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是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态，顺利完成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工程”，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不断壮大，并孕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培育，无疑是具有特色而且卓有成效的，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资政育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了“走历史必由之路”这个坚定不移和科学正确的政治方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中国人民饱受凌辱，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顺应潮流，承载起了“解放人民”的历史重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与教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科学的认识。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自信地提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走历史必由之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这个政治方向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必然要求，因此它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坚持。正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讲的，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走历史必由之路”，在今天看来，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要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如果不坚持这种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我们的共产党员就会在精神上“缺钙”，患软骨症。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两侧悬挂着六个插着鲜红党旗的旗座，每个旗座上都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对这八个大字的解释是：“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这八个大字是延安时期党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根本动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也是凝聚民心的力量源泉。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延安时期群众观点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党的群众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上成熟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根本宗旨，“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成为党的立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成为党的原则，“对同盟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予政治教育”成为党的策略。当前，全党范围内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就是要力戒作秀、力戒教条主义，要全心全意，真正做到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所提到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着“眼睛向下”“不尚空谈”的实干作风。1941年3月，毛泽东在给《农村调查》写的序中强调，共产党人不仅仅要“昂首望天”，还要“眼睛向下”，要给人民群众“当学生”，同时“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否则一辈子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941年底彭真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党校计划》，这个计划是彭真与毛泽东、任弼时共同商量制定的。当彭真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时，毛泽东回答：“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2年3月8日，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毛泽东特意给《解放日报》写下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题词。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题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八个大字。可见，注重实际、实事求是贯穿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始终。在“不尚空谈”“力戒空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准则指引下，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遇到困难不是“唉声叹气”，相反“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去创造性、负责任地开展工作，完成任务。直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关键在于落实”，一再重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眼睛向下”“不尚空谈”的实干作风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要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着“保卫祖国”“解放人民”的担当精神。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正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人民处于重重压迫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热血和无限英勇担当起了“保卫祖国”和“解放人民”的历史重任。这种担当精神，有着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奉献鲜血乃至生命的斗争，有着不计前嫌与国民党携手奋战的大局观，也有着“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战争”的豪迈。在这种担当精神的指引下，1943年5月8日，边区政府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政务人员“要忠实于自己职责，勇敢任事，切实负责，有自动性，有创造性，有计划性。不避难就易，不避重就轻。不要指定做才做，不指定就不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使命与责任勇于担当的最生动、最鲜活的表现。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这种担当精神，使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当前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依然是一种现实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犯法从严治罪”的从严治党的理念。从1937年因恋爱不成枪杀女青年的黄克功案，到1941年因贪污被判死刑的肖玉碧案，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以及在边区依法执政的理念。毛泽东在致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强调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的具有根本大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继承与发展了这一思想，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5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要求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并加以解释：“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这些规定体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当前，随着历史方位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更严峻的考验，对其先进性、纯洁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毫无疑问从严治党仍是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上述好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出现了毛泽东讲的“十个没有”的干部新作风和社会新气象，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也才有了朱德总司令说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社会新风尚。这样，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真诚拥护、真心追随，并有了发自内心的歌颂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东方红》《绣金匾》等歌曲，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成就了看似难以干成的伟业。
(系延安大学校长;本文为2014年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延安时期干部理论学习研究”〔14JJD71001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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