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今天距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进京赶考”的日子已经65年，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手中，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赶考”都在继续着。而就如何答好这张历史的试卷，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同志，为我们进行解答。
主持人：在2014年11月21号，求是杂志社将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联合召开主题为“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党的作风建设”的党性教育延安论坛，您可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此次主题的背景?
李 捷：65年之前，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5日专门在党内提出“两个务必”这个号召，带领全党“进京赶考”;65年后，在2014年11月21号，我们将召开这次主题为“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党的作风建设”的党性教育延安论坛，目的就是要深入研究当前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的新考验，深入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性教育新思路、新举措，进一步研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说道背景，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两个务必”。当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的奋斗历史，即将从一个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政党，成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并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个务必”。
其次，要了解“两个务必”提出的原因。这就不得不提到一段历史事件，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一支农民起义军占领了北京城，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脚步。但是，这支农民起义军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很久。在占领北京城后，这些人开始变得骄傲起来，做官的做官，抢金银财宝的抢金银财宝，讨小老婆的讨小老婆，官员丧失了斗志，政权失去了民心。最后，随着清军的入关而不得不撤出北京，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就此宣告失败。毛泽东同志曾特别提及过这件事情，并从中反思到当时的革命。
同一时期，郭沫若先生也以李自成的这一历史性悲剧为背景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旷世雄文中，郭沫若先生认真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文笔优美，用散文体来书写历史。文章有力地发挥了“借古讽今”、“以史鉴今”的作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
后来，毛泽东同志提议将这篇文章作为当时整风运动的文件。他认为，在我们党2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很容易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也是当年李自成犯的错误，那就是“小胜就小骄傲，大胜就大骄傲”，而每一次大骄傲都几乎断送了革命。当年的大革命失败，还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沦丧、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等，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3月23号，毛泽东同志带着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了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他就跟周恩来总理有这样一个对话，他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主持人：事实证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赶考”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就在人们认为“赶考”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提醒全党：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旧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时期再次提出赶考，背后有何深意?
李 捷：历史有时很巧合，当年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一定要合格，不能像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又被人家给打出来，所以务必要保持“两个务必”的精神。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又面临的新考试。其意义主要在于我们党正面临着三个考验。
第一，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即2021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即2049年，我们要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两个一百年”意味着什么呢?自1840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中国梦”的伟大理想，要在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上实现。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过程中，我们要有一种拼搏的精神，要有一种百米冲刺的精神，要有一种为民族、为人民义无反顾的精神。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就要从“两个务必”的精神上来，要从忧患意识上来，还要从一种不进则退、敢于担当的精神上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到了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就是告诫我们，作为执政党，我们的“赶考”永远没有结束。我们党始终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总书记说的中国之梦、民族之梦、国家之梦，同时也是人民之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再一次完成一个新的“进京赶考”的历史经验。能不能把这个奋斗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好，就要看中国共产党的真本领了。这是一大考验。
第二，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的考验。我们知道有一个规律，凡是胜利者都是在不断战胜我的过程中取得胜利，而失败者往往也是自己被自己打败。那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中面临着一个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自我革新、自我战胜的过程。而腐败正是现在党内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我们若想不断发展，必须直面问题，坚定不移进行反腐斗争。有人说，腐败就是我们党自身存在的一个毒瘤，是一个癌症，是不治之症。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这一套，它不是不治之症，是可治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深得民心。同时，还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反腐境界：首先要形成一种震慑，让他不敢腐。再形成一种制度，约束他不能腐。最后利用理想信念、党性教育打造一个思想的牢笼，让他不想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场反腐败斗争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党和国家会不会因为脱离群众和腐败蔓延而变质，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第三，能否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考验。中国从来没有像任何一个时期，像我们现在这样，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当前的中国正在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不断努力，未来也将发挥更大作用。比如，中国近期一系列的外交举动——北京的APEC，澳大利亚的G20峰会，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也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带一路”的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为中国周边、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更大福音，我们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更加广阔、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互利共赢的共同体。
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离了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万万不行的，而这对我们党来说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这种能力和抱负，使得中国人再度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地站起来，同时也让世界再度辉煌。
通过发展自己而赢得世界，这就是总书记再一次的强调进京“赶考”的重大意义。这个事情做好以后，是对中华民族有意义，对我们这个党有利，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有利的，这就是它的几大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长期执政的重要关口，重提“赶考”也是强调我们党必须避免骄兵必败的历史规律。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赶考”内容和建国初期有何不同?
李 捷：这个不同可以有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至少有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建国初期，老一辈革命家面临的是由领 导革命的政党转向执掌政权的政党的考验，而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面临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这么长时间以后，还能不能够长期执政的考验?这个执政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长期执政。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一些老牌的执政党都因为自己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下台，丧失了执政权。譬如，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因为共产党的垮台导致国家解体。这些历史的教训都是很深刻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怎样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的执政，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考验，也是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进京赶考”时候没有遇到的新情况。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我们面临的国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面临的考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能不能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使整个中国有一个新的和平建设的良好局面。这个问题，我们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如何修复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
当年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严峻，那么现在是不是就不严峻了呢?中国社会现在看起来歌舞升平，但我们党面临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要忘记，我们始终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有两亿多的人口没有脱离贫困线，我们还有诸如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等待解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很多新的问题不断产生。比如，产能相对过剩，暴露出我国经济结构上存有的短板;再比如，现在大家热议“APEC蓝”，暴露了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价;还有能源问题，如何保护我们有限资源等等。这都是需要我们很好地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形势，一方面是巨大成就的积累，另一方面我们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诸多的复杂问题正在出现。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而盲目骄傲，我们就会犯“大胜则大骄傲”的历史性错误。这种新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即使我们取得较大的经济成就，但我们还要牢记基本国情，不能忘记我们还有很多贫困人群等待我们救助，还有很多社会矛盾需要我们解决。
由此可见，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的挑战要比当年要严峻得多，也突出得多。
第三，党内腐败问题情况更加突出复杂。当前，党内的腐败现象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扭转，但是腐败这种高发、易发的态势还在继续，我们党面临的任务还非常严峻，稍微松弛一下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而且，腐败现象已经不是孤立事件，它暴露出来我们党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说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价格交换原则，资本主义这些东西，现在还在污染着我们党。另外，我们党内现在也不纯粹了，出现了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山头”以及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现象总体上看虽然是局部的，但绝对不能蔓延开来，要找到有效的途径进行解决。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建国初期，腐败现象也曾出现，但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尤其是后来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限制住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没有受到充分的管理和约束、监督，其对我们的国家机器也带来很多侵蚀。对外开放也一样，好的东西会进来，但是泥沙俱下，且与国内原本存在的一些错误问题等串联勾结在一起，腐败现象也会伴随而来。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环境的复杂程度也是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总体而言，相对建国之初，我们现在的“赶考”任务比以前更加艰巨、挑战也更多。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也比原来也要雄厚得多，我们的制度，包括法律也比以前要完善得多，我们党治理国家的经验也比以前要丰富得多。经过65年的积累，探索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党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成熟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开始凸显，我们是能够争取实现新时期“赶考”的成功的。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不能因为当前存在很多复杂问题而丧失信心。信心是金子也买不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丧失信心。
主持人：中国现在面临国情、党情、势情都在有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成就与危机并存的时代。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重提“赶考”也在于提醒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必须继续坚持忧患意识。一方面国内改革发展逐步进入了攻坚阶段，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西方的敌对势力也越来越加紧渗透。但，即便是面对这样复杂而严峻的情况，仍有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不强，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问题。比如说一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党的原则讲的少了，对于四风问题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等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 捷：这个问题提的也很好。现在大家都在热议中国，最近有一本书名为《走在山坡上的中国》，讲的就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现在我们党面临的挑战的确很多，包括改革在内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没有任何的退路，我们只有义无反顾地往前冲。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个“往前冲”的概念已经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已经从一个落后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可以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列。应该说，我们离中国梦从没像现在这么近过，中华民族正处于五千年来从没达到过的一个顶峰。能够生于这个时代，能够为祖国的这一次冲刺贡献自己的力量，将是我们人生之大幸，我们会因此而充满使命感和荣誉感。
这就回到刚才第二个话题了，现在很多干部冲劲不足。例如，一些在沿海地区党员干部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丧失了前进的斗志。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思想境界不高。如果你只考虑实现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实现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这就是为小我而活着。党和国家更需要为大我而拼搏的人。这个大我就是民族之我，人民之我，它不单单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凡有报效祖国之心的古代先辈都有这种境界。顾炎武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讲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情怀实际上就是突破了小我而进入了大我的境界。如果中国的共产党员、热血青年能从小我境界进入到大我的境界，把个人的奋斗和整个民族的奋斗融入在一起，他就会永不懈怠，永不满足;他就会一路进取，一直到自己人生的最后。
我长期搞党史，同时也做思想理论研究。最近这一两年有几位80多岁的名家都在工作岗位中突然谢世，大家觉得很痛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前辈是用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实现一个大我的升华。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如此，那么我们所说的忧患意识就不成问题。而从这一角度来讲，所谓的容易满足、容易懈怠，究其根本就是人生的境界不高，没有突破小我的束缚。
主持人：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
李 捷：这个问题其实很具象，我想至少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要有忧党的意识。一个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来自于对党的前途命运负责的精神。先要“忧党”，然后反身寻找自己的不足，反复检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应该为党做哪些有益的工作。这种忧党就不是空洞的，而是很实在的。我们每天都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年复一年，无怨无悔，这就是对党的前途负责，也是共产党员首当其冲的责任。
第二，要有忧国的情怀。本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每年12月4号确定为宪法日，并且要求所有经选举出来的国家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这些都非常好。这不仅是一种对法律的信仰，更是一种对国家的效忠。忧国也不是空洞的，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必须要做好本职工作。在依法守法方面，领导干部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自己都不率先守法，怎么能够服众呢?这个率先垂范的道理由来已久：在古代，但凡带兵打胜仗的将帅，其宣布的军法自己都会首先做到——该斩首的斩首、该军法处置的处置，否则国家不成为国家，政府不成为政府。
现在一些政府公信力的出现了问题，网络上对公职人员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公职人员应该怎么做?公职人员应该用什么样的道德操守来约束自己?这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是道德示范的问题。如果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能够常怀忧国忧民之心，我们中国就一定会团结在党的周围、政府的周围，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而“人心齐”靠的是两个东西，一是要靠党的领导，二是要靠模范作用。现在很多人不知旧理，都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去说事，虽然这些错误需要我们痛定思痛、不忘教训，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记住，毛泽东同志一家为革命献出了六个亲人，这种道德的大义支撑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领袖。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是如此，要求大家做到的——比如说中央的八项规定，政治局的同志都首先去做，总书记率先垂范，这就回到了我们党的传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
第三，要有忧民的意识。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领导干部，自己家的小日子过好了不算，自己家幸福了不算幸福，必须时刻想到人民：怎么使得老百姓，特别是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和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现在社会存在着一种让人担忧的现象，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发展使所有人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认为缺少幸福感。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同时我们也要把诚信、道德等问题解决好，使整个社会良性发展。
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会议结束后带领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成了当时网上的一个流行语：“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就是一种忧民的情怀。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教育能始终强调树立忧党、忧国、忧民三个情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不会懈怠，就能够从小我境界进入到大我境界，也就能最终形成一种不能腐、不想腐的心态。
主持人：今天距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进京赶考”的日子已经65年，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手中，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赶考”都在继续着。刚才您说到“赶考”的成绩关乎能否长期执政，而“赶考”所必需的三方面忧患意识是不是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答好历史的答卷?
李 捷：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还需在此基础上转化成一种能力，即如何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实现为党分忧，为国家分忧，为老百姓的幸福去谋利益。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素质，一切都谈不上。而达到了这个人生的境界后，你的能力也就像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里讲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我们方能将忧患意识最后转化为支持党长期执政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方能不断推动我们国家往前走。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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