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以来,就对“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王连举印象特别深刻。王连举原是中共地下党员，潜伏敌占区抗日，可是，当他的身份被日本鬼子识破后，在生命和信仰之间，他选择了苟且偷生，出卖了组织、同志和民族，成了可耻的叛徒，最后被抗日武装处决。多年以来，王连举就是叛徒的标志性符号，直至于今天 ，一些人说到谁谁靠不住的时候，还好说，“又一个王连举”;“跟王连举差不多”。
现今，什么样的人跟王连举差不多呢?腐败分子。这不是乱扣帽子，这是由腐败分子蜕变、恶化、危害界定的。今天的腐败分子就是新生的叛徒。
记得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女儿陈伟华几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腐败分子和叛徒没有两样。陈伟华的看法，网上点赞很多，不少人表示认同。
叛徒，这个久违、扎眼的称呼，这些年没人说了，更好像一说就“左”了。其实，叛徒又何止于战时，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当下，一样存在，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君不见，那些被挖出来的以及隐藏得很深尚未被追究的“老虎”“苍蝇”，其腐败的动机、劣迹、危害，俨然就是叛徒。
叛徒，信仰丧失、人生错位，在血和火的斗争中，失魂落魄，跑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当年那个张国焘就是典型代表，昔日堂堂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重要成员，居然钻到敌人营垒发声反共，为国民党蒋介石卖力，落得个可悲又可耻的下场。张国焘变节投敌，原因皆知，不信马克思主义了，不要共产主义了，野心破灭不跟共产党干了。今天的腐败分子，大都也是这样，看上去，以权谋私、以权谋色、权钱交易，骨子里是没有了理想信仰，没有了精神支柱。有的早已忘记当初入党时的誓言，早已背叛党旗下的承诺。在一些腐败分子的头脑里，应有的共产主义前途没有，只有个人的“钱途”;应有的人民摆位没有，只有花花绿绿的人民币，这不是叛变了又是什么?
叛徒，把小我放得很大，心中除了自己、家人、同党，没有群众、他人，更谈不上国家、民族，一事当前，特别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原型就会毕露，眨眼间就会瘫倒变节，成为人民的敌人。取自史实的小说《红岩》中的“叛徒合成人物”甫志高是这样，上世纪30年代初差点改写中国革命史的大叛徒顾顺章也是这样。腐败分子骨子里，最重要的也是他自己，嘴上讲群众、会上说人民，其实是做秀、伪装。党的宗旨、领导干部的职责，不是不知道，而是放一旁，甚至被其屏蔽、删除了。一些腐败分子正是一边讲着为人民服务，一边捞着人民的好处;台上大讲反腐败，台下耍招搞腐败，行着苟且之事。对这种“双面人”，老百姓批评说，“白天像个共产党，晚上是条白眼狼”;“白天端着党性讲话，晚上抺着良心胡搞”。瞧，这号人物，与叛徒有什么两样?
叛徒，大都贪念钱财、沉迷奢华。战争年代一些叛徒正是过不了紧张艰苦的生活才反水、变节的。1941年春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杀害项英的叛徒刘厚总，其最主要动因就是谋财。他把项英等新四军高级将领枪杀后，取走他们身上值钱的东西，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1948年5月，刘厚总还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向蒋介石写信邀功，乞求经济补偿。腐败分子通常就从钱物上打开缺口，不择手段搞钱、变换花招敛财。近两年，揭穿的腐败案件显示，有的贪污公款，收受贿赂成百上千万，甚至过亿，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捞钱捞物惯了，人定跟着变坏，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自然就不是共产党人的了。有的疯狂得什么事都干的出来，像刘厚总一样，俨然就是个凶险的叛徒。
重点读物《忠诚与背叛》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党的事业成与败，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战争年代出的叛徒，灵魂深处正缺失一个“忠诚”，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今天腐败分子形同叛徒，骨骼血液里，也是“忠诚”度丧失，搞假马克思主义，与党离心离德，常常是先有思想不纯洁，再有做官不干净、做人不地道，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禁不住诱惑，成为当代“王连举”、“甫志高”。
著名历史小说《红岩》罗广斌，根据烈士们的嘱托向党组织提交的“狱中八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六条提出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这些“带血含泪的嘱托”，至今发人深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没有了敌人的屠刀和皮鞭，但党员干部面临的考验挑战一点不亚于白色恐怖下的血雨腥风。如果说，战争年代贪生怕死出叛徒的话，今天恐怕是贪得无厌出腐败。“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你嗜钱如命、嗜色玩命，不当标杆当贪官、不当旗帜当污吏，在为官从政的人生道路上，走偏了、跑反了，成了新时期的叛徒，成了绳之以法的对象，损失的不仅是个人的英名形象、生家性命，更重要的是玷污了党的光辉形象，损坏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
腐败分子就是叛徒，对待叛徒就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有多少除多少，不设时间、不设限额。
(系安徽池州市委常委、池州军分区政委)
附文：陈云之女陈伟华：我觉得腐败分子和叛徒没两样
聂北茵
陈云同志与女儿陈伟华合影
陈伟华是一位优雅的退休教师，教书一生，阅书无数。
然而，父亲陈云，对于女儿陈伟华，仍旧是一部厚重的大书，每次翻开这部大书，她就会有新的感悟和体会;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完全读懂它。
1
那是不久前，北京的一个清晨，7:00准时开动的G101次列车上，消瘦、安静的陈伟华坐在我隔壁的位子上;她梳着一头齐耳短发，记忆里她好像穿的是一件深色格子衫……她长得像极了她的母亲于若木，言谈话语举手投足的瞬间都传神了陈云家风——极其极其地低调。
隔着一条通道，一起同去南京参加会议的人们互致问候。当我隔着通道与同排位子上的陈伟华搭讪时，一开始真有点不习惯她默默无言的“低调”。
“陈老师，您一定也是搞经济研究的吧?”我好奇地问道。
“不是的，我是教书的，和孩子们在一起多有意思啊!”陈伟华把头偏过来回答我。
这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曾经的历史教师，说起自己的学生即刻神采飞扬：“学生给我寄的贺卡我都留着呢，已经一大堆了……现在还有几个经常和我联系的学生，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2
1966年，陈伟华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正要考大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就在长城脚下的怀柔山区做了一名人民教师。这一干就是10年。
据陈伟华回忆，1977年还在农村工作的她，准备参加高考时，想让妈妈在北师大的朋友帮助问问复习有什么范围没有。于若木回信告诉她，你爸爸说了这叫“走后门”……后来陈伟华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北师大，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所以，爸爸动员她归队，带头作出表率。于是，她毅然回到了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严于律己，对所有子女的严格要求是父亲不变的品格。
陈伟华记忆里还有一个个不能忘记的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两年零七个月，当时跟着去的只有厨师、警卫员还有一个秘书。“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我妈妈下放到干校去了，我们兄弟姐妹各自去各自的地方。当时，因为爸爸的厨师生病了，就让我姐姐到江西给他做饭，照顾他的生活，我姐姐在那里待了10个月。爸爸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就让我姐姐回单位以后，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单位，后来单位给姐姐开了一个收据。现在这个收据还收藏在上海的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
从1949年进京，陈云一家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听了陈伟华的讲述，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有谁能为了国家“牺牲”自己子女的前途?又有谁，连区区10个月工资的“便宜”都不占?唐代诗人罗隐有一句诗：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用来形容陈云同志的一生真是恰如其分。
3
陈伟华说，她爸爸有一句名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
爸爸的一生最重视调查研究，陈伟华回忆说——
1961年6～7 月间，爸爸回到自己的故乡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当时去青浦农村调查的目的，是要想方设法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当时全国粮、棉、油、肉、蔬菜的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是主持经济工作的党的副主席，他亲自到农村深入调查研究，寻找造成困难的原因，探讨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
1956年11月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的时候，他常对商业部的干部说：“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陈伟华后来听一些老同志讲，父亲还经常自己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菜市口，还有天桥的农贸市场，一个柜台，一个柜台地走，大东西看过了，就看小东西。一次，忽然发现市场上没有卖女同志装饰发型用的发卡;就问人家为什么没有发卡?人家说公私合营以后，没有生产这个的了，生产这个发卡的钢材也没有了。父亲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非常着急，当时就给负责钢材生产部门的同志打电话，后来还写了一个条子，说你们一定要拨出几吨钢材来，给全国女同志每人两个发卡……
陈伟华感叹道：工作做到这种细微的程度，这样的调查研究，我想咱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不多的。
4
“我觉得腐败分子和叛徒没有两样!”——说到时下的贪污腐败现象，陈伟华这样说。在她看来，在战争年代，叛徒为了自己苟且偷生，没有经受住考验，出卖了党组织和同志，他们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现在的腐败分子性质和他们一样，就是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人民群众，所以，他们不能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党内的败类。
她觉得，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有人粗略统计，在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当中，大概136处讲到“人民”，平均每半分钟就会提到“人民”这个词，可见“人民”在党心中的分量。
“我觉得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共产党永远要坚持的，它不仅是一条宗旨更是党的生命，坚持这一点我们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党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陈伟华深有感触。
5掐指算来，陈伟华退休已经7年了，但她比没退休时还要忙。她曾任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还经常应邀去参加一些纪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及各种社会活动……为了让更多人读懂父亲那一代人的革命信念，让更多人把老一辈革命者的品德风范传承下去，她依然是一名孜孜不倦的教师，依然在每天阅读父亲——这本大书。(提示：此文刊登时间为2011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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