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本文尝试探索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最直接自发地反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工人阶级 农民工 世界工厂 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创富中心。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可以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
当我们陶醉于光鲜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我们却遭遇上这样一群人：在林林总总的工厂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新工人。在自杀式的反抗之余，富士康苹果生产线的工人写过一首名为《在这里》的诗，他们用呐喊的方式表达了工人的迷茫与不满。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
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
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在这里》富士康工人仁兴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家电子生产组装企业，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家代工厂，拥有中国工人一百四十万人。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出口额高达1295亿美元，2013年富士康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30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证明了中国在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着资本扩张，一些亚洲资本和国内制造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型加工制造，赚取巨额利润，并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主导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富士康的百万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阶级形成的缩影。
但是，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劳资矛盾急剧增加，工人不断地抗议，阶级力量不断地凝聚，每年几万起的集体行动已经挑战着“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探索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出路和未来。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新工人阶级，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经伴随着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们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有名的当属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
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切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危机的氛围之中。官方开始“拨乱反正”，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被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的民工潮。所以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是建立在瓦解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成为也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根源。
1980年代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累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自身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城市的劳动关系也急剧发生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产权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阶段：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为了与外资和私营资本竞争，“甩包袱”成为国企的一种策略。工人大规模下岗，一些国企的生产资料也被私有化，而继续运营的国有企业则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替代了旧有的国企工人，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派遣工问题。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国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复存在。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其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个过程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
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并因此丧失了本该拥有的权利和地位“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国家却不给他们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合法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无产阶级化与马克思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迪皮斯·查克拉芭提，2005)。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工业化伴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因为制度性的障碍，他们没有办法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劳动从属于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理解今天的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一方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产品，他和自己的商品产生了对立。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新工人正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马克思《资本论》中详细描述英国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材料基本上来自于英国政府的文件，其中有关早期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材料更是直接来自于隶属于英国政府的工厂观察员的报告。当时的英国政府出于为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考虑，通过各种措施试图限制资本的过度剥削，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对劳工状况的关注和调查远远比不上19世纪的英国。国家体制更进一步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给他们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政治。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self-regulated-market)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在于，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重运动”。他认为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晚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遇到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是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却都被严重架空，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无疑是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打工者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市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反之，城市的中产阶级，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通过过度的消费，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
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异地务工人员”等，这些尝试即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最多也不过是出于善心的聊以自慰罢了。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造成歧视的不是名称，而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无权地位，这种无权地位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亦服务于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一种建立在资本扩张基础上的城乡不平等新格局。因此，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终结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唯有如此，废除“农民工”的称谓本身才具有意义。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农民工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我们认为，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因而，如何走出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在反思整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调整劳动关系，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出路问题，重新赋予其主体性的地位。
工人力量与阶级形成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还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卢卡奇，1999;葛兰西，1992;另参见伍德：2008)。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行动了(Laclau and Mouffe:1985)。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 (Wright 1989)。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也正因为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次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的背后的剥削关系。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
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吊诡的是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的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怀特详细区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同来源。他指出了两种主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
在当今的中国，新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性力量“而言，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新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动能力;其二，在许多行业中，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去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去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在生产线、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剥削、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新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这首“讨薪之歌”所揭示的，当工人辛辛苦苦劳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接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地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下去，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正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新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和主角，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世界工厂和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工业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新工人在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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