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我所荣维木研究员在2013年9月30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目前热议的“中国抗战史是否需要重写”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他指出重写抗战史，要防止以夸大的手法描述孤立的片段，而抽去了那些片段之间的逻辑关联，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现象出现。
还是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篇《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的文章引起人们关注，流传至今。针对为什么要重写抗战史和怎样重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离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远了，重新讨论提出的问题，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历史。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重写抗战史。我赞成所说，不能遗忘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尽管只提到国民党抗日将领。这确实是重写抗战史的一个理由。但实际情况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已经有大量著作如实描述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事迹。尤其应该提到，2005年9月3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明确地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对抗战的积极贡献。大会向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颁发纪念奖章，当年的国民党抗日战士同样享有殊荣。此后，民政部明确规定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老兵为抚恤对象。一些国民党官兵英勇抗日的重要战场遗址，重新得到修葺。
忧心的事情已经解决，何以还要忿忿?文章道出原因，他是对把曾经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当成战犯处理感到不公。这里，混淆了一个事实，即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从历史宏观来看，抗日战争是不分党派的全民族对外反侵略战争，国共内战是中国内部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战争。在前一个战争中，国共两党是战友，在后一个战争中，国共两党是对手。把战争对手作为战犯处理，符合常情。“胜王败寇”确实不是评判历史的科学标准，但是，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却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进步战胜反动，这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当然，对于进步和反动有不同的解释，这里确实有个立场问题。比如，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十年内战，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而国民党称之为“剿匪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破裂后的三年内战，共产党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而国民党称之为“戡乱时期”。看看今天的中国，孰是孰非，已有明证;对抗日战争有过重要功绩却被共产党宣布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战犯李宗仁，也以他的言行佐证了谁代表了进步。
还有一个纠结，那就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过于宽大，而国民党战犯却没有那么幸运。其实，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是非常成功的，很多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成立了著名的“中归连”，在与日本右翼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国民党战犯是否幸运，看看他们的回忆文章也不难找出答案。还以美国内战后处理南军的做法为人道的价值判断标准，其实，只要稍微了解关塔那摩的情况，结论将会相反。的忿忿与纠结，显然不是重写抗战史的理由。
再说第二个问题，怎样重写抗战史。从历史研究的规律来看，只有不断地以新的视角、新的史料、新的方法来检讨与修正既往研究成果，才能推动史学进步。抗战史研究也不例外，重写是为了使之更加客观、真实，从而推动人们理性、公正地评判历史并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不仅赞成重写抗战史，并且身体力行。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是否重写，而在如何重写。
对于如何重写抗战史，没有具体的建议，但从他的感慨中，可以归纳出两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抗日政策问题。提出，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简而言之，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理性的选择，这并不表明它放弃了抗日准备。应当承认，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确实着手了抗日准备。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面对日本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主导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什么是“安内”?简单地说，就是“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这样的政策不仅无利于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尽管到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军队也有过抗日军事行动，但它的主力却用于了“安内”。这种做法违背了民族整体利益，因此遭到了全国多数人的反对。两广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的发生，表明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行不通。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蒋介石只能改弦更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集合一切抗日力量方面来做抗日准备。事实上，即使到了七七事变的时候，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而变化了的是中国内部的抗日形势。
其次是抗日军事问题。中国抗战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谁的作用更大，一直是热门话题，文章也专门论及。我赞成所说，即长沙会战的胜利与平型关大捷同样值得纪念。扩大开来，我以为两个战场的功绩都要肯定。甚至，对正面战场的溃退如何评价，如果抛开了具体的战役(如豫湘桂战役)，我也赞成所说，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有进有退是不能避免的。但是，紧接着指向明确地说，“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就不仅有失公允，也违背了事实。第一，共产党的军队从来没有躲避过会战，如战争初期积极参加了太原会战，并以自己的战绩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第二，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付出重大牺牲发动百团大战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第三，共产党军队是壮大了，但并非“坐大”，而是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结果。另外，通过游击战在敌后战场造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战略作用绝不逊于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我的观点是，两个战场虽然作战规模与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依存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它们显示的作用大小不同，但都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重写抗战史，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以夸大的手法描述孤立的片段，而抽去了那些片段之间的逻辑关联，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重写抗战史，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
附文：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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