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荆竹山，有一个叫作“雷打石”的地方。“这里就是当年毛主席立规矩的地方。”
10月24日，秋高气爽。毛泽东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准备向井冈山中心进发的数百名工农革命军战士讲话，要求大家与山上的群众和队伍搞好关系，随后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针对队伍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在遂川县李家坪又颁布了“六项注意”，后规范为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1949年3月23日上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据原中国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戚本禹说，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表示，批判马寅初当然是错的，但批判他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不是毛泽东。“没有找到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话”。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口学家经过考证，也没有查到陈伯达、康生直接点名或主导了批判马寅初的证据。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戚本禹回忆: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虽然出现了少数右派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但毛主席还是想通过教育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不打算搞反右运动。但当时主要领导中大多数人坚持要反击右派进攻，所以毛主席只能妥协(这也从一个层面证明毛主席是讲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也只认为全国不过是四五千右派，可具体领导者不断将反右扩大化，他们还发明了分指标的办法，最终使这场运动变成党的一个重大失误。
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
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 1961 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因为他长征路上功劳大，刘少奇替他说好话，总理也几次说他好话，主席好像也说过。七千人大会后，中央调曾希圣到华东当了第二书记，调李葆华去了安徽。李葆华一上任，就整顿曾希圣底下的人。李葆华是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是坚持搞集体经济的，对包产到户是有限制的。我和李葆华谈过话，他说他是搞“责任田”，责任田是集体的。李葆华要比曾希圣好多了，不是从极左到极右的，下面支持他的人很多。所以文革时安徽保守派的力量很大，造反派的力量很小。那些在这个时期遭到李葆华整顿的人，在文革中也跟着造反派造起李葆华的反来了。这个情况很复杂，好人坏人错位了。毛主席对李葆华的父亲李大钊很有感情，他对我们说过，李大钊是他的老师。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毛主席在文革中其实是一直保李葆华的。
在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有大量工人失业，生活困难，上海甚至有人上吊自杀，毛主席动员全国群众，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参见第四章)。这次大会上，毛主席说，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检查并汇报群众生活安排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再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我(戚本禹)对林彪的讲话特别赞成，因为只有林彪讲话是仗义执言，是公道的。他说共产风都是主席叫我们纠正的，虚报成绩也都是主席先纠正的。他讲的这些是符合实际的，毛主席在第二线，对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搞浮夸不放心，从 1958 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在搞指标压缩，就在防左反左，可是后来还是出了大事。出了大问题，又是毛主席来当救火队长，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纠正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何时开始准备造航空母舰?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刘华清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早在1970年，他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方案。
中印边界反击战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一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小学课本里写着哪，连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里就成了930万平方公里，凭空少了30万平方公里，你们不能让我背着卖国贼的罪名去见祖先”。
张新国网摘编辑 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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