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外交?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据称是日本前任首相菅直人的一段演说：“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在这同时，大政方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在这个意义上，外交难道不就是内政吗?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
这段话是否真为菅直人所说其实并不重要，真正引起人们共鸣的是对外交的独到阐释，是对毛泽东外交精邃认识的恰如其分。“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领域一直都是在验证着“弱国无外交”的规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有当权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在外交的最大的“成就”，就是签下了一个又一个变本加厉的不平等条约，就是让中国人一步一步陷入了屈辱而愤怒的深渊。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主。如外交上各种‘同盟’条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 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着力唤起国家的民力，也是在筑起强固的外交之力。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一百年来中国面临的外交问题指出：“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936年7月、9月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问题指出：“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一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一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就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指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卢沟桥事变后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写道：“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抗日战争中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分析道：“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演讲《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述了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的问题，他说：“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为纪念十月革命22周年写的文章《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中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就中共外交政策指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针对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为中共中央写的指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1944年6月、7月间，中外记者团、美国军事观察组先后到达延安，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段影响广泛的外交经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中外记者和美国军事人员频繁接触，增进了互信和了解，为中美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灵活和坚定的原则性， 1945年1月底，赫尔利在国共谈判中提出，要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周恩来当即拒绝，毛泽东也指出这个方案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军队，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之后又指示周恩来，今后“史迪威式之指挥全国军队，请勿强调。”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外交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同斯大林特使米高扬谈对外政策问题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她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对香港问题，毛泽东指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相反，若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工作重心的转变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49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京拟定“国内和平协定”，协定第七条第十八款规定：“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该项协定于4月20日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军委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中指出：“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针对美国白皮书及艾奇逊讲话发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1949年12月12日，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苏联要提前归还《雅尔塔协定》中划与的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这个条约是中国自1842年以来第一次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身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和平友好条约。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次全会上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指出：“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7月13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了历时3年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战争期间，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美国侵略台湾案”，并于11月24日首次派出以伍修权为特派代表的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用毛泽东的说法是“伍修权大闹天宫去了”。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慷慨陈词，愤怒控诉了美国侵略台湾以及侵犯中国东北领空的罪行，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联合国的会场上第一次响起新中国外交代表的正义之声。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国际问题指出：“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指出：“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1960年5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指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分子想封锁我们，而我们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这种封锁，怎么办呢?我们的策略就是‘近守远交’，团结好周围的朋友，走出去广交远方的朋友，以我们有限的实力和财力，支支援那些受帝国主义欺负的弱小国家和人民，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彻底打破帝国主我的政治封锁和经济封锁。”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1963年10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大会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毛泽东对此说：“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加入联合国，是他们害怕我们的表现，我们要是真的去了，是有否决权的，是会妨碍他们干坏事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是他们不想让我们去，二是我们现在也不想去，去了也是天天吵架，有什么意思啊。”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中美国人来称霸。”
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苏联论战时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96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其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向是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来确定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有了核武器之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既不会用这个东西去吓唬别人，进行任何冒险;也不会把它当作参加‘核俱乐部’的入场券，做任何损害世界人民革命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事情。”
1965年9月29日，外交部长陈毅举行记者招待会，有外国记者问“中国好战”和陈毅本人是不是“好战分子”，陈毅说：“老子就是好战，老子就是好战分子。……我们中国人本来不想打仗，可有人要打，那就打好了，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 一切反动派，总是想挑起战争。老子早就想打仗了，老子头发都等白了，打就早打，如果现在不打将来打，老子等不上，老子还有儿子，老子的儿子也要跟他们打。”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他高兴地说：“讲得好呢，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这一下外国人也晓得了，我们的这位外交部长不大好惹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从矛盾中发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把中美关系较中苏关系放在优先考量的战略高度。1971年3、4月间，毛泽东亲自导演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中美乒乓球队进行互访，用小球转动大球，为中美之间开启了破冰之旅。
1971年10月25日，联大二十六届会议，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巨大的外交胜利，在经历长期的外交封锁后重返世界政治舞台。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这次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大势，同时，也说明一两个超级大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作法，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这是当前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马里代表团发言指出：“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现在我们大家必须准备好书写这一页，因为这种改变是无法扭转的。1971年10月25日的胜利，是对美国伟大的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一句非常有名的警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证明。他们：‘你能在一个时间里愚弄所有的人，也能把某些人老是愚弄下去，但是你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正义战胜了专断行为，理智战胜了堕落和盲目，民主战胜了帝国主义，善战胜了恶，我们在10月25日取得的胜利将作为光辉篇章之一载入史册，我们将把它传之于子孙后代。……我们不久前共同在当今最大的外交战役中取得了胜利。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恢复了八亿一千四百万中国人的合法权利， 这个行动使全人类感到光荣。……由于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权利，联合国最大的一个缺点现在已经纠正。”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50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1976年2月，已卸任总统的尼克松再次访华，毛泽东以总统的规格会见了他。在会谈中，毛泽东举起茶杯与尼克松碰杯说：“我们是几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嘛!我们应该为冤家干一杯!我不会喝酒……不过不要紧，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酒有水，以水代酒——干杯!”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在发表的声明中说：“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在今年2月23日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在位于美国南加州橙县的尼克松图书馆，竖立着10尊与真人大小一样的20世纪世界政治人物雕像，他们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政治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身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坐在沙发上健谈的毛泽东。
遥望历史，当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只有区区几个国家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也只有区区几个国家与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个时候，中国在国际上是孤立的，影响是微弱的，美帝国主义想用封锁的武器扼杀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想用霸权的手段弹压它，在当时世界处于美苏两大阵营、一个非此即彼的格局之下，可供中国选择的现成的道路几乎全部堵塞。毛泽东于夹缝里求生存，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硬是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让天地翻覆，让世界易容，在世界的大棋盘上，有了新中国的一方舞台。当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国已与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全世界广大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前联邦德国基督教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著文谈到毛泽东的功绩时特别指出：“而他的最大功绩无疑是,他通过以他本人为象征的政策和学说，使八亿人民获得了在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
毛泽东提出的处理外交事务坚持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基石，它为中国赢得了尊严，赢得了地位，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尊重，赢得了中华民族一片开阔的发展空间。毛泽东的外交是有原则的，是有智慧的，是有远见的，也是非常灵活的，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外交时代，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他让那些强硬的对手们放下了高傲的身段，他让那些弱小的国家体会到了平等的喜悦。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肯定,今后无论历史跨过多少年头,世界和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不朽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上。”我是相信的，这段话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什么是外交?毛泽东用神来之笔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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