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
上面这段引文来自于小说《温故1942》，这部小说在2012年被改编成了电影。有这样一本书和一部电影，让更多人的了解这场发生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提醒那些沉浸在充满时尚与趣味的“民国范儿”中的各类“文青”们：民国可不只有皮夹克、大烟斗之类的西式生活风尚和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在这一类罗曼蒂克式的民国想象中有“风度”、有“趣味”、有“时尚”……却唯独缺少了左翼、革命、解放区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须知在1942年河南国统区遭遇大饥荒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好，但是两地的人民生活状况却是天壤之别。在边区农民看来，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
1942年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机关学校全民开荒纺纱，生产自给，生活自足，边区农民负担大大减轻。边区政府积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鼓励支持农民劳动致富。边区农民在遭遇外部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实现了温饱并且日子越过越好，体验到了天堂般的好日子。这些全都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推行的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
吸引难民为边区开发发展农业积累劳动力
1942年2月以后，边区政府明确划定延安、甘泉、鄜县、志丹、靖边、华池、曲子等七个县为移民开垦区，在各地区专员公署和县政府设立移民站，负责接待安排移民工作。对移民实行“三年免收救国公粮，并减轻其义务劳动”;帮助其解决住宿、种子、农具、口粮等日常生计问题;“帮助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等政策。一年以后，边区政府修订颁布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规范“优待移民难民垦荒，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增长抗战力量”的政策规定，对移民生活、生产、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和安全等一切权利保护都做了详细规定。优待移民的政策带来了外来务工者的集聚，移民难民人口的增加使得边区劳动力数量直线上升。据统计，1941年边区移民7855户，人口约20740人，到了1943年这一数目变成了8570户，人口约30447人。移民难民的主体为青壮年人口，按照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来算，一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0亩土地，就可以扩大耕地面积36.6万亩，每年可增加粮食产量为7.32万石。
根据有关方面对延安县柳林区157户移民的调查,“从生产方面看: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或作手艺;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 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从生活方面来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靠少数救济粮,大 多数可自给;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这还是仅就移民难民中起点最低者而言,实际上移 民中一部分自身条件较好者,可以带来一定的生产物资。这些具备一定生活生产条件的移民,主要是为了逃避移出地政治经济压迫剥削,为边区优惠政策吸引过来 的。当时的《解放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案例：胡文贵,夫妻二人,1942年11月底从湖北来到淳耀县。冬天自己上山打柴、烧木炭,媳妇在家编草鞋,变卖后维持生计。开春后,在政府帮助下开荒种地,拟订农户计划,并推动他和别的农户开展劳动竞赛,结果开荒47亩,收获包谷10 石、糜谷7石、豆子麻子1石多、洋芋3000多斤、蔬菜800多斤,还同邻里合伙喂养一头猪,年底分得猪肉三四十斤。家里缝制了新被子,添置了新衣服。仅仅一年时间,就从饥寒做到温饱,并有余粮。其本人被推举为关中分区难民劳动英雄,出席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当时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移民致富的案例，截至1943年初，“五年来迁入边区内地的移、难 民,在10万以上……虽然当他们来时是那样的贫苦,枵腹破衣,双手空空,到现在就是发达得最慢的,也能饱食暖衣,变成了自耕农,至于那些发展快的,则上升为富农。”五年来，边区扩大耕地240多万亩，其中有200多万亩都是靠移民难民开荒种植的，他们承担了边区百分之六十的粮食生产任务。
农业贷款：为最贫穷的劳动者服务
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李鼎铭、高自立、南汉宸、刘景范、朱理治等人组成的边区农贷委员会。随后颁布了县、乡两级农贷委员会组织条例，在县乡两级成立农贷委员会。农贷发放对象主要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农雇农和移民难民。据统计，安塞县1942年接受农贷者中，贫农雇农占80%，移民难民占10%，中农占7%，富农占3%。
延安县柳林区所属5个乡138户农民，1943年共接受农贷近50万元，平均每户贷款3500余元。这些农贷用于购买耕牛131头，增加耕地936垧，估计可收细粮330石，按当时的市价计算，价值约500万元。除了耕牛转变为较为长期的固定生产力之外，仅借助农贷所得收益已达农贷成本的十倍以上。
志丹县的农贷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贷款过程中，从群众中得来的反应不少，他们真的认识了公家是帮助他们的，解决了群众在青黄不接时的困难……同时抵制了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
在经济困难之际，边区政府接受提案，敢于发放农业贷款，并且主要是面向贫困农民发放贷款，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一次经济创举。安塞县的农贷工作报告中反映：“农民称银行是‘青天’的呼声相当普遍”。
劳动互助：农村社会变革的前奏
边区政府利用陕北农村传统社会资源，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个体劳动习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实行劳动互助，可以更好地调剂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畜力，延长有效劳动时间。安塞农民说：“一个人上山锄地，要一个人送饭，变工五人锄地，一个人送饭就行了。一头牛犁地，要一个人播种，变工后两头牛犁地，一人播种就可以。”通过劳动互助，农民们在集体劳动中可以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竞赛，形成一种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动员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增加劳动生产力增量资源的重要途径。革命队伍进入陕北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一度以放弃裹脚、解除包办婚约、支援前线抗战、读书识字为主要内容。1942年以后，转变为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发展妇女纺织。
妇女走出灶间炕头，参加农村合作社，是一件既丰裕家庭又有利于生产的事。“必须有妇女参加劳动，家庭光景才能好。必须广大地发动妇纺，工厂才可以织大量的布，边区建设才能成功。妇女工作必须引导妇女参加生产，提高生产情绪，克服生产中的障碍，才能得到妇女的拥护，男人赞成。”曾经裹脚的妇女感受最深刻，能够识字算账更是一种本事，劳动合作社促使边区妇女的观念悄悄更新着。
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农业生产，边区政府还对大生产运动中埋头苦干、劳动成绩优秀者，授予“劳动英雄”荣誉称号，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待遇，形成了劳动光荣的新的社会观念。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暨模范生产工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议期间，在185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代表中，评选出了25名特等劳动英雄，每人荣获奖金3万元，并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的亲笔题字。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他们举办了招待会，中央领导到会向他们表示祝贺。
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用近来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梁经纶的话来说，近现代的中国农民90%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是谁能让他们不受欺负，免于饥寒交迫的生活，能够吃饱穿暖，他们就会奔走相告，他们就会拥护谁。对比1942年的延安与重庆、国统区与解放区，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红色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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