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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艺术部门中，斯大林特别重视电影。在他的支持和具体领导下，苏联电影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拍摄出了许多思想性强而又艺术性高的影片，其中不乏传世之作。这使得苏联在电影事业的发展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下面简要地叙述一下苏联电影发展的历史，具体地讲一下斯大林领导电影事业的情况和为发展电影事业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他对一些代表性的影片的评论。
一
在如何看待电影方面，斯大林是和列宁完全一致的。列宁曾与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有过一次关于电影问题的长谈。他说：“您在我们当中是以艺术的保护人著称的，那么您应该牢牢记住，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电影。”[①]他在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紧张时刻就着手抓电影。1919年8月27日，以他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作出了苏维埃俄罗斯电影事业国有化的决定。后来8月27日这一天就定为苏联电影节。列宁在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谈话中希望能摄制出渗透共产主义思想、反映苏维埃现实的新片，但应该从新闻纪录片开始。他表示要尽力增加电影局的经费。在国内战争期间，除了拍摄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外，主要摄制了一批所谓的“宣传鼓动片”，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国内战争结束后，由于要集中精力抓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的工作，对发展电影事业一时重视不够。因此1924年召开的俄共(布)十三大作出了必须加强党对电影的领导的决议。斯大林在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中也特别指出：“电影方面的情况不好。电影业是进行群众性宣传的最重要的工具。任务在于掌握这个事业。”[②]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1924年到1925年摄制的影片的数量明显增加，出现了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和普多夫金导演的《母亲》(1926)等著名影片，前者反映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后者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两部影片成为苏联电影的经典之作。到三十年代初，电影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掌握了电影的配音技术，1931年出现了首部有声电影，这就是埃克拍摄的《生活通行证》。而首部彩色电影《夜莺曲》则于1936年才问世。有声电影刚出现时，由于技术尚不完善，问题较多，电影界对是否采用新技术一度有不同意见。斯大林看了后，赞成发展有声电影。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下1927年12月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有关无线电和电影的一段话。他说：“最后，还有这样一些负数，如预算中的烧酒项目、对外贸易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后备资金不足。我认为可以开始逐渐减少烧酒的酿造，开辟无线电和电影这样的收入源泉来代替烧酒的收入。”[③]他是在讲农业的发展速度时说这段话的，提出应发展无线电和电影，以电影的票房收入来顶替酿造烧酒的收入。这似乎是从发挥电影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发挥它进行宣传教育的政治作用出发的，也就是说，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恐怕不是斯大林的本意。他大概想说在发挥政治作用的前提下，有利用它的经济效益的可能。后来在他关于电影的讲话和指示中以及在中央的有关决议中似乎没有再提电影和烧酒的问题。
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苏联电影业》的决议。决议提出改组电影工业，加强它的技术基础，提高影片产品的质量，保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一艺术领域的胜利。决议说道：“电影应当以高质量的艺术典范作品表现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和这个社会主义斗争和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反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工会的历史道路，反映工人的生活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它应当为动员劳动人民奋起加强苏联的国防能力的目标服务。”这个决议在提出加强电影工业的技术基础、提高影片质量的同时，特别强调影片的思想政治内容及其社会效果。
1934年7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泽、叶努基泽等人与电影总局局长舒米亚茨基一边看电影，一边进行交谈。交谈中斯大林问舒米亚茨基，要使他领导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和真正地推向前进需要什么，具体地说，需要多少资金，进口什么产品，建设什么样的工厂，给什么样的设备等等。斯大林特别指出，电影部门应有自己的工厂，除了生产器械的工厂外，还应该有生产胶片以及其他电影器材和照相器材的工厂，还有印刷厂。他说，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你，需要的资金、设备、纸张等，由我们提供。他要求舒米亚茨基提供所需物资的详细清单。舒米亚茨基提出需要人力的支援，斯大林说，既然我们要发展你们的产业，提供人力也不成问题。总之，斯大林答应为建立独立的电影业提供所必需的一切。
在苏联电影业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斯大林给舒米亚茨基写了祝贺信。信中写道：
“苏维埃政权所掌握的电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电影具有从精神上影响群众的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它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组织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
“苏维埃政权期望你们获得新的成就，拍摄出新的影片，它们要像影片《恰巴耶夫》(旧译《夏伯阳》。——引者注)那样歌颂为苏联工农政权而斗争的伟大历史事件，动员人们去完成新的任务，使人们既想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又想到其中的困难。
“苏维埃政权期望你们让你们的大师勇敢地深入到电影这一‘最重要’(列宁语)和最具有群众性的艺术的新领域中去。”[④]
斯大林在他的信中强调电影的教育作用，说它能帮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教育劳动者，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同时他指出电影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这大概是由于电影溶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于一体，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而且覆盖面广的缘故。斯大林在讲到苏联电影取得的新的成就时，特别提到瓦西里耶夫兄弟执导拍摄的《恰巴耶夫》。这部影片是根据著名作家富尔曼诺夫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反映了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恰巴耶夫的英雄事迹。放映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苏联电影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差不多与这部影片同时摄制的亚历山大罗夫执导的《快乐的小伙子》也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在这之后开展的肃反运动波及到了电影界。电影总局局长舒米亚茨基被清洗，一些电影导演也受到牵连。创作人员的思想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此同时，上面进一步加强了对电影创作的检查和控制。所有这些不能不对电影创作产生消极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格拉西莫夫导演的《七勇士》(1935)、吉甘导演的《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德》(1936)、扎尔哈依和赫依费茨导演的《波罗的海代表》(1937)和《政府委员》(1939)、罗姆导演的《列宁在十月》(1937)和《列宁在1918》(1939)、艾尔姆列尔导演的《伟大的公民》(1938～1939)、杜甫仁科导演的《肖尔斯》(1939)等较好的影片，受到了观众的重视和欢迎。
1940年7月13日，著名导演和编剧特拉乌贝格、罗姆、卡普列尔、谢尔盖·瓦西里耶夫、埃尔姆列尔、亚历山大罗夫等人上书斯大林反映电影界存在的各种问题，请求斯大林帮助解决。信中说：“我们对电影艺术的状况感到非常不安。一年只出三四部好影片。其余的一切全部内容贫乏、单调、枯燥乏味，有时平淡和显得庸俗。
“从技术上说，所有影片毫无例外地处于特别低的水平上。放映的片子和拷贝质量如此之差，使得人们看到的这些影片完全像是废品。
“电影已从最年轻的、战斗的、最充满激情的和快乐的艺术变为灰色的、死守条条框框的东西。电影这个党手中除报刊外最锐利的工具没有完成它对国家承担的任务。”[⑤]
信中接着讲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共讲了六个原因，其中包括不进行自我批评和电影领导对自己的干部不信任;电影艺术的主要环节编剧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绝大多数用来拍摄影片的电影剧本质量很差;这些原因使电影导演很难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电影技术极其落后;电影部门领导的组织系统建立在完全混淆艺术问题和电影工业问题的基础上;苏联电影的领导人与艺术家的关系已达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极限，使得创作人员不再尊重自己的领导和信任他们。
写信的电影工在信的末尾请求斯大林进行干预，并且提出，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斯大林能够接见他们，与他们谈一谈电影方面的事，说“这对发展苏联电影艺术将会起决定性的作用”。[⑥]
写信的人对电影界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似乎看得比较严重。首先他们认为每年只拍摄三四部好影片，其余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问题就很大。其实他们没有考虑到电影创作像文学创作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不能要求生产出来的每一部影片都是合乎统一规格的合格产品，在它的产品中优秀作品通常只占小部分，免不了有不少平庸之作出现。信中说每年只有三四部好作品，其实这已经不错了。所以信中提出的要求似乎过高，有些不切合实际。
关于说到技术比较落后，这恐怕是事实。上面说过，斯大林在1934年曾答应拨款建设工厂和购置设备，对电影进行技术改造。大概由于电影领导机构改组以及人事更迭(如上所说，电影总局局长舒米亚茨基遭到了清洗)，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当时决定采取的措施没有完全落实，电影业的技术落后状态自然没有解决。至于说到电影界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可能新任的电影委员会主席博尔沙科夫与电影界人士的关系尚未完全协调好。这些问题自然需要解决。
电影界人士的这封信通过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廖贝舍夫交到了斯大林手里。斯大林读完信后把它退回给波斯克廖贝舍夫，这样说道：因为工作太忙，不能接见这些电影界人士，但是帮助是需要的。他委托波斯克廖贝舍夫与米高扬(当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贸人民委员)和博尔沙科夫联系，要他们准备一个向国外采购电影技术设备和器材的建议和参加审查新影片的人员的名单供政治局讨论。1940年8月22日政治局批准了审查委员的名单(包括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后来又增加日丹诺夫)，两天后又通过了《关于为电影委员会进口电影器材和设备》的决议，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在三四个月内向德国、美国和瑞士订购总值为三百六十五万四千八百卢布的电影器材和设备。由此可见，尽管斯大林没有接见写信的电影界人士，但是对他们提出的要求还是比较重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正式成立了电影审查委员会，负责对新影片的审查。不过电影业内人士都知道，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手里。因此当他们要拍摄新影片或影片摄制完成后需要取得公映的许可时，仍然求助于斯大林。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爱森斯坦想要根据舍依宁的剧本《贝利斯案件》拍摄一部名叫《帝国的威望》的影片。剧中的贝利斯是基辅一个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1911年被诬告杀害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儿童，沙皇政府为了加紧推行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政策，直接施加压力，要求判刑，但是最后法院仍然宣告贝利斯无罪。当时此事曾引起较大反响。这个涉及民族问题的题材比较敏感，电影审查委员会不敢做主，要爱森斯坦和舍依宁请示中央。于是两人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把信交给日丹诺夫处理，要日丹诺夫会见爱森斯坦和舍依宁，传达他认为此影片不宜拍摄的意见，建议他们写一个关于伊万雷帝的电影脚本。
从三十年代下半期起，为了加强对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斯大林要求文艺界发掘历史题材，创作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和表现杰出历史人物的作品。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陆续出现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影片，例如彼得罗夫导演的《彼得大帝》(1937～1938)和《库图佐夫》(1944)、爱森斯坦导演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普多夫金导演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939)和《苏沃洛夫》(1940)等等。斯大林建议爱森斯坦拍摄的《伊万雷帝》第1集到1945年才与观众见面。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电影业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摄制的影片有所减少。值得注意的有培利耶夫导演的《区委书记》(1942)、莱兹曼导演的《玛申卡》(1942)、艾尔姆列尔导演的《她保卫祖国》(1943)、阿伦斯坦导演的《卓娅》(1945)等，此外还有几部刚才提到过的历史题材的片子。不过斯大林仍注视着影片的创作。例如1944年他发现乌克兰编导杜甫仁科的电影小说《烈火中的乌克兰》有宣扬民族主义的错误倾向，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批判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具体情况下面还要谈到。
卫国战争结束后，社会情绪与战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文艺界思想变得比较活跃，这无疑是好现象。但是与此同时，文艺工当中自由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少数人出现了崇拜西方的情绪。加上西方在对苏联发动的“冷战”中开始利用文艺作为重要的宣传工具，鼓励文艺界的亲西方倾向，这使得情况变得比较复杂。斯大林发现问题后，发动了几场批判运动，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几项有关文艺问题的决议，力图纠正错误倾向，把文艺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首先，1946年9月8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了讨论会。这次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项议程是讨论《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两作家的问题，第二项议程则是讨论鲁考夫导演的影片《灿烂的生活》。会后联共(布)中央先后分别作出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和《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对两杂志和影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外，还作出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1948年2月10日又作出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当时有些做法显得有些过头，从而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总的说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里要专门说一说对影片《灿烂的生活》的批判和联共(布)中央就这部影片作出的决议。影片的第1集曾受到好评，受批判的是影片的第2集。斯大林在会上讲话时指出：“那里(指在影片里。——引者)描写的当然不是灿烂的生活。其中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要求不高的观众的兴趣……也稍稍描写了一些顿巴斯的恢复，不过这部取材于顿巴斯恢复的影片里恢复过程只占八分之一，而且采取不严肃的和令人发笑的形式。”他指责影片制生活在优秀工人和英雄人物中间而没有很好地表现他们，批评影片歪曲顿巴斯矿区的恢复工作，把它描写成以过时的技术和陈旧的工作方式来实现的。[⑦]总之，他认为影片没有反映生活真实。他认为影片拍成这样，很难进行修改。这样四百八十万卢布就白白丢掉了。联共(布)中央的决议是根据斯大林讲话的精神作出的。这是中央唯一的一项就一部影片作出的决议。决议指出，影片对顿巴斯矿区恢复情况的描写十分错误，它鼓吹的是落后、无文化和愚昧;影片中对苏联人的描写也是错误的，歪曲的。决议同时指出，这部影片的艺术水平也是经不住批评的。此外决议还指出，除了《灿烂的生活》外，还拍摄了一些“失败的和错误的影片”，例如爱森斯坦导演的《伊万雷帝》第2集、普多夫金导演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科津采夫和特拉乌别尔格导演的《普通的人》。决议还对博利沙科夫领导的电影部及其下属的艺术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批评，最后决定《灿烂的生活》第2集禁止上演，建议电影部和电影委员会汲取必要的教训，组织好艺术片的摄制工作，使今后不再有摄制此类影片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对这两个部门今后的工作提出的要求。
大概在联共(布)作出决议的前后，斯大林还召集了电影部部长博尔沙科夫以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谈电影问题。他说，他想和他们商议一下如何进一步发展电影。接着指出，我们的电影的缺点与它仿效戏剧相联系。从物质上的花费以及电影的思想意义和对观众所起的作用来说，都不能这样做。莫斯科艺术剧院排一出戏花费不超过一万两千卢布，而拍摄《攻克柏林》要花多少钱?这时一位在场的导演回答说：三千七百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上面提到过，拍《灿烂的生活》只花了四百八十万，拍《攻克柏林》可能花费要大一些，但是差距不大可能有这么大。斯大林听了后意味深长地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如果一出戏花了一万两千卢布后排得不能上演，花费不大;而如果一部影片拍得不成功，那损失就大了。从来都慷慨资助文学艺术的斯大林，这里算起了经济账。不过他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电影的思想影响大。他说，一出坏戏，即使它仍在舞台上演出，十年内观众最多只有四万人。而一部电影几个月就有一亿两千万人能看到，坏影响将会很大。说到这里，斯大林停了停，似乎想让在座的人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然后又说，他计算过，把一部电影放遍全国，要花一个月，这就是说，每年拍摄十二部电影就够了，不必多拍。他强调说，所有影片应该方向正确，有明确的目的，如果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思想上不正确的影片出现。这里斯大林特别强调了影片的思想性。最后他说：“为了在影片题材的选择上不出现错误，为了不让不需要的影片通过，我本人将审读电影脚本。”[⑧]在这之前斯大林也读过一些脚本和发表过意见，这时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电影脚本都应通过他的审读和批准，以保证影片质量，尤其是保证在思想倾向性方面不出问题。
1948年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48年生产艺术片、纪录片和各类影片的计划》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苏联电影部存在着不顾质量生产大量影片的错误方针，结果许多影片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符合苏联观众的已提高了的要求。”决议要求苏联电影部及其艺术委员会负责“审查每一部艺术影片，包括：(1)文学脚本;(2)演员试镜头的材料;(3)已拍成的影片主要项目的材料;(4)摄制完成的影片”。艺术委员会在必要时应当审查“导演的脚本、布景和服装的草样、音乐总谱、在开拍前与演员的总排练”。[⑨]决议规定得比较具体和详细，主观上也许是为明确参加拍摄的人员的职责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在实行的过程中，由于规定得过严过细，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以及部长会议的决议，对苏联电影业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使电影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它不受当时出现的错误思潮的影响，保证了影片的较高的政治思想性，防止了宣扬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以及迎合低级趣味的影片出现。另一方面，由于限制过严，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电影工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艺术才能。在这之后，每年拍摄的影片大为减少，有时甚至一年不到十二部。战后这几年值得注意的影片有巴尔涅特导演的《侦察员的功勋》(1947)、罗姆导演的《俄罗斯问题》(1947)、斯托尔堡导演的《真正的人》(1948)、培利耶夫导演的《西伯利亚交响曲》(1948)、杜甫仁科导演的《米丘林》(1948)、奇阿乌列利导演的《宣誓》(1946)和《攻克柏林》(1949)等。
二
上面讲了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重视电影和领导电影的情况以及他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下面讲一讲他对一些影片的具体看法。
斯大林喜欢看电影。看电影和看戏几乎是他的全部业余爱好。他通常每月都要看三四部影片，有的片子看了不止一次，总计起来，看过的片子数量很多。起初，斯大林常到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格涅兹德尼科夫斯基街电影委员会的放映厅看电影。在他来到前，通常要采取各种保证他人身安全的措施，而且他还要带着大批随从人员前来，有许多不便。1932年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后，在大克里姆林宫二层开辟一个专门的电影放映厅。这样就方便多了。有时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开完会或在斯大林住处会餐后，就到这里来看电影。因此通常是在晚上才看的，要一直看到深夜。有时斯大林也带孩子前来。放映的片子则主要由电影局安排。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曾这样回忆道：“这些年月父亲也常带我去看戏和看电影……可是最好看的是电影。这时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原冬季花园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的电影厅;从这里有个过厅通往旧宫。午饭后，也就是晚上九点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这对我是太晚了，于是我就死活恳求要去，以至于父亲无法拒绝我，总是把我拉到前面大笑着说：‘好吧，领我们走吧，领我们走吧!小主人，没有人带路我们会走错的!’于是我就走在这大队人马的前面，朝着那一个人也没有的克里姆林宫的另一端走去。我们后面，一队装甲的专用汽车慢慢地爬行，再后面是无数的警卫人员……通常要看两部或更多的片子，看完电影是夜里两点钟，被送回家去睡觉，因为我早晨七点钟就得起床，然后上学去。
“我的家庭女教师丽吉娅非常生气，要求我拒绝在那么晚的时候去看电影;难道我可能拒绝吗?有多少好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小银幕上放映呀!《夏伯阳》、《马克辛三部曲》、《彼得大帝》、《马戏团》和《伏尔加啊!伏尔加!》等苏联最优秀的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出现的。”[⑩]
放映的片子是电影总局送的，都是较好的片子。在开头，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看了后，通常称赞几句，就算批准了，可以公映了。有时对某些影片的个别情节和镜头有意见，只是指了指，也就过去了，这并不影响片子和编剧的命运。也就是说，开头这些领导人看电影不完全是审查片子，还带有某种娱乐的成分。后来逐渐变成主要是审查片子，有的片子受到肯定和赞扬，顺利通过;但也有一些片子被认为有问题，需要修改，甚至推倒重来。而审查者前后看电影的心态也发生一些变化。如果说开头看电影还带有某种娱乐的成分，在观看的过程中还表现出个人的爱好和审美趣味的话，那么到后来主要根据影片的思想政治倾向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评判了。
斯大林对他看过的不少影片表示过态度和发表过评论。有时只是鼓掌，有时发出一声呼喊，有时则发表三言两语的评论;但也有对一部影片写信提出意见和在讨论会上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的时候。现在保存下来的材料一是他的书信和讲话记录，这些材料比较可信;再就是电影界与他有过接触的著名人士的回忆，这些材料只能作参考。斯大林对电影的评论的总的趋势是：三十年代比较宽松，对佳作表示肯定，对有缺点的影片只是指出缺点和要求修改，但并不禁止放映。四十年代后控制得愈来愈严，对他认为有严重缺陷的片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禁止上演。由于斯大林评论过的电影数量不少，下面就择要讲他对几部有代表性的片子的评论
二十年代斯大林对几部电影的看法和评论这里就不讲了，就从他对瓦西里耶夫兄弟导演的《恰巴耶夫》的评论讲起。上面提到过，他在苏联电影业十五周年时给电影总局局长舒米亚茨基的信中把它作为样板影片加以肯定。恰巴耶夫是国内战争时期红军的师长，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影片表现他的英雄事迹，把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主题，因而首先在题材上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影片导演采取的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写实的手法，日常生活和军事行动方面的细节没有失实的地方，这也是受到斯大林高度赞扬的一个原因。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社会效果是好的，这就更使斯大林深信电影艺术的思想教育作用。于是他萌发了再拍一部这样的影片的想法。最后决定拍一部关于“乌克兰的恰巴耶夫”——尼古拉·肖尔斯的电影，拍摄这部电影的重任便落到了乌克兰著名导演杜甫仁科的肩上。
杜甫仁科二十年代就已成名。他导演的《军械库》(1928)、《土地》)1930)、《伊万》(1932)等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这位导演由于在发展电影事业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被授予列宁勋章。据说在授勋仪式上，斯大林说了一句：“他有拍摄《乌克兰的恰巴耶夫》的义务。”这实际上是给他下了命令。不过斯大林也觉得命令一位导演拍片子的做法不甚合适，便专门会见杜甫仁科，向他作了解释，请他不要客气，说如果他另有计划，那就照他自己的计划去做。杜甫仁科则认为指定他拍这部电影，是领袖对他的莫大信任，自然尽力而为。
1936年影片摄制完成。斯大林看了试映后不甚满意，便给舒米亚茨基写了这样一封信，全文如下：
“舒米亚茨基同志!
“(1)肖尔斯过于粗暴和缺少文化。应当恢复肖尔斯的本来面目。
“(2)鲍仁科不完全成功。看来与肖尔斯相比，更多地同情鲍仁科。
“(3)未见肖尔斯的指挥部。为什么?
“(4)肖尔斯不可能没有军事法庭，如果有，他就不会为了一点小事(为了鼻烟壶)亲手枪毙战士。
“(5)肖尔斯看起来要比恰巴耶夫更缺少文化和更加粗暴。这是不真实的。
И.斯大林”[11]
影片经过反复修改，到1939年才拍摄完成，前后用了四年时间。经过修改后的片子比较符合实际，感情真挚，有艺术分量。不过它与《恰巴耶夫》比较，仍显得比较差些。这也是很自然的，一是因为反映的人物及其事迹有所不同，二是因为艺术贵于创新，按照某种样板创作的作品，很难能达到样板水平，更谈不上超越了。斯大林看了可能也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不便把看法直说出来。有人认为他是“迫不得已”肯定这部影片的。据说在看了试映后他把杜甫仁科请去，两人一起进行长时间的散步和交谈，以此表示信任和感谢。这部影片不久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通常斯大林看重的是用写实的笔法忠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对电影也是如此。因此他所肯定的通常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影片。不过他也并不排斥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上面提到过的杜甫仁科拍摄的影片《军械库》就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据说这部影片在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放映后，斯大林称赞这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斯大林特别重视忠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严肃的作品，可是也不完全否定喜剧的创作。例如他对亚历山大罗夫的喜剧就比较喜欢。这位导演的音乐喜剧片《快乐的人们》(1934)放映后，曾受到报刊的批评。亚历山大罗夫就设法让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看这部片子。据说斯大林在看完后说了一句：“好!我好像休了一个月的假。”意思是说，看完这部电影后，身心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主要起娱乐作用的喜剧片还是需要的。不过他仍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主要地应发挥思想教育作用，因此娱乐性应有一定限度。1940年，当乌克兰著名剧作家柯涅楚克的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剧本《在乌克兰草原上》受到批评时，斯大林便给他写信，信中说道：
“读了您的《在乌克兰草原上》。写得很好。艺术上是完整的，快乐和非常快乐的。我只是担心，它过于快乐，有这样的危险，喜剧中的过分快乐可能吸引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使他们离开剧本的内容。”[12]
由此可见，斯大林并不主张创作单纯供读者和观众取乐的作品。在他看来，一部好的作品可以有喜剧的成分，但是应该适度，不能让读者和观众只顾取乐，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思想政治内容，从而受不到教育。也就是说，一部作品应该“寓教于乐”，使读者和观众在娱乐的同时，也受到思想政治方面的某种启示。
1937年，在十月革命二十周年之前，导演罗姆赶拍出了《列宁在十月》。预映于11月6日的庆祝晚会上举行。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都出席观看。由于拍得匆忙，技术上存在很多问题。罗姆在陪看时提心吊胆，生怕影片通不过。但是根据他回忆，放映完毕后，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都站在那里鼓掌。罗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认为今天夜里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可是三个钟头后他被叫醒了。舒米亚茨基派车来接他去商谈影片的事。他对罗姆说，今天斯大林看了电影后要他转告罗姆，如果影片像现在那样，没有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和攻打冬宫的镜头，那么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覆灭仍显得不够突出。需要补拍攻打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的场面。罗姆问，如何补拍，什么时候补拍?要知道影片已经上映了。舒米亚茨基回答说，一个钟头前已经电话通知各地停止放映。于是罗姆问，需要在什么时候补拍完毕?舒米亚茨基转达斯大林的话说，纪念日过去了，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但是罗姆知道，此事不宜拖延，便昼夜奋战，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补拍完了。补拍后的影片以列宁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工农革命胜利完成而告结束。确实作这样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必要的，它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并使得它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两年后，罗姆又拍摄了《列宁在1918》。影片描写的国内战争时期。在克里姆林宫里，列宁和他的战友斯大林为了使国家摆脱危机，紧张地工作着。列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来自各地的请愿者。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策划着各种阴谋，甚至采取暗杀列宁的行动。列宁遇刺受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最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影片着力表现了列宁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
罗姆导演的这两部电影上映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都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不过罗姆在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批判斯大林。他删除了这两部影片中表现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的镜头。后来放映的已不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了。
再说一说1938至1939年埃尔姆列尔导演拍摄的影片《伟大的公民》(两集)。影片主要主人公沙霍夫的原型是基洛夫，因此情节的基础是基洛夫的生和死。故事发生在1925年到1934年间。影片表现了沙霍夫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斗争。高潮是沙霍夫在先进工大会上和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他的讲话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党中央代表的支持。结尾是沙霍夫被暗杀，苏联公民在他坟前宣誓说：“沙霍夫的事业将有人继承，任何敌人逃脱不了惩罚。”
《伟大的公民》在开拍前，斯大林看了它的电影脚本，于1937年1月27日给舒米亚茨基写信，提了意见。他肯定这个脚本“政治上是合乎要求的，文学上的优点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他认为有以下错误：
“一、‘反对派’代表人物与中央代表相比，看起来年龄较大和党龄较长。这不典型和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正好相反。
“二、热里雅鲍夫的画像需要去掉，因为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阵营的恐怖分子侏儒们与革命者热里雅鲍夫没有类似之处。
“三、提到斯大林的话应当去掉。应当用党中央来代替斯大林。
“四、沙霍夫被暗杀不应成为全剧的中心和最高点，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恐怖行动比不上审判皮达可夫-拉狄克的过程中揭露出来的事实。”
信中提到的热里雅鲍夫是俄国民意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虽然不赞同民意党人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承认他们是革命者，认为热里雅鲍夫与反对派的头头们是不同的，也不应把民意党人的恐怖行动与反对派的恐怖行动混为一谈。因此他要求去掉影片中热里雅鲍夫的画像。
信中接着写道：
“应当把两个纲领、两个方针的斗争作为剧本的中心和最高点：一个纲领主张让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消灭资本主义的所有残余，争取苏联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主张反法西斯主义和靠拢非法西斯主义国家，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反对战争、奉行和平政策而斗争;另一个纲领赞成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和缩小社会主义成就，反对苏联的独立，赞成为迎合法西斯主义国家而分割苏联，主张靠近最强大的法西斯国家，出卖工人阶级利益和损害非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利益，加剧战争危险和反对和平政策。
“应当作这样的处理，使得托洛茨基分子与苏联政府之间的斗争看起来不是两个团伙之间的争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似乎一个团伙‘走了运’，另一个‘不走运’，这将是对现实的粗暴歪曲;应该写成两个纲领的斗争，其中一个符合革命的利益并受到群众的支持，而另一个纲领则与革命的利益相违背并为人民所唾弃。
“由此看来，剧本需要改写，使得它的内容更符合现代要求，能反映出审判皮达可夫-拉狄克中所揭示的全部基本内容。”[13]
斯大林的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求把沙霍夫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不写成两个团伙之间的争权斗争，而写成两个纲领、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斗争。脚本如作这样修改，就可把主题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再就是斯大林要求不把沙霍夫的行动和他的被暗杀写成这场斗争的高潮，要求反映出开始在肃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事实，因为这样做能扩大影片的内涵，使之更切合实际，从而增强影片的真实性。影片的创作人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认真修改了脚本，然后按照修改后的脚本进行了精心的拍摄。结果拍摄出来的影片既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又与全社会的政治气氛和公众的情绪相适应，并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公映后反应强烈。当然这部影片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后来曾受到批评。不过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反映。
上面提到过，为了加强对电影的领导和控制，成立了电影审查委员会，同时加强了对具有错误倾向的电影的批评。1940年对根据阿夫杰延科的脚本拍摄的《生活的规律》的批判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部影片的主要情节是：某医学院的毕业生举行告别晚会时，当地共青团州委书记特地前来参加，他在晚会上突然开始宣扬放纵的性生活，许多年轻人跟着起哄，大谈低级色情的东西。于是晚会被搅乱，这时学院的团组织负责人站出来反对，制止了放纵行为，维护了共青团的声誉。
影片未经最高领导人观看就放映了，受到了某些人的欢迎，报刊上出现了赞扬的文章。突然《真理报》发表题为《一部不真实的影片》的文章对它痛加批判。9月9日联共(布)中央召开了关于这部影片问题的会议，斯大林在会上几次发言，对影片提出了批评，把矛头指向编剧阿夫杰延科，而没有指向导演什托尔普和伊万诺夫。他说道：“阿夫杰延科笔下的应该起来斗争的人被写成衣冠不整、相貌丑陋，他们简单、灰色，——这样的人怎么能打败敌人?阿夫杰延科的整个错误在于他把一个自己人——布尔什维克——放到次要地位，缺乏描写这个人的色彩。他那么细心地观察敌人，对他们了解得那么清楚，甚至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进行描写。对我们的现实却没有仔细观察。很难相信——是不理解还是没有发现?!”他还说，这部影片叫做《生活的规律》，为什么是规律，没有解释，实际上指的是所理解的爱情。他还指出，同情的是另一些人，无论如何不是布尔什维克。[14]由此看来，斯大林认为问题不在于写反面人物，而在于把共青团的腐败分子等反面人物放在主要地位，而且用同情的笔调写他们，把他们写得色彩鲜明，而起来与他们进行斗争的正面人物则显得形象暗淡，苍白无力，很难设想这样的人能在斗争中居于上风，这就没有反映现实生活，更谈不上什么“生活的规律”。
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电影看得较少，但是仍然注视着电影界的思想动向和创作情况。特别是当他发现思想政治倾向有严重问题的作品时，就进行严肃的批评。他对杜甫仁科的电影小说《烈火中的乌克兰》就是如此。上面说过，他原来器重杜甫仁科，重视他的创作，与他保持着信任和亲密的关系。可是1944年1月当他发现杜甫仁科上述作品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性问题时，就不顾老朋友情面，在政治局会议发表长篇讲话，毫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他指责杜甫仁科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揭露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站在德国侵略者一边为虎作伥的事实，同时指出，电影小说把乌克兰历史上主张与俄罗斯友好联合的盖特曼(统领)赫麦利尼茨基称为“大坏蛋”和“乌克兰人民有名的刽子手”，是“对真实的肆无忌惮的嘲弄”。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这部作品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纲领”。[15]
杜甫仁科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战争正在进行，他没有揭露彼得留拉分子和其他民族主义者投靠德国侵略者的行为，这确实是问题。恐怕问题还在于对赫麦利尼茨基的描写上。这是一个复杂人物，他曾镇压农民起义，不过他反对波兰的统治，在实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合并上起了很大作用，因而得到了苏联官方的肯定。1943年10月，苏联甚至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电影小说把赫麦利尼茨基称为“刽子手”，而没有提到他对俄乌合并所作的贡献，显然在这个敏感的民族关系问题上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情绪。斯大林不顾友情对杜甫仁科提出严厉批评的怒火，大概主要是由此引起的。
上面提到过，从三十年代下半期起，斯大林鼓励文艺界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亲自审读电影脚本，提出修改意见;对摄制出的质量高的电影进行奖励。当他读了《苏沃洛夫》的脚本后，于1940年7月9日给电影委员会主席博尔沙科夫写信指出其中的缺点，要求把苏沃洛夫表现为军事统帅，并在影片中揭示他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特点，特别强调出他对军事纪律的重视。当时影片已经开拍，导演普多夫金无法对脚本作重大修改，只接受了斯大林的部分意见。影片上映后，斯大林看了还比较满意，没有再提意见。最后授予它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如上所说，斯大林曾建议爱森斯坦制作一部关于伊万雷帝的影片。他看了爱森斯坦写的脚本后，觉得写得不错，于是影片就开拍了。当时正是战争时期，资金比较短缺，可是政府仍拨出足够的钱拍这部电影。1944年第1集完成，斯大林观看后比较满意。本来按规定电影如果由两集构成，只有全部完成后才能授予斯大林奖金，这次他下令破例给这部只完成一集的电影授奖。
接着爱森斯坦赶写出第2集的脚本，与1946年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读后很不满意。在上述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于1946年8月9日召开的讨论影片《灿烂的生活》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它进行了批判。他说：“我不知道谁看过它——简直令人厌恶!人完全脱离了历史。把禁卫军描绘成最坏的坏蛋和败类，描绘成美国三K党之类的人。爱森斯坦不懂得禁卫军是进步的军队，伊万雷帝依靠它把俄罗斯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反对那些想要分裂和削弱国家的封建王公。爱森斯坦对禁卫军采取的是旧的态度。旧的历史学家对禁卫军采取粗暴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像看待尼古拉二世的惩治行动一样来看待伊万雷帝的惩治行动，完全脱离了发生这些事的历史环境。现在我们对禁卫军有另一种看法。当时分裂成为许多封建公国、即分成几个国家的俄罗斯，如果不想再次受鞑靼人压迫的话，应当联合起来。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爱森斯坦也是应该明白的。爱森斯坦不能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有相应的书籍，而他却描绘一些败类。伊万雷帝是一个有坚强意志和个性的人，而爱森斯坦把他描绘成一个意志薄弱的哈姆雷特。这已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对我们有什么用呢?——请您给我们展示历史真实。学习要有耐心，而某些电影导演却缺乏耐心，因此他们把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制作了影片，说道：请你们‘吞下去’吧，——尤其是因为影片上有爱森斯坦的商标。应该如何教会人们认真负责地对待自己的职责以及观众和国家的利益呢?须知我们是要用真实、而不是通过歪曲真实来教育青年。”[16]
1947年2月26日，斯大林在就影片《伊万雷帝》问题会见爱森斯坦等人时，再次讲了他的看法。他为了肯定伊万雷帝的进步作用，将其与别的历史人物相比较。他说：“你们片子里的沙皇成了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优柔寡断的人。由所有的人暗示他应该干什么，而不是他自己作出决定……沙皇伊万是伟大的和英明的统治者，如果把他与路易十一世进行比较的话(你们读过关于为路易十四世奠定君主专制制度基础的路易十一世的书吗?)，那么伊万雷帝与他有天壤之别。伊万雷帝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坚持民族的观点，没有让外国人到自己的国家来，设法让国家不受外国的影响。在表现伊万雷帝的这一方面时，有偏离和不正确之处。彼得一世也是伟大的国君，但是他对外国人采取过于自由主义的态度，大门敞开得太大，允许外国势力进入国内，允许俄罗斯德国化。叶卡捷琳娜进一步这样做。再说，难道亚历山大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难道尼古拉一世的宫廷是俄罗斯的宫廷?不。这都是德国的宫廷。
“伊万雷帝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措施是他第一个对外贸实行国家垄断。伊万雷帝是第一个实行的。列宁是第二个。”
斯大林接着又说：
“伊万雷帝是非常残酷的。可以表现他残酷，但是需要指出为什么必须残酷。
“伊万雷帝的错误之一在于他没有把五个大封建家族斩光杀绝。如果他消灭了这五个大贵族家族，那么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乱世。[17]而伊万雷帝处死了一些人，后来长时间地忏悔和祷告。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妨碍了他……而需要做得更加坚决。”[18]
伊万四世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他专制残暴，因而史称“伊万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他在开拓俄罗斯疆土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一俄罗斯国家方面有一定的功绩，起过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他不仅残酷对待政敌，而且镇压过民众起义，这也是事实。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斯大林赞赏伊万雷帝，在讲到他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时，甚至把他置于彼得一世之上，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就这样，他给爱森斯坦上了一堂历史课，没有对脚本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伊万雷帝》的第二集未能问世。
最后简单地提一下奇阿乌列利导演的两部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这两部影片都有斯大林出场，表现了颂扬斯大林的主题。由于影片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情绪，因而曾受到欢迎。
以上讲了斯大林对电影的重视和他对电影业的具体领导，还讲了他对一些影片的评论。他一直把电影视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尽一切可能大力发展电影事业。首先，他为发展苏联独立的和强大的电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建成了许多大型的制片厂以及一系列与其配套和为其服务的工厂，为建设苏联独立的电影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各个制片厂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的影片，有的影片曾获国内和国际大奖，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艺术家，其中包括许多国内外闻名的导演和演员。有的人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崭露头角，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而一些年轻人在他逝世后才大显身手，使得苏联电影在几十年内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苏联一直跻身于世界电影大国和强国之列。
斯大林喜欢看电影，他对影片的要求很高。首先他十分重视影片的政治思想倾向性，要求影片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具有教育意义，同时也要求影片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在他看来一部好影片能起巨大的教育作用，产生良好的政治影响;反之，拍一部坏影片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能对群众起极坏的腐蚀作用。因此他要求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建立了一整套审查制度，甚至亲自出马，审读电影脚本或审看试映，最后作出决定。这就阻止了一些不合格产品的出现，防止了有问题的影片的流行，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有时忽视影片生产这种创造性劳动的特点，限制得过严过死，曾产生过一些消极作用。
总结斯大林领导电影事业的经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电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而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只是赚取利润的工具。电影业是事业而不是企业，它不能只以所谓票房价值来衡量其得失。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是他认为电影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对电影业的领导，首先是严格审查产品的质量，使电影产品真正起到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防止思想政治上有错误、歪曲历史和现实生活、宣扬低级趣味的影片毒害人民大众。斯大林在这方面虽有时做得有些过头，但大方向是正确的。
[①] 《列宁论文艺与美学(下)》，中文版，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632～1633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1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7页。
[④]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⑤] 《电影艺术》1993年第3期，第102页。
[⑥] 《电影艺术》1993年第3期，第103页。
[⑦] 见《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23页。
[⑧] 《独立报》2000年3月3日。
[⑨] 《电影艺术》1990年第1期，第97、98页。
[⑩] H.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61～162页。
[11]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26页。
[12]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209页。
[13]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27～128页。
[14]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202～203页。
[15]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333、338、342页。
[16]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22～423页。
[17] 这里说的“乱世”(“Смута”)指俄罗斯历史上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内忧外患频仍的时期。
[18]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33～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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