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美国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有着不能割舍的关系，他曾寄望与美国的合作，他热情地称颂过美国，他与美国的记者与政要有着很多接触，他也与美国交过锋，有过短兵相接，有过长期较量，最终在他的暮年，他以超人的胆略，消弥了两个大国之间的鸿沟，拉近了两个大国的距离。在那些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美国人的眼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无疑是他们极感兴趣的一件事，而他们对毛泽东的印象也令世人充满了好奇。
在毛泽东与美国人的交往中，埃德加·斯诺是最知名的一个。斯诺是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也是与毛泽东保持了最长35年交往的外国记者。1936年，斯诺作为第一个打破国民党对中共红区十年新闻封锁的西方记者，进入陕北，完成了对毛泽东的采访。1937年7月开始，斯诺的采访笔录《毛泽东自传》在美国ASIA(亚细亚)月刊连载发表。斯诺在陕北采访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也成为震撼世界的不朽名著。他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毛泽东印象记”独成一节，记录了斯诺与毛泽东初次交往的点点滴滴生动而有趣的第一印象。斯诺写道：
“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起在走。
……
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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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度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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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传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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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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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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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做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里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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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裢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就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不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就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在一次访谈结束后，斯诺提出为毛泽东照一张照片，要毛泽东戴一顶军帽，身边一名战士立即取下自己的军帽给毛泽东，可是显小了，斯诺急中生智，将自己的红军军帽递给了毛泽东。这幅出自斯诺之手的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的照片，直到今天都是一幅广为流传的经典照片。
斯诺采写的《毛泽东自传》(《红星照耀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四五十种版本风靡世界，它本书以客观真实的记述让世界认识了中国的红色革命，认识了红色革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它也点燃了无数人的革命理想，成为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投奔革命的桥梁和纽带。由于他对中国红色革命的客观报道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斯诺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他又被迫离开美国适居瑞士。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又一起来到中国，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观看10月1日国庆大典，毛泽东亲切地跟斯诺说：“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
白修德，那个向全世界报道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人，那个根据中国的见闻写出了《中国的惊雷》的人。原名西奥多.H.怀特，1939年4月，23岁的他被《时代》杂志派往重庆采访抗战新闻，1944年底，到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1946年，他与《时代》杂志记者贾安娜合作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引起巨大的轰动，一出版销量近百万，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美国著名作家、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评论说：“《中国的惊雷》曾经粉碎性的一击，今天谈起来仍象当初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它的报道，它的判断，以及对人物的描述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关于规模巨大的内战和革命的前夜的中国景象的记叙，在近四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是生动的准确的，就好象是刚刚写成的。白修德象松脂逮住苍蝇形成琥珀那样地捕捉了那个时候。”在这本书里，白修德对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描述：
“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毛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足够所有党的总部的消耗。
这一群单纯而忠厚的人，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他们对于重庆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胁。可是，当你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一种倔强和难以克复的现实主义。第一桩使你觉察到的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如何转化为行动。所以他们以农民为基本的力量，不管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如何散漫或理论化，他们总是能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成了主意以后，最无知的农民都能懂得而且都为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
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根皱纹，奇特地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邈岸然的样子，他的脸是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毛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他的听众，在共产党里，他们没有正式的阶级区分，可是毛泽东却是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的无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蒋介石对他的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为密切，也更难以形容。这一部分是由于真实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匹比的知识上的杰出。……在公开的集会里，人们不难看到政治局的其他分子，他们本身也居于很高的地位，反复地引用着毛的演辞 ，就好象在吮吸着知识的源泉。”
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白修德被作为“左翼人士”受到打击，他的书被禁止销售，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工作，他被迫移居法国。白修德对中国很有感情，他一直保留着40年代从中国带回的一幅齐白石的青蛙图、一条印满红玫瑰的真丝围巾、一个唐三彩，还有一件毛泽东送给他的夹克衫。1972年，白修德跟随尼克松访华，当周恩来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说：“好久不见啊。”白修德回答：“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每时每刻都想回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驻华记者。1928年来到中国。1937年1月到延安采访。1937年3月1日，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了抗日民族战线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共的政策变化等一系列问题。在延安期间，她在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广大边区人民的交往中，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不停地记录着她的所听与所想。毛泽东给她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她说：
“在我到达延安并见到朱德将军的同一天晚上，我还有机会拜访了毛泽东，因为他总是白天睡觉夜间工作。深夜，我掀开悬挂在一座窑洞门口的棉门帘，跨进一个黑暗的洞穴。在这一片黑暗的正中心，一座制作粗糙的桌子上点着细长的蜡烛，烛光落在成堆的书本和纸张上，一个男人的形体，身披棉大衣，身高很突出，为仅有的孤零零一支蜡烛所划破的黑暗给目前的场景增添了一种阴森的美--仿佛是一幅古画，有着几乎被时间的风雨冲刷得模糊的画面。那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形体向我缓缓移近，一种高腔调的语声对我表达欢迎之意，随后，一双手握住了我的手，那双手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他那副阴暗而难以测度的面孔呈长型，额头宽而高，嘴是富于女性美的嘴。他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审美家。我现在记得的，是后来建立起珍贵友谊的几个月里的毛泽东，那几个月里的接触既肯定也否定了他的高深莫测，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像朱德和其他许多共产党领袖一样，关于他流传着许多故事。多年来，他的首级也在重赏之列。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性气质，但是他像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等待和观望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其所欲为。每一个其他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他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战场实践，他的诗也具有古代大师作品的质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他的幽默常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她也会以调侃的语调对毛泽东作出评价：
“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不太自信，虽然他的名望和权威是毫无疑问的。我参加了几次由他作报告的在露天召开的群众大会，听众极为踊跃……他说话时嘴里好像含着热粥，嗓音也不洪亮。他自然意识到这些短处，所以他尽可能地把语句说得短一些，简单一些，而且讲得很慢，停顿很多。此时，前几排的听众把他的话传给后排没听到的人。接着，听众中出现了一阵低低的赞同声，毛等他们平息后再继续讲……他给我一种印象，不管毛说了什么，他都是每一位听众的代言人。”
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美国的一些报纸这样评价她：“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 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的一篇文章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1941年5月，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在贫病交加与政治迫害中继续撰写朱德传记。1949年，因麦卡锡主义反共潮流，她被迫流亡英国。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1年5月6日，她的遗愿得偿，她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烈士陵园，墓碑上由朱德撰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1946年，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这年8月6日，她受邀到杨家岭采访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解答，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1947年4月，《美亚》杂志报道了这次谈话，6月5日，香港《群众》杂志进行了译载。这篇访谈后来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斯特朗的这次延安之行，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写道：“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行动缓慢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变得生动而幽默。在乱蓬蓬的浓黑头发的下面，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那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谈话结束后已是深夜了，毛泽东亲自打着灯笼，把她送下山坡。她后来评价道：“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斯特朗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诗人、精通各种哲学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够回答其他共产党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种问题;毛的这种天才，有助于毛在不仅有共产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并把它带进了这样的联合政府。他还带来了对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他带来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和估计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总是把他的党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他认为，各个政党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他懂得应该按这样的标准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
在延安8个月的时间里，斯特朗做出了一生的选择，她说：“当我离开延安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是我有生之年向往的地方。”1958年，她冲破重重阻力第6次到中国，定居北京，时年72岁，直至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她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邓颖超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谢伟思(Johns·Service)，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1944年7月下旬，谢伟思被委任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到达延安。在延安的三个月里，毛泽东与他谈话达50多次，他将谈话内容与自己的见闻向美国政府进行了详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延安抗日根据地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因谢伟思主张美国应对中共进行军事援助并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在“亚美事件”及麦卡锡主义时期，他被当成赤色分子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动，双方都表达了接近和合作的意愿。1971年9月，谢伟思等当年“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成员受周恩来总理邀请重踏中国故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前，谢伟思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言说：“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证明——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这样——中国今天的许多情况能够从我们于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及我们从那里发回的报告中找到根源。我认为，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我们坚持有必要遏制中国，以防止我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缺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以及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意图的真正了解。我们确信他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然而，我却认为他们向来没有向外侵略的传统。因此，我想我们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和庸人自扰的恐惧。”
1998年5月11日，谢伟思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说：“我出生在中国，我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我爱中国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幸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1999年，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0岁。
大卫·包瑞德，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1944年7月赴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在延安期间，包瑞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有很多交流。他见识了毛泽东的无拘无束，也见识了毛泽东的严肃机警。美国特使赫尔利背弃中共提出的“五条协议”后，包瑞德曾劝中共方不要顶撞赫尔利，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跟包瑞德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1969年，包瑞德在所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记录了观察组在延安的那段丰富的经历，书中对毛泽东也有描述。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有医学、文化、教育等单位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演讲，包瑞德回忆说：
“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
包瑞德回忆毛泽东与观察组参加一次舞会时写道：““毛泽东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没有制服。他和其他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准备接受领头的姑娘的邀请。姑娘们大部分梳着垂在背上的长辫子，那个领头的姑娘以标准的邀请方式对毛泽东说：‘主席，请和我一起跳舞。’”包瑞德在书中认为毛主席在公开场合的活动完全是不拘礼节的，他说有一次毛泽东参加一个军事表演，表演是在一个露天场地进行，为观众提供的座位是一些粗糙的木制长凳，毛泽东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并热情地邀请他同坐一起观看。包瑞德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回忆说：“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他看到毛泽东在公开场经常是步行，或者乘坐一辆封闭式救护车，而这辆车当时是共产党唯一的机械化交通工具。毛泽东出现时，没有卫兵和便衣人员组成的封锁线，“而委员长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却总是被这种封锁线包围着”。包瑞德认为：“如果有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从延安到政府控制区有很长一段路程，而这一带共产党控制地区始终保持着对任何人的严格检查。除非暗杀者共产党内部的人，否则他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包瑞德曾经问过周恩来延安言论自由的问题：“一个普通公民也能在《解放日报》上从对立的角度自由地批评毛主席吗?”周恩来回答：“当然可以，但是没有一个人想从对立面批评毛主席。”在国民党全盘推翻中共提出的《共产党五点建议》的谈判中，包瑞德回忆道：“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哭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这次会谈，成了包瑞德“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历”。当回忆美军延安观察组这一段历程时，包瑞德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普遍赞同的。”“我完全愿意承认，我在某些方面是过分地被共产党打动了。”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约翰·戴维斯，二战时期美军驻中缅印战区部队司令官史迪威的顾问、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他是积极促成美国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小组的美国人之一。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飞抵延安，10月22日，戴维斯与记者白修德等随后到达延安。在延安的短暂逗留期间，他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了接触，对中共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共进行军事援助，他得出结论说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他对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颇为不屑地说：“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戴维斯是美国少数成功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夺得胜利的官员之一。
戴维斯延安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共的合作态度，让他的人生充满了曲折，他被麦卡锡议员的追随者和极右翼势力当成亲共分子，被控以“暗中破坏蒋介石政府，使毛泽东和他的政党取得成功”的罪名，受到不断打击和清洗。1948年至1954年的6年间，戴维斯被国会传召九次，国会虽然找不到他充当‘间谍’的任何证据，但戴维斯在1954年仍被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开除，直到1969年才被平反。1972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1999年12月23日，戴维斯在美国北卡罗林纳州病逝，享年91岁。2012年，他的回忆录《一个中国通的自述》出版。
约翰·罗德里克，美联社记者，上世纪40年代因采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享誉全球。1945年，时年31岁的罗德里克前往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共同生活。在延安期间，他与当地人一样，住窑洞，睡简易床，在炭火盆边用便携式打字机完成他的新闻报道。在其所写《报道中国》一书中，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们试图为中国的穷人做一些事，这是我敬仰的事实。”1971年，他又随同前来参加友谊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到北京，开始了著名了“乒乓外交”。 1979年，罗德里克在北京恢复了美联社驻中国的记者站。
2004年8月29日，罗德里克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迪克西使团与美国人相遇》，回忆了自己在延安采访的经历。在文章中写道：“1945年，我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的被封锁的中国共产党首都延安，惊愕地注视着那里的一万个窑洞。当我看到星条旗在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团的旗杆上高高飘扬时，心中愈发感到吃惊了。这个军事观察团通常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是由美国官兵组成的一个小兵营，如今它几乎被世人遗忘。但是，这个存在仅4年的组织创造了一个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的战友们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这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早了28年。……我于1945年11月抵达延安，在那里逗留了7个月，报道国共谈判中共方面的情况。这次谈判是由当时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派遣的特使乔治·马歇尔上将斡旋的。美联社是当时获准留在延安的唯一外国新闻机构。……外交官杰克·瑟维斯和约翰·戴维斯曾预言毛泽东将获胜，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得到国务院的重视，还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嘲弄。……毛泽东及其助手脱下破旧不堪的衣服和布鞋，换上新做的毛料套装和像样的鞋子在机场迎接马歇尔。毛泽东和马歇尔乘坐迪克西使团提供的卡车来到镇上。……1947年3月，也就是我到延安15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延安步步逼进，迪克西使团把车辆都交给了共产党人，并和他们一起撤离了延安。当我要求结清自己的食宿费时，伊顿说毛泽东已经主动表示钱由他来付。多年后出现了麦卡锡煽动的反共浪潮，但我当时仍然谨慎地认为，钱应当由美联社出。”
2007年，罗德里克在美国檀香山去世，享年93岁。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报道中国战事。1944年5月，他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赴延安中外记者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中共抗战事实进行了大量采访报道。爱泼斯坦著有《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
1945年9月2日，爱泼斯坦在《纽约下午报》发表《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该报编者按道：“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企图防止中国内战的威胁。爱泼斯坦曾在去年代表《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参加外国记者团到过延安，如今他把对于这位中国解放区人民领袖的印象写出来。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是同样的印象。毛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相处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么就是干脆不见你，要么是抽出半天工夫。他答复问题非常严肃，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对毛泽东描写道：“这人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和风度是沉静的。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其有力。……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于5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在他的领导之下，党里知识上傲慢的知识分子们被他派到乡村里去‘向人民学习’，而土生土长、从斗争中成长的、能干、然而常常是不识字的领袖们，则被派到延安，以获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论。……在著名的‘长征’的时候，红军中有些精疲力竭的部队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来，不再前行。另有一些人打算冲向苏联的边境，以求至少能在一个侧翼上有一个友区，以便整顿自己的部队。但是毛辩论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的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在总司令朱德的支持帮助之下，他把红色部队领到极其贫困的陕北，再进入山西。……先见之明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准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的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战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今年4月间，他说如果中国在战争中没有组成联合政府，而中国的盟国并不坚持要和双方作军事合作，这样来使任何一方投外国援助之机，以拒绝和另一方成立协议的话，那么，胜利之后，可能马上发生内战。在今天和蒋的谈判中，他的立场也不是什么新的。”
爱泼斯坦1951年来到中国，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摄影记者。1944年夏，他随外国记才团来到延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道。期间他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拍摄了大量抗日根据地的珍贵了照片。1945年，福尔曼在美国出版《红色中国报道》(中译名《北行漫记》)。他还把自己镜头下的晋绥边区编辑成《西行漫影》画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片断。
在《红色中国报道》这本书里，福尔曼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毛泽东在延安绝不是不可靠近的神灵，更不是一切智慧与指挥的惟一泉源。他的话也不是出口就变成法律。的确，毛泽东的理想与提示在树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毛泽东的理想与建议只不过是中共领导者委员会的讨论的基础及最后的准绳而已。这些中共领导者总不是只管盖图章的应声虫，所以毛泽东所要出版的东西第一是经过一番精密的考虑，然后再经过党员的研究才能出版。所以任何出版物的最终形式都是共产党委员们的综合表现，总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一个小院子的门口接我，院子正面一连串有6个普通的窑洞。他就与他的家属及亲密的助手住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我被迎至一间客厅里。这间客厅是六个窑洞中的一个，有简单的砖地，刷白粉的墙以及结实而粗糙的家具。晚上，在窑洞里的惟一光亮便是粘在茶几上的一支蜡烛。主人拿出淡茶果子，及土产的糖果和香烟。毛泽东连续不断地吸着他的延安烟卷。在整个会见时间中，他的小孩子们跑进跑出玩个不休。他们时常站下向我凝视一下，然后便拿一块糖果又跑出去。毛泽东对他们一点也不加注意。毛泽东身材很高，肩很宽，大概有50多岁，但是却好像还不到40岁。他的眉梢长着浓厚的眉毛，他那副长着两道非常高起的眉毛的脸由于两只惊人的富于表情的眼睛呈现得非常活泼。他很爱笑，他轻轻地讲着话，在好奇方面却有点孩子脾气。他的癖性是他以有皱纹的唇吸烟时在喷烟与喷烟之间很紧张地吸气。”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著名医生，阿拉伯裔美国人。1936年6月，马海德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来到中央苏区，开始了中国革命生涯。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期间，马海德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与毛泽东交往密切。马海德为人正直，医德高尚，深受边区人民爱戴，被称为“咱们的马大夫”。由于毛泽东有夜里办公的习惯，马海德唯恐毛泽东因睡眠不足影响健康，想尽办法调剂毛泽东的生活，他与毛泽东打乒乓球，节假日动员毛泽东去看文艺节目或跳舞，有时陪毛泽东打麻将，避免人们在毛泽东休息时跟他谈工作。马海德家与毛泽东住处很近，为了帮助毛泽东活动关节，马海德一家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很欣赏马海德，喜欢他的工作精神和热情幽默的天性，也喜欢与他争论一些问题，两家人经常一起聚餐。毛泽东往往边吃边聊，不时逗得满堂大笑。马海德曾经深情地说：我对他是‘身体保健’，而他对我却是‘思想保健’，还是我太幸运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中国籍外国人。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他把满腔的热忱倾注到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里，为扼制天花、梅毒、麻风病等长期肆虐危害人民的传染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8年，马海德获印度甘地国际麻风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45年来到中国，1946年9月到达延安，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的革命工作。被毛泽东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在李敦白到达延安的那天的舞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经常回忆那时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我们推门进来时，毛主席正在跳舞。他看到我，就停了下来。在简单地介绍后，毛泽东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一个美国同志来参加我们的工作”。随后，毛泽东和我找了靠墙的椅子坐下，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同意，我安排个时间，你到我那待一两天，和我谈谈美国。”我说自己也不是什么专家，不知道主席想不想听，毛泽东爽快地说：“你就跟我谈美国，一切我都愿意听。”在李敦白的印象里，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而且有礼貌的人，他说“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后来年长一些的朱总司令来了，他起身非常客气地打着招呼‘总司令来了，请坐。’”
1949年，李敦白因“斯特朗国际间谍案”被关进了监狱，1953年平反出狱。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包括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对李敦白说：“你被牵扯到她(斯特朗)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个好同志。”出狱后，李敦白选择了到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1968年，李敦白再次入狱，在狱中，他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说：“毛主席做了别人做不到的好事。他解放了中国，建设了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进行了宏大的社会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知识分子也变得更有地位。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人的腰杆直了起来。……毛泽东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笔财富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1977年11月，李敦白出狱。1980年3月，李敦白回到美国，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毛泽东哲学。近年来，他又在华盛顿太平洋路德大学教学。他很有感触地说：“学生读《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的节选，他们的兴趣大极了。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应该学，中国人如果自己不学，就太没道理了。”李敦白认为：“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将在未来几百年里继续研究毛泽东。像他这样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伟大人物，是不大可能被中国人民遗忘的。”
晚年的李敦白还成立了一家“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他说这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1993年，李敦白出版了《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书。
寒春，英文名琼·辛顿Joan Hinton，曾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参与美国第一批原子弹的研制。1948年，27岁的寒春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憧憬来到中国的延安，与她的朋友、她后的丈夫阳早从事农牧业技术、奶牛饲养和农具革新等。1949年4月，寒春和阳早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祝贺，并恭送喜幛：“爱情与真理的结合”1949年，他们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到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进行奶牛改良。1955年，他与丈夫带着1000多头牛落户西安草滩农场，在那里度过了10年。
1966年，寒春和阳早都被调到北京搞翻译工作，被安排在专家楼里，享受较好的待遇，这些特殊照顾却令他们很受伤。1966年8月29日，他们联合另外两个外国专家，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中写道：“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他们的要求是，生活待遇要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2年，他们主动提出调到北京市红星公社，从事农业机械改良和奶牛饲养机械化工作。他们一直坚持住在农机实验站的平房里，恪守着检朴和清贫。他们一生都与奶牛为伴，他们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机械化养牛场，他们为中国的奶牛成套设备研究、奶牛胚胎研究、牛奶冷冻奶罐研究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早年寒春来到中国的理由，她说：“我崇拜小米加步枪，我要亲眼见小米加步枪的力量。”2003年，寒春的丈夫阳早去世，在新华社发布的讣闻中，寒春执意要求加上一句“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她说：“我们在中国呆了一辈子，不是为养牛来中国，而是为了信仰。”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她表示：“我们从没想过要在中国住那么久，只是当时的中国太吸引人了，以至于不想离开。”对现实中国与他们理想的碰撞，他们表示“目睹了自己社会主义梦想的崩溃”，因为中国愈发的接纳了资本主义。这是他们的无奈。2010年6月8日，寒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寒春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用小提琴拉一曲悠扬的《东方红》，她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仰。她在中国生活了大部分的岁月，她却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她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让寒春完成了从一个核科学家到农技专家的转变，她的信仰和坚守，让每一个了解她的人都肃然起敬。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美国政治家，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基辛格在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先后5次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见。他在之后在著书、访谈等多种方式中讲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和评价。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他初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
基辛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毛泽东是建国之父，统一了全中国。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结束了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根据我的理解，在中国人民看来，毛泽东的功绩是统一了全中国。但是不可能每一代都出毛泽东。”
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基辛格写道：“毛泽东就站在那里边，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基辛格是一位知名的外交家，也是一名非常有远见的学者。他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复兴的世界》、《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白宫岁月》、《纪录在案》、《动乱年代》、《大外交》、《论中国》等书。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美国政治家，第37届美国总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成为美国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尼克松对中国大陆的7天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在北京与中共主席毛泽东会面，并在杭州西湖边与中共总理周恩来草签了轰动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1976年2月，尼克松受毛泽东邀请二次访华，此时的尼克松已是一介平民，但他在中国依然受到了总统一样的礼遇。尼克松二次访华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写道：“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写下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是一位健壮、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即使在1976年度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时，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是那样敏捷、深遂，当他能听懂我说的所有话，当他想回答时，说不出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谈起来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钟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尼克松与毛泽东这段历史的会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尼克松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袖们》、《不再有越战》、《1999：不战而胜》、《超越和平》等著作，记录了他政治生涯的经历和思考。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在美国家里去年，享年81岁，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誉是和平缔造者”。
那些与毛泽东交往过的美国人，他们是历史的使者，他们怀着不同的使命和信仰，与一个东方智者进行着精神的对话，他们的命运无不因为这一历史的交集而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让一种东方的思想传播开来，让各种不同的价值融通起来，让两个国家的天堑弥合起来。他们被历史改变，他们也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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