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企业陷入困境的节点梳理（三）
后补的前言：三十年来改革措施当然有利有弊，关系到“利”三十年来专家学者已经说得淋漓尽致，有过之无不及，甚至是凭想象的翅膀;对于“弊”这么多年来人们不能说、不敢说，也有的不愿说，但是“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了，蓝图变成蜃景。现在最科学的方法是对利弊都要进行分析总结，以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本文对“弊”进行梳理——挑挑刺。数落数落是很有必要的，以展示今天的人们常津津乐道的反思之效。
历史进入90年代后，国营企业改革的步子更多，但方向是不是正确，并没有确定下来。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出现了实行的转换机制、抓大放小、改组改制、兼并重组、政策性破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加强国有经济对国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的改革，当属于隔岸犹唱后庭花。
十七、国营企业的工会、职代会名存实亡，逐渐削弱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和监督权是国营企业走向困境不可或缺一项原因。
国企本来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阶级是主人，是用群众路线民主管理的，工人阶级有管理权。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成了国企，工人阶级失去了主人地位，失去了管理权，变成了精英阶级专制的国企，变成了精英阶级发财的私有化资本。
在国营企业发生亏损以后，公知精英不是去认真的去研究亏损的本质原因而是精英缘木求鱼：竞然说什么，工厂发生亏损的原因是，厂长的权力太小了，共产党的党委集体领导限制了厂长的工作积极性。于是他们就研究出一个改革方案——法人代表，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推行法人代表制，向工人阶级夺权，这些法人代表们，无所不管，俨然成了企业的土皇帝。
工人群众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对企业生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监督权，企业实行厂长经理的专职管理，国营企业失去了民主管理，丢掉了国营企业的根本管理方式“两参一改三结合”，取消“四大”和工人罢工自由，从而使企业失去了必要的活力和根本动力。废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贪官们由此开始了冠冕堂皇的侵吞，大多数国有和集体企业都走向了亏损和倒闭。
十八、法律政策的漏洞，执法的不严，以至于贪官洗钱、将财产转移到国外这是洗劫公有制的另一条途径。在国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洗钱，将盗窃来的共有财产和向职工索取的钱财、以及各级他们以下的干部、有求于他们的关系户敲诈勒索的贿赂品，通过立法滞后和管理不严漏洞的地下通道，长期洗钱，达到了他们转移国有资产的目的;还有近些年越来越流行的，通过非法渠道，甚至利用国家对外开放“走出去”的第二步战略，将贪腐来的钱财摇身一变巧立名目转移到国外进行投资，俨然成了对外开放的先驱和大力倡导、积极参与者，成了合法的商人。他们做裸官怀揣多种护照，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到国外当资本家做寓公，他们将在国内吞噬来的人民财产争先恐后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争当卖国贼，什么都颠倒黑白，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拿笫一桶金原罪不追究、“ 不问姓公姓私”、“ 不问姓社姓资” 等手段，堂而皇之地使私有制经济几乎完全占据了社会主义的大半个江山。
十九、抓大放小、靓女先嫁、买断工龄、兼并重组、政策性破产导致国营企业被挤占侵蚀。
改革前少数国营企业没有搞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见风就是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也有许多企业、公司负效应、低效益、在倒闭，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怎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不得了的大事，就以为社会主义的天塌下了。总体上那是我们的经济效益不错，比日本欧洲都好，这是起点比他们低得多，比不过他们，难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罢了，不能以偏概全;就是现在的私营外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整体情况也不输到那儿去。我们的管理方式得到世上认同，日本人还学起了“鞍钢宪法”，欧洲的英法人70、80年代学习中国企业管理，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只要在计划经济内进行调整改善加强管理就行了，而不是自我矮化，自轻自贱。
但是却我们栽倒了，走上了“卖送’的一了百了国有企业改革道路。党中央在15大以后做出的抓大放小改制国企的决议，在执行的过程中却越来越偏离最初决议，偏离初衷，有些人趁机中饱私囊，损毁企业，到最后别无他法只能一卖了之，三年国企脱困变成了贱卖白送国有企业，凭“抓大放小、靓女先嫁”解决了带头大哥多年遗留的问题。造成国有比例剧烈下降，国家宏观调控陡然减弱
二十、反腐败长期处在魔高一仗才会道高一尺的滞后、无力状态。腐败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公有制的蛀虫、是国有经济的蛀虫。腐败在这三十年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它在见缝插针的鲸吞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法治反腐倡廉措施难以对症下药，始终没能跨越过行政干预这一门槛，结果还是权大于法，而且长期治标不治本，致使腐败不断深化，潜规则化。贪污这个“瘟疫”早巳渗透入社会每个角落，实际是反腐败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魔高一丈时道才做到高一尺，正气正义露头反遭挨打，西风压倒东风，真善美不伸，“假大空”横行，从而把一个社会的崇高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否决了，使我们走到了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去守住社会的“伦理底线”的可悲地步。
反腐致使腐败在各国有企业内部蔓延，在整个国家蔓延，国营企业理所当然的难以偏安一隅。
二十一、国营企业干部的特权和高薪酬造成企业养虎为患。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动力，现代企业也是如此。本来国营企业那些厂长经理就享受违背现代企业制度的超级特权，成为CEO后又以中国式的特高薪酬让他们从工作到生活都处在绝对优越之中。工作上责任由政府上级机构承担，工作条件应有尽有，生活上他们吃的用的都是企业的，他们享受高于普通工人几倍几十倍的高薪唯一的去处就是存在银行里或去发放高利贷。这样的超级特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那里都难以寻见，企业内部经济上两极分化，政治上不平等，严重挫伤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堵塞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我国的国营企业实际上是官僚所有制管理者的个人企业，这样的企业在现代任何国家里都不会有好的结局。
他们通过非法手段赚取了大量国有企业的钱财，又回过头来以被他们操纵的价格来买取国有企业。中国在国企MBO过程中，厂长经理是否损公肥私，再运作成上市公司后，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们才是当年MBO政策最大的受益者。目前的1600多家上市公司究竟有多少是私人控股的公司，这其中的控制人又有多少以前是国企或集体企业的高管?
二十二、股份制改革是国企被分化一把刀子。把官僚和资本剥削的股份制企业叫做最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很不科学严谨，我们的国企改革却不分青红皂白一股复制。1995年左右，地方政府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强制的出卖和股份化，在独裁加贪腐的的独裁权力支配下下，占主动权的是企业管理人员占大股多股强股的企业领导(或通过不整关系渗透进来的关系户)，所有权经营权都操纵在他们手里，股份制变成了他们控股下的附庸企业，被股份化的国有企业照样逃避不了亏损和倒闭的命运。
新的一轮股份制改革又开始了，有老师级的理论指导，有大量的学生们在开道，来势汹汹，气度不凡。他们的拿民企参与到国企里面去，在国资里引入民资参股，放宽到任其方便出入，蚕食侵吞会越演越烈，将意味着在补课的名义的烟幕弹下走私有道路。
老布什和贝克皆回忆过的历史一幕：1989年美苏两国领导人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在有关苏联经济问题的会谈中，试图对社会主义财产权重新定义，准备将持股人拥有的公司(即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公司)看作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老布什和贝克为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知识的贫乏深感吃惊。可见得连西方资产阶级最高级的代理人也不承认股份制是公有制，我们却把它当成公有制的旗帜来挥舞，岂不是令人费解。
二十三、丢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造性思想理论，买办卖国贼大行其道是国营企业衰败的必然环境。
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淡化，让各种资产阶级价值观不断侵蚀着中国人的集体观念，非毛化妖魔化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利用为他们服务的那部分普世价值口号来打击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认同感，瓦解中国人的精神脊梁，斩断中国人联系的纽带。
国内大量亲美媒体和亲美精英的宣传在客观上无一不是在为美国发动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分化瓦解进行着舆论准备。于是乎他们把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看成是国营企业自我更新、做大做强自欺欺人的因素，在中国到处奔走相告。像“一汽”这样巨大、技术当时接近国际一流的超大型国营企业自从与日资合资后就没用过创新，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给日本资本家打工，是我们自己原有技术逐渐荒废，最后只能当外资的加工厂。
国际垄断资本靠操纵玩弄市场规则来“合法”地消灭中国的国营企业，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正确加以区分和处理，造作准备，科学应对。
二十四、放宽非公有制，给民营经济让道、开快车，让民营经济渗透挤垮国有经济。
私有化用“民”这个字，比如“民营经济”，乍一听这个民营经济是代表“民”的，好像是全体老百姓、全国人民，极易蛊惑;但是这个“民”到底是不是代表人民呢，精英们就支支吾吾了;因为这里的民是指富裕的“民”，是指先富起来的“民”，有企业有雄厚资金有资本的“民”，也就是以不到10%的人口占有了90%社会财富的那些“民”。 其实马克思给他们起了一个很恰当的名字“资产家”，而我们却美其名曰 “民营企业家”，真能混淆视听。
为非公有制企业大开绿灯是经济改革一个重要特征，各项优惠政策优惠法律都向其倾斜。给他们的企业享有年数不等的免税和减税待遇，或远远低于公有制企业的低税率;改革之初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职能，如职工的免费医疗、医院、教育、职工子弟学校、住房、离退休人员费等等;非公有制企业不必严格遵守公有制企业正规的劳动纪律，非公有制企业延长劳动时间加重劳动强度是司空见惯的。如此放宽“民营”不如雨后春笋都难。
大型国企全盘私有化的结果只会是大规模外资控制，从所谓的国企垄断走向更严重的外资垄断，今天外资对中国多个行业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中国的经济安全已然成为严峻的问题。往哪个方向走，往小了说，关系到混改或者说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成败，往大了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安危。
2005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召开数位诺奖获得者对中国“国企改革”都使用了“私有化”这一标准学术用语，这就是他们的回答，给了他们的某些公知精英一记响亮的耳光。
二十五、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自由泛滥是国有私有化的理论依据，是私有化进军的号角。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慢慢抬头，接着强势崛起，紧接着西方主流经济学旁若无人的洗脑，新自由主义垂直空降，通过港台加新加坡模式的直接示范。在舆论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国企的意见是新自由主义的，从国企改革开始以来即是如此。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市场才能保障自由的实现，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就是自由的基石，公有制则是“通向奴役之路”。人民在瞒天过海中被忽悠，在不知不觉中当了俘虏。
现在的从中学到大学的经济学教材还保留了多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恐怕只有10-20%了，社会上人们学习生活的内容有关经济学部分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以睁大眼睛看看。这样我们还能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吗，方向怎么保证?
即使在美国这样被认为非常典型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仍然拥有30%以上的经济力量，而欧洲大陆国家一般都掌握50%左右的经济力量，北欧国家则掌握60%以上的经济力量。”
有关部门大力推销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即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私有化计划6000天》的世行报告)，中文翻译里隐瞒了英文版第110页，即国企规模(国企产出占GDP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27%减至2030年的10%。
到头来你比资本主义公有制占得比例还要低得多，那能叫社会主义吗?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从他们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
尾声：当然还可以一一列举来梳理，但庸人就到此为止，希望是抛砖引玉……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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