她到达西方世界的一年后，她在书中写到：
1948年末，新一轮的抓捕行动悄然而至……拉佐夫斯基(Lozovsky)
被逮捕了，米霍埃尔斯被杀死了。(p. 196)
在英文版本(p.245)中这段文章的脚注写道：1948年，米霍埃尔斯“死于非命”。
大约一年之后，阿利卢耶娃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二卷《仅仅一年》(Only One Year)(1969年)在这里，她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有一天，在父亲的乡间邸宅中，在与他为数不多的一次交谈中，我走进
了房间，这时他正在与某人通话。然后，作为谈话的总结，他说：“好吧，
这是一次车祸。”我还记得他说话的口气：不是疑问而是确切的陈述，一个
断言。他并没有询问，他在暗示：“那就是一次车祸。”当他挂下电话时，他
向我问候一句;不一会，他说：“米霍埃尔斯死于一场车祸。”(p.154)
斯大林的女儿在她的较早论述中“忘记”提这个细节了吗?那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们不可能忘记他们自己的父亲卷入凶杀案这种细节。人们也不能只是根据从电话一方所听到的内容，就判断某人所作的陈述是在命令别人，还是在重复一个只是从其他方听到的事实。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阿利卢耶娃并不“知道”米霍埃尔斯已经被谋杀了，更不用说，她会“知道”是她父亲杀死了米霍埃尔斯。很有可能，在这第二卷出版之间的一年时间里，她被别人说服。她的第二卷是在移居美国，并且与一些带有恶意的反共产主义者成为朋友之后才完成的，在她的书中，她还感谢了这些“朋友”。毫无疑问，是他们说服阿利卢耶娃对她在1948年听到父亲的谈话做出不同的解释。
尽管包括斯奈德在内的一些作家缺少有效的证据，但是他们却仍然引用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的表述而忽视她之前在《至一位朋友的20封信》中的表述。这样做是极度不诚实的：是一种宣传，算不上学术。
斯大林反对反犹主义
在上述引用的段落中，斯奈德写到：
有一些使用俄语笔名的犹太诗人和小说家发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或是曾
用名都被刊登出来并写在了括号里面。(348)
这的确是事实——但实际上，斯大林本人是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的。斯大林反对在犹太作家的笔名后面刊登他们的真实姓名。著名的苏联作家、战地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对斯大林的话记录如下：
为什么马尔采夫(Mal’tsev)的后面是用括号括着洛维斯基(Rovinskii)?
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事还要延续多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去年我们已经
商讨过这个问题，禁止在斯大林奖的作品中出现两个姓。为什么要写两个姓
呢?别人是否选择使用笔名，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指指点点，除了基本
礼仪。每个人都有权使用他为自己选择的笔名写作。但是，很明显，有人想
强调这个人有双重名字，想强调他是犹太人。而他又为什么要强调呢?为什
么这么做呢?为什么要传播反犹主义?又有谁会从中获利?我们必须用一
个人自己选择的姓来书写这个人的名字。一个人希望有一个笔名;他自己感
觉，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收回
呢?
对于苏维埃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西蒙诺夫的书和这段引用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斯奈德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就证明他并没有资格就此课题写东西。如果他知道这些，但是却向他的读者隐瞒这些事实，那么他就是故意欺骗我们。斯大林在战后所发表的言论足以说明，他的个人观点是反对反犹主义的。
因为是犹太人，“犹太裔的高官被开除出红军”，“犹太籍作家……发现自己被捕”，斯奈德作如此描述的时候，并未引用任何的证据。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指控。假设这些话被用来指控美国政府，我们会要求证据。也许，斯奈德靠的只是他的读者的条件反射和下意识的反斯大林主义，来令他们无视证据的缺失?
“医生的阴谋”
在这一章中，斯奈德在这件事上花费了比其他方面更多的笔墨。实质上，他和之前很多次一样完全搞错了。很难相信斯奈德自己研究过“医生的阴谋”这一事件。相反，很明显他依赖极端反共产主义者和布伦特和瑙莫夫(Brent and Naumov)，以及亚诺·拉斯提格(Arno Lustiger)这些人的不合适的二手论述。但是，斯奈德，而不是他们，要为他书中的内容负责。
谢尔巴科夫(Shcherbakov)在坚持不服从医生的要求参加胜利日阅兵
式后死亡。(363)来源(n.39 p.503)：“胜利日的阅兵式，请看布登博格
(Brandenberger)的‘最后的罪行’(Last Crime)，193页。”
布登博格只是重复了布伦特和瑙莫夫所说的：1944年12月，谢尔巴科夫患上了心脏病，医生建议他继续躺在床上，他却没有理睬反而出去观看胜利日阅兵式，然后第二天1945年5月10号，他就死于心脏病。但是，布登博格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说明谢尔巴科夫并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同样布伦特/瑙莫夫也没有。
波诺马廖夫(A.N. Ponomarev)，为谢尔巴科夫一生编写传记的，能够获得来自莫斯科方的档案和谢尔巴科夫家人提供的证据。波诺马廖夫叙述到谢尔巴科夫是在医生的允许下才去庆祝典礼的：
在晚上(医生并没有反对)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Aleksandr Sergeevich)和他的妻子开车从乡间邸宅到首都，在大街上和广场上花费了一点时间，又和莫斯科居民一起为期待已久的胜利欢呼雀跃。
波诺马廖夫非常诚实地承认他对于这件事并不确定，因为证据是在 “医生的阴谋”调查后很多年才浮出水面的。那么，布登博格，布伦特/瑙莫夫和斯奈德又是怎么在毫无证据的条件下断定谢尔巴科夫的医生的确反对过呢?
至于日丹诺夫(Zhdanov)的事情看起来就清晰的多了，但是斯奈德再次犯了错误：
日丹诺夫也没有理睬医生关于休息的要求。
这只可能是斯奈德，或者他的材料来源所故意编制的谎言。斯奈德引用了布伦特/瑙莫夫的书，因此他必然清楚，即便是这本充满谎言的书也会讨论那个专门照料日丹诺夫的医生是如何允许他离开他的床到处走动，而不管这个事实——任专职顾问医师的心脏病学家莉迪亚·提莫舒克(Lidia Timashuk)博士断定日丹诺夫最近心脏病发作过，建议他严格地呆在床上休息。
事实上，的确存在日丹诺夫的医生虐待日丹诺夫的阴谋：否认他突发了不止一次，而且最近有过两次的心脏病，并且一个月前可能发作过第三次;忽视心脏病学家莉迪亚·提莫舒克博士的诊断，从而允许日丹诺夫离开病床。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日丹诺夫的死亡。Gennady Kostyrchenko引用了维诺格拉多夫(Vinogradov)博士在1953年3月27号给贝利亚的报告：
虽然必须承认日丹诺夫的确患有心脏病，我自己，还有瓦西连科和叶戈
罗夫教授，以及马尔罗和卡帕医生还是否定了这一事实，这是我们的错误。
我们的诊断和治疗并无恶意。
布伦特和瑙莫夫断言有一份更早的档案，档案里面维诺格拉多夫做出了同样的坦白：
1952年11月18号，维诺格拉多夫仍然否认他预谋杀死日丹诺夫：“我承认在诊断中可能会犯错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日丹诺夫的)死亡。但是在我的诊断过程中并没有这个邪恶的计划……我只想重复，这一罪行究其根本，究其最初的原因，是作为顾问医师的我[本不应该犯却]允许犯的那些医疗失误，导致了对日丹诺夫的错误治疗。
以下原文出自一份半官方的档案集：
我承认是因为我的疏忽缩短了日丹诺夫的生命。在治疗他的过程中，我
在诊断方面犯了一个错误，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然后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在我的行动中，我并没有歹意。
因此，1948年真的是“医生的阴谋”致死日丹诺夫！维诺格拉多夫承认，顾问医师们忽视了心脏病专家提莫舒克教授的发现和建议。唯一的问题是维诺格拉多夫和其他人这样做，是否像维诺格拉多夫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隐藏我的错误，以保护我自己和那些参与治疗日丹诺夫的人”，还是他们就是故意杀死了日丹诺夫。
可以理解的是，苏维埃调查人员不得不调查后一种可能性。警察的职业就是怀疑一切。如果当下美国的医生做出这种坦白，他们肯定会被吊销行医执照还会面临刑事检察和民事诉讼。
斯奈德也肯定知道这些，因为布伦特/瑙莫夫和Kostyrchenko都说到了它。除此之外，包括这个档案在内的很多一手资料，多年来一直可以公开获取。但是斯奈德却没有告诉他的读者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事实。
1952年斯大林命令痛打这些医生吗？
1952年秋，很多苏维埃医生都被调查。他们之中没有人与日丹诺夫或谢尔巴科夫有任何关系，但是在临死之前他们都医治过苏维埃和国外的共产党高官。他们之中有一位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曾建议过斯大林在1952年初就退休。在斯大林多次明确命令下，这些人都被打得很厉害……(布伦特，阴谋(Plot)，250)
斯奈德毫无证据地声称斯大林命令痛打这些医生。布伦特和瑙莫夫也如此声称，可是也没有给出证据;他们声称“这些医生被‘打成肉泥’”，但是没有给出任何引证。
一个有趣的谜就由此解开。2011年8月22号，“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的官员和研究者尼基塔•彼得罗夫(Nikita Petrov)在《新报》(Novaia Gazeta)上发表了一封信，这封信据称是苏联内务部副部长谢尔盖·A·戈戈利芩(Sergei A. Goglidze)给贝利亚的一封信，标注日期是1953年3月26号。《新报》是一份意识形态上反共的报纸，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一个俄罗斯亿万富翁共同拥有这份报纸，而“纪念协会”则是一个带有强烈反共产主义色彩的研究机构。就其历史客观性而言，《新报》和“纪念协会”都没有一点声望可言。在这封信中，戈戈利芩据说声称，斯大林本人命令他要以“致命的打击”来痛打嫌犯。
这份文件是真的吗?彼得罗夫声称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它，但是却没有解释他为什么直到2011年才将它公诸于众。1991年出版的“纪念协会”赞助的《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第一部分中并没有提及这封信，而在《拉夫连季·贝利亚》第一部分的档案5和档案6则直接涉及到“医生的阴谋”(Doctors Plot)。在2012年出版的1085页与贝利亚有关的档案中也没有提到这封信。彼得罗夫在2008年10月16号的《新报》中发表的一篇更早的文章引述了它，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发表这封信。他却发表了一份经常被重印的于1939年1月10日拍发的所谓“酷刑电报”，再加上1952年11月15号Semion Ignat’ve给斯大林的一份手写书信的传真件，而这封信中却没有提到要殴打医生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质疑着这封信的真实性。即使它是真的，那么更进一步的疑点是：戈戈利芩所说的是真的吗?事实是：他不可能这么说。反斯大林主义者有各种理由伪造这些档案来丑化斯大林，为此他们已经付出了行动。戈戈利芩，如果他确实写了这封信，他会有各种理由将已经下狱的医生误诊的责任推给已经去世的斯大林，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他逃避惩罚。(戈戈利芩是1953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六个因与拉夫连季·贝利亚有关系的被枪杀的军官中的一员)
历史学家的名言是：孤证不足为凭(“Testis unus-testis nullus”)(一位证人等于没有证人)在这里同样适用。一个“证人”不足以支撑一个事实。对来源的批判(Source criticism)，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对来源的批判在此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次，斯奈德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对来源的批判
斯奈德同样没能告知他的读者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落：
去年冬天，“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还在进行中。我父亲的管家在不久前
告诉我，父亲对事件的发生感到极其痛心。在晚餐的时候，她也听过关于这
件事的讨论。像往常一样，她坐在桌前，这时，突然间父亲说，他不相信医
生在说谎，毕竟唯一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只是提莫舒克医生的
“报告”。
斯奈德在别处一直引用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录里面的内容，但是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很明显，因为这个引用会导致人们对于“医生阴谋事件”中斯大林的罪行产生怀疑。布伦特和瑙莫夫也都没有引用这个段落，毫无疑问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引用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书的内容
——只有当它们带有反斯大林倾向的时候。当它们没有这种倾向，或者正如我在这里写的东西那样，当它们质疑反共产主义的故事时，斯奈德就有意忽略了它们。
结论
今天每位听众都将注意到，经常受到北约组织支持的美帝国主义在近些年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权越具有压迫性、剥削性和残暴性，他们就会越频繁的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比如俄国革命和苏联及其主要领导人如约瑟夫·斯大林。同样对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攻击也与日俱增。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性不断增长，这无疑跟日益暴烈的、针对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谎言有直接的联系，也与学术界和各个政府与媒体大肆宣扬这种谎言有密切的关系。
当代学生培养自己反驳关于共产主义的谎言的能力，培养自己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的真正优点和缺点、胜利与错误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需要获得某些技能——比如，学习外语。
最重要的是要拥有探寻真理的决心，这样，我们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在20世纪这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学到东西，并且运用我们所学的东西，来推动人类在本世纪向着世界共产主义前进。
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期待你们的提问，尤其期待你们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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