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1-5)——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２１周年

　　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本在于“改变世界”，要害在于“改变世界”

　　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同利益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特征

　　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人性与兽性

　　四.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

　　五.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

　　六.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

　　七.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

　　附录一.双石：兵家泰斗毛泽东

　　附录二.黎阳：毛泽东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

　　附录三.数学：现在说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应当是历史篡改主义

　　附录四.数学：大陆人更爱手机上网的原因在于简体字优于英语和繁体字

　　附录五.网摘：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奥秘（编者注：老田）

　　附录六.黎阳：毛泽东改变了美国

　　附录七.无为李爷：奥巴马来中国，应该先去纪念堂

　　附录八.黎阳：如何看毛泽东时代(链接)

       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本在于“改变世界”，要害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实际上“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决不止哲学家。可以说，人人都如此，是个人就如此——不管古今中外，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什么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亿万富豪、平头百姓、士农工商、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山野村夫乞丐流浪汉也都随时随地从自己的角度、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价值标准解释世界——即便是疯子傻子的满嘴胡言乱语也仍然可以视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一种。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不是人的专利。人解释世界，飞禽走兽同样解释世界——鸟有鸟语，兽有兽言，禽兽以及其他一切动物(以下简称禽兽)同样随时随地从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语言、按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只是人不懂或不感兴趣而已。这个事实并不因为人类知道与否、承认与否或有无兴趣而改变。因此“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非人类独有的东西，不是人类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

　　“改变世界”才是人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禽兽靠适应世界而生存，人靠改变世界而生存。禽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喝咸汤，靠洼嘬泥浆，客观世界有什么就原封不动用什么，用不成就使自己的身体结构变得能适应，靠改变自己去适应客观世界，否则就不能生存。而人的生存之道不是靠改变自己去适应世界，而是靠改变世界来适应自己，有现成的可用就用现成的，没有现成的可用就加工改变发明创造——草食动物的生存之道是使自己的身体构造变得适应消化野草粗纤维;肉食动物的生存之道是使自己的身体变得适应捕食和消化生肉腐肉。而人的生存之道则截然相反，不是靠改变自己去适应食物，而是靠改变食物来适应自己——用火烹饪、培育作物、驯养家畜……不光食物如此，在其他一切领域无不如此：人不象鸟那样靠使自己长翅膀来上天，而是靠制造飞机;不象鱼那样靠使自己长鳃而入水，而是靠制造船舶……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条根本：靠改变世界而生存。

　　“改变世界”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是人类一切有意义行为的全部内容——只要是人，不管如何原始落后，其生活的一切必定离不开“改变世界”。人们常用“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来形容原始与落后。但这“刀”、“耕”、“火”、“种”、“绳”、“结绳”等本身都是“改变世界”的产物，都是人靠“改变世界”而生存的证明——禽兽会用火吗?会造刀吗?会培育作物吗?会耕作吗?会造绳吗?会结绳以记事吗?种地、穿衣、筑房、烹饪、鱼猎……所有这一切无不是改变世界的成果。

　　人一旦不靠“改变世界”生存，切断与“改变世界”的一切关系，那将会如何?——比如，不食人间烟火，不吃熟食，茹毛饮血，餐风露宿，一丝不挂……这样的人还能算人吗?野人而已，“狼孩”而已，本质上与禽兽没什么区别。由此可见，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靠改变世界而生存。一旦不靠改变世界生存而象禽兽那样靠适应世界而生存，那人就不成其为人，就成了禽兽。使人有别于禽兽的根本是“改变世界”。没有“改变世界”，人就仍然是猴。是“改变世界”使人从猴变成了人。人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人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把自己从猴变成了人。

　　(黑龙江杀警越狱逃犯高玉伦难道不知道公然跑到亲戚家里要东西吃会被举报被抓吗?难道不知道一旦被抓必死吗?当然知道。但他为什么如此不顾一切?实在受不了整天东奔西走当野人的日子。由此可见让人与“改变世界”的成果绝缘、倒退回去当野兽比杀了他还难受。)

　　既然人是“改变世界”的产物，那么“改变世界”与人就是个互动关系——人改变世界，并在“改变世界”中改变自己，使自己从猴变成人。不为生存，人不会改变世界;不改变世界，人不会成为人。“改变世界”与人的生存密不可分。

　　“改变世界”与“改变现状”有本质区别——“改变现状”意味着客观存在的改变，“改变现状”的可以是任何力量：个体、集体、禽兽、自然;其结果与人类的生存可以有关，也可以无关;可以有利，也可以有害。而“改变世界”的“世界”是人类生存相关的大环境;个人改变不了世界，少数人改变不了世界，只有众人的集体行为才能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大趋势是有利于集体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存”是评判“改变世界”的根本标准、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形式逻辑上讲，破坏或侵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靠危害别人的生存而生存也是对客观世界的改变。但从本质上讲，这样的“改变世界”是对人类“改变世界”的反动——摧毁掠夺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把别人改变的世界再改变回去。这是对“人类改变世界以生存”这个大趋势的抵制和破坏——如果靠掠夺、破坏、同类相残、弱肉强食、不劳而获就能变成人，那许多禽兽早该变成人了。人之所以变成人，靠的不是掠夺、破坏、同类相残、弱肉强食、不劳而获，而是不危害别人生存的建设性劳动。只有这样的“改变世界”才对人类的生存有积极意义，才能为所有人认同、所接受、所效仿。这样的“改变世界”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正经营生”、“正当职业”、“正道”——不仅老百姓如此，连大盗匪贼或高官权贵们穷途末路时也往往叮嘱自己的后代别学自己，而是要找“正当营生”。可见连这些人内心深处也承认自己干的是“不正当营生”，这从反面证明人们普遍认同的“正当营生”是不偷不抢不杀不盗不坑蒙拐骗不危害它人的自食其力，即积极的靠“改变世界”为生。本文所谓的“改变世界”指的就是这样的“改变世界”。

　　人与动物最根本区别的是动物靠适应世界而生存，而人靠改变世界而生存。改变世界才使人得以改变自己，从猿变成了人。不改变世界，人现在仍然是猴子，进化不到人。人生存所必须的一切都是改变世界的成果，没人能摆脱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即使孤身一人躲进深山老林或漂流到海外孤岛当鲁滨孙独自生活，也照样离不开“改变世界”——所有有关的知识和物质材料等等都是无数前人通过“改变世界”累积下来的成果。

　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同利益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特征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改变世界”是人类独有的行为。

　　“解释世界”人类能做，禽兽也能做——人类用人类的语言“解释世界”，禽兽也用禽兽的语言“解释世界”。不管是飞禽走兽还是鸡狗猪驴，不管是神智健全的人还是疯子傻子神经病，谁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予以解释。至于这些解释说得通说不通、有没有作用、人懂不懂、有没有兴趣、承认不承认则是另外一回事。

　　2.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只能靠“改变世界”生存。只有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才对人类生存有积极意义。

　　禽兽尽管能“解释世界”，但没有任何禽兽能靠“解释世界”生存。唯独人类出现了靠“解释世界”吃饭的行当。

　　“靠解释世界吃饭”当然不能直接吃“解释”，而只能以“解释世界”为工具，把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拿过来——禽兽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人类同样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是“解释世界”的产物。人类没有“解释世界”能生存，没有“改变世界”不能生存。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如果所有人都整天啥也不干光去卖嘴“解释世界”(不管解释得多么高明巧妙)，就非饿死不可。人类归根到底要靠“改变世界”吃饭。“解释世界”者也不例外，归根到底得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

　　既然人类必须靠“改变世界”生存，那么一切事物只有有助于“改变世界”才对人类的生存有意义，“解释世界”也不例外。只有与“改变世界”挂钩的“解释世界”才对人的生存有价值。与“改变世界”不相干的“解释世界”对人的生存而言跟禽兽的鸟语兽言和疯傻癫痫者的胡言乱语没什么本质区别。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解释世界”可分三类：

　　第一，“解释世界”，但不靠“解释世界”吃饭——靠“改变世界”吃饭，但同时也“解释世界”。这种“解释世界”不是为了用来牟利。这包括正当宗教——虽然信教，但仍然靠打工谋生。虽然用宗教解释世界，但这种解释是为了自己的精神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传教的虽然用宗教解释世界，但为的是信仰而不是个人发财，是为“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信教自由，不信教也自由，政教分离，不强加于人，别人爱信不信。信则共享，不信则井水不犯河水，信不信都悉听尊便。这类“解释世界”起着满足“改变世界”者精神需要的作用，属于为“改变世界”服务的一种，至少兼容而不冲突。这类“解释世界”不涉及财富转移，不影响“改变世界”的结果，没必要单独提出来讨论。

　　第二，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以满足“改变世界”的需要为原则，遵循“改变世界”的规律规则，与“改变世界”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相辅相成关系。从本质上讲，这类“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也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来讨论。(以下所提的“改变世界”均包括这类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

　　第三，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不参与“改变世界”，也不用“解释世界”为“改变世界”服务，却又要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以“解释世界”作为获得别人“改变世界”成果的手段。这类“解释世界”与正当宗教不同，而跟一切邪教一样——“解释世界”不是给自己听的，而是给别人听的，为的是用自己都并不当真相信的东西把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据为己有，根本目标不是信仰而是牟利，是要“改变世界”为“解释世界”服务，把“解释世界”作为牟利的手段强加于人，不劳而获，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吃教的”、“卖嘴吃白食的”。这类“解释世界”的本质是诈骗——用谎言掠夺。这种诈骗式“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破坏与被破坏的关系。

　　这类诈骗式“解释世界”者也会宣称自己的“解释世界”为“改变世界”服务。但如果当真为“改变世界”服务，则其“解释世界”必服从“改变世界”的需要，必遵循“改变世界”的规律规则，必具备以下所述“改变世界”的各项行为特征，至少主观上认同，客观上实践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冒伪劣。

　　本文以下所述的“解释世界”专指这类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卖嘴白吃的诈骗式“解释世界”;所述的“改变世界”包括真正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

　　3.“解释世界”是“虚”，“改变世界”是“实”;“解释世界”处理的是虚拟世界，“改变世界”处理的是现实世界。“解释世界”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与“改变世界”的完全不同。

　　“解释世界”是“言”;“改变世界”是“行”;“言”是主观夸张，是虚的;“行”是客观实践，是实的。

　　“解释世界”意味着“动口不动手”、“光说不做”、“狗掀帘子——全凭着一张嘴”。因此“解释世界”需要的是“自己动嘴，别人跑腿”，不能支配指使别人就等于失败。

　　“改变世界”意味着“实干第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改变世界”需要的是“知行合一”、“一个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光说不干就等于失败。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能说会道吹牛拍马的吃香，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兢兢业业苦干实干的吃香。

　　“解释世界”需要绝对言论自由，不受任何制约;“改变世界”需要实事求是实干，遵守客观规律。

　　既然靠“解释世界”即靠言论谋生，那就不能容忍对“解释世界”的言论有任何制约。不受任何制约意味着绝对言论自由即随心所欲信口开河——除了自己的私利，“解释世界”者制造的虚拟世界可以没一样是真的，否则就是对“解释世界”的制约。也就是说，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只有“言论自由”、“个人需要”，不存在“实话”、“现实”、“客观规律”、“客观实际”之类，因为这些都是对“解释世界”的制约。

　　要“解释世界”必须先描述世界。要“改变世界”也必须先描述世界。“描述世界”是用主观的抽象模拟客观的现实。这个抽象模拟即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结果就是产生出代表客观存在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供人的大脑思维加工。

　　对“改变世界”而言，构筑起虚拟世界仅仅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人类生存的世界是现实世界。“改变世界”改变的只能是现实世界。要“改变世界”就必须立足于现实。如果“改变世界”所建立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截然相反，“改变世界”必败无疑——如果现实世界里的鹿在虚拟世界里却被描述为马，那就休想实现骑马奔驰。这就是说，“改变世界”所建立的虚拟世界必须与现实世界尽量相符，也就是说，有客观制约。

　　对“解释世界”而言，有了虚拟世界就够用了——既然不“改变世界”，那建立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否相符跟“解释世界”就没什么关系，随便什么虚拟世界都可以解释——不管“指鹿为马”还是“指马为鹿”都无所谓，不同的解释而已。这就是说，“解释世界”所建立的虚拟世界不必与现实世界相符，也就是说，没有客观制约。

　　对“解释世界”者来说，客观制约只有一个——个人私利：人类靠“改变世界”生存而不靠“解释世界”生存，“解释世界”者也不例外。付出的虽然是“空话”，收获的必须是“实惠”。既然“实惠”，那就必须高度现实，半点虚的不能有;而其他一切则都是空的，半点实的都没有。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解释世界”建立的虚拟世界只能是个“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或者说“0—1”数模转换处理体系)——凡涉及自身利益的一切都是实的(都是“1”，或曰“100%无穷大”)，其它一切都是虚的(都是 “0”，或曰“等于没有，无穷小”)。

　　(更确切地说，“解释世界”建立的虚拟世界是个“-1—0—+1”的三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凡对自己有利的一切都是“1”，或曰“+100%正无穷大”、“神圣化”;凡对自己不利的一切都是“-1”，或曰“-100%负无穷大”、“妖魔化”;其他一切都是“0”，或曰“等于没有，无穷小”、“微不足道”。为简便起见，本文只使用“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提法。)

　　这就决定对同一客观世界，“改变世界”的虚拟世界与“解释世界”的虚拟世界完全不同。“改变世界”的虚拟世界必须遵循“切合实际”的根本原则，必须尽量与现实世界一致，一旦发现不符合实际必须尽快修正。因此“改变世界”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与客观现实世界尽量一致：空间三维、过去、现在、宏观、微观……而“解释世界”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经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处理，一切与“解释世界”者私利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被无穷夸大，成了重中之重，一切与“解释世界”私利抵触矛盾的东西都被无穷贬低，都成了罪大恶极。

　　“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使用坐标体制参照系完全不同。“解释世界”体系里的一切不经过“坐标转换”就不能明白其真正含义。以为同一事物、同样的描述词汇就包含着同样的意思、简单地从字面理解“解释世界”体系里的东西必上大当。

　　比如，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实话”、“现实”、“客观规律”等沁人心脾的词汇都是用来描述符合“解释世界”者利益需要的东西，都是用来推销的工具——只要这类词汇吃香，那需要推销什么，就把什么贴上“实话”、“现实”、“客观规律”的标签。至于是否真的是“实话”、“现实”、“客观规律”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指望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讲求“实话”、“真话”、“实事求是”、“客观规律”等是彻底弄错了对象。

　　既然“解释世界”的体系产生的虚拟世界是经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处理过的扭曲的虚拟世界，一切都跟客观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因此对“解释世界”体系里描述的一切(真、善、美、假、恶、丑、好、坏、对、错、黑、白、是、非、有、无、大、小、多、少、后果、负责、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都不能简单从原来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都不能想当然以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能从利害关系上去理解——凡是夸成一朵花的，一定符合“解释世界”者的私利;凡是妖魔化的，一定妨碍“解释世界”者的私利。凡是符合“解释世界”者私利的，一定夸成一朵花;凡是妨碍“解释世界”者私利的，一定妖魔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没有中间状态，只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这种“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的结果就是制造出定向思维狂热，除了这个“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制造出来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去，轻而易举就能演变为在某种“绝对真理”名义下的歇斯底里大疯狂，就象发了羊癫疯兽性大发作，完全不可理喻，不闹到流血暴力不罢休——比如当年的法西斯歇斯底里纳粹大疯狂，比如如今的香港“占中”歇斯底里“民主”大疯狂。

　　4.“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改变世界”对内为对外。

　　“解释世界”只能用于对内——外部的、敌对的人不会听你的“解释世界”，再巧舌如簧也白费。这就决定“解释世界”只能用来对付视自己为同类、听得懂自己的解释的“自己人”，只能是“窝里炮”、“窝里斗”、“窝里横”、“内斗不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改变世界”面对的是整个群体的生存问题，是整个群体的生存大环境问题，对整个群体来说属于“对外”。由此而来的一切必要的“对内”调整都是出于“对外”的需要。也就是说，“改变世界”的对内是为了对外。

　　5.“解释世界”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改变世界”讲过程更讲后果;用过程保障后果，用后果衡量过程。

　　“解释世界”的要害是“解释”。“解释”是状态，是动作过程而不是结果——“解释世界”只需要能哇啦哇啦自由出声。只要能哇啦哇啦自由出声，“解释世界”即成功。而哇啦哇啦自由出声是行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因此“解释世界”需要人们把“解释”、“言论自由”、“程序正义”、“一人一票”等行为过程本身当成结果——“解释”就是一切，后果是无所谓的;“言论自由”、“一人一票”就是一切，后果是无所谓的;谁强调后果、要求对后果负责谁就是破坏解释，破坏“言论自由”，破坏“程序正义”。

　　“改变世界”的要害是“改变”——“改变”是过程的结果。达不到需要的结果的“改变世界”即失败，毫无意义。因此“改变世界”在乎的是结果，在乎过程是因为在乎结果的需要，结果是衡量过程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改变世界”创造财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物质的财富也只能用物质力量来创造。没有“改变世界”的实际行动，再巧妙的构思也只能烂在肚子里，有跟没有没区别，是真是假不知道，甚至究竟是人的智慧还是牲畜的“解释世界”也说不清。“解释世界”谁都会，不但人会，鸡狗牛驴癞蛤蟆等等通通都会。如果“解释世界”能创造财富，那世界上所有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世界”的生物如鸡狗牛驴癞蛤蟆等等早都发大财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人类能创造财富。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人类的一切，包括财富以及“财富”这一概念的本身都是“改变世界”的产物。这就是说，只有“改变世界”创造财富。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不创造任何财富，对人的生存而言跟禽兽的鸟语兽言和疯傻癫痫者的胡言乱语没什么本质区别。在人类财富收支帐上，“解释世界”栏目下永远是负数——只进不出，只索取不贡献。其真正的作用只能是用“解释世界”的空话把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据为己有。

　　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解释世界”的根本目标是掠夺财富——用“言”把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据为己有;“改变世界”的根本目标是创造财富——用“行”把财富创造出来。

　　7.“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改变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改造世界的努力有成果有收获。

　　只要无人买帐，“解释世界”就属多余，靠“解释世界”生存者就无法生存。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解释世界”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是自己的解释必须能推销得出去。

　　只要劳而无功，“改造世界”就成了无效劳动，靠“改造世界”生存者就无法生存。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改造世界”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是自己改造世界的努力必须有成果。

　　8.“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改变世界”的改变只能有一种。“改变世界”的生存之道可以有多种多样，“解释世界”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解释世界”的存在价值全靠自吹，“改变世界”的存在价值自有公认。

　　只要不与“改变世界”挂钩，“解释世界”就是纯粹的主观夸张，就没有是非对错的客观标准，就可以不受任何客观制约而只受主观想象力的制约，对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有无穷种解释。

　　既然“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销得出去为别人所接受，那只要能打动别人，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不管真话假话童话赌咒发誓都可以，没有义务说实话。

　　即使不蓄意编造，同样的东西也可以有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同一颗树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可以有无数种，取决于照射光线的角度和强弱。同一头大象可以被描述为一棵树、一条蛇、一堵墙、一根绳，取决于摸大象的瞎子摸到它身上的什么部分。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地位、立场、取舍不同，对同一事物的描述和解释就完全不同。

　　只要可以随心所欲，整个世界都可以用凭空捏造解释：童话神话、信口开河、黑的说白的，白的说黑的，有的说无，无中生有……所有这些都不能说不算“解释世界”。

　　“改变世界”的改变只能有一种——不管可供选择的方向有多少，每个瞬间的运动方向只能有一个。不管解释世界的解释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可行之道只能有一个：符合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就必然失败。部分违背部分失败，全部违背全部失败。

　　“改变世界”的生存之道可以有多种多样：务农、做工、当兵、科研、动手的、动口的、既动手又动口的……出路宽广，行行出状元，都是“改变世界”大体系。“解释世界”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空谈卖嘴。一旦卖不出去，就不能再靠“解释世界”混饭。因此靠“解释世界”生存者最怕人们不买自己的帐，最担心也不能容忍的是“改变世界”的人发觉自己的“解释世界”跟“改变世界”没什么关系。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靠“解释世界”生存者永远比任何其他群体都积极地拼命宣扬自己多么多么重要、伟大、高级，胆敢对“解释世界”不敬是多么多么无知、低劣、可恶。

　　道理很简单：既然人类靠“改变世界”生存，那任何为“改变世界”所需要的职业在“改变世界”的体系中都有明确的位置，其存在价值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公认，哪怕很深奥的工作，让人们理解其存在的必要也不很难——工人、农民、军人、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中小学教书……所有这些职业的存在价值用不着争辩就能得到社会的公认。

　　既然不为“改变世界”服务，那“解释世界”在“改变世界”的体系中就没有自己的位置。既然没有位置，自然也就没有真正的存在价值——除了“解释世界”者自己，谁也不觉得“解释世界”对人类的“改造世界”有什么用、跟人类的生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有不可。这就决定“解释世界”的存在价值从来都来自“解释世界”者的自吹而不是来自人们自发的公认——人们从没见过谁整天念叨“不能没有工人”、“不能没有农民”、“不能没有军人”、“不没有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没有中小学教师”……却没少见有人整天念叨“不能没有学者”、“不能没有教授”、“不能没有精英”、“不能没有经济学家”、“不能没有哲学家”、“不能没有历史学家”、“不能没有法学家”……若非心里发虚、没有底气、有强烈的危机感，用得着如此病态无孔不入不遗余力到处宣扬自己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离不开吗?

　　“解释世界”者的自吹只能是虚张声势——把“解释世界”的重要性说得比天还高，却讲不出清晰的道理，给不出确凿的证据，最后一定是恼羞成怒故弄玄虚辱骂恐吓扣帽子：“学问高深，普通人理解不了、看不到”、“你不懂”、“智商低”、“反智”、“反文明”……

　　9.“解释世界”最怕别人不信，最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改造世界”不怕别人不信，容得别人不信，靠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使人相信。

　　“解释世界”务虚不务实，专跟人的主观世界打交道，成败取决于别人的主观意识，最怕别人不信自己的，绝对容不得不信——一旦不信，自己就无用武之地，日子就没法混了。因此“解释世界”的重中之重一定是在“信”字狠上下工夫，开宗明义第一章一定是大肆宣扬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要求人们无条件相信自己的“解释世界”绝对正确;恶中之恶一定是一切胆敢不信自己解释的人，对其一定大肆抨击妖魔化。

　　“改变世界”务实不务虚，专跟客观实际打交道，成败取决于客观实效而不取决于别人的主观意识，因此不怕不信，容得不信：不信不要紧，干出成果来你就信了。

　　10.“解释世界”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改变世界”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绝对真理蕴藏在相对真理之中，可逐一认识却不可穷尽，只能在无穷的实践中无穷逼近。

　　既然“解释世界”最怕别人不信、最容不得别人不信，那结果就是“解释世界”的解释只能是绝对真理，完美无缺，不容置疑，不容更改，更不容挑战。这样的利益需要必然靠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意识决定存在，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世界，一切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定义证明定义，用虚拟证明虚拟，用抽象证明抽象，用脱离实际证明脱离实际。

　　既然“改变世界”不怕别人不信、容得别人不信、一切通过实践，那结果就是能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发现、完善对真理的认识，无穷逼近绝对真理。这样的利益需要必然趋向于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虚拟世界立足于现实世界，一切从客观现实出发，用事实证明概念，用实践检验虚拟，用客观说明抽象，密切联系实际。

　　“解释世界”最在乎“你是学什么的?”“你有什么学位?”——在乎学过什么，不在乎做过什么，理论决定一切，理论出身决定一切：绝对真理，不容置疑，有了名义就一劳永逸，白吃一辈子都不过时。与人争辩必争概念、论定义——只要一争论概念定义，一切就自然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只要用概念游戏证明对方“连XX概念都不懂”，就算分出了胜负。

　　“改变世界”最在乎“你是干什么的?”“你干成过哪些事?”——在乎做过什么，不在乎学过什么，实践决定一切，实际成果证明一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人争论必看实践效果——只要一看实践效果，一切就自然纳入“改变世界”的轨道，就自然能分出是非。

　　11.“解释世界”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改变世界”必须实事求是，需要扎扎实实一根筋。“解释世界”需要自己的解释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绝对言论自由;“改变世界”需要自己的改变不受任何破坏即能按客观规律办事。“解释世界”只说要求别人相信的东西，“改变世界”只说自己相信的东西。

　　“实事求是”是现实世界中才有的东西，在“解释世界”的体系中并不存在——只要不为“改变世界”服务，“解释世界”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就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既然完全脱节，那“解释世界”创造的虚拟世界里就无所谓“真”、“假”、“是”、“非”，只有取名叫“真”、“假”、“是”、“非”的不同解释即不同语言符号。在“解释世界”的体系中，真实的东西只有一样：自己的利益。既然“解释世界”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是推销自己的解释，成功标准是把自己的解释推销出去，销不出去就意味着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就意味着淘汰灭亡，那为“推销解释”就必须不惜一切，不顾一切——对“解释世界”来说，重要的不是“事实如何”，而是“人们认为事实如何”;“是黑是白”不重要，“人们认为是黑是白”才重要;“是对是错”不重要，“人们认为是对是错”才重要。“事实如何”不是“解释世界”的事，“让人们认为事实如何”才是“解释世界”的事——既然“解释世界”是纯主观行为，既然“解释世界”的成功与实事求是说实话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既然“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那就必须不拘一格，尽情发挥主观想象虚张声势，只有主观限制而没有客观限制，哪种解释有销路就推销哪种——求签打卦、占卜扶乩、讲经做法、布道跳神、夜观星象、演先天数、讲学咨询、撒泼抽疯、痴人说梦……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黑道白道，销得出去就是正道。

　　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解释世界”的价值体系里没有任何可度量的客观标准，没有“实事求是”、正确认识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的问题，只有“按需解释”“随行就市”的问题;没有“实话”“假话”的问题，只有“有用的话”和“无用的话”的问题;游戏规则不是“事实胜于雄辩”，而是“雄辩胜于事实”、“雄辩制造事实”——“三人成虎”、“众口烁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这样的体系里只有自己的私利是实的，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缥缈、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夸张的天马行空信口开河，不存在是非对错——老奶奶哄孙子、和尚讲经、道士做法、牧师布道、教授讲学、专家咨询、律师斗嘴、泼妇骂街、巫婆跳神、醉鬼昏话、痴人说梦、鸡鸣犬吠马嘶驴叫蛤蟆鼓噪都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解释世界”，只不过身份不同、角度不同、语言不同、方式不同而已，对客观存在毫无影响。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必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讲真话时髦就宣布自己从来“实事求是”，讲假话时髦就宣布自己从来“为尊者讳”、“隐恶扬善”(实话、谎话之类都是现实世界才存在的概念)。如果跟“解释世界”较真，用“说实话”、“实事求是”衡量他们，那实际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

　　神话故事、科幻传奇之类属于无意误导欺骗的“解释世界”——明确声明自己所建立的虚拟世界是瞎编，与现实世界不是一回事。不这样声明、一本正经地把与客观实际完全不符的瞎编说得活灵活现、硬要人们把完全扭曲的虚拟世界当成现实世界的“解释世界”则是蓄意诈骗，惟恐人们不上当受骗。

　　因为“解释世界”的体系不存在“实话”“假话”的问题，因此“解释世界”的体系不可能存在识别真假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识别真假信息”的能力和“信息抗干扰能力”的问题。

　　“说实话”、“实事求是”是“改变世界”体系里才存在的东西——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守客观规律。要遵守客观规律就必须正确认识客观规律。要正确认识客观规律就必须需建立符合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就产生了“实事求是”“说实话”的需要。

　　对“改变世界”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人们认为事实如何”，而是“事实如何”——“人们认为是黑是白”不是最重要，“是黑是白”才最重要;“人们认为是对是错”不是最重要，“是对是错”才最重要。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总是与“吹牛撒谎”、“招摇撞骗”、“两面派”密不可分，崇尚的是“多样化”、“自由化”，追求的是“解释世界”的解释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绝对言论自由;“改变世界”总是与“实事求是”、“有根有据”、“一根筋”密不可分，崇尚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追求的是“改变世界”的改变不受任何破坏即能按客观规律办事。

　　12.“解释世界”是少数人的事，“改变世界”是绝大多数人的事。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承担不起绝大多数人都靠“解释世界”吃饭。这就决定靠“解释世界”生存者只能是少数。

　　一个人一张嘴一瞬间就能解释世界，一个人一双手一辈子也改变不了世界。个人改变不了世界，少数人改变不了世界，短时期改变不了世界。“改变世界”越现代化、越大规模，越离不开方方面面高度协作密切配合。“解释世界”都是个人奋斗、短期完成、成果独享;“改变世界”只能集体协作、持之以恒、成果分享。

　　13.“解释世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改变世界”要顾自己就必须顾及它人。

　　“解释世界”是不要本钱的买卖，个人独自完成，不需要协作，一切成果都是自己的，一切代价都是别人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归功于任何其他人——弄出一篇文章一本书一套理论，成果究竟是自己“被窝里放屁——独吞”，还是与人共享?如果与人共享，怎么个“共”法?百分之多少属于张三?百分之多少属于李四?如何分配利益?“按劳分配”?“论功行赏”?……完全一笔糊涂帐。这就决定靠“解释世界”生存者只能只为自己考虑，只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不会也不可能学会替别人着想，不会也不可能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更不可能为别人谋利益——自己的生存全是自己的个人奋斗，没别人什么事，你要他怎么学会为别人着想?“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的存在决定的意识只能是“自私是人的天性”、“个人利益第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爹死娘嫁人，各人管各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个人改变不了世界，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集体努力，必须协作。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改变世界”必须与顾及别人，必须学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必须认同“互利互惠”、“同舟共济”。

　　14.“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改变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毫无例外与客观规律相符。

　　“解释世界”是个人完成的事，不需要协作。如果与别人的解释相同，就不过是重复别人的东西，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要自立门户就必须与别人不同，没区别也要造出区别来，否则就不能存在。

　　“改变世界”是集体完成的事，必须协作。要成功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改变世界”越现代化、规模越大，越需要参与协作配合的方方面面认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同努力，认同全局观念、同心协力、认同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局部服从全局、纪律规则、时间观念，认同必要的自我约束、统筹兼顾、计划周详、相互尊重配合，认同不能不管不顾别人自行其是，认同彼此说实话不说假话、说话需要简明扼要不易误解以避免混乱，越需要认同权威、认同组织性纪律性、认同步调一致——恩格斯说：“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对“解释世界”来说，“雷同”意味着失败——不是重复就是剽窃，至少毫无新意。

　　对“改变世界”来说，“异常”意味着故障——“正常”才是成功，“反常”必有问题。

　　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解释世界”必然推崇“个性”、“独特”、“独立”、“多样化”;“改变世界”必然推崇“整体”、“共性”、“步调一致”、“放之四海而皆准”。

　　15.“解释世界”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改变世界”必须有错必纠，必须实事求是，必须讲实效。

　　“认错”本身就是“改变世界”才存在的东西。在“解释世界”完全脱离现实的虚拟世界中无所谓“对”、“错”，只有取名为“对”、“错”的不同解释，“对”、“错”的对象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变更——凡对自己利益不利的就叫“错”，有利的就叫“对”。既然如此，那自己怎么可能有“错”?又怎么可能“认错”?

　　“解释世界”的核心利益是把自己的解释推销出去。要推销自己就必须维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不号称“一贯正确”，有几个人会找你“解释世界”?不号称“铁嘴”、“半仙”，有几个人会找你算卦求签?一旦承认自己的“解释世界”有错，就等于自毁形象，自砸招牌，自断销路，自取灭亡。因此“解释世界”者必须代表绝对真理，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有错，即使把天捅出大窟窿也必须死不认帐，一定要不惜一切保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

　　“改变世界”要成功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违背客观规律就必须修正。而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从无知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在错误中前进，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学会改变世界，每一条客观规律的认识都是用无数错误和失败换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发现错误就是取得成功的开始。因此“改变世界”总是“闻过则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故障、排除故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总是欢乐而不是愤怒。而向“解释世界”的人指出问题则等于宣战。

　　16.“解释世界”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改变世界”循规蹈矩绝不含糊，需要严肃认真精益求精和规章制度纪律。

　　因为“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因为“解释世界”的体系里不存在对错问题，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没有任何需要实事求是、可以随心所欲，因为“解释世界”是瞬间的事，只需顾及眼前也只能顾及眼前，因为“解释世界”的代价都不是自己的，因为“解释世界”决不能认错，因此“解释世界”的解释就必然只管眼前利益需要管不将来后果，怎么有利怎么说，一旦不利马上改口，必然说变就变，根本不在乎前言不搭后语。对“解释世界”来说没有不可改变的东西，唯一不变的是“解释世界”的私利和“说变就变”本身。(正如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白一白眼，反问道：‘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解释世界”只要眼珠一转舌头一动瞬间就能完成。既然瞬间就能完成，那换一种解释同样瞬间就能完成。也就是说，“解释世界”改口非常容易，毫无成本代价问题。可以说变

　　就变。而“改变世界”的行动却不能说变就变，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走完全过程才能见成效，任何改动都要费气力，都要付代价。从骂“高铁无用”、“他妈的奇迹”、“高铁没人坐、浪费资源”到改口“中国铁路大调图 动车成为主力军”、“高铁买票难”一分钱不花而只需要一碰嘴皮一秒钟，但修高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高科技和时间，让高铁下了马又重头再来则要再耗费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高科技和时间。“当官的一动嘴，小兵拉子跑断腿”，“解释世界的一动嘴，改变世界的活见鬼”。“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可以说变就变，反正代价都不是自己的;“改变世界”的改变只能有一种，决不能乱变，否则代价都是自己的。“说变就变”、“前言不搭后语”对“解释世界”来说是利益需要，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对“改变世界”来说是纯属捣乱破坏耍流氓。

　　因为“改变世界”有固定过程不能随便乱改，所以必须事先就考虑后果，瞻前顾后顾及全过程，必须有长远打算，必须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不会也必须学会。

　　因为“解释世界”改口毫无成本代价，因此可以说改就改。既然可以说改就改，那就不需要也不存在深谋远虑长远规划的问题，一种解释不灵马上换一种解释就是了，可以完全不计后果，只需只顾眼前，也只能只顾眼前——顾及后果就进入了“改变世界”的范畴。这样一来作为靠“解释世界”吃饭的只能要么改行，要么马上被淘汰出局。“面对后果”是将来的事，“被淘汰出局”是迫在眉睫的事。眼前生存高于一切，靠“解释世界”生存者只能只顾眼前。

　　瞬间完成的事要成功就必须投机——你能瞬间完成，别人同样能瞬间完成。机会瞬间即逝，成功与否就看谁抢得快。既然抢，那就谈不上顾及后果。不顾后果只管抢就是投机。因此“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投机，必须见风就是雨，看到机会就抢，决不顾及后果。

　　过程完成的事要成功就必须坚持——循规蹈矩走完全过程，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必功亏一篑。这就决定“改变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必须瞻前顾后考虑后果。

　　“考虑后果”是“改变世界”才需要面对的事——“后果”是过程完结之后才有的东西。“改变世界”是过程，必须事先就预计过程的结果。“解释世界”只准讲过程不准讲后果，或者说，眼前效果就是后果。因此对于“解释世界”来说，眼前利益就是一切。“后果”毫无意义——现在是用“解释世界”把别人的劳动据为己有，将来同样是用“解释世界”把别人的劳动据为己有。都是用嘴白捞，现在将来都一样，后果如何都一样。只要能靠“解释世界”混，后果再坏也没关系，反正承担后果的不是自己，而是“改变世界”者，要死也死他们。死了这批，总还有下一批。“解释世界”者的灾难不是后果好坏，而是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者不可能把后果当回事，必然只顾眼前。因此对“解释世界”预测许诺的一切“后果”都决不能当真，因为那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用来打动人心、推销自己眼前解释的托词，永远不作数。

　　“变来变去随心所欲”结果是不能当真，一当真就没法解释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因此“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需要不受任何制约，需要绝对自由主义。

　　“循规蹈矩不能含糊”的结果是必须认真，不认真就无从实现循规蹈矩了，因此“改变世界”的利益需要严肃认真精益求精，需要按规矩办事、照章办事，需要纪律制度规定。

　　17.“解释世界”绝不负责;“改变世界”必须负责。

　　“负责”意味着用客观后果来衡量主观解释正确与否，本质是用现实世界来衡量虚拟世界，意味着按照“改变世界”的是非标准来衡量解释世界。而“改变世界”的改变是非标准只有一个：客观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负责”就必须讲后果。讲后果就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不能撒谎。而如果不能撒谎，靠“解释世界”混的就没法活了——既然“解释世界”体系里的是非只有主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既然“解释世界”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是推销自己的解释，既然“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互不相同，既然“解释世界”的解释有无数种，那“解释世界”就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一旦要求为自己的谎话负责，就等于掐断了“解释世界”的生命线。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靠“解释世界”混的绝对不能负责，这是生死原则问题，绝对不能让步。

　　“解释世界”不可能指导任何人获得实践成功——“魔鬼都在细节中”。要害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不实践者不可能知道细节。“解释世界”专门投机、只说不干、决不实践，只能空谈理论，不能知道细节，只能给出似是而非的空论，不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步骤。这就决定谁当真按“解释世界”的高论办谁必出问题。一出问题，马上就产生了“负责”的问题。而“负责”是“改变世界”体系里才有的东西，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根本不存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有“玩忽职守”罪，“解释世界”的体系里有吗?从没听说过。可见人们已被洗了脑，不知不觉想当然认同“解释世界”有天然的豁免权，不管如何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哪怕误国误民也无罪。如前所述，“解释世界”建立的虚拟世界都经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跟现实世界实际毫无关系。“解释世界”者跟现实世界的交集点只有一个——自己的实惠，其他一切都不相干，都是空中浮云。因此“在解释世界”的体系中只有“解释”，不存在“后果”——“后果”是现实世界的东西，是“改变世界”才需要考虑的东西。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现况”与“后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成功，失败，财富，人命，劳民伤财，国破家亡……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现况”与“后果”不过是不同的解释话题，没什么区别——“解释世界”就是专门生产解释的，除了解释什么都不造，什么都不管，一切都落实为解释解释再解释，一切客观存在在这个虚拟体系里都不过是可供解释的话题，一种客观存在一个话题，一个话题一种解释。换一种客观存在无非换一个话题、换一种解释。“现况”与“后果”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不是一回事，在“解释世界”里则是一回事，不同的解释话题而已。因此不管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是多么严重的后果，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都无足轻重。在“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是“后果极其严重”，但在“解释世界”的角度看不过是另一个解释话题，只需要给出另一种解释就是了——“一包就灵”不灵，那就换一种解释：“一私就灵”;还不灵，那就再换一种解释：“改革代价”、“下岗分流”、“优化组合”……各种各样的解释接连不断，直至“公有制就该被消灭”。还不灵怎么办?总有新的解释：“政改”、“宪政”、“政党轮替”、“民主化”——“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但“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国家分裂了却得不到新生反而从此天下大乱内战不休怎么办?那也有新的解释：“劣等民族劣等文化，自己治理不了自己，必须三百年殖民地”……反正不管什么结果都一定能拿出新解释，一定要忽悠人。

　　“解释世界”实际是个“理由公司”，专门生产各种理由——不管什么事，干有干的理由，不干有不干的理由，这样干有这样干的理由，那样干有那样干的理由，干好有干好的理由，干坏有干坏的理由，“找不到出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总而言之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管干不干、不管怎么干、不管干好干坏都有理，永远有理。所谓“后果”只是对别人而言，对“解释世界”来说没有后果不后果，只有理由不理由——对别人来说是生还是死的事，对“解释世界”来说只不过是用这理由还是用种理由的事，嘴皮子一动的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如此轻易，当然无所谓后果。既然“解释世界”的价值体系里根本不存在“后果”这个东西，又怎么能让“解释世界”者为后果负责呢?

　　这一切使“解释世界”的体系里“用客观效果来衡量主观夸张正确与否”根本行不通，更休想以此让靠“解释世界”生存者负责。谁要他们负责，谁就是在与“解释世界”为敌，就要被“解释世界”为生者扣上一堆罪名(最常见的就是“破坏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

　　因为决不负责任，“解释世界”者面临责任危机时必推卸责任。最常见的推卸责任的标准行为公式如下：

　　第一，信息封锁——装聋做哑，欺上瞒下，让人们什么都不知道，无法追究自己的责任。

　　第二，信息压制——用各种各样的假信息疲劳轰炸，让人们精神麻木，无法追究自己的责任。

　　第三，信息干扰——文过饰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失败说成成功，自己就没责任了。

　　第四，反咬一口——谁提出要追究责任就把责任推给谁，自己就不负责任了。

　　第五，栽赃陷害——上推下卸，诿过于人，找替罪羊，自己就可以不负责任了。

　　第六，胡搅蛮缠——强调客观，怨天尤人，把一切都归咎于外部原因，自己就没有责任了。

　　第七，拉人垫背——“大家都这么干，人人有份”。既然法不治众，就不能追究自己的责任。

　　第八，转移视线——制造新话题，把人们注意力引到别处，自己就可以金蝉脱壳不负责任。

　　第九，装死躺下——一声不响，死猪不怕开水烫。笑骂任人笑骂，坚决装聋做哑。

　　第十，装可怜相——生病受伤，装疯卖傻，倚老卖老，用一付无害而可怜的样子逃避被追责。

　　第十一，逃之夭夭——突然从人间蒸发，让人无从追究责任

　　第十二，变本加厉——“XX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XX解决”。

　　第十三，杀人灭口——蓄意设置陷阱，把能证明自己错误的人害死或逼反，自己就“正确”了。

　　第十四，制造事端——假手于人制造出更大的事故掩盖自己的责任。

　　第十五，玉石俱焚——釜底抽薪，让自己负责的事物彻底毁灭，自己的责任就被掩盖了。

　　第十六，叛国投敌。

　　“存在决定意识”。“无所谓后果”、“无所谓负责”、“决不负责”等存在决定的意识只能是“不择手段”、“不顾后果”、“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毒不丈夫”、“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

　　只有“改变世界”才需要负责——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遵循客观规律就必须有错必纠，要有错必纠就必须责任分明——只有责任分明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坚持对的，修正错的，否则就无从“改变世界”。

　　18.“解释世界”需要唯我独尊;“改变世界”需要相互尊重。

　　既然“解释世界”的解释有无数，而且必须互不相同，那这无数互不相同的“解释世界”就必然相互矛盾。既然靠“解释世界”吃饭就必须死不认错，那就必须坚持只有自己的“解释世界”唯一正确，其它一切都是谬论。既然必须只有自己对，那就只能“唯我独尊”。

　　既然一个人不能“改变世界”，那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寻求协作。要协作就必须替别人考虑，就不能只管自己。 “改变世界”越现代化、越大规模，越离不开方方面面高度协作密切配合，越需要相互尊重。

　　19.“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改变世界”需要人人都是能手。“解释世界”拼命制造笨蛋，“改造世界”拼命培养能手。

　　既然“解释世界”必须“唯我独尊”，那就需要别人都是笨蛋，不是也必须是——如果别人不是笨蛋、自己就能“解释世界”，还会找你“解释世界”吗?特别是，如果“改变世界”的人充满自尊自信，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那他们岂能听你“解释世界”指手画脚瞎指挥?岂会任你摆布?不把他们变成笨蛋，自己的“解释世界”就不能开张。

　　即使在“解释世界”者之间也充满利益冲突，人人都必须证明别人都不如自己，否则还有什么必要由自己来“解释世界”?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的生存基础和生存基本功必须是“制造笨蛋”，尤其是必须把“改变世界”者变成笨蛋，绝对不能容忍他们有自尊自信。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才能把他们从正常变为不正常、丧失自信、六神无主彷徨不安、对未来满脑子浆糊，变成没信心、没主意、不会判断、甚至都懒得思索的精神懦夫傻瓜笨蛋。他们才会把“解释世界”者当成无所不知救苦救难的救世主活神仙，才会对其“解释世界”当圣旨一般五体投地。

　　如何通过“摧毁自尊自信”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打击别人”：全面否定“改变世界”者的一切——人身侮辱、职业贬低、人格诽谤、全面否定一切成就……没有错误也必须说成错误，没有失败也必须说成失败，没犯错误也必须误导引诱犯错误;同时借力打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用抬高美化别人来打击“改变世界”者的士气——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历史大翻案……千方百计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终觉得自己是笨蛋。

　　——“抬高自己”：自我吹捧，相互吹捧;自我神话;用考试学位、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从而制造出自己“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用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等把一切事物神秘化复杂化，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从而制造出自己“无所不知”、“一惯正确”的神话。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重中之重是“打击别人”——用证明自己正确来实现“抬高自己”不容易，用证明别人错误实现去“打击别人”很容易。根据相对论，别人低了，就等于自己高了。打击了别人，就等效于抬高了自己。而“打击别人”的重中之重是打击“改变世界”卓有成效的人——成就越大，越自信，越有威信，越能自己解释世界，越对自己的“解释世界”不利，越需要严加打击彻底否定——算卦测字跳大神的总是上来就给人当头一棒：你面带煞气，灾星高照，大难临头，命不久矣，只有我张铁嘴王半仙才能为你脱灾解难……只要把你弄得六神无主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求他指点迷津，他的“解释世界”就开张了。

　　对同是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也同样不例外——“解释世界”必须各不相同，你的“解释世界”吃香了，我的“解释世界”就吃瘪了。因此文人相轻、嫉贤妒能顺理成章(但这并不妨碍肯定、赞美、模仿对手“解释世界”的技巧如名诗名句之类——因为自己也用得着)。

　　这样利害关系的结果：“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

　　“改变世界”是集体努力才能成功的事。既然是集体努力，那就“气可鼓而不可泄”，决不能打击自尊自信。任何参与者如果是外行，就会有损于总体的成功。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改变世界”需要不断激励鼓舞士气，需要人人都是行家。不是就帮助你是——培训、教育、引导、帮助、协调、磨合、批评与自我批评……

　　“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水落石出”——水落方能石出。水不落，石不出。要抬高自己，就必须打击别人，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改变世界”的利益需要“水涨船高”——水涨方能船高，水不涨，船不高。要改变世界，根本出路是集体努力、集体富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齐心协力”、“众人拾拆火焰高”、“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

　　“解释世界”——追求复杂繁琐神秘晦涩，要的就是别人都不懂，就自己懂。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丧失自尊自信。因此需要把事情弄得越复杂越好，让人越不容易弄懂越好。

　　“改变世界”——追求简明扼要条理分明，要的就是让人一目了然。只有这样才容易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因此需要把事情弄得越提纲挈领深入浅出越好，让人越容易弄懂越好。

　　“解释世界”——人事关系越复杂越好。越复杂，加油添醋搬嘴弄舌的机会越多，越能得心应手各个击破。

　　“改变世界”——人事关系越简单越好。越简单，内耗越少，协调一致同心协力越容易，越能步调一致集中精力。

　　20.“解释世界”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改变世界”能调解矛盾，能制造朋友孤立敌人，能产生凝聚，趋向协作联合。

　　“解释世界”的利益结构中只有激化矛盾的因素，没有产生凝聚的因素：

　　——“凝聚”是集体行动才需要的东西：一是“集体”，二是“行动”。“解释世界”一无“集体”二无“行动”，与“凝聚”风马牛不相及：“个体事业，单打独斗、短期完成、成果独享、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等等决定“解释世界”没有持久协作密切配合的需要，更不需要凝聚。

　　——“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等等决定“解释世界”要生存就必须把“改造世界”者踩在脚下，必须与“改造世界”者为敌。

　　——“对内不对外”、 “变来变去说变就变“、“要成功就必须各不相同”、“必须唯我独尊”、“决不认错”、“决不负责”等等决定“解释世界”者不能容忍不同意见。

　　更根本地讲，“解释世界”的真理是绝对真理，不能容忍不信。既然不能容忍不信，那划分敌我的标准就非常简单：信即友，不信即敌。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只能趋向分裂对抗。

　　上述利益结构决定“解释世界”者根本不可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解决矛盾——“雄辩胜于事实”、“雄辩制造事实”，任何事实都可以用雄辩制造出来，任何事实可以有无数种解释、任何事都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样的体系里“摆事实、讲道理”顶什么用?要害是利害关系：无数种解释，必须各不相同，必须随时随地变来变去，必须唯我独尊，必须决不认错，必须决不负责，必须把别人都变成笨蛋……这一切哪有退让的余地?要生存就不能退让，一退就没法靠“解释世界”混了。

　　这样的利害关系跟江湖流氓“拔份”其实差不多——你“拔份”了，我就得认栽，今后在这个码头就没法混了。要生存就得文盘武斗拼实力——比来头，比势头，比拳头。靠“解释世界”生存者解决矛盾其实也是这个路数——不信把他们遇到不同意见时的标准应对程序与土匪流氓青红帮“盘海底”“文盘武打”“拔份”“抢码头”的那一套做个对比：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懂XX学吗?”=“你是哪路的溜子?”(参考《林海雪原》里的土匪黑话：“蘑菇，溜哪路?什么价?”)

　　——“你的XX学是在哪而学的?导师是谁?”=“你是哪个山头的?龙头老大是谁?”(参考《林海雪原》里的土匪黑话：“拜见过啊么啦?”)

　　——“你根本不懂XX学，连XXX都不知道。这是XX学的常识”、“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你小子好大胆，抢码头抢到老子地盘上来了。别不识相，趁早滚蛋，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参考《林海雪原》里的土匪黑话：“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你不是溜子，是空子!”“天王盖地虎!”)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对方还不识相，要是江湖流氓就要一拥而上动拳头拔刀子群殴了。靠“解释世界”生存者则是一拥而上开骂起哄扣帽子——既然“动口不动手”，那就要借他人之暴力。一是借用民间之暴力打人——如用倾向性舆论狂朝煽动群殴吴法天;二是借政权之暴力杀人——如用倾向性舆论狂潮给对方扣个能致人死命的帽子，什么帽子当时最犯忌就扣什么帽子：要是在解放前国统区就扣“红帽子”，骂对方“共匪”、“赤党”、“过激主义”;要是57年反右就骂对方“右派”，要是文革期间就骂对方“反革命”、“内奸”、“特务”、“对毛主席像不恭”，要是现在就骂对方“文革余孽”、“极左”、“毛左”……虽然罪名与时俱进，实质却万变不离其宗：“图穷匕首现”，暴力解决问题。虽然这些靠“解释世界”生存者比流氓高级，不亲自直接动手而是借用民间的暴力和政权的暴力，但“文盘武打”解决矛盾的基本路子跟流氓没什么两样。

　　“改变世界”者解决分歧就比较简单：实践——对不对实践说了算。比如：新产品试验中没了信号，什么原因?所有参试人员都可以发表意见：设计问题、加工问题、装配问题、线路问题、电源问题、干扰问题……这时人们在乎的只是“提的意见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可能”，只要说得在理，那就不妨一试。只要试成了，那就皆大欢喜。出发点是对事不对人、如何解决问题(“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对人不对事、谁是权威(“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懂XX学吗?”“你的XX学是在哪而学的?导师是谁?”“你根本不懂XX学，连XXX都不知道。这是XX学的常识”、“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着眼点是实际可能(设计问题、加工问题、装配问题、线路问题、电源问题、干扰问题……)而不是卖弄概念定义(“‘信号’的定义”、“‘设计’的定义”、“‘加工’的定义”、“‘电源’的定义”……)——只要有利于解决问题、“改变世界”、创造出财富，需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需要怎么改就怎么改。

　　由此可以看出“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根本区别：一个是“对事不对人”，一个是“对人不对事”。一个是实践说了算，一个是权威说了算。一个从客观实际出发，一个从主观概念出发。一个是把一切都纳入“改变世界”的轨道，言必称实际，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解决问题，一个是把一切都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言必称定义，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确保权威。一个只讲求实效，一个专挑剔动机。一个是解决问题皆大欢喜，一个是为分输赢你死我活。一个是事实胜于雄辩，不管持不同意见的人有多少、地位有多高、声势有多大;一个雄辩胜于事实，谁权威谁的表准，谁势大谁的屁香。一个是可以产生一致——实践说了算，一个是永远不会产生一致——任何事实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任何事实都可以用雄辩制造。一个可以争辩，可以以理服人，一个不许争辩，必须以势压人。

　　既然“解释世界”争论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拔份”，那就只有谁赢谁输谁死谁活，没有两全其美互利双赢，不可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解决矛盾，只能象流氓一样拼实力、比后台、比实力、比权威，靠蛮力硬压，谁权势大谁说了算。最常用的权势压服就是用“你不懂”、“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之类直接取消对方的辩论资格，更干脆的办法是给对方按上个罪名，这就一下子免除了自己“掉份”辩论的痛苦：把你说成个坏蛋，你说的一切自然就都是坏的了，还用得着再去一一驳斥吗?还用得着挖空心思找根据讲道理吗?但这样虽然省掉了争辩，却激化了矛盾——说对方“不懂”就等于剥夺了人家靠“解释世界”吃饭的资格，给人家扣帽子按罪名更剥夺了人家生存的资格。如此一来矛盾不激化也激化了，不对抗也对抗了。

　　跟“解释世界”者意见不一致不行，太一致了也不行——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解释世界”者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只有“偶有不同之处”这薄薄的一点空间，过了这条杠就属于“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这就叫“文人相轻”。

　　这么难伺候，结果自然是靠“解释世界”生存者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极不稳定，树敌很容易，交友很难——任何矛盾都很容易被放大激化，一激化就不可收拾，说翻脸就翻脸。这就决定“解释世界”只善于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从不产生任何凝聚，永远走向分裂对抗。——敢有异议马上就你死我活，还怎么制造朋友?怎么产生凝聚?怎么可能不离心离德分裂对抗?

　　(尽管“解释世界”者彼此之间充满了利益冲突打得不可开交，但在对付“改变世界”者这一点上却能一致对外，同仇敌忾。道理很简单：根本利益一致——“解释世界”者之间的争斗是用一种谎眼取代另一种谎言的问题;而“改变世界”需要的是取消一切谎言的问题。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解释世界”者之间的争斗永远服从“解释世界”对付“改变世界”的斗争。鲁迅说：“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说不定在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正如毛泽东说的，他们“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

　　“改变世界”是广泛合作才能完成的事，必须“集体协作、共同努力”。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改变世界”有条件调解矛盾、制造朋友、孤立敌人、产生凝聚，走向协作联合，有敌人更有朋友，更需要团结，更需要真诚。

　　21.“解释世界”犯罪不犯错;“改变世界”犯错不犯罪。

　　“解释世界”者永远没有错误——什么事情都不干，当然什么错误也不犯。一种“解释世界”说不通，马上改口另换一种“解释世界”就是了，永远不会有错——但永远也不会有功。

　　林肯说：“一个不犯错误的人通常不能成就任何事业，没有缺点的人，往往优点也很少。”

　　“改变世界”者必有错——只要干事，就不可能不出错。只要写字，就一定有写错字的时候。只要走路，就一定有跌交的时候。没有一辈子没写过错字的人。没有一辈子没跌过交的人。

　　鲁迅说：“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解释世界”的人永远头头是道而无任何错误。但你会找一个论文一大堆理论头头是道但从来没有动过刀的医生给自己动手术吗?而主刀大夫有哪个不是从动物标本练刀开始、通过一次次的纠错熟练起来的呢?如果一有差错就一棍子打死，那天下还会有主刀大夫吗?)

　　特别是如果客观规律未知，则“改变世界”犯错误才正常，不犯错误倒反常——“改变世界”要成功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遵守客观规律就必须正确认识客观规律。而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从无知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在错误中前进，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学会改变世界，每一条客观规律的认识都是用无数错误和失败换来的。鲁迅说：“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那些用生命换来“砒霜，大毒”、“蜘蛛不好吃”等结论的人都是“犯错误”的人。这些人虽然犯错误，但他们是为“改变世界”而犯错误，他们的错误最终有助于“改变世界”——“失败是成功之母”。

　　既然“改变世界”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人类的生存，那么一切为“改变世界”而犯错都错而无罪。

　　那如何区别究竟是是“为改变世界而犯错”还是在“为改变世界而犯错”的名义下犯罪呢?

　　两条客观标准：第一，是否谋私利;第二，是否坚持错误、重复同样的错误。

　　第一，是否谋私利——如果谋了私利，那不用说，“为改变世界而犯错”是假，在“为改变世界而犯错”的名义下犯罪是真。

　　第二，是否坚持错误、重复同样的错误——如果坚持错误、重复错误，那就谈不上“为改变世界而犯错”——“改变世界”的行为特征之一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说：“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只要从事“改变世界”，只要没有谋私利，只要没有坚持错误、重复同样的错误，那就属于“为改变世界而犯错”，大方就没有错。这又可以分几类：

　　第一，“史无前例、黑暗中摸索而出的错”、“牺牲自己“趟地雷”、使后人得以标出禁区、总结出教训而出的错”。这些都是探索、发现客观规律的必要代价，虽然一时没有成功，但为后来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失败也虽败犹荣，决不能全盘否定——眼下失败，但将来可以成功。(如爱迪生发明电灯时有人说，你已经失败了一千多次了。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只是发现了一千多种材料不能用做电灯丝。)

　　第二，虽然付出了代价造成了损失，但发现了客观规律。即使功不抵过、得不偿失仍算成功，因为要害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第三，有功有过。有得有失。这属于成长中的错误、前进中的错误、发展中的错误、可以纠正、并非无可挽回的错误。对此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原则处理。(比如，指挥员指挥打仗，同样规模的仗三仗两胜就应算合格。)

　　第四，发现了客观规律又能做到功大于过。这是了不起的伟大。了不起的伟大中的任何错误过失均属于枝节末流，决不能以瑕掩瑜。

　　“改变世界”者必然有错，但只要不是蓄意损人利己，就必定积极改正错误，因为错误不能让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获利。对“改变世界”来说，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好事。

　　“解释世界”者从不承认这点。为了“制造笨蛋”，他们必须对“改变世界”者的错误幸灾乐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大做文章、猛烈抨击、冷嘲热讽、拼命否定。他们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破坏“改变世界”——既然“改变世界”必然有错，既然一有错就一棍子打死，那实际目的就是不准“改变世界”。既然人类靠“改变世界”生存，那么破坏阻挠“改变世界”就意味着危害人类的生存，即意味着“反人类罪”——人类靠“改变世界”而成为人类。如故仅仅是消极适应世界，人仍然是猿猴。而“解释世界”的本质正是要人不要“改变世界”而象猿猴一样消极适应世界，这就是破坏“改变世界”即破坏人类变成人、破坏人类生存，当然是反人类。因此“解释世界”是“犯罪不犯错”——以“无错”的方式犯罪：表面上什么事情也不干，什么错误也不犯，实际上不犯错却犯罪——反人类罪。(总起来叫反人类罪，遇到具体事情则是一庄庄具体的罪行——如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罪，造谣中伤诬陷诽谤罪，歪曲捏造蓄意误导罪，挑拨离间教唆动乱罪，等等。)

　　契诃夫说：“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

　　“解释世界”者说是“不犯错”，实际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以“不犯错的”方式破坏“改变世界”反人类，阻碍历史前进，犯的是战略性大罪，属于敌对阵营。敌对阵营只有破坏不破坏的问题，没有错误不错误的问题。想定性为“错”都没门。

　　在“解释世界”的体系里，无错即有功。

　　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无错无功即有罪，无错有劳即有功。有错有功有劳者无罪，无错无功无劳且攻击诽谤“改变世界”者有罪——反人类罪，罪大恶极。

　　“改变世界”者的错误，只有“改变世界”者才有资格指出，因为不改正错误大家都要倒霉，其出发点必然是为了修正错误，对所有靠“改变世界”吃饭的人获有利。“解释世界”者追求的是“解释世界”的资格而不是结果，不需要也不可能懂得“改变世界”的规律，更不用说掌握规律了。“解释世界”者对“改变世界”的人的任何评价都不是从正确与否出发，而是从自己私利出发，其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而是为了“制造笨蛋”的私利，长远后果是破坏“改变世界”，危害所有人的生存。因此“解释世界”者没有任何资格指责“改变世界”者的错误。

　　22.“解释世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改变世界”必然切合实际，必须切合实际。

　　如前所述，利益关系决定“解释世界”的体系里只有自己的私利才必须联系实际，其他一切都与实际无关。既然无关，当然没必要切合实际。在“解释世界”的虚拟世界体系里，“实际”一词不过是用来描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代名词之一。(只有这个词还能引起人们的正面联想时才会选用之。一旦被人们视为负面词，马上就会被抛弃。)

　　要求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不能撒谎，不能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能绝对言论自由，不能随心所欲颠倒黑白，不能把别人都变成笨蛋，不能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必须以实践效果为标准检验一切，必须对后果负责……总而言之不能随心所欲“解释世界”。这是上述一切“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利益的需要决定要“解释世界”就不能切合实际，要切合实际就不能“解释世界”。因此“解释世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

　　“改变世界”体系里的“实际”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如前所述，利益关系决定“改变世界”要成功就必须切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否则必败无疑。因此“改变世界”必然切合实际，必须切合实际。

　　23.“解释世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改变世界”为了建设而不得不有所破坏。

　　这里的“破坏性”、“建设性”是从“改变世界”的角度出发而言。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解释世界”即建设，妨碍“解释世界”即破坏。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有利于“改变世界”才是建设性。“解释世界”既然不为“改变世界”服务，那自然毫无建设性——只管自己、一切以自己私利为根本出发点、必须脱离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决不承认错误、决不负责、拼命把别人都变成笨蛋、唯我独尊、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犯罪不犯错……如此行为特征有什么建设性?对人类的生存有什么积极作用?如此对人类的生存不相干的“解释世界”跟鸡鸣犬吠驴吼马鸣蛤蟆鼓噪有什么本质区别?(难怪会被称为“叫兽”，的确名符其实。)

　　“改变世界”的本质是创造，所以“能调解矛盾，能制造朋友孤立敌人，能产生凝聚，趋向协作联合”、“犯错不犯罪”。这样的性质决定“改变世界”充满建设性，任何破坏都是不得已，为的是更好地建设——“不破不立，为立而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24.“解释世界”需要权力，“改变世界”需要科技。“解释世界”推崇权术，“改变世界”推崇技术。“解释世界”者以当官当权为荣，“改变世界”以取得改变世界的成果为荣。“改变世界”者从政是不得已，“解释世界”者不从政是不得已。实干家依仗“改变世界”，野心家依仗“解释世界”;依仗“改变世界”者必实干家，依仗“解释世界”者必野心家。

　　“解释世界”专门跟人打交道，而且专门跟“自己人”打交道，不折不扣“对人不对物”。如果“解释世界”没人听那就意味着失败。而“有人听”则意味着用自己的解释支配了别人的思维，而支配了思维也就支配了整个人。因此“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支配别人。但“解释世界”者靠自身的力量不但无法支配别人，连谋生都成问题——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当然就难以在人类生存的正常经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难以靠正常的经济手段养活自己——看看那些算命打卦摆地摊的、扶乩测字跳大神的……拉生意容易吗?既要装神弄鬼连蒙带吓，又要小心翼翼拿捏住分寸以免弄巧成拙，还得能言善辩八面玲珑随机应变自圆其说，客户只能一个一个地拉，一个一个地伺候，一个一个地走完全过程……这种买卖很自在吗?

　　既然无法靠正常经济手段生存，“改变世界”者就只能靠超经济手段。什么超经济手段?权力——软权力+硬权力。

　　软权力——精神特权：用舆论人工造神，把“解释世界”者变成“神代表”——代表天意、上帝、佛祖、菩萨、真理、科学、学问、学术、良知、人性、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什么东西在人们心目中有正面价值就要代表什么。

　　硬权力——政权：靠政权的硬暴力把软权力的权威强加于人。

　　这里最关键的是硬权力——软权力最终要靠硬权力的支撑，否则软权力撑不了多久，很快不灵了。“解释世界”者具有软权力的标志是成了“权威”。权威何来?高一级权威的一张纸(文凭、学位、头衔)。就凭这一张纸，就完成了“权威传递”，就证明了XXX是权威。但这“高一级的权威”自己的权威又从何而来?更高一级的权威一张纸。“改变世界”的权威来自实践，也就是说来自自身的努力;而“解释世界”的权威来自更高一级“解释世界”，来自别人的一堆纸，或曰纸造的“解释世界”。依此类推，每个“解释世界”的权威都要靠更高一级“解释世界”的权威来维持，层层传递、一个靠一个。这说白了是一种“空对空”——用一个权威去证明另一个权威，用一堆纸去证明另一堆纸，用一个“解释世界”去证明另一个“解释世界”，用一个虚拟去证明另一个虚拟。这实际形成了一个“权威多米诺骨牌”——如果有一个权威站不住脚，那其下家的权威就都靠不住，就都得垮台——比如中国的“精英”资格，从最初有个大专文凭就算数发展到必须是硕士、博士、名牌大学、外国名牌大学、学位查三代……这层层“高一级的权威”的权威越来越不灵，出具的一纸证明也越来越贬值。可见光靠“权威证明权威”这种“空对空”持续不了多久。

　　“解释世界”的“权威传递体制”要不崩溃就必须有政权的硬权力支持——“野鸡大学”的文凭得不到政府承认，所以无效;“正规大学”的文凭有政府承认，所以有效。这个“政府承认”就体现了政权的硬权力。没有这条，所有的大学都不免跟“野鸡大学”平起平坐，甚至“文凭”都可以自己造——用一堆废纸证明另一堆废纸，一堆空话证明另一堆空话，一群骗子证明另一群骗子。

　　“解释世界”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就不能“解释世界”——“解释世界”没有客观是非标准，绝对不承认错误，绝对不负责任，谁也不可能认输，靠打嘴仗永远不可能争出结果，只有靠权力裁决。因此“解释世界”的成功关键在于政权的权力。对“解释世界”者来说——

　　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有一切;

　　有权什么都是，没权什么都不是;

　　没权就是走江湖的术士，有权就是掌国器的国师;

　　没权就是摆地摊的下三滥，有权就是据庙堂的人上人;

　　没权就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丐，有权就是万般皆下品的“精英”;

　　没权就是孔已己，有权就是诸葛亮;

　　没权就是丧家犬，有权就是中山狼;

　　没权就是废纸，有权就是钞票。

　　“解释世界”者离不开权力，但自己却不具备组织政权建立政权的任何品质——任何政权都必须有起码的规矩，“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而“解释世界”者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是不遵守任何规矩的绝对自由主义。任何政权都必须有起码的凝聚，否则必散架。而“解释世界”者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不能产生任何凝聚：不创造财富、用“解释世界”的空话把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据为己有、光说不做、自己动嘴，别人跑腿、窝里炮、窝里斗、窝里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唯我独尊、容不得别人不信、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两面派、变来变去说变就变、绝不认错、绝不负责、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整天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犯罪不犯错、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只有虚没有实、只有假没有真、只有空话没有实际、只占便宜不吃亏、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实惠、整天只知道到处训人骂人……如此刁钻阴暗虚伪狠毒刻薄无耻无能狂妄又难伺候的人，谁愿意打交道?谁愿意任其摆布?怎么可能有凝聚力?

　　离不开权力，却没有能力建立政权——这就决定“解释世界”者获取权力的途径只能是与现成的政权做交易，“货于帝王家”：我利用你的权力，你利用我的“解释世界”;我利用你的权力获得权力，你利用我的“解释世界”实施统治：制造舆论、平息反抗、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但一个政权如果与人民根本利益一致，那就自然获得了合法性。由此可见第一，凡需要靠“解释世界”者制造舆论而取得政权合法性的政权必定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一致、对统治的合法性理不直气不壮。第二，“解释世界”对老百姓的生存毫无用处，只对压迫老百姓的政权有用。第三，“解释世界”真正的主顾是政权，真正的卖点是权术。

　　所有这一切决定权力对“解释世界”重如性命。世界上没有任何职业象“解释世界”那样离不开权力，也没有任何人象“解释世界”者那样貌似清高而实际疯狂热衷于权力——“解释世界”者的一切行为无不与权力有关，无不为权力：要么正在当官，要么正在为当官做准备，要么直接吃官饭，要么间接吃官饭。要别人打破“铁饭碗”，自己则决不放弃官饭“铁饭碗”，决不肯象“改变世界”者那样靠正常的经济活动吃饭。“解释世界”者有权必翘尾巴，没权必夹尾巴。反之，“解释世界”者一翘尾巴则必有了权或有了背后的权力靠山;一夹尾巴则必没了权或没了背后的权力靠山。青年人选择“解释世界”为业者必有野心，必欲从政——即使一开始不这么想，只要干上这行就身不由己了：存在决定意识，利益结构将迫使人最终发现“解释世界”的出路只有权力。“改变世界”者列举的成功范例必是改变世界的成果——发明创造、工程项目、产品制品、胜仗胜利……“解释世界”者列举的成功范例必是当官掌权名利双收——总统、总理、部长、权势集团智囊、国策决策人、名人名流……“改变世界”要成功必热衷于技术，“解释世界”要成功必热衷于权术。“改变世界”者如果从政一般说来说是不得已，因为这意味着改行;“解释世界”者如果不从政才是不得已，因为“解释世界”只有为政治权术服务才真正对口。

　　25.“解释世界”毁灭一切，利用“解释世界”的政权必因“解释世界”的猖獗而毁灭。“改变世界”创造一切，保护“改变世界”的政权必因“改变世界”的发展而强盛。

　　“解释世界”只有破坏性没有创造性，对与自己交易合作的政权也一样——交易合作是为了白捞你的权力，达到我的目的，不劳而获占有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玩的是空手套白狼，凭的是三寸不烂之舌，要的是不费吹灰之力。用我的“解释世界”帮你对付老百姓可以，要我为你的权力委屈自己绝对不干——任何政权要存在就必须有起码的凝聚、起码的规矩。没有凝聚、没有规矩就意味着政权崩溃。机器需要维护保养，政权机器同样需要维护保养：维护凝聚、保护规矩。而要维护凝聚、保护规矩就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矛盾——要维护规矩就不能绝对自由主义、不受任何约束、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决不认错、决不负责;要维护凝聚就不能唯我独尊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容不得别人解释世界、容不得别人不信自己、到处激化矛盾……既然“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是只能牺牲别人不能牺牲自己，那就决定“解释世界”者对与自己交易合作的政权决不真心诚意，只利用不维护不保养，驴不死不卸磨，决不守规矩，决不管凝聚，对下狐假虎威，对上阳奉阴违，用“解释世界”把一切规矩都变成只约束别人不约束自己的玩具、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工具。

　　鲁迅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解释世界”正是如此：“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绳锯斧断，水滴石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茬又一茬“解释世界”者的潜移默化、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地吃，任何政权的任何规矩、任何凝聚都将被吃光，“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结果必然是一切制度形同虚设、腐败泛滥、从上到下矛盾重重尖锐对立最终土崩瓦解彻底毁灭——只使用不维护保养的机器早晚要崩溃，只利用不维护保养的政权机器早晚要灭亡。

　　历史反复证明，“解释世界”是柄双刃剑，既伤人又害己。一切与“解释世界”合作交易的政权最终无不被自己扶植的“解释世界”的白蚁吞噬吃垮。而“解释世界”者对此不但已经司空见惯，而且满不在乎，干脆起了个学术名词叫“历史周期律”。对“解释世界”者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政权垮了，再找下一个政权合作交易就是了，无非一切从头再来。

　　“改变世界”创造一切，保护“改变世界”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和人类的一切。保护“改变世界”的政府自然得人心顺天道，自然能巩固强盛。

　　26.“解释世界”惟恐天下不乱，“改变世界”惟恐天下不治

　　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人会急着到处找医生吗?平平安安一帆风顺的人会到处求签问卦吗?只有病入膏肓生死未卜束手无策的人才会病急乱投医，只有朝不保夕惶惶不安对前途毫无信心的人才会人慌乱算卦。算命打卦的从来都是天下大乱人心惶惶时生意最兴隆，天下太平安人心安定时生意最萧条——如果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会去画蛇添足求人算命吗?

　　“解释世界”也是这个理——只有对不可知而又想知的东西才会感到迷茫，才会需要别人的解释。对了然于胸、自己就能给出答案的东西用得着求人解释吗?天下越乱，人们越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对前途越渺茫迷惑，越丧失自信，越苦闷彷徨，越急着找人“解释世界”指点迷津。如果天下太平，人人前途一片光明，充满自信自尊，自己就能解释一切，还用得着到处求人“解释世界”?更不用说让“解释世界”的把自己骂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有草头王就得有智囊——有胡传魁就需要有刁德一，有宋江就需要有吴用，有刘邦就需要有张良萧何，有刘备就需要有诸葛亮。天下越乱、越群雄并起军阀割据，军阀们越急着“礼贤下士”、求“解释世界”的出谋划策、制造舆论、收买人心，越不敢轻易得罪这帮能造舆论的，“解释世界”的身价越高，日子越滋润。

　　反之，国家越繁荣昌盛，“解释世界”的日子越难过——国家繁荣昌盛需要的是实干，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光会空谈的“解释世界”。国家越繁荣昌盛，责任越分明，谁干事谁混事越一目了然——蹩脚的乐队才容易滥竽充数，落后的国家才容易靠“解释世界”空手套白狼卖嘴吃白食。国家越繁荣昌盛，人们对自己对前途越自信。自信的人自己就能解释世界，哪还用得着惶惶不安找人给自己解释世界?国家越繁荣昌盛，越不会有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没有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也就没有笼络“解释世界”者帮忙造舆论打天下的需求。国家越繁荣昌盛，越难否定别人的一切，越难实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越难制造笨蛋，越难推销“解释世界”。

　　由此可见“解释世界”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正相反。越天下大治、民族越强盛、老百姓越安居乐业，“解释世界”越吃瘪;越天下大乱、民族越危机、老百姓越水深火热，“解释世界”越吃香。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解释世界”惟恐天下不乱。

　　“改变世界”的利益关系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改变世界”是过程，天下一乱什么过程都不能保证，“改变世界”的一切都难以顺利进行，更不用说保住成果了。天下安定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而所谓“安居乐业”就是“改变世界”。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改变世界”惟恐天下不治。

　　27.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独立自主强国富民当主人翁最符合“改变世界”的利益需要。

　　“解释世界”没组建政权的能力又离不开权力，因此必须投靠某一政权空手套白狼。这里的要害是权力而不是谁来给权力——没有权力就不能生存，谁给权力谁就是靠山。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王，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满足自己权力需要的政权就是好政权。

　　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才最符合“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

　　只要是中国政权，就不免从中国利益角度看问题。只要从中国利益角度看问题，就不免要为中国做实事。只要做实事，就进入了“改变世界”的范围，要成功就要按“改变世界”的规律办事，就要对“解释世界”的利益形成挑战。

　　“解释世界”者只有给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才绝对不会有这种尴尬，因为如果中国变成了外国殖民地，则外国殖民统治者在中国的利益需要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高度一致，配合得简直天衣无缝：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空手套白狼，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权力;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以华制华，豢养走狗统治中国;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不创造财富，掠夺“改变世界”的成果;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压迫中国，掠夺中国老百姓“改变世界”的成果;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惟恐自己的“解释世界”没人买帐;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最需要由中国人出面向中国人“解释”自己侵略有理、压迫有理、掠夺有理;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别人必须都是笨蛋;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中国人必须低人一等被奴役;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制造笨蛋，摧毁老百姓的自尊自信，盲目崇拜“解释世界”;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让中国人盲目崇拜外国权威——正好利用你代表“外国先进文明”、宣扬“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外国的一切都是真理、掀起洋文热、洋文凭热、“普世价值”热;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优胜劣汰、高等人有权支配劣等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毒不丈夫”、“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以华制华”、清除劣等民族，消灭垃圾人口;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对内不对外;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就怕你一致对外;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必须与众不同;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就怕你团结一致，就盼你矛盾重重;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窝里斗、激化矛盾、破坏凝聚、制造分裂;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中国必须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尤其打击一切“改变世界”卓有成效的中国人;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求之不得，正好借刀杀人，借你的手消灭中国“改变世界”的实干家，摧毁中国抗衡国际资本的力量;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犯罪不犯错，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干实事，决不认错，决不负责;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就怕走狗有中国心、对中国负责、想干实事，就怕你能使中国强大;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惟恐天下不乱，天下越乱“解释世界”越吃香;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拿走财富，留下贫穷动乱，正好供你“解释世界”;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决不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惟恐走狗得人心有民望，不干事的奴才才离不开自己;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脱离实际、绝对言论自由、不受任何制约、贪污腐化;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越是腐败无能而只会说空话的走狗越可以放心;

　　——“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一切都经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处理，一切与“解释世界”者私利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被无穷夸大，一切与“解释世界”私利抵触矛盾的东西都被无穷贬低;

　　——外国殖民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一切都经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处理，一切与外国资本利益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要被无穷夸大，一切捍卫中国民族利益的东西都要被无穷贬低。

　　……

　　即使其他一切都不算，光是“解释世界”者的行为特征就足以满足一切外国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利益需要了：

　　——“解释世界”者的行为特征：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绝不认错、绝不负责、讲面子、犯罪不犯错、离不开权力，推崇权术，以当官当权为荣;

　　——外国侵略者的利益需要：越自私自利妄自尊大不得人心的人越容易收买，越容易对付，这样的人当权求之不得;

　　——“解释世界”者的行为特征：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

　　——外国侵略者的利益需要：正好挑拨离间策反分裂，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各个击破;

　　——“解释世界”者的行为特征：对内不对外、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容不得“改变世界”者有威信、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

　　——外国侵略者的利益需要：正需要借当代的赵高、郭开、秦桧、蒋干等之手除掉当代蒙恬、李牧、廉颇、岳飞等一切国之干城、“鹰派军人”;

　　——“解释世界”者的行为特征：欣赏能说会道、吹牛拍马、投机取巧、虚张声势两面派、排斥实事求是、绝对真理、唯我独尊、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

　　——外国侵略者的利益需要：宁可倒贴本也要帮这种容易误导的人当头——就象当年长平之战时秦国出钱帮赵括取代廉颇一样。

　　——“解释世界”者的行为特征：一切经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没有中间状态，只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外国侵略者的利益需要：越头脑发热偏执的人越容易上钩——譬如“休克疗法”;

　　……

　　从上对比可以看出，“解释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和行为特征与外国侵略者搞垮中国、奴役中国的利益需要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牺牲是要甘当奴才。而这对“解释世界”者来说丝毫不成问题——认贼做父，认哪个贼都一样，“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失才有得，洋主子面前卑恭屈膝能换来中国人面前的趾高气扬，这笔买卖不吃亏。正如鲁迅所说：“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对“解释世界”来说，通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制造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释”自己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简直是拿手好戏，小菜一碟。)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与外国侵略者是天然的同盟军。他们内外串通狼狈为奸很正常，不勾结交易、不里应外合反而不正常。

　　只要激发破坏性共振就可以轻而易举摧毁一座桥梁。同样，只要激发破坏性共振就可以轻而易举摧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解释世界”只要当道就等效于控制了社会的共振源。只要通过“解释世界”激发特定的意识形态狂热歇斯底里(如“普世价值狂热”、“民主狂热”、“自由化狂热”)就等效于对社会实施破坏性共振，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毁灭一个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这比明火执仗荷枪实弹核武器赤膊上阵有效而经济得多。这就说明为什么西方世界对敌对国家里的“解释世界”者总是那么青睐，那么起劲地支持。

　　“解释世界”者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的自然倾向并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解释世界”的利益关系决定的——“存在决定意识”，只要靠“解释世界”生存，那上述一切利害关系就决定了只有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想爱国为民?那就必须放弃靠“解释世界”吃饭——“爱国为民”是“改变世界”的范畴。要“爱国为民”就必须按照“改变世界”的规律要求办事，就必须背叛“解释世界”，投身到“改变世界”的体系中来，就必须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大转变，整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根本立场都要大变。不肯变，或不肯彻底变，那就休想摆脱“解释世界”利益需要的规律支配，就只能滑向卖国叛国搞分裂。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改变世界”者的利益需要则决定他们不由自主要认同国家民族。这也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8.“解释世界”门槛很高，境界极低;“改变世界”门槛很低，境界极高。

　　“解释世界”的门槛必须很高——门槛高才能把绝大多数人拒之门外，才能确保只有少数人有资格“解释世界”——既然人类社会必须靠“改变世界”生存而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那“解释世界”的人多了社会就受不了。既然“解释世界”必须各不相同而且谁都不能认错，那所有吃“解释世界”饭的人相互之间就是竞争对立关系。既然是竞争对立关系，那竞争对手自然是越少越好，因此让有资格“解释世界”的人越少越好。另一方面，人少才能显得“解释世界”学问高深、高深得常人干不了，才能让人觉得“解释世界”者很神秘，很有本领，高人一等，能人所之不能，才容易忽悠别人言听计从。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解释世界”必须淘汰淘汰再淘汰，用学位、学历、学术出身、文凭、论文、外文等各种各样的高门槛刁条件把绝大多数人都淘汰掉，确保“解释世界”者只能是一小撮。

　　“解释世界”实际就靠高门槛唬人，一道门槛吃一辈子，一辈子就吃这道门槛——介绍“改变世界”的人一定满篇成就：发明创造、工程项目、产品制品、战役战斗……介绍“解释世界”的人一定满篇门槛：学历学位、职位地位——学士、硕士、博士、教授、专家、院士……除此之外顶多再加上一堆除了自己谁也不感兴趣的“解释世界”清单。至于这些清单对“改变世界”有什么用，对不起，无可奉告。换句话说，“解释世界”者跨过高门槛取得“解释世界”的特权之后整天就是用“解释世界”忽悠一切，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物。门槛虽高，但境界极其低，甚至根本没有境界——卖嘴吃白食，一脸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

　　“改变世界”的门槛很低——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从事“改变世界”。任何“解释世界”出身的人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可以投向为“改变世界”服务的阵营。但从“解释世界”转向为“改变世界”服务虽然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做好更不容易——要为“改变世界”服务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一系列规律，要遵循规律就必须掌握规律，要掌握规律就必须改变“解释世界”的一切行为方式，从利益关系、立场、感情到待人接物的方式都要彻底改变。不改变，或改变不彻底，那所谓“为改变世界服务”就是假的，服务了一阵子后就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又跑回“解释世界”的阵营里去了，成了首鼠两端的骑墙派。所以说“为改变世界服务”的门槛虽低，但内涵丰富，境界极高，真正坚持到底并不容易。“解释世界”者宣布“为改变世界服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没有决心毅力坚持不懈，那不过是投机赶时髦，风向一变一定又变回去。

　　29.“解释世界”是纸老虎加脑病毒;“改变世界”是载舟水加眠火山。

　　“解释世界”的本质是用软权力控制硬权力。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关系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是基础，精神是主导。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动物只有本能而人还有思想;动物只受本能支配而人除了本能之外还受思想支配。谁控制了人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人的一切，包括人拥有的硬暴力。

　　软权力的特点是“软”，往往一开始并不直接跟硬权力抗衡，而是潜移默化无孔不入，一点点渗入掌握硬权力的人的脑中，不知不觉发挥作用——就象电脑病毒/大脑病毒：电脑病毒没侵入操作系统之前半点力量没有，要多脆弱有多脆弱。而一旦侵入操作系统立刻大显神通，能把整个电脑控制的全部体系劫持过来，电脑控制的体系有多大威力它就有多大威力。这比军事上的“斩首行动”还厉害，等于是“换首行动”。人脑病毒没侵入人体之前半点力量没有，要多脆弱有多脆弱。而一旦侵入人体立刻大显神通，能让人的大脑失灵，让整个人一下子瘫痪完蛋。软权力不但不知不觉能控制具体的个人思想，而且能不知不觉成批控制人的思想——谁能成批控制人的思想谁就获得了大规模软权力。谁获得了大规模软权力谁就能控制舆论。谁控制了舆论谁就能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谁能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谁就能获得硬权力——倾向性舆论狂潮是大规模系统性软暴力，其本质是信息战、超限战，是有组织、成体系的战争行为。

　　“解释世界”对权力的控制就象电脑病毒对操作系统的控制、大脑病毒对人脑的控制，没获得权力之前半点力量没有，要多脆弱有多脆弱。而一旦获得权力立刻大显神通，能把整个国家全部劫持过来。

　　脑病毒在人们没认清其本质、毫无防范时，它极其致命。但只要人们认识到它的危害严加防范、根本不让它有空子可钻，它就猖狂不起来。“解释世界”也如此，既穷凶极恶又极端虚弱——当人们没认清其本质、毫无防范、任其发展时，它神奇得很，猖狂得很，不知不觉就搞垮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但只要人们人们认识到它的危害严加防范、根本不让它有空子可钻，它就猖狂不起来。也就是说，“解释世界”这种病毒既致命，又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但本质上没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改变世界”者是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老百姓。老百姓总是默默承受一切，默默创造一切，在“解释世界”者眼里不过是默默无闻、无足轻重、可以任意欺负愚弄的芸芸众生。但他们是人类社会生存的脊梁。用唐太宗的话说，是载舟之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更确切地说，是休眠火山——平时默默承受一切，但一旦爆发则能惊天动地，任何力量也休想阻拦。

　　30.“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就受压制受阻碍;“改变世界”占上风，“解释世界”就吃不开。

　　“解释世界”的一切利益需要都与“改变世界”针锋相对。因此从本质上讲，“解释世界”是对人类“改变世界”生存的反动，客观效果是反人类。“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就必受阻碍，必被破坏。“解释世界”当道是中国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历史屡次人口大灭杀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错失发展资本主义历史机遇的根本原因。不总结历史教训、不清算“解释世界”的历史欠帐、不消灭“解释世界”设置的陷阱障碍，中国就不能避免周期性历史大动乱的危机，就保不住千辛万苦取得的“改变世界”一切成果。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同利益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特征决不仅仅这30个，一一列举是不可能的。欢迎读者根据二者不同的利益需要自行发现、自行总结、不断补充。

　　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人性与兽性

　　人类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了自己，把自己从猴变成了人。不改变世界就不能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

　　既然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那么人性自然是“改变世界”的产物——没有“改变世界”就没有人类，没有人类就没有人性，只有兽性。

　　何谓“人性”?人类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

　　什么是人类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改变世界”——特别是上节所述的那些“改变世界”所特有的行为特征：不是改变自己去适应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来适应自己、创造财富、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苦干实干、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认同严肃负责精益求精、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认同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破有立、认同辩证唯物主义、顾及它人、相互尊重、有凝聚、有协作、有联合、认同组织、纪律、规章、制度……这些都是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东西，是真正的“人性”。

　　“解释世界”者拼命鼓吹的“人性”其实是兽性，因为实际都是禽兽也有的东西。比如：

　　——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趋利避害：哪个禽兽不如此?见过大公无私、替别人(不，其他禽兽)着想的禽兽吗?

　　——不创造财富：哪个禽兽创造财富?只有人创造财富。

　　——掠夺抢劫、破坏偷盗、白白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农民辛辛苦苦种的庄稼一成熟，鸟兽来了就吃，吃不了还糟蹋，丝毫不带犹豫的。哪个禽兽不是看见自己需要的东西扑上去就抢?这对禽兽来说完全就是天经地义。

　　——只顾眼前：见过高瞻远瞩瞻前顾后有长远规划的禽兽吗?哪个不是眼前逮着什么吃什么?最多也只能想到一个冬天而已。

　　——不负责任：禽兽要懂得“顾及后果”“负责任”才是咄咄怪事。

　　——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有禽兽每日每时干的就是这个。“共同生存、共同富裕、扶老携幼”是禽兽没有人类独有的东西。

　　——绝对自由主义：这是一切禽兽本色。哪个禽兽不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绝对自由主义?哪个禽兽会用“有组织有纪律”约束自己?要不怎么会有“乌合之众”、“如鸟兽散”的说法?说是“人性自由”，其实是“兽性自由”。

　　(人类与禽兽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类能理性地认识到，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必须自我制约而禽兽不能——注意，一是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不是为了“它人的利益”;而是“自我制约”，更确切地说，对整体而言是“自我制约”，对个体而言是“强制制约”。不澄清这两条，就可能跟“奴役”和“对牛马的制约”混为一谈。)

　　——私有制：不管是猫狗还是狮子老虎狗熊都会撒尿标出自己的“私有领地”，严禁任何其它同类共享。可见不是“私有化是天然的人性”，而是“私有化是天然的兽性”。

　　——性自由：不是人性是兽性。禽兽有性无爱，人类才有性有爱。禽兽一切只凭本能、只顾眼前，所以为一时之快而性滥交，其他一概不管;人类除本能还有理性，知道为后代为长远优生优育，所以有了自我制约，有了道德伦理制度法律——禽兽有这一套吗?

　　……

　　由此可见“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都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是禽兽才有的特征;只有“改变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才是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特征。也就是说，“解释世界”需要的是兽性，“改变世界”需要的是人性;只有参与“改变世界”才能造就人性，不参与“改变世界”、只从事“解释世界”只能保持兽性。

　　这一点也不奇怪：人类靠“改变世界”生存，禽兽靠“适应世界”生存。“解释世界”不为“改变世界”服务，那就是让人跟禽兽一样也靠“适应世界”生存，就是要让人退化成禽兽，就是反人类——任何妨碍“改变世界”的言行都是破坏人类的生存，都是反人类。

　　人类社会的凝聚靠人类的价值观。没有人类的价值观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凝聚，没有凝聚人类社会就要分崩离析。“解释世界”鼓吹的“人性”实际都是兽性，鼓吹的价值观实际是兽性的价值观。禽兽没有社会，禽兽的价值观不能产生凝聚。鼓吹兽性价值观实质是破坏人类价值观。破坏人类价值观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凡“解释世界”价值观泛滥的地方，社会必正走向分崩离析。因此可以说，“解释世界”的本质即反人类。

　　人刚出生时跟禽兽一样，仅仅是动物，只有动物的本能——兽性的本能。之后跟着人过日子就成人，跟着禽兽过日子就成禽兽，如狼孩。因此可以说人的兽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

　　既然人性是后天的，那就是说，人性可以养成，也可以养不成，取决于具体条件。什么条件?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

　　既然人性是“改变世界”的产物，那么人性就与“改变世界”息息相关——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越高，人性越足;参与程度越低，人性越稀，兽性越足。

　　“改变世界”与人性同步一致。不改变世界就不能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即从兽变成人，脱离改变世界即从人退化为兽。

　　参与“改变世界”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决定人性的养成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可以受到各种各样的人性教育，但这一切仅仅是外因，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什么内因?“存在决定意识”。没有“改变世界”的存在，就没有“改变世界”的意识。人的兽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教育是外因，关键是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不参与实践，不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取得一定的位置，教育也不起作用。只有亲身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并在“改变世界”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才可能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各种各样的人性教育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养成人性。

　　要养成人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第二，愿意靠“改变世界”生存。

　　——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历史上每逢大灾大乱必有“人吃人”、“易子而食”、“盗贼蜂起”、抢劫掠夺之类。下岗工人陈洪说：“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 一旦无法靠“改变世界”生存，生存本能就将吞噬人性，激发兽性，人就会变成野兽——要想维持人性，就必须维持靠“改变世界”生存的起码大环境。这是维护人性的客观条件。

　　——愿意靠“改变世界”生存：鲁迅说：“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靠“改变世界”生存的工人却不想再靠“改变世界”生存了，想靠压榨别人生存，于是就“凶到绝顶”，毫无人性了。由此可见维持人性不但要有客观条件，而且要有主观愿望——继续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主观意愿。而这种主观愿望从何而来?大环境，大舆论——如果大环境、大舆论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倾向性狂潮，让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纷纷向往靠掠夺他人暴发，那就无法存在维护人性的主观条件，已有的人性也保不住。而这种倾向性舆论何来?“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吃香，“改变世界”吃瘪。“解释世界”吃香、“改变世界”吃瘪意味着兽性泛滥、人性摧残。

　　由此可知，“改变世界”与人性密不可分，“解释世界”与兽性密不可分。人性的养成必须主客观条件具备——客观条件：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主观条件：愿意靠“改变世界”生存。二者缺一不可。不从事“改变世界”，人就不可能摆脱兽性、造就人性，就始终是兽——衣冠禽兽。

　　由此可以明白青少年“成人”还是“成兽”的问题比成年人更尖锐、更敏感——青少年没自立前谈不上靠“改变世界”生存，也就是说，没有通过亲身实践直接养成人性的客观条件。因此青少年能否产生靠“改变世界”生存的意愿完全取决于此时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即使当时产生了靠“改变世界”生存的意愿，那也是外因下的作用，是意识决定的意识，并非存在决定的意识，因此并不巩固，将来踏上社会时能否坚持这种意愿还难说。如果所处的舆论环境是鄙视“改变世界”、崇尚不劳而获巧取豪夺，那就产生人性的主客观条件就全不具备，只有利于青少年泛滥兽性、遏制人性——只要用“解释世界”持续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就能轻而易举煽动起青少年的定向思维狂热、激发起兽性吞噬人性——当年的纳粹法西斯就这样煽起了德国青少年的纳粹歇斯底里大疯狂，大陆“民主人士”就这样煽起了大陆青少年的“普世价值”歇斯底里大疯狂，香港“占中”公知就这样煽起了香港青少年的“民主”歇斯底里大疯狂——除了那个“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制造出来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象发了羊癫疯，完全不可理喻，不折不扣兽性大发作，非闹到流血暴力不可。

　　从“‘改变世界’创造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人性、兽性的问题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兽性是先天的，通过“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中被逐渐消除。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越高越自觉，人性越足;参与程度越低越不自觉，人性越稀，兽性越足。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不会有人性——尽管可以表面上人模人样，但本性上是兽非人，即没有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品质而只有禽兽才有的品质。决不参与“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者毫无人性，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

　　这就彻底解释了“人民群众伟大”、“劳动人民善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以“改变世界”为生者有人性，所以“伟大”，所以“善良”，所以“仗义”;以“解释世界”为生者没有人性只有兽性——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翻脸不认人，所以“负心”，所以是“叫兽”。

　　四．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分两类：第一，“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华罗庚、钱三强、何泽慧、李四光、于敏、程开甲、屠守锷、郭永怀、王小谟、袁隆平等等；第二，“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如季羡林、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资中筠、陈有西、茅于轼、贺卫方、吴祚来、人大张鸣、北大焦国标、复旦冯玮、刘晓波、沈颢等等。

　　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靠“改变世界”生存，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理工科研究的是“改变世界”的学问，学以致用从事本专业的理工科知识分子也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一切为上述“改变世界”者服务的知识分子（不管学文学工，不管直接间接）都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但是否真的“为‘改变世界’服务”光凭个人主观声明不算，符合确切的客观标准才算：

　　第一，必须尊重“改变世界”者——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上下级关系。服务者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必须有起码的尊重，不能轻视、藐视、蔑视，更不能出言不逊。如果开口就骂什么“脑残”、“智障”、“劣等”、“愚民”、“暴民”、“低素质”之类，则决谈不上“为‘改变世界’服务”。

　　第二，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规则规律——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为“改变世界”服务就必须认同并遵循“改变世界”必须遵循的一切客观规律，否则不仅是“熊的服务”，而且是弥天大谎。

　　不承认这两条的和做不到这两条的知识分子都不属于“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属于“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

　　中国“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不从事“改变世界”，专事人文，专门琢磨人，胸怀大志、豪情满怀、开口闭口“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一切，没有任何专业限制，天上地下古今中外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没有他们不能解释的。这类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为“文人”，号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如今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号称“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而“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如今“公知”。为简便统一起见，本文一概统称文人“公知”。

　　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谈文人“公知”——以“改变世界”的是非标准为标准看文人“公知”。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对感觉到了的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人们不一定能立刻理解它，会以为这是具体的个人问题，是偶然现象、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暂时现象。但如果把文人“公知”的言行分门别类“梳辫子”进行对比分析，就能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只有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才这样说这样做，与绝大多数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的言行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言行都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的原因所至，而是跟“解释世界”这个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利益密不可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具体情况，只要处于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位置，利益关系就决定其必然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明白这些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具体言行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不但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而且“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现在就用本文第二章分析的“解释世界”的利益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来看看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看是不是“对号入座”，是不是互为印证，是不是不仅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能对其未来的言行给出预测——凡是客观规律都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如果本文的分析是对的，那文人“公知”的言行就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步调一致。既然一致，那就是说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一撅腚就知道它们要拉什么屎”。

　　当然，一篇文章能列举的具体例子很有限。读者尽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发现更丰富的文人“公知”的言行实例，拿来与本文的分析做对比，看能不能说明问题。

　　1．“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解释世界”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

　　不止一个人发现，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普及之前，同样的野生动物，同样的野外环境，在美国的野生动物就不象在中国的那样怕人。这不难理解：中国人口多，密度大，又什么都吃，野生动物要想避免变成中国人的盘中美味，就必须一见就赶紧跑。但问题是，野生动物怎么不论大小全都知道这些？显然它们之间有交流：“人危险！别靠近！”——这就是野兽之间的“解释世界”。可见“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更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换句话说，“解释世界”不是谁的独门绝技，没那么神秘，更没什么了不起，连癞蛤蟆都会。

　　文人“公知”常说，他们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凡夫俗子们都不懂，只有他们懂，因此必须听文人“公知”的——谁看不见“皇帝的新衣”，谁就是弱智或别有用心。这个逻辑很威猛。但阴谋诡计往往只能一开始有效，用多了，人们就能回过味来了——癞蛤蟆也“解释世界”，癞蛤蟆的“解释世界”也没人懂。那是不是同样可以说，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人类都不懂，只有癞蛤蟆懂？如果仅仅因为“别人都不懂”就算“高级深奥的学问”，就因此要求别人顶礼膜拜，那岂不是对癞蛤蟆也该顶礼膜拜？

　　由此可见仅仅凭“别人都不懂”不能证明“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要证明“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流的鼓噪不是一回事而与人类的生存有关，就必须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这是任何有点防诈骗常识的人都能认同的原则。做不到这点，反而用种种罪名威胁恐吓要求自己做到这点的人不但是骗子，而且是流氓。

　　中国文人“公知”恰恰做不到这点——不管是古代的巫师、祭司、算卦的、扶乩的、跳大神的、看风水的、讼棍还是如今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律师”、“国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都只凭一些只有自己圈内人懂、别人都不懂的念念有词鬼画符之类主观夸张就证明自己“学问高深”，要人顶礼膜拜“诚则灵”。虽然这一套往往伴随着煞有介事的仪式，拼命创造一种“隆重庄严严肃认真”的气氛，要人不知不觉产生“既然别人都不懂，又那么隆重，可见学问高深不假”的感觉，但只要保持冷静、剥去这华丽堂皇外表，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而尖锐无情的事实：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的“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类的鼓噪有本质不同，只好用一些表面华丽的伪装掩盖。

　　既然不能证明，那就是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不能证明自己——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必须对癞蛤蟆顶礼膜拜，因为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癞蛤蟆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癞蛤蟆说的——你能认同吗？而文人“公知”正是同样逻辑——你必须对文人“公知”顶礼膜拜，因为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文人“公知”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文人“公知”说的——二者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见文人“公知”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解释世界”跟人类的生存有关。既然无关，那就跟禽兽的“解释世界”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当成癞蛤蟆鼓噪——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真有学问，那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

　　中国老百姓对文人“公知”的信口开河有句俗话：“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蝲蝲蛄叫”是蝲蝲蛄的“解释世界”。而蝲蝲蛄的解释世界与人的“改变世界”不是一回事。既然不是一回事，那就不能当成圣旨——“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同样，既然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没区别，那也不能当成圣旨，否则等效于“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光听文人‘公知’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

　　这足以说明中国老百姓早就看透了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其实是一回事。难怪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2．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文人”公知“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

　　文人“公知”如果能靠“解释世界”生存，那满可以躲到深山老林或关起门来自成一家，整天谁也不见啥也不干光念念有词解释世界就行了。那多自在？绝对没有任何人妨碍他们的“言论自由”。然而事实是他们必须生活在人群中，必须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他们的“解释世界”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改变世界毫无用处，所以才会有如下说法：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鲁迅）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

　　——“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鲁迅）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鲁迅）

　　3．“解释世界”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文人“公知”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专门制造定向思维狂热，除了自己制造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去。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被无穷夸大，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抵触矛盾的东西都被无穷贬低。凡是夸成一朵花的，一定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妖魔化的，一定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夸成一朵花；凡是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妖魔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没有中间状态，只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普世价值”绝对好，毛泽东绝对坏，文人“公知”绝对好，“毛左”、“愤青”绝对坏……结果就是网上乃至整个中国知识舆论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汉贼不两立，冰碳不同炉，水火不相容’”、“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的极端环境，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对立情绪。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并非文人“公知”今天的发明，而是自古以来的老传统：

　　——“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鲁迅）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给文人“公知”有更多的好处，就把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一切一笔抹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中国人的劣根性又一次得到验证。窝里斗”、“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用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死路一条”……

　　4．“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文人“公知”对内不对外：

　　文人“公知”很爱标榜自己“独立性”、“勇气”、“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敢于直言”、“正义感、有担当”、“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激浊扬清”……只不过所有这些都只对内不对外，只敢用来对付“自己人”，从来不敢对外部敌人闹什么“骨气”、“勇气”、“独立性”、“正义感”、“有担当”，只敢对中国人抖威风。这其实很自然——“解释世界”只能用于对内，“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自然只会对内，只会“窝里炮”、“窝里斗”、“窝里反”。所谓“中国人好内斗”的陋习完全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之道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一直是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专门打内战，“内斗不休”，“耗子抗枪——窝里横”，“对外如羊，对内如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于是就有了如下总结：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鲁迅）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鲁迅）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鲁迅）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鲁迅）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鲁迅）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鲁迅）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鲁迅）

　　——“你们这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又从来是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还为一些细枝末节争论得起劲，力量全内耗掉了。”“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这个群体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时还经常性内讧，互相攻击得起劲。有些人，甚至比独裁者更独裁，即不能令，又不听令，一些基本共识都无法达成”。（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明代的言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被人不断地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总结明朝赫赫有名的文人“公知”如东林党等的作为：“争国本”、“三大案”、跟文官斗，跟宦官斗，跟皇帝斗……所有这一切全是争权夺利的内斗，真正国计民生的大事呢？只会祸国殃民——税收政策向南方家乡利益倾斜，向商业富豪倾斜、对富人搞“藏富于民”，对穷人搞“杀贫济富”，向南方富商征税就激烈反对行不通，向北方老百姓增税就反对寥寥畅通无阻，越穷税越重，越富税越轻。结果：“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仔细算算帐，明朝文人“公知”没干过哪怕一件出名象样见成效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整天除了内斗还是内斗——内忧外患、满清虎视眈眈：内斗；李自成大兵压界：照样内斗；北京城破了，崇祯自杀了，满清入关了，逃到南明了，还内斗，照样恶习不改，照样搬出“争国本”、“大礼仪”、“伦理纲纪”的那一套大斗特斗，照样整天指责这个是“内奸”、那个是“邪佞”、谁谁谁“阉党”……全然不顾大敌当前，照样内部互相斗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从万历到天启到崇祯到南明，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地内斗，斗、斗、斗，等斗得一切丢光明朝彻底万蛋，毫不犹豫投降归顺满清，还说是“顺天时从王命”——没见被东林党人大骂为“奸佞”的马士英投降，只见整天骂别人“奸佞”的东林党“正人君子”们如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们个个乖乖剃了头留起辫子当了顺民。（注：这就是资中筠赞美备至的“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当了顺民还不忘内斗——不敢跟满清斗，只敢用笔接着跟已经垮了台的明朝斗：说明朝灭亡全是皇帝的错：无道昏君、残暴、多疑、刚愎自用、财迷、小气、无能、懒惰、几十年不上朝、信用宦官、排斥忠良、“迫害知识分子”、“抗日援朝耗尽国力”、重用宦官不重用自己——“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别人都坏，就东林党人好；明朝灭亡是因为东林党人没掌权，没有彻底贯彻“社会必须由文人精英治理”，没有彻底贯彻“文人‘公知’掌权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文人‘公知’掌权去解决”……这一套迄今还有许多人深信不疑，也就是说，明朝文人“公知”几百年前用史书挖的内斗坑现在还在坑人。

　　5．“解释世界”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文人“公知”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

　　——文人“公知”只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而不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的后果——“民主高于一切”、“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抢来的财产亦应受保护。（江平）

　　——“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去纠正它。”“我们哪怕牺牲掉个别的正义，我们也要维护整体的法治。”“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贺卫方）

　　——“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南方都市报）

　　——“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南方周末）

　　6．“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文人“公知”不创造财富：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茶叶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孙子兵法”、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北京城、故宫、长城、十三陵、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等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公知”；鲁班不是文人“公知”；郑和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不是文人“公知”；黄道婆不是文人“公知”；蔡伦不是文人“公知”；毕升不是文人“公知”；祖冲之不是文人“公知”；李时珍不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治理中国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了个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出自于文人“公知”之手。

　　（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公知”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却不惜篇幅不厌其烦给帝王将相、文人“公知”、才子佳人们树碑立传。正因为有文人“公知”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公知”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真正作出了贡献的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要说中国文人“公知”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倒也有几样——妇女裹小脚、八股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这些都发生在文人“公知”最吃香的年代，都是文人“公知”之独创。如此“贡献”的确独特，但值得中国人自豪吗？）

　　——“明朝的万历年，国家的权利精英们都在搞政治斗争，聚焦的都是皇帝家内事，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盐、矿、造船、造纸、纺织、火器应用、文字学习、武术，航海、工艺品、绘画，等等，这些国家文明和技术，怎么不见朝中有人关注，历史总是把聚光灯打在皇家舞台上，演绎家权、文权、皇权的斗争。当政者，为皇者，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作，为什么而去奋斗？这是史官们，不敢评论的地方。究竟为了什么要夺情、夺权、夺天下？”（读者评论“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维基百科）

　　（注：历史书上只轻描淡写说“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者”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羞羞答答就是不肯提文人“公知”悍然销毁出海地图等资料直接破坏这一历史事实——也难怪，文人“公知”写的历史，当然要想方设法为同伙同类推卸责任。）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鲁迅）

　　——“两弹一星”不是文人“公知”发明创造的，号称现代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不是文人“公知”搞出来的。中国工业化基础不是文人“公知”的功劳。文人“公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毫无贡献。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有人借此比喻：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出口不了电视节目——如今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遍及世界。这些产品中有哪些是文人“公知”制造的？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人“公知”做出了什么贡献？一无所有。如果有，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会说“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给世界提供新思想”、“出口电视节目”是谁的事？如果是老百姓的事，那要文人“公知”们何用？如果是文人“公知”的事，那“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出口不了电视节目”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文人“公知”们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创造精神财富，是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

　　7．“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文人“公知”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

　　文人“公知”一开口左一个“引导”右一个“影响”，说到底就是自己的话必须有人听，为此不惜一切，不在乎谁给钱、为谁说话——如果没人理睬，文人“公知”给谁“解释世界”去？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资中筠）

　　——“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张维迎）

　　——“智库，又称智囊、思想库，无一例外均为影响决策而生。”“‘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美国智库杂志《新共和》国际版主编策约瑟华．利伦兹克说。”“一群手无缚鸡之力者，何以撬动国家决策的杠杆？”“选择低成本、高效益的‘吹耳边风’——借助公共舆论，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智库是一个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被纳入政府官员的诸多专家之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朱镕基，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直到当选国务院总理。‘旋转门’在转动”、“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视‘谋士’的传统。当前，中国智库在人员构成上依旧是纯学者为主，这些人大多从学生直接进入智库工作”、“在政府决定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新闻媒体建立防务智库，能够保持舆论界的领跑优势，引领防务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南方周末：“中国防务智库进入成长期”）

　　——“《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文人对法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但那都是些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不会这样。”“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帮助统治者”。（人大张鸣）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天则经济研究所概况）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多视角看中国智库”《瞭望》2009/1/30）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樊纲、刘鹤、林毅夫、易纲、许善达、吴晓灵”（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国研中心诞生了许多中国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

　　——“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这一构想被外界称作‘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随后，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一拍即合。班就开始办了。从2002年起，五年内，每年一期，每期60名官员，培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第二阶段到哈佛，为期还是六周。另，这些上哈佛班的高官，均为司局长以上的重量级人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一不小心说出了学费的数字，我们的媒体就惊叹：20万？吓人啊！”“所以，政府被迫把这哈佛班办成了地下班。卢迈说：‘树大招风，明明一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其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给学员们掏的学费并不算多，它只掏国内的150万人民币，学员在国外的学费由安利公司给付，金额是100万美金。”（倍可亲网站：“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8．“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存在价值全靠自吹——文人“公知”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存在价值全靠自吹。

　　——妙笔生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孔乙己只想靠“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之类“解释世界”生存，“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其他一切都看不上眼。穷酸成那样，“弄到将要讨饭”了，却仍然好吃懒做、“不会营生”——说白了就是不肯放下架子靠做工种田等“改变世界”的营生吃饭，宁可偷书行窃，还“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地振振有词：“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君子固穷”、“者乎”、“不要取笑！”、“跌断，跌，跌……”

　　——季羡林写了《牛棚杂忆》控诉“干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那一段不能靠“解释世界”神气活现的日子——尽管他在干校只有短短一时，尽管他自己都承认干校的日子很滋润，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优越多少，却仍然视干校为人间地狱，耿耿于怀恨恨不已。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公知”眼中正当的谋生之道只能是“解释世界”这一种，其他一概都是“下等人”才干的事。让他们从事“改变世界”的体力劳动简直是奇耻大辱——孔乙己宁可穷得偷盗都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何况高等“公知”？

　　9．“解释世界”最怕别人不信，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文人“公知”最怕别人不信，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

　　——“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应该不是少数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话都懒得说。”“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我不与无耻之人辨论”。“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非常多灾难”。（张维迎）

　　——“给某些迷恋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喜欢争吵的法大学子一个睿智的提醒，请不要对你个人不喜欢的资料与见解纠缠不休，去拼凑选择性的真实图景，攻击师长。”“孩子们，请别闹了，省点时间好好读书和修炼心境吧。”“人生苦短，大学四年尤不过弹指之间，不妨做一个多看书，少说话的经济适应男”。（郭世佑）

　　——“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

　　——“南方报业对中国的贡献，不单是在于它的几份报纸，而是培养了无数在那里呆过的人，而且影响了无数其他媒体的同行。当它和中青成了行业标杆，他们的价值观，也同时被无数媒体人所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极左报纸已经非常之稀少了”、“几大门户上，左派的声音也是寥寥”、“在主流媒体上，他们（极左派）没有容身之地”、“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无疑，这些人的观念对钳制极端民族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强烈建议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左言论制裁法》”“依法逮捕审理关押一批影响重大恶劣的极左分子”“严格进行清理整顿，绝不手软”。（金陵客）

　　——“民主了暴你菊花”。（南方都市报记者闫涛）

　　——“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场总监陈乐）（网名“2可器”）

　　——“早晚要绞死他们！”（围剿辽宁日报的@关木旦0550）

　　10．“解释世界”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文人“公知”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可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茅于轼）

　　——“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慕容雪村）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资中筠）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宪政框架之下的三权分立，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模式，是普世价值的制度保障。”（李悔之）

　　——“不能以特色来拒绝普世价值”、“不能以制度来反对普世价值”、“不能以意识形态来批判普世价值”、“不能以权力破坏普世价值”、“不能以既得利益来回避普世价值”（董德刚：试论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自由也是一种价值，所以，自由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南方周末：什么是普世价值？）

　　注：“自由”是“解释世界”的绝对真理，不是“改变世界”的绝对真理。要“改变世界”就不能有绝对自由，就得受一大堆制约：得遵循客观规律，得分工协作，得统筹兼顾，得替协作的人着想，得瞻前顾后考虑后果，得承担后果……只有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才用不着管这些，才可以肆无忌惮闹“绝对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是人性而是兽性——禽兽才绝对自由主义，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此不是“自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是“自由是兽性的根本需要”、“自由是解释世界的根本需要”——“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而不受任何制约，用个好听的名词表达出来，就叫“自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意味着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不负责”——对自己的言行给别人带来的后果不负责任。换句话说，“自由”是“不负责”的代名词，“不负责”的另一种说法就叫“自由”。单身汉无家庭可负责，所以最自由：“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想干什么拍拍屁股拔腿就走。有家有室、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行，就必须“要自由就不对家庭负责，要对家庭负责就不自由”。因此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是“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决不可能有抽象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言论”是人权，“大小便”更是人权。如果言论自由无条件，那大小便自由呢？也无条件吗？“禁止大小便”破坏人权，但“禁止随地大小便”呢？能说“禁止随地大小便”是“破坏人权”、“妨碍自由”吗？不准说话憋不死人，不准大小便必憋死人。大小便这样致命的人权自由尚要服从公共利益，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例外？当然，“不准随地大小便”只限于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就无此限制——到了荒郊野外你爱怎么随地大小便都没人管（不折不扣“随便”）。同样，到了没人的地方你爱怎么言论自由就怎么言论自由，没人管你。只要涉及公共利益，连大小便这样的人权要受限制，何况言论？

　　凡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者必不负责，凡负责者必不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只要一喊“自由”，真正的意思就是想赖帐，赖掉自己的责任。文人“公知”们决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主张“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奉为绝对真理，不容置疑，不容更改，更不容挑战。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只管自己，决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

　　既然是绝对真理，那就不由分说，就不需要用事实证明，就必然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意识决定存在，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世界，一切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定义证明定义，用虚拟证明虚拟，用抽象证明抽象，用脱离实际证明脱离实际，与人争辩必争概念、论定义——只要一争论概念定义，一切就自然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只要用概念游戏证明对方“连XX概念都不懂”，就算分出了胜负：

　　——“谈到民主，就应该先给它下个定义……”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俞可平）

　　——“‘专政’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秦晖）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徐景安）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唐逸）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何新）

　　——“‘逃生’是个事实判断，‘逃跑’是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背后还蕴含着道德谴责在里面，认为你没有履行责任，你是不道德的，这反应了公众本身的‘道德分裂’，反应了道德主张与道德行为的脱节。”（范跑跑）

　　恩格斯说：“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为玩弄词藻、玩弄文字游戏、概念游戏……总而言之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靠卖嘴定胜负。

　　11．“解释世界”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文人“公知”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

　　所谓“中国人爱虚荣”、“中国人爱撒谎”之类陋习同样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市场制度最道德”……

　　——“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赵晓）；

　　——“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樊纲）

　　——“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

　　——“加入了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均先生在国籍这个问题上如果确实‘欺骗了中国人民’，也不应无限上纲、穷追猛打——一介文弱书生，‘欺骗’之目的，无非是想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一种心理认同。恐怕没有太多见人不得的东西吧？虽然犯了‘法’，但毕竟‘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吧？”“如果在杨恒均在国籍问题上‘欺骗了中国人民’，这里且说一句极端的话：这是善意的‘欺骗’！”“杨恒均‘欺骗了中国人民’可以批评、斥责。但是，因为杨恒均或某些民主人士身上有缺点和错误，就否定一个信仰，否定一个理想，否定一个制度，不但太荒谬，套用特色中国十分时髦的一句话就叫：‘别有用心’！”（李悔之）

　　——丁来峰说他爷爷1949年被抓坐了10年牢，1958年出狱，却有了8岁、5岁、3岁的子女——坐牢10年出来就有3个三到八岁的子女，被曝出身世有问题。丁来峰赶快把坐牢10年这一句删除，不曾想已经有猪队友迫不及待地把原文到处贴了。怎么办？赶快改成爷爷坐牢4年，出来后刚好有个3岁的儿子，算上十月怀胎就说得通。乍一看连最小的3岁叔叔都可圆上。但是文章写59年冬天妹妹饿死，叔叔最后一个饿死，有3岁，也就是说叔叔至少是56年怀上的，爷爷是58年回来的，坐近四年牢，改了还是给了爷爷一顶绿帽子。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千年都不成。就凭文人“公知”撒谎成性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根深蒂固，何曾成过大事？

　　12．“解释世界”是少数人的事——文人“公知”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干的事

　　——“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群体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张维迎）

　　——“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南方周末“张维迎：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

　　——“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经济学家要敢于讲真话，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句话用在这可能合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湖北省襄樊市刘世均）

　　——“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刘晓波）

　　——“法官是具有权威地位和知识精英素养的职业群体”“不宜使这样的机构和行为给人过于平民化、大众化的印象”（贺卫方）

　　——“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

　　13．“解释世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坚决主张“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文人“公知”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坚决主张“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类不可能将之消灭。”（人大张鸣）

　　——“且不谈普世价值先，就说一点：我们凡事从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利益出发，这总是对的吧。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厉以宁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

　　——“红歌中我们一直唱：没有国哪有家。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

　　——“人有道德的本能，也有有违道德的本能，这本身无可厚非。”“老师没有义务为学生牺牲。”“责任不能达到牺牲我生命的边界，那就是侵犯我的权利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范跑跑）

　　——“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

　　——“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张维迎）

　　——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人大张鸣）

　　——“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

　　——“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利益”（王长江）

　　——“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2011-1-19凯迪社区>猫眼看人droum）

　　——“张维迎特别喜欢古巴雪茄烟，当我走进他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时，看到办公桌上高高堆放的五六包的极品雪茄（Cohiba）。这些雪茄烟（其价格是一个中国农民年收入的几倍还多）是西方自由的象征（虽然是共产党国家的产品），是他所希望的逐渐掩盖或者取代毛主义最后残余的活力的象征。”“如今的生活让张维迎这些体制后面的经济学家非常尴尬。从西方引进的观点经过了三十年的风光后，中国已经开始背离新右派。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成为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

　　14．“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文人“公知”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

　　——“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独立性”、“离经叛道”、“不同凡响”、“别有风味”、“曲高和寡”、“众皆醉兮我独醒”、“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何老师（何炼成）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南方人物周刊2007-07-21）

　　——“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我强调学者的独立。”“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我过去发表的东西，经常不合主流，是异见分子”。（张维迎）

　　——“即便卖猪肉，那也是北大人在卖猪肉，一定与众不同！”（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5．“解释世界”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文人“公知”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虚伪攀比之类陋习同样源于文人“公知”——既然绝不认错，那就必须维持住“一贯正确”的神话。强词夺理也罢，不择手段也罢，漏洞百出也罢，反正得维持住表面的“一贯正确”。“一贯正确”就是“有面子”，保住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保住了“面子”，打破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是“丢面子”。这样的利害关系导致“面子文化”的诞生。有“面子文化”就有攀比文化——面子象征地位，地位第一导致面子第一，面子第一导致处处攀比，导致制造假象：你有面子，我得比你更有面子，至少不能比你没面子……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驳斥了主流知识分子误导中国改革的观点。他说：‘有些人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2005年12月09日06:31北京晨报）

　　——“吴敬琏发怒：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地说。”“‘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吴敬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厉以宁：“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杨帆：“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有些经济学家担任5家甚至更多公司的独立董事，精力和能力当然无法企及，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本人，而是我们现行的独立董事制度还没有很好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就好象一个贪婪的乞丐想吃一百桌完全不同的宴席，问题不在于这乞丐有着‘过于贪婪’的胃，而在于满足其要求者的愚蠢和疯狂。”（夏业良：“忍辱负重的中国经济学家”2005．12．21．新浪财经）

　　——“双轨制产生了官员腐败，这是它受到批评的原因。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现在双轨制寿终正寝了，这是它的胜利，不是它的失败。不仅当时，可能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张维迎）

　　——“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信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张维迎）

　　16．“解释世界”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文人“公知”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鲁迅）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鲁迅）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鲁迅）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鲁迅）

　　——季羡林文革中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文革后写“牛棚杂忆”——批邓时说的一个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说的又一个样。

　　——巴金文革中积极批孔，编写的批孔教材“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成了全国学习的样板；文革后积极主张设立“文革博物馆”，又要为全国设立一个学习样板。

　　——茅于轼当初大骂高铁“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挥霍浪费、“能力闲置，浪费严重”，如今反过来大骂高铁“买票如此之难，令人望而却步”——从骂高铁“没人坐”一下子就变为骂高铁“坐得人太多”；贺卫方当初大骂高铁“决策肯定出了问题”、倡议拒坐高铁，如今却说“这速度真是迅捷得可以”、“毫无疑问，这方面的发展是最值得赞许的”；南方报系当初大骂高铁“他妈的奇迹！”、“经济风险尚在酝酿，安全危机已然来袭”、“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将形成铁贷危机”、“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潘多拉之盒或许才刚刚打开”，如今大赞“中国铁路大调图动车成为主力军”，仿佛跟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高铁未出名之前一个样，高铁出名之后立刻另一个样。

　　——贺卫方“新西山会议”时大骂共产党非法，要“图穷匕首现”，如今却说“一个人，真诚地指出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弊端，就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什么政治不认同情感不认同。古语所谓良药苦口、良言逆耳全然忘记”；人大张鸣一贯逢毛必反：“毛的精神遗产是海洛因，可以暂时让你兴奋起来，但却令你病入膏肓。不禁毒，人就完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毛的遗产，不仅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的问题”，逢共必反：“分明是一条汉子，非给穿一双三寸金莲的弓鞋，还非说他感到合适，不合适也合适”、“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最亲的是狼，不是人。红二大抵是这样的狼孩”，连习近平反腐倡廉都被骂成“对于病入膏肓的腐败，开的药方居然是节俭。好吧，少花点钱，多往瑞士银行里存点”、“提倡节约是好事，但如果所谓的光盘运动，真的成了运动，殃及老百姓吃饭喝酒，我觉得就是祸害。走到哪儿，老百姓的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不需要政府来管，也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如今却说“据我了解，大学教师上课歌德者不多，激烈批评者也不多，多数人只是在讲自己的专业。即使批评者，也不过偶尔带出来的。”——得意忘形时一个样，见势不妙立刻又一个样。

　　——胡绩伟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58年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摇身一变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郑必坚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1976年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宣布“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公开夸奖：“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

　　——吴敬琏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当年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文革中参加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五．一六”、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如今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青报曹林对大学生判断力的评价说变就变：2014年7月他说：“刚走进大学的年轻人缺乏判断力，思想上几乎是一张白纸。”仅仅几个月后他攻击辽宁日报时又说：“不要低估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

　　——明朝东林党人反对万历皇帝立福王为太子时坚决主张“立嫡不立贤”，崇祯皇帝死后南明立皇帝时又变为坚决主张“立贤不立嫡”——如果“立嫡不立贤”，福王的儿子最有资格，跟他老子结了死仇的东林党人心里有鬼，坚持的原则马上变了。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价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不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又对美国“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又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顶层设计”出“腐败有理”，却又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

　　——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又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选举”，又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主张“言论自由”，又“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在枪杀事件时舍身堵枪眼救学生，中国的文人“公知”说，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等出了范跑跑，文人“公知”又说，自顾自逃跑是“普世价值”——同一个“普世价值”内容变来变去，对外国人一个样，对中国人一个样，外国人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中国人舍己救人就是“破坏普世价值”、“不珍惜生命”。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中国人马马虎虎的陋习从何而来？文人“公知”——既然主导社会的文人“公知”兴的是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那岂能容得认真仔细？谁认真谁倒霉，谁善于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吃得开。久而久之流毒全国贻害子孙。

　　17．“解释世界”绝不负责——文人“公知”绝不负责。

　　“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文人“公知”既然以“自由”为绝对真理，当然从不负责——从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休克疗法”到中国的“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破产就灵”、“一涨价就灵”、“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先富带后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花巨资买美国白条、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借“7．23”动车事故妖魔化高铁……文人“公知”哪次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一会儿一个主意？哪次不是出了问题立刻装聋作哑一拍屁股走人了事？什么时候为自己的出谋划策“顶层设计”负过责？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

　　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还不算“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张维迎是如何对待自己当初的许诺的？装聋作哑，只字不提。负责了吗？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

　　注：如今举国污染到处雾霾，当初“顶层设计”了这一切的文人“公知”可曾负半点责？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

　　注：如今首都成“首堵”，这位“欣喜”的文人“公知”躲到哪里去了？

　　——“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杨恒均）

　　注：这是最典型的决不负责：斩钉截铁要“民主”；斩钉截铁鼓吹“用暴力获得民主”：“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不得不使用暴力”、“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斩钉截铁教唆别人当“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去杀人放火搞政变“颜色革命”；然后轻松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推了个精光：“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让别人流血拼命，自己舒舒服服袖手旁观：成功了，功劳是自己的；失败了，掉脑袋的是别人。

　　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文人‘公知’”=诈骗犯+教唆犯。

　　18．“解释世界”需要唯我独尊——文人“公知”需要唯我独尊

　　——“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我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事。”“你看看排在我前面的人，只有江泽民还健在，其他都是死人！”“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张维迎）

　　——“如果谁对茅先生（茅于轼）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易中天）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

　　——“2008年以后，我瞧不起全中国的思想界。”“我当时对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智力优越感。”“从我对道德要求特别高这一点来讲，我是有道德洁癖的。”“我的智商确实比较高”（范跑跑）

　　——“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邓文初）

　　——“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

　　——“我有38万多真粉，回复一人实际上相当于广场演讲。影响巨大”。（陈有西）

　　19．“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文人“公知”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

　　不把别人变成笨蛋，人家自己就能“解释世界”，谁还会听文人“公知”的？这就是利益需要。如何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摧毁人们的自尊自信，让受害者自认笨蛋。

　　（1）“打击别人”：全面否定“改变世界”者的一切——人身、职业、成就……没有错误也必须说成错误，没有失败也必须说成失败，没犯错误也必须误导引诱犯错误；同时借力打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用抬高美化别人来打击“改变世界”者的士气——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历史大翻案……千方百计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终觉得自己是笨蛋——“水落石出”：水落方能石出。水不落，石不出。文人“公知”要抬高自己，就必须打击别人，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①．肆无忌惮人身侮辱“改变世界”者

　　——“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垃圾人口”、“奴性”、“盲从”、“暴戾”、“民粹”、“劣根性”、“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95%有破坏性”、“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你就不配活着！”……

　　——“‘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却是一片没有长成的草，是敌囚，是奴隶，是社会的下层”、“‘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杨继绳）

　　——“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流氓无产者意识，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这种意识发酵，潜移默化，就会形成对社会成功人士的莫名仇恨如妒忌，形成围剿意识，影响官方治理政策和立法，社会就会陷入倒退和落后愚昧。”（陈有西）

　　——“‘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群众’并非个体的‘人’，就算是在网络这样的公共空间，‘群众’也是作为一股威胁力量，供‘领袖们’驱遣、挥耍、消耗与储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邓文初）

　　——“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何祚庥）

　　——“穷人比富人更坏”、“穷人的恶，富人倒不一定全有，穷人翻身，比富人更坏更毒！”（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官躲民藏”）

　　注：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民。不管如何艰难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环境，中国老百姓总能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把中国剥了个精光，毛泽东的新中国带来和平后仅仅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就把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这样的老百姓难道不最优秀？（如今俄罗斯最希望的的恐怕就是拥有中国老百姓这样优秀的人力资源了。）如此优秀的人民群众居然被什么财富也不创造、什么贡献也没有的文人“公知”们视如粪土，肆意侮辱诅咒欺凌，甚至公然叫嚣“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因为“中国老百姓最优秀”是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看问题，必须把中国老百姓污蔑贬低踩在脚下，否则还怎么让他们俯首贴耳听自己的“解释世界”？这时就看出“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妙用了：凡是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妖魔化。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就这样变成了“垃圾人口”。

　　②．肆无忌惮否定“改变世界”的职业

　　——“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陈有西）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

　　——“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凯迪论坛）

　　——“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人大张鸣）

　　——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23”记载：“给事中张元冲劾奏：文英徒以绳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带俸窃衔叨恩荫叙乃复冒渎改求此于国体名器所关不小宜明谕惩戒使知安分图报”——郭文英有真才实学，卓有成效地组织修建了太庙。但因为他出身木匠、没有文凭（以绳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所以文人言官（给事中张元冲）不但反对他参与国家管理（升任工部右侍郎），而且要惩办他——“宜明谕惩戒使知安分图报”，还把这上纲上线成重大原则问题——“此于国体名器所关不小”。

　　——“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注：明确把工程师踢出“社会管理型学者”，毫不隐讳“经济学者”“法学学者”才是老大）；

　　——“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评价。）

　　——“中国的两弹科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我不这么感激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人类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不适合掌管两弹的人制造了两弹。”（焦国标）

　　③．肆无忌惮否定新中国的一切成就

　　——“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陈有西）

　　——“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路党——【苏俄带路党】，将我们引入了假民主真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使中俄两大东方专制传统形成合流，为害数十年，至今不能自拔。”（陈有西转李伟东：“迎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错、错、错！1．朝鲜战争打错了，不该打；2．对越战争打错了；3．解放战争（国共战争）打错了，千万军民的死亡，换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原来却没有道理，被改革开放否定了；4．抗日战争，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5．土地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6．辛亥革命，不革又如何？君主立宪，未尝不可。苦难深重的中国啊，一直在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陈有西学术网：“热带水果”）

　　——“必须为土改中的平民地主平反”。（秦晖）

　　——“1949年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开始受到严重的扭曲。”（俞可平）

　　——“公私合营，实际上也是剥夺，不过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剥夺而已。”“如果国家还想继续往前走，坚持市场经济，对自己历史上不合法的侵夺，必须有个说法”、“清算过去，厘清产权，跟过去群众运动式的侵夺说再见。”（人大张鸣）

　　——“毛的精神遗产是海洛因，可以暂时让你兴奋起来，但却令你病入膏肓。不禁毒，人就完了。”“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君子不党，结党营私，党跟帮派，在人们眼里没有多少区别。人一旦结成了党，多半不干好事。”“中国近代国际地位的改善，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都是民国政府靠坚持抗战得来的。毛有什么功绩？无非就是杀自己的同胞杀得多，战争时期杀，和平时期还杀。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列强跟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1943年就都废除了。但49年后，毛跟苏联签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却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把蒙古不经公民投票就让其独立，承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租借大连，承认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这样的条约，难道说不是不平等条约吗？”“中国人从俄罗斯得到的，只是武器，而得到的武器越多，西方越是担心我们，关系就越差，但恰恰只有西方，才能让我们发家致富。”（人大张鸣）

　　——“尽管当下民族问题严峻，但中共却从来不肯承认其民族政策有误”、“民国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孱弱，但民族矛盾却远不如今日之尖锐”、“基于阶级的统治结构不变，基于阶级的各民族新精英，在新形势下，缺乏威望”、“现在的民族政策不改，就是宽严皆误，进退失据”。（人大张鸣）

　　——“强制性地牺牲一部分人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这样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况，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我还以为人上太空，是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学试验呢。”“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人大张鸣）

　　——“为什么要造原子弹，他不是为了保护中国，而是为了保护他屁股下面的那把椅子”、“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茶叶蛋好歹能裹腹。不造原子弹还可以少饿死点人。造原子弹是为了不遭受侵略，遭受侵略会造成南京大屠杀；结果因为你造原子弹饿死的人比南京大屠杀多的多。”（袁腾飞）

　　——“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著名经济学家”、北航教授王福重）

　　——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捏造、歪曲诽谤污蔑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的身高”、“毛泽东的食谱”、“毛泽东的‘行宫’”、“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的孙子”、“毛泽东的亲戚”、“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卫士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的医生”、“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的陪读”、“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沁园春．雪》的真正”、“《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真正”、“毛泽东诗词真相”、“毛泽东选集真相”、“‘论持久战’是谁提出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整肃AB团”、“饿死三千万”、“毛泽东杀人X千万”……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一切的一切无不成了文人“公知”们捏造诽谤的话题。

　　——无孔不入造谣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污蔑抗战烈士左权“并不是战死”，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地雷战没有炸死一个鬼子”、“狼牙山五壮士是迷了路”、“黄继光堵枪眼是不小心摔倒”、“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是编造”、“长征过泸定桥没打仗”、“烤肉”、“挂炉烤鸭”、“感谢美国飞行员”、“感谢蛋炒饭”……

　　注：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文人“公知”要的就是“使人丧失信心”——只有让老百姓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一切都不对”，才能使之产生“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皆不行”的感觉，才会信心全失，才可以使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乘虚而入大显身手——就象没有社会经验的小姑娘心烦意乱情绪低落意志薄弱时最容易被色狼得手一样。正因为文人“公知”的真正目标是摧毁你的自尊自信，所以必须把你的一切成果全盘否定一笔勾销。是真是假不重要，事实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整个中国近代史全部都是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这是“制造笨蛋”、推销“解释世界”的要害核心。跟这些人就事论事地争辩“这不是事实”、“那不是事实”之类，那是没看透人家的真正目的——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弄清事实。没看透这点就只能人家攻哪里就急急忙忙守哪里，总是被动挨打。

　　④．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

　　——“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刘晓波）

　　——“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不需要避讳，已经招徕无数谩骂，继续增加也无所谓。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至今还不知道怎样用辩论去选择一个政权的民族，一个历史上动不动就几十万几十万地杀害本族人的民族，一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奉为伟大领袖的民族，一个认贼作父和认父做贼的民族，一个对于自己过往恶行毫无忏悔能力的民族，一个只有斧头才是万能钥匙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中国人出了毛泽东，不但不反省还无休无止地颂扬他，那这个民族也是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萧瀚）

　　——“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普通话是劣质语言”、“汉字为什么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茅坑”、“‘四大文明古国’或为意淫”、“拆穿“四大发明”的谎言”、“什么狗屁祖宗的博大精深，骗子的博大精深罢了”、“中医这东西，本质上，跟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一回事儿”、“中国到现在还有不少傻逼相信什么《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呢！”“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胡说八道！什么阴阳五行、八纲辨证——都是骗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如果老百姓本质上都是好人，那怎么会当了官就都‘变坏’了呢？这肯定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老百姓本质就坏！文化基因不对！……大家应该更多的反思我们的文化基因！我认为是老百姓的本质太坏了！窝里斗、迷信、大量的汉贱、暴戾、对外大方对内小气……这些问题都产生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西方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糟”、“中国人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打假斗士”方舟子打假打到张衡头上去了，宣布张衡的地动仪“很可能”“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生化专家”、“转基因专家”摇身一变又成了“考古专家”，先虚晃一枪“很可能”，马上斩钉截铁下结论“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他一马当先，同伙马上摇旗呐喊起哄架秧子：“地动仪被怀疑是后人仿造自豪感轰然崩塌变笑话”、“伪造的历史实物，造就虚假的历史自豪感”、“原本对于历史的自豪感，现在更像一个笑话”、“现在很怀疑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用种种种闪烁其辞的“很可能”让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轰然崩塌”，自认文化劣等。

　　——“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实，自石器开始，文明历便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南方网：“普通话是一种落后的语言”）

　　——“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人—这个世界上占全球五分之一的群体—对世界的各方面的进步几无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约等于0”。（“飞龙在半天”加帖在“猫眼看人”2010-5-4）

　　——“美国100吨垃圾无人问，中国才五吨就被骂翻天”、“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现场产生了超过100吨垃圾，出于安全考虑，国家广场上的垃圾箱之前就被移除了，因此最后也出现了垃圾遍地的景象。”“人家美国认丢垃圾是天性自由豪放帅性的表现。你丢垃圾那是愚昧无耻人格低下。”

　　注：这不是单纯的“崇洋媚外”，而是曲线“制造笨蛋”：借外国人来间接否定中国人的一切——不见高山，不显平地，说外国一切都“好”，自然就显出中国一切都“坏”。“当着和尚骂贼秃”是骂人，“当着和尚赞美发”同样是骂人。这叫“远交近攻”、“旁敲侧击”、“反衬歪打”、“借力打力”、“迎外以安内”——外国的一切必须比中国的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要害不是好不好，而是要通过制造出“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的神话间接否定中国的一切。否定了中国的一切才能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摧毁中国人的自自尊自信才能“制造笨蛋”，自己的“解释世界”才有销路——向谁推销“解释世界”就必须把谁变成笨蛋，否则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解释世界”？既然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那就只能否定中国的一切，因为这是“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道理就这么简单。

　　⑤．历史大翻案

　　——“袁世凯被骂卖国有点冤”、“袁世凯被日本算计接受‘二十一条’”。（人大张鸣）

　　——“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胡绩伟）

　　——“民族英雄洪承畴翻案成功福建南安建纪念园”。

　　——为张灵甫招魂：“张灵甫陵园盛大开园典礼。时间：2010年10月10日（双十节）。地点：西安市长安区张灵甫陵园”。

　　——为汪精卫翻案：《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章诒和、贺卫方）

　　——南京雨花台去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增国民党烈士照。

　　——“上海艺术家金锋在南京为秦桧和王氏塑造了立像，引起国内学术和思想界的一片共鸣，多数人认为让秦桧立起来是正确的，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为：立像是人权和女权的体现，是思想进步的反映，任何人都无权让罪犯下跪；跪像的存在，无助于让‘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广大国民中普及。”

　　⑥．误导引诱犯错误

　　——“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张曙光）、“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朱学勤）

　　——“凭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实力，提出裁军是能够让全世界认真对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领导人。中美合作带头均衡裁军，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轻放过了。所以我不希望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茅于轼）

　　——“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人大时殷红）、“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环球时报赵可金）、“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南方都市报）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庞中英）

　　——“多开办一些由正统教派的阿訇办的教义学校，官方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或者暗中的扶持。这样的学校办多了，多讲正规的教义，多举办正规的宗教活动，就自然把异端排斥掉了。可惜的是，在新疆，这样的正规教义学校，实在是太少了。”“说到底，宗教的问题，还是得靠宗教来解决。”（人大张鸣）

　　注：上述种种其实是算卦测字跳大神的的常用法子——上来先当头一棒：你气运不佳，印堂发暗，面带煞气，灾星笼罩，大难临头。这一切凡夫俗子看不见，只有我长了慧眼有高级技能的张铁嘴王半仙才看得到，才能为你消灾解难……只要把你弄得六神无主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求他指点迷津，他的“解释世界”就能开张了。

　　（2）“抬高自己”：自我吹捧，相互吹捧，自我神话；用考试学位、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从而制造出自己“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用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等把一切事物神秘化复杂化，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从而制造出自己“无所不知”、“一惯正确”的神话。

　　①．自我吹捧，相互吹捧，自我神话：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资中筠）

　　——“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社会楷模”、“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文化有学历”、“有学识有坚持”、“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最有见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愧于‘公知’称号的社会精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帝王师”、“以致君尧舜为己任”、“真理在握”、“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的价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触”、“求真的灵魂”、“宣说常识、激浊扬清、忠于真理”、“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具有批判精神、崇高信仰、承担道义的理想主义者”、“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气”、“为了真理和良心，拿出对整个世界撼悍的勇气”、“独立思考、高屋建瓯、发微见著”、“几颗晨星，发出耀眼的光芒”、“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掌握道德的制高点”、“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为社会而思索，为民请愿”、“意见领袖”、“良知代言人”、“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能力、敢担当”、“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他们从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爱的深沉”、“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由于其专业背景，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更多的知识贮备，也受到更良好的训练”、“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公共知识人，铁肩担道义，慎独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会的沉思者，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能使主流社会不致迷失方向”、“公共利益代表”、“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有骨气有学问有实力的”、“这个阶层（学者阶层）的使命很可敬，很崇高，并且在其他阶层面前显得很突出”、“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是最谦虚的人，是道德最好的人”、“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中国知识分子是极有能量、极有影响力的群体，是思想最敏感、感情最丰富、神经最脆弱的群体，也是社会期望值极高的群体”、“知识分子是孤独、寂寞、痛苦的，恐惧、压力常伴左右；大量付出，无私奉献，只有投入，不图物质回报”、“知识分子的坚持”、“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博学、善良、智商超群、独立精神、自由人格”、“甘冒风险，敢于点破挑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在沉默与话语中选择”、“戴着枷锁跳舞”、“思想独舞”、“知识分子不甘沦为看客，而是有所作为：话语权与敢说结合，激浊扬清、匡正时弊”、“点破挑明，说出真话，道出真情，亮出观点，积极影响着这个社会”、“公民社会的守望者”、“不附势，不媚俗，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时时保持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中国律师正在成为公私权冲突的前沿地带的活跃力量”、“反精英者皆脑残”、“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千钧一发，谁来唤醒沉睡的人们？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律师精英们来啦”、“正义之师，担大义，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鏖战法庭内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壮哉！真相，在雄辩之中流淌；正义，在人们心里播种”、“人们盼望‘陈有西们’，人们拥戴‘陈有西们’，人们赞扬‘陈有西们’，人们称‘陈有西们’为‘旗手’‘脊梁’‘英雄’，人们对‘陈有西们’寄托有无限希望，有人甚至‘祈愿’‘救生民于水火，力转乾坤真如神’”、“保卫改革开放！保卫中国律师！保卫我们的陈有西！”“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注：看看文人“公知”这些长得令人头晕目眩的天花乱坠，实在想象不出天下还有什么好词不会被他们霸了去自吹自擂。中国老百姓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在毛泽东的新中国带来和平后仅仅几十年就把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这样优秀的人民群众却被文人“公知”污蔑成“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而这些用尽了天下最美妙华丽的语言吹嘘自己、恨不能把自己吹成活神仙的文人“公知”实际干了什么呢？什么也不干——不创造财富，不为创造财富做任何事，不为人类做任何贡献。难怪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在这个无情的事实面前，上述那些庄严宏伟华词丽藻全成了意淫、自慰、自恋、“抠着屁眼上楼——自抬自”。但这同样是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才有的结论。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同样得用“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处理，把黑的变白的。这么一处理，最恶毒的词全给了最有贡献的，最美妙的词全给了最不干事的——只会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就这样变成了无所不能、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活神仙。

　　②．用考试学位、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从而制造出文人“公知”“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

　　不管是谁，只要被考就已经矮了一截，只要考人就已经高了一等。人文领域考试意识形态标准永远超越客观标准，被一种意识形态判为优秀的东西可以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判为不及格。只要按文人“公知”的定义搞学位制，一切就纳入了“解释世界”的轨道，就让文人“公知”垄断了学位颁布权，文凭学位就成了文人“公知”的铁饭碗，一个学位能吃一辈子：一辈子没成事没关系，一辈子没学位不行，一开口就是“你有什么学位？”而不是“你有什么贡献？”

　　文人“公知”靠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制造出文人“公知”“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制造出“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神话。中国社会优良风气的瓦解崩溃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中国科技教育界的腐败堕落、歪风邪气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中国孩子的“考试炼狱”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中国老百姓惨遭文人“公知”的压迫专政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今日中国的一切假冒伪劣、一切乱象都起始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是中国万假之源，是中国社会的“癌变点”。没有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文人“公知”不过是一群街头孔已己，一天到晚除了偷书、喝酒、卖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之外没什么能为，活象一堆蛆。有了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孔已己立刻变成了“范进中举”，蛆立刻长出翅膀变成了苍蝇，一步登天到处乱飞传播疾病和死亡，文人“公知”立刻成了“人上人”，啥也不干光凭文凭横行霸道掠夺抢劫欺压百姓。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是文人“公知”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在前几年兴起的‘文凭热’中，国家教委可能是疏忽了，或者是认真考虑过了。当年在延河之滨读过各种大学的人，他们的学历在各类正式表格中，都不屑一提。但他们都是大学生，是战争这所大学中真正的大学生，是在血与火的课堂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材生。”“共产党将领则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战大系’——战争大学系。无论当年‘大老粗’曾荣耀到何种悲哀地步，也无论今天‘文凭热’曾一度热得怎样发烧，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这些‘战大系’率领千军万马打出来的。”“我们的将军文化不高，有些人写的字可能像韩先楚那样扒扒拉拉，有很多错别字，不会写的还画了那么多圈儿。但在战争这个舞台上，他们的演技绝不比那些从著名军校中走出来的人差。他们在战争中显露的才华，是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舒展大方，那样风流倜傥，令研究他们的中外学者惊叹不已。”（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

　　——“70年代末期曾经有个‘渤海二号事件’震动全国，笔者那会儿在报上看到过这样的指责：‘……企图用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方法领导现代化生产，必然要碰钉子。’云云。许多老将军最不满这句话。指挥战争怎么啦，指挥战争才要讲科学哩，才最讲科学哩！”（双石：《开国第一战》第四十九章）

　　——张维迎当上北大校长助理后，凡是没有在外国留过学的，没有在外国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在北大当教授。北大是以文史哲出名的，中国的文史要让外国人鉴定。

　　——连资中筠都看不下去，承认：“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李世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文人‘公知’真毒计，赚得中华尽白痴。”

　　③．用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等把一切事物神秘化复杂化，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从而制造出自己“无所不知”、“一惯正确”的神话

　　马克．吐温说：“一条重要的人类行为法则——让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喜欢一样东西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他们难以得到这东西。”同理，让人们对“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顶礼膜拜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他们感到文人“公知”神乎其神高深莫测。如何神乎其神高深莫测？“就他懂、你不懂”就行了。实现“就他懂、你不懂”并不难：用密码暗语外文鬼画符包装起来就行——反正不懂的人决不会知道老底：自己不懂的究竟是学问，还是密码暗语外文鬼画符。

　　——“‘黑话’般的法律语言”、“法律行话”是“黑话”，“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对于外‘行’人而言，这种符号足以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即便是在西方，一部伟大的民法典也会是一部法学家的‘独门暗器’”。（贺卫方）

　　——“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茅于轼）

　　——“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南方人物周刊》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举国疯狂英文热。

　　——“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

　　——“经济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学科”。

　　④．繁琐哲学、死缠烂打、饱和攻击、疲劳轰炸、麻木战术

　　“墨菲定律”揭示的规律：“说不服，绕糊涂”。（If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如果不能说服对方，就把对方绕糊涂。）——被绕糊涂了，就自然觉得自己真无知，对方真高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

　　——要把人绕糊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不仅必须又臭又长，而且必须枯燥无味，要的就是让受害者烦得宁挨三刀也不愿受这份“特色罪”而坚持不下去，自己就能不战而胜：你连看都看不下去，那就没法辩驳；既然没法辩驳，那就是自动认输，自己可不就说一不二了？法律党搞的商业协议买卖合同总是又臭又长又枯燥，最要害的东西总是放在最不显眼的地方，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看不懂。美国金融寡头搞的有毒金融衍生物销售协议复杂罗嗦得不仅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连一般金融专业人员都看不懂，纷纷上当受骗，结果是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全球性金融危机——“罗嗦都能派用场，枯燥也是战斗力”。

　　——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搞诈骗的另一个例子是繁文缛法：法律是干什么的？让人遵守的。让人遵守的东西必须让人知道，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遵守的东西必须让全社会所有的人知道，而且必须是一目了然地知道——法律是全社会所有的人必须服从的强制性的东西，“理解的要遵守，不理解的也要遵守”，没有拒绝的余地。破坏法律最有效的手段是以法乱法。以法乱法最有效的手段是繁文缛法——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把法律弄得错综复杂、让绝大多数人记都记不住、看都看不懂，这样的法律实际不是为了让人遵守而是为了让人违反，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为了坑人整人——看都看不见的路怎么走？知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做？记都记不住的东西怎么照办？看都看不懂的规则怎么执行？凡真心希望人们遵守的东西必定惟恐人们不懂，惟恐不能一目了然，比如交通信号标志，比如产品使用说明。记都记不住、看都看不懂、不知如何遵守的法律不就是专门让人违犯用的？制定专门让人违犯用的法律可不就是存心让人犯法？制定存心让人违反的法律难道不是蓄意坑人整人？

　　——明朝户部尚书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折，六百个字就能说清的事却用了几万字，引经据典废话连篇，光读就读了好几个钟头——明知朱元璋出身贫寒、读书有限、日理万机、不胜繁忙，却故意如此长篇大论卖弄典故，一是为了通过卖弄“学问渊博”变着方子嘲弄他知识贫乏、从精神上压倒他，二是惟恐他累不死，三是企图“说不服，绕糊涂”。

　　——“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阅读研究各种问题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注：所谓“宦官干政”就是这样被文人“公知”用繁琐哲学和文字陷阱逼出来的。）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东林党期间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⑤．“愚民再教育”——悄悄剥夺老百姓的思考权

　　——造成一个不管什么事一律只有“专家意见”、“专家评论”、“专家建议”的舆论大环境。只要事事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就能潜移默化让老百姓不知不觉养成只知道听“专家”的，自己不会思考、不敢思考的习惯，连老人摔倒能不能扶、两口子财产如何注册都没有自己的判断。这样就能把老百姓变成自己不思考、任凭“专家”摆布的木偶，就象自己不会思考、只懂得服从“得儿”、“驾”、“喔”、“吁”之类吆喝的牲口——“愚民再教育”就达到了目标，文人“公知”就自然而然高高在上了。

　　——“墨菲定律”说，“有一块表的人知道几点了，有两块表的人则不一定。”如果放上一大堆指示完全不同的表呢？那就得昏了头，连大概的时间都弄不清了。同样，对同一件事给你来一大堆互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描述，你还弄得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一件事如此，件件事如此，人人如此，天天如此，久而久之你自然就成了什么都弄不清、想关心都没法关心的白痴笨蛋。而这正是文人“公知”天天在干的事——用一大堆自相矛盾的信息把老百姓团团围住，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生活，从历史到现实，左一个“事实”又一个“真相”，个个斩钉截铁，个个无根无据，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动不动就被推翻质疑，用无数自相矛盾的信息和“解释世界”去摧毁人们的价值观是非标准，让人们不知所措，不知相信谁，没法有自己的看法，对文人“公知”的耸人听闻不知所措。只要开动全部舆论机器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事不讲无孔不入，持之以恒疲劳轰炸，“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的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人们就会惊诧愤怒演变为麻木不仁，不知不觉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一代又一代熏陶下去，最后就成了“天经地义”，这样一来人不呆也要呆，不傻也要傻，操纵这一切的文人“公知”自然就高高在上了。

　　——“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鲁迅）

　　——“玉中求暇、屎里觅道”、“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鲁迅）

　　20．“解释世界”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文人“公知”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

　　文人相轻——一盘散沙——内斗不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韩愈）

　　——“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人大张鸣）

　　——“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鲁迅）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鲁迅）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

　　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

　　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鲁迅）

　　——“所谓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就200人左右。但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甚至只有一个人，带领一些人摇旗呐喊”、“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掌握了这个‘山头’，就能吃上民运饭”、“民运组织的历次内斗和分裂，几乎都不是因为政治方向等原则性分歧，而更多是为了争夺经费的主管权”、“海外民运内部互不服气、恶性竞争并导致打架斗殴、各立山头”、“在知名民运人士王若望追悼会上，民运人士徐水良、鲍戈对骂斗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议院听证会上，民运人士王希哲、魏京生对骂斗殴”、“20年的海外民运史，就是一部内讧分裂史。目前在美国的海外民运，已经堕落得不得不依赖搞难民生意方能生存了，中文报纸上、中文互联网上所刊登的各式各样海外民运抗议中国政府的照片，大多数是为了能够申请政治庇护、得以留在美国的‘伪抗议’”。（“多维新闻”：“海外民运声名狼藉”、“海外民运又起内讧”）

　　——海外“民运斗士”们整天互相咬。国内文人“公知”们同样整天互相咬，最“精英”的“法律党”也不例外：“律师不争气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团结”、“律师是相对的精英群体，多带有良好的自我优越感，竞争领域的同行之间不服气，不同业务的律师又相互鄙视”、“非诉律师相对尊重刑事律师，而刑事律师往往很藐视非诉律师”。（李道演：“助理眼中的陈有西）

　　——“这个社会为什么戾气这么重？小周文章引用数字不准确，老方不能好好说吗？”“一上来就火力全开，嘲讽小周梦游，嘲讽小周做梦……整了7次。拿国外生活常识教训人，实在没什么意思。这样做被人怀疑别有用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女记者打吴法天，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周燕打吴法天是打得好。唯一的缺憾是，周燕下手太温柔，连血都没见”、“老夫以为既然双方是敌对关系，就应该先下手为强，没什么道理可讲”、“吴法天告不倒周燕，首先吴法天骂脏话，才把周燕惹怒打他，吴法天要反省下：为啥网民都帮周燕，不帮他？”“吴法天被凑就当一个乐子吧，不管怎么说吴法天也没必要出场约女记者打架”、“吴法天这种人就该打”、“吴法天副教授之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民愤”、“发表的言论不乏让普通民众无法接受的”、“平时的一些言论，早已让不少国人忿忿不平”、“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群殴’是颇为给力的教训他人的方式”、“吴法天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五毛’这顶帽子极易引发最大限度的民愤”、“都不是省油的灯”、“客观上都是找事”、“无论谁对谁错，吴法天副教授被群殴是必然的”。

　　——“为何就不能围殴五毛左呢？”“这个流氓无赖被几个路见不平的汉子给围殴了，难道这样的暴力不是大快人心吗？”“以暴制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用暴力反击左派是合情合理的”、“你妈逼，对你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暴力！”（“中国新青年2000”）

　　——“在中国这种伪公权僭夺了公权力的地方，只能以私法自治看待，即约架合法”、“周燕打吴法天是合法的。因此，警察干涉，将周燕行政拘留，其本质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吴虽然一直未还手，但此次事件中他挨了周燕打的后果吴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由于吴法天是一位法学副教授，对他的要求与对普通没有法学背景的人的要求不同”、“若对行为五毛进行与其侵害相当的一定限度的武力报复，具有自然正义的属性”、“当代中国因为政治制度的邪恶，正常的健康秩序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因此，除了不指望伪公权能为健康的社会秩序发挥正面作用，还得尽可能抵制伪公权所导致的对秩序的进一步破坏。在这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有些情况下，适度的暴力已是难以避免”（“法律专家”萧瀚：“秩序与程序正义——兼评周吴约架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贯主张“自由”、“民主”的文人“公知”们立刻纷纷跳出来对王伟光进行围剿，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充满了断章取义、人格污蔑与人身威胁。孙立平、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纷纷斥责王伟光为“文革复辟”、“姚文元重生”、“鼓动底层造反”、“奇葩”、“幽灵”、“反动权威”、“纳粹”、“走资派”，威胁王伟光会“死得很惨”、“应该绞刑”（江荣生）、“应该象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吴稼祥）、“反人类程度与日军屠杀有的一比“（叶檀）、“请中纪委严查”、“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纪事件，其所产生的后果之严重，已到了非公开、严厉处分不足以平息事态、安定人心、明确方向的程度了。”（王占阳）……

　　——罗援、戴旭等爱国军人大声疾呼中国人居安思危、坚决捍卫中国领土、外保国权、内惩国贼，立刻遭到中国文人“公知”们一窝蜂的疯狂围剿：“无知狂徒”、“经常在媒体发表对日‘强硬言论’”、“有益于国际上渲染和营造‘中国威胁’”、“为安倍重整军备，修改宪法，最终实现突破战后体制这一政治夙愿，提供理由”（冯玮）、“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总是在电视上宣扬战争”（张鸣）、“激发战争狂热”、“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吴祚来）、“信口开河，标新立异，对外以好战著称，对内则党同伐异”、“老老实实遵守纪律，别惹是生非！建议中纪委和国防部好好管管他们”（袁伟时）、“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吴稼祥）、“军人干政”、“涉嫌违宪”（“老榕”）、“应该法办！”（“何时天明”）、“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渭北春树”）、“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美国之音）、“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罗援、戴旭战役影响深远”、“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自由民主人士打断了解放军的鹰派脊梁，其意义之深远不可想象”、“中国自由主义大师朱学勤于上世纪90年代说过，五四以来中国有两个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打掉了这两个病灶，中国才能像健康人回归社会一样回归国际社会。到了给这两个病灶做手术的时候了”、“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

　　文人“公知”正如毛泽东的描述：“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陋习同样是文人“公知”造成的——“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一盘散沙”——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21．“解释世界”犯罪不犯错——文人“公知”犯罪不犯错。

　　文人“公知”什么事情也不干，表面上什么错误也不犯。他们于是借此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洋洋得意肆意指责别人的“错误”。但这能证明的不是他们的正确而是卑劣。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鲁迅）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鲁迅）

　　“改变世界”必有错误。但“改变世界”犯错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是前进中的错误，是可以纠正挽回的错误。文人“公知”啥也不干的“不犯错误”的真正效果是破坏“改变世界”——鲁迅说：“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人类靠“改变世界”而成为人类，靠“改变世界”而生存。如果仅仅是消极适应世界，人仍然是猿猴。而文人“公知”“不干不错、一干必错、一错必一棍子打死”的逻辑本质是根本取消“改变世界”，象猿猴一样消极适应世界，这就是破坏“改变世界”即破坏人类变成人、破坏人类生存，当就反人类。因此文人“公知”是“犯罪不犯错”——以“无错”的方式犯罪：表面上什么事情也不干，什么错误也不犯，实际上不犯错却犯罪——反人类罪。（总起来叫反人类罪，遇到具体事情则是一庄庄具体的罪行——如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罪，造谣中伤诬陷诽谤罪，歪曲捏造蓄意误导罪，挑拨离间教唆动乱罪、叛国罪、煽动动乱罪，等等。）

　　——公然污蔑劳动人民是“垃圾人口”，叫嚣“你就不配活着！”——这难道不是反人类罪？

　　——鼓吹自私、贪婪、残暴、性自由、性滥交等等都是人的本性（人大张鸣据此主张不要管早恋，不要怕孩子过早品尝禁果，因为“少年男女，情窦初开，互相吸引，是人之天性”，“放任不管，最糟也不过就是成绩下降”）。但如本文上一章所述，所有这些并非人性而是兽性——都是禽兽才有的本性而不是人独有的特性。“改变世界”所特有的行为特征才是人类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人性。用兽性冒充人性，教唆人们不当人类学禽兽，这难道不是反人类罪？

　　——把外来侵略屠杀掠夺美化为“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鼓吹投降不抵抗、瓦解士气、破坏中国人奋起救亡、改变殖民地亡国灭种命运的“改变世界”——这难道不是以叛国罪形式出现的反人类罪？

　　——煽风点火、肆意诽谤，全盘否定中国人建立新中国、迅速奠定工业化现代化基础、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改变世界”，破坏凝聚、煽动动乱——这难道不是以颠覆国家罪形式出现的反人类罪？

　　文人“公知”是小罪不犯犯大罪——不窃钩，只窃国，专犯战略误导、决策诈骗的灭国大罪，用鲁迅的话说，“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如此战略性决策性犯罪不成则已，一得逞就是国家分裂社会崩溃的天塌地陷大灾大难——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乌克兰内战、车臣叛乱、颜色革命……跟这些相比，溜门撬锁拦路抢劫之类犯罪算老几？

　　如前所述，“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都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是禽兽才有的特征；“解释世界”需要的是兽性。文人“公知”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都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是禽兽才有的特征；文人“公知”需要的是兽性。他们在“人性”的名义下鼓吹兽性，在“普世价值”的名义下鼓吹禽兽独有的价值观：自私自利、绝对自由、优胜劣汰、只顾眼前……禽兽的价值观不能凝聚人类社会，因此鼓吹禽兽价值观的文人“公知”实际是破坏人类社会，不犯错却犯罪——反人类罪。

　　22．“解释世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文人“公知”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23．“解释世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文人“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文人“公知”反复强调他们天生享有批评别人的特权：“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人大张鸣）、“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许小年）、“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王晓阳）、“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知识份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文人“公知”的所谓“批评”实际是“打击”——正当的批评是为了纠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利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批评”是“改变世界”体系的语言。而文人“公知”的“批评”根本就不是为了纠正错误，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找借口把人一棍子打死，叫你什么也干不成——不是有利于“改变世界”而是破坏“改变世界”。

　　一位网友说：“我是一个教练，教小孩子乒乓球。我深知，教育学生只靠批评是绝对教不好的！只有鼓励，夸奖，然后在他做错的时候适当批评才能教出最好的学生。而且，批评时不能只是批评，你提不出解决办法你的批评没有一点用。比如说学生动作错了，打球时引拍抬高了，你这时只是批评他说：‘引拍错了！动作不对！’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正，只有告诉他说‘引拍太高了，放低一点’他才知道怎么改正。”——由此可以看出正当的批评和恶意的打击的区别：正当的批评必须：第一，“鼓励，夸奖”、“在他做错的时候适当批评”；第二，提出解决办法，告诉人家该怎么改正、怎么做才正确：“告诉他说‘引拍太高了，放低一点’他才知道怎么改正。”贯穿这两条的核心宗旨是“与人为善”、“纠正错误”、“把事情办好”。而恶意的打击则是一味指责：“引拍错了！动作不对！”——根本不告诉人错在哪里、该怎么改正，叫人无所措手足，这显然就不是批评鼓励而是蓄意打击。至于颠倒黑白、没错也说是错则更是蓄意破坏捣乱。

　　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文人“公知”所谓的“批评”正是这种“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充满敌意的刁难捣乱破坏，决无任何鼓励，根本不打算把事情办好。因此文人“公知”的“批评”实际是“破坏”的代名词。

　　文人“公知”蛮横霸道不由分说就自己赋予了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权——以批评为名的“污蔑诽谤打击权”，与此相应发明了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罪”。把“以批评为名的‘污蔑诽谤打击权’”、“迫害知识分子罪”和“绝对言论自由”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文人“公知”对老百姓的专政专制——没有“迫害工人罪”，没有“迫害农民罪”，没有“迫害军人罪”，唯独有“迫害知识分子罪”。换句话说，迫害工人无罪，迫害农民无罪，迫害军人无罪，唯独“迫害”知识分子有罪。文人“公知”在“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的名义下可以肆意污蔑诽谤一切，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谁反抗谁就是“迫害知识分子”、“反智”、“极左”、“民粹”、“反文明”、“反民主”、“破坏言论自由”……这三条合在一起，就是只许文人“公知”欺凌工农兵，不许工农兵反抗；只许“公知”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如今文人“公知”的话语特权已经大得没边了：工农说话是“民粹”，军人说爱国是“军人干政”、“人类公敌”，工农兵都不准说话，整个中国只有文人“公知”有绝对话语权，爱说什么说什么，从“卖国有理”到“劣等民族”，从“腐败次优”到“特赦贪官”，从“假不一定劣”到“牺牲一代人”……就这样文人“公知”们还嫌自己权力不够大，还叫嚷“言论不自由”，还要到处夺权——谁规定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凭什么只许你骂人不许人骂你？凭什么唯独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封一个至高无上的“批评权”？凭什么你可以有特权？凭什么你可以如此蛮横无理？

　　文人“公知”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的理论实际是“奴隶监工”理论——啥也不干，整天以“批评”为名专挑别人毛病，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鞭子，还理直气壮：“这是我的权力！”这不是奴隶监工又是什么？这不是专政专制又是什么？

　　文人“公知”既然借“批评权”的名义把自己变成了奴隶监工，那当然只会骂人攻击人，当然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历史上中国文人“公知”除了“创造”了妇女裹小脚和八股文之外还“创造”过什么？（文人“公知”对自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却以用裹小脚摧残妇女为乐：“两轮弯月”、“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评花御史”、“香莲博士”……文人“公知”代表朱熹带头鼓吹妇女缠足好：“授受不亲”、“静处深闺”……甚至公然教唆戕害生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这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

　　“特别是”以来这么多年，文人“公知”创造过什么？别说创造财富，连个有正面意义的词汇都创造不出来。不但创造不出好词汇，而且连原有的好词汇都糟蹋了个精光——“小姐”、“教授”、“专家”、“学者”、“公知”、“顶层设计”、“改革”、“精英”、“学术”、“同志”……什么“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说白了就是不创造光破坏，啥也不干光捣乱，想靠骂人吃饭，逼老百姓花钱买骂。所谓“知识分子的批评权”就是文人“公知”的“破坏权”，就是文人“公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专政专制，就是文人“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不打自招，铁证如山。

　　——“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鲁迅）（注：可见“学者”、“专家”、“教授”之类在鲁迅时代就已经臭了大街了。）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鲁迅）

　　——“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鲁迅）

　　——“知识分子声誉从来没有这么低过。”（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24．“解释世界”需要权力，推崇权术，以当官当权为荣；“解释世界”者不从政是不得已，野心家依仗“解释世界”，依仗“解释世界”者必野心家——文人“公知”需要权力，推崇权术，以当官当权为荣；文人“公知”不从政是不得已，野心家依仗文人“公知”，依仗文人“公知”者必野心家。

　　文人“公知”唯一的真正出路是权力。权力是文人“公知”的生命线，“成则王侯败则贼”，“成则国士败则丐”——有了权不可一世，没了权狗屁不是；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没权就是江湖术士，有权就是堂堂国师；没权就是摆地摊的下三滥，有权就是据庙堂的人上人；没权就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丐，有权就是万般皆下品的“精英”；没权就是孔已己，有权就是诸葛亮；没权就是丧家犬，有权就是中山狼；没权就是废纸，有权就是钞票。文人“公知”无不“身在朝野，心在汉阙”，无不热衷于权术阴谋诡计。凡笼络、勾结、提拔、重用文人“公知”者必野心家，凡野心家必笼络、勾结、提拔、重用文人“公知”。

　　①．文人“公知”热衷于当官当权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鲁迅）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鲁迅）

　　——“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你考中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进士考出来，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县令、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依附于官员，当个小吏。”（陈有西）

　　——“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人大张鸣）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所谓精英治理就必须是专家治理，公务员的班子必须是专家班子”、“最优的人应该搞政治，可惜现在搞政治的人都不是最优的人”。（茅于轼）

　　——“1982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炎黄春秋）

　　——“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倒逼时代”、“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宪政”、“政党轮替”……

　　——“中国律师正在成为公私权冲突的前沿地带的活跃力量。”

　　——“宪政的实质是解决权力配置问题”。（陈有西：“宪政是法治中国的基础要求”）

　　——“最高领导人要有改革的意愿，要放弃一些不适当的权力”。（张千帆：“真正落实宪法就是政改”）

　　——“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陈有西）

　　——“陈有西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业律师，而是把自己定位于政治律师”、“‘身在朝野，心在汉阙’。陈自称‘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南都周刊：“李庄案后的律师暗战”）

　　——“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一半是律师出身，起草美国二百年一直管用的宪法的50多人，《联邦党人文集》中，三分之二是律师。台湾历任领导人和现在的一些活跃的‘国代’，大多数是法学博士和律师。欧洲、东南亚、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以议会政治方式上台的政治家，多是法学背景的人。”（陈有西）——（注：律师“顶层设计”的游戏规则，律师胜出机会大大高于常人奇怪吗？）

　　——“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律师是在野法曹，律师是不在体制内的社会管理参与者”、“未来十年中国律师参政将势不可挡”、“将来十八大以后的趋势，肯定会在律师里面产生政治家”、“不管谁来当总书记，谁来当总理，谁进政治局常委，都不去管他。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社会大众认可的企业家也可掌权”、“从温商中选市长”、“今日温州需要市场检验出来的懂经济的实干家”、“不要把政权都垄断在红色后代手中”、“‘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做到野无遗贤，选贤任能。”（陈有西）

　　——“据了解，美国高官2/3是学法律的，俄罗斯的专家（主要是技术人员）治国理念也渐渐淡出，而中国也在完成从革命家、工农干部到技术人员，再到社会管理人员的转变。”（法制晚报：“省级党委换届结束七成为文科出身”2007．6．30．）

　　——“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解读，过去是官员、专家学者等，现在是律师”、“官员往往言不由衷，真相难明；学者只能解说法理而无法了解现场，徒说难行。而律师兼备法律理解和法律实务两个领域，他谈出观点，往往能够付诸行动，能言也能行。”（羊城晚报：“陈有西，情义律师，以笔为刀”）。

　　——“打破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胡星斗）

　　——“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国家对人文社科背景官员需求量上升”。（徐湘林）

　　——“学者进入政府后，应该有个地位，不要是不了解决策过程的局外人。现在咨询性专家往往与处一级干部挂钩，很难了解决策过程，这就限制了专家提供咨询的水平”。（毛寿龙）

　　②．文人“公知”热衷于权术阴谋诡计

　　——“我在其他地方发表可能有难度的文章，拿到你们这里发，果然发了。那一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做技术处理，我也同意做技术处理”。（朱学勤）

　　——“‘扭秧歌’也是前进”。（杜导正）

　　——“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炎黄春秋》长期打擦边球却还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人员的经验，其次是《炎黄春秋》群、编委及社长的背景因素。”“吴思举例说，如果一篇内容很有料的文章已经超越尺度了，他们就会在下标时小心一些，把文章的性质拉回到尺度内来。而如果一篇文章离尺度还有一些距离，编辑在下标时就会大胆一些，让文章在感觉上更接近于尺度。”（吴思）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厉以宁）

　　——“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私有化——“民营化”；私有经济——“非公经济”；盗窃国库——“国有资产‘流失’”；土地兼并——“土地流转”；杀农毁田——“城镇化”、“农民进城”；婊子娼妓——“性工”；强奸幼女——“嫖宿幼娼”；强奸妇女——“强迫买淫”、“临时性强奸”；包庇罪犯——“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杀贫济富——“做蛋糕不分蛋糕”；持刀杀人——“激情杀人”、“弹钢琴机械重复动作”；消灭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推翻新中国——“民国范儿”、“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陈有西）……

　　——“墨菲定律”：“说不服，绕糊涂”——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死缠烂打、饱和攻击、疲劳轰炸、麻木战术、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黑话’般的法律语言”……

　　——“我既干过体制内的，在国家机器内干了十多年，而且还是核心部门。省委管政法的书记下面就是秘书，虽然我没有实权，但我作为一个秘书，厅长汇报工作先要通过我才能见到书记。”（陈有西）

　　——“跟体制保持一种对话，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然后再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陈有西）

　　③．花言巧语软硬兼施哄骗共产党交权下台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2010-9-7）

　　——“先不谈‘三权分立’，不谈多党制，共产党继续执政，但要改变党和人大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开始。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2010-9-7）

　　——“管得越多，死得越快。党内的顽固派们，请你们好好看看这篇文章。”（陈有西按：“重新诠释政治：共产党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原有的政治系统和精神建构方式已经无法直接观照现实”、“试图以一元替代多元，以一元满足多元，几无可能”、“一党执政，且有着无限承诺，永远执政，必无法卸责，那么就很难避免权大责大，期望高失望大”、“我们必须考虑掌握多大权力和掌握什么权力的问题，涉及到承担什么责任和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公方彬：“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用‘公民’代替‘人民’”、“公民社会”、“公民参与”、“宪政民主”、“增量民主”、“政党轮替”、“共产党改名”、“动态稳定”、“中国可实行共产党立宪制”、“共产党不再参与总理及政府职位的竞争”、“共产党员不能任政务职，但可担任行政职务（公务员），共产党员不能参与投票选举”……

　　——“现在我们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谈到共产党合法性的时候，我倒不愿意用‘合法性’这个说法”、“合法性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人民性”。（胡德平：“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2011-9-22）

　　——“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当然能够分开，也必须分开”、“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辛子陵）

　　——“如果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政党改造，并主动推动民主体制转型，而不是像当年满清政府一样待局面到了不可收拾之时才仓促发出‘预备立宪诏书’，凭借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优势，它至少可以在第一次大选中毫无悬念地取得继续执政地位。”“对当今‘执政党’而言，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如果能果断抛弃历史包袱，用‘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取代事实上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有政党名称，并确立与之相对称的政党信仰、政党理念，完全极有把握地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极难有其它政党能挑战它的执政地位。”（李悔之）

　　注：文人“公知”关于“宪政民主”、“政党轮替”、“共产党改名”等会如何如何美妙的种种花言巧语令人想起当年苏联解体时的情景——当时西方国家信誓旦旦保证只要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北约决不东扩。结果呢？翻脸就不认帐。苏共只剩下领教“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份了。国与国之间的保证都一文不值，文人“公知”的个人保证值几文？何况文人“公知”的花言巧语根本就不是保证，而且即使保证了又管什么用？文人“公知”是负责的人吗？骗子在钱没到手时什么话都好说，钱一到手什么帐都不认，这种事少吗？共产党没下台时什么话都好说，等“政党轮替”、共产党下台、中国变成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看谁还理你？

　　25．“解释世界”毁灭一切，利用“解释世界”的政权必因“解释世界”的猖獗而毁灭——文人“公知”毁灭一切，利用文人“公知”的政权必因文人“公知”的猖獗而毁灭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鲁迅）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鲁迅）

　　——“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鲁迅）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鲁迅）

　　——“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鲁迅）

　　——“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半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摺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至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钟瑜婷：《明朝是如何被挖空墙脚的》）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广州日报：《被骂死的明朝》）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叁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rdore White）

　　——“制度的创设需要现实的力量，而知识分子只有言说。”“真正心仪民主的知识分子也许不少，但为之奋斗、且身体力行的确乎太少。对于民主，大多停留在口头与理论的言说。”（邓文初）

　　注：文人“公知”从来不肯也不可能为任何政权的生存而制约自己。“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特征——惟我独尊、绝对自私自利、绝对自由主义、绝对不受任何制约、如蝇如鼠、毫无凝聚、玩弄文字游戏、玩弄规章制度……这就使任何法律规章一到文人“公知”手里都必定变成只用来对付别人、决不用来制约自己的牟利工具——合乎自己胃口的雷厉风行，不合自己利益的坚决抵制，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圆滑”、“世故”、“会做人”、“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通融”、“灵活掌握”、“看着办”、“变通”、“通达权变”、“从长计较”、“高抬贵手”、“例外”、“下不为例”、“长点眼色”、“别太死心眼”、“别钻牛角尖”、“别把事作绝”、“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大面上亮得过去”、“特别照顾”、“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留有余地”、“给自己留条后路”、“载花不载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不治众”、“做事不能太绝”、“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县官不如现管”、“留个面子”、“不为己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难得糊涂”……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开国之际不制定一整套尽可能严密的法律法规？又有哪个朝代的法律法规（不管如何严密）能避免逐渐废弛、最后“礼崩乐坏”彻底崩溃的下场？道理很简单：靠文人“公知”当权治国等于让蠹虫管房子，结果当然是监守自盗，管房子的一边管房子一边蛀房子。文人“公知”既然绝对自由主义、不受任何制约，那必然要象癌细胞一样无限制地自我膨胀，疯狂地、贪婪地吞噬一切资源，砍不尽杀不绝，砍多少冒多少、砍得多冒得更多、砍得快冒得更快。随着文人“公知”的官僚体制无限发展、成熟老练、盘根错节，各种栋梁结构——维系社会存在的规章法律——不断被蠹虫们吃掉，变成“排泄的粪”，被逐渐废弛，直至彻底形同虚设，整座房子结构百孔千疮摇摇欲坠，任何风吹草动（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不管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造反）都可以成为压挎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整幢房子轰然倒塌——道德彻底崩溃，法纪荡然无存，矛盾尖锐激化，维系社会的软权力全部瓦解，法律规章形同虚设。法律规章形同虚设等于“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等于“无政府”。“无政府”就必然社会崩溃——“王朝末日”、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改朝换代……而新王朝建立的还是文人官僚体制，于是一切重头再来一遍——新一论的周期重新开始。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人“公知”当权治国。中国文人“公知”当权治国的体制最悠久、最彻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文人“公知”跟任何政权都没有不可割裂的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投靠别人，不需要顾忌政权的灭亡，是名副其实的亡国动乱专业户，几千年来亡了一朝又一朝，败了一家又一家，已经亡国亡惯了，败家败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亡国、再来一次“顺天应时”、“良禽择木而栖”——说是“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几千年来给谁管谁破产，还要继续管，还要“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

　　用这个观点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规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文人“公知”这些“亡国动乱专业户”周而复始乱天下。

　　26．“解释世界”惟恐天下不乱——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

　　——“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其实，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他们是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产物。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成了割据自雄的军人统治者，但也在各地的统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山西，东北、云南和湖南的统治者，在各自区域，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就个人品质而言，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吴佩孚就比较好，不花钱，阎锡山也是，他把山西当成国家来建，自己却不怎么用钱，把山西建得很棒。”、“好客的张宗昌”、“段祺瑞不爱钱”、“一点积蓄也没有”、“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烟，也不赌博、贪污，他也不需要钱，甚至不买房子、不置地、不搞产业”、“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人大张鸣）

　　——“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人大张鸣）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大张鸣）

　　——“现在民国很让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政府保有很强的批判精神”、“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人大张鸣）

　　——“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人大张鸣）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民国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他们就用这个空间去骂给他们空间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批评和骂街，北洋政府没脾气，国民党政府想要干涉一下，但基本上也没脾气。他们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民国的自由，源于文化上的开放和解放。”“到了晚清，西方的介入，不仅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而且导致政治思想控制的大放松。”“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所以，民国的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人才辈出。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个顶个都是民国的产物。”“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人大张鸣）

　　——“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记录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作为更深层的思考，也可。”“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大张鸣）

　　——“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范儿”）

　　——“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在武装势力控制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秩序的”、“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医疗卫生和教育能稳步提升”、“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南方周末：“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

　　——资中筠说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中国‘士’的黄金时期”、“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民国范儿”宣称军阀割据的“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人大张鸣说军阀割据好：“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南方周末》以索马里为例告诉中国老百姓：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是大好事：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分裂比统一好，军阀割据内战内乱比和平安定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南方报系说，“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俞可平说，没了军阀割据内战内乱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好，因为“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南方都市报》以《假如广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为题的整版报道公然鼓吹中国分裂，连“广东共和国”的招牌都打了出来……说了半天，真正意思是四分五裂好、天下大乱好、军阀混战好，中国不该统一该分裂。

　　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四分五裂、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民国好得不得了，“民国范儿”美不胜收，“活得人模人样的”。但如果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民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确定自己读得起书、上得起学吗，你的家庭有能力支付超过县长工资的大学费用吗，你真有机会去跟那些大师们扳谈吗？‘民国范儿’，确实是有的，但在一个识字率不足20%的国家，有几个人能‘有范儿’？今天讲起‘民国范儿’来，大多说的是教授、官宦、军阀、遗老、富人等等，普通人在民国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民国范儿’呢？”

　　——“在‘民国范儿’的图景中，毛巾要半个月一换，腐乳要备十几种，当然没有横征暴敛、五子登科，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真实的民国，至少这不是全部。薛暮桥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说：‘预征田赋的地方有十几省之多，而最著名的是四川；……根据报纸零星记载，许多县份（例如巴县、德阳、什邡）已经预征到民国四五十年，更有预征到民国六七十年（例如新繁）的！’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民国时期农民不堪重负，卖儿卖女，而陕西还设立了‘卖儿捐’。这也是民国。一部民国史，要数数有‘范儿’的人和事，更加不难。但更多的人沉睡了，没有留下故事，数据无言，那个时代人均寿命不到40岁，来不及养成什么‘范儿’就会死亡。在民国时代养得出‘范儿’的人，恐怕十不及一。如果那个时代好到有型有范，怎么会在刚刚取得民族战争的空前胜利后短短几年就土崩瓦解呢？用富豪、明星或权贵代表当下的社会生活，你会觉得荒谬；用十不及一的贵人生活代表民国，一样荒谬。”

　　——“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同一个民国，普通老百姓和文人“公知”的评价截然不同。道理很简单：文人“公知”的民国是经过他们“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处理的民国，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早已全部过滤掉了。

　　为什么文人“公知”如此希望天下大乱、军阀割据？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公知”的利益跟国家统一安定完全矛盾——“三顾茅庐”发生在什么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天下越大乱、军阀越混战，文人“公知”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纷纷竞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难怪文人“公知”从来不喜欢中国统一而欢迎中国四分五裂。难怪他们大骂秦始皇统一中国、大骂毛泽东统一中国、大赞春秋战国的互相征战杀戮导致了百家争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倒霉的是老百姓，得意的是文人“公知”。只有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才有“三顾茅庐”的需要，才有“礼贤下士”的需要，才有靠文人“公知”造舆论收人心的需要，才有文人“公知”的利益最大化，才有“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样的”、“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如果天下不乱、国家发展，则需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人才，而不是文人“公知”这些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公知”却能享受特权。这样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对中国分裂崩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举双手欢迎，所以才会通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对其大加美化——民国时期好不好只能以文人“公知”的好坏标准为标准。既然民国时期文人“公知”们“活得人模人样的”，那民国就得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至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死活则算个屁——“屁民”、“愚民”、“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这一举就把文人“公知”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等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人“公知”从来不说中国分裂是坏事，从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相信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民不聊生的动荡乱世不但不可怕、不是灾难，反而是好事：“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活得人模人样的”、“好些好玩的故事”、“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既然天下大乱、中国分裂如此美好、如此浪漫诗意，那自然没什么可怕，自然用不着坚决反对——这正是文人“公知”想让老百姓得出的结论。醉翁之意不在酒，文人“公知”美化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民国之意不在回味，而在让老百姓对天下大乱国家分裂不反感不可怕反而很向往，为他们在中国制造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制造舆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俞可平）

　　——“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辛子陵）

　　——“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胡德平：“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2011-9-22）

　　——“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人大张鸣）

　　——“对当今‘执政党’而言，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李悔之）

　　——“历史书上一直歌颂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实有人知道不统一就有什么问题吗？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标着的是英里，车里写的是公里，这样就会出车祸了吗？美国仅仅一个国家有4个时区，一旦跨了时区就乖乖的调自己的手表，夏令时又再调一次，又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没人觉得，这些历史课本上所谓的‘功绩’只是统治者为了更好统治的宣传手段，让人省去反思的余地？”“直到汉朝之前的历史都是发生在中原地带，和广东没什么直接关系，当时广东是南越国统治，完全是另一个国家，难道当时的人就跟原始人一样，住在山洞里围着篝火跳着求雨舞了吗？”“汉语有很多地方不如英语，至少在准确性上，差了很多”、“每个人说家乡都只是一块很小的地方，而不是说我的家乡是中国！”“如果要做中国人就不能说广东话，那我宁愿不做这个中国人。”“南北地区的人的智商差异也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显”、“思维的速度和语速是成正比的，说话思维都拖拖拉拉慢慢腾腾的北方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高效率的南方人？”“我们考察清末至今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由南方人写就的－－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开放。引领时代的人物，也基本都是南方人－－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还有建国至今的中国党政领袖基本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我只能想到叶赫纳拉氏和袁大头几位了。科学，艺术，文化菁英，南方人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南方都市报：“普通话其实是被胡人奴化的语言”2010-06-08）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大家都过得好，分开过又如何？”“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过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愿在你统治之下，你硬是要用专制手段去统治他，有什么意义？现在分裂，你认为我们会被谁占领？美国么？会被谁屠杀？日本么？别再拿鬼话来吓唬我们了，我们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宁可要前者，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1亿广东人公投独立与否结果必然要尊重和实现，没有这个前提，不要谈民主”、“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其实，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结果，经济反而得到巨大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记录，文化也得到繁荣，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的较好时期。”（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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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文人“公知”的规律：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内战动荡有多坏，从来都说这不但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第二从来都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如“民主”，分裂就分裂，大乱就大乱；第三从来都是说分裂动乱将会是暂时的，好象“国家安定统一”就在文人“公知”兜里装着，想拿出来随时可以拿出来，而决不告诉老百姓：前阿拉伯世界、奥匈帝国、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前苏联等国的历史证明，国家分裂容易统一难；动乱容易安定难。在当今世界环境下，大国一旦陷入分裂动乱，想恢复统一安定不是几乎不可能，就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文人“公知”拼命美化民国、拼命制造“宪政民主”、“政党轮替”、“分裂不可怕”、“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分裂就分裂”、“分裂暂时的”等舆论狂潮，目标只有一个：推翻共产党政权。

　　文人“公知”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为了在中国制造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为什么要在中国制造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因为文人“公知”的利益是不在中国的强盛统一而在中国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国强盛统一，吃香的是“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吃香的是“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

　　27．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

　　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外国主子的利益需要与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几乎完全一致。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从心眼里巴不得中国灭亡、沦为外国殖民地，本能地崇洋媚外，仇恨中国的一切：

　　——“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马立诚）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刘晓波）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

　　——“祷告华夏优良传统品德的回归！铲除爱国贼！铲除爱国苍蝇！呼唤华夏传统美德！”（李剑芒：“方正县墓碑建的好！”）

　　——“真正爱中国的，就一定要给美军带路，只有敢于为中国人民流血的美国大兵，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希望。”（金陵客2011-09-23）

　　——“国家进口一总理，或者干脆让美国人来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主权仍然在民”。（袁裕来）

　　——“一个人如果说他爱祖国，我觉得有点扯淡。爱祖国，还不如说爱地球爱天空呢。你见过祖国么？你感受过祖国的爱么？你跟祖国有怎样的情感交流？因为别人都说要爱祖国，唱着爱国歌，所以就跟风似地爱国，这有多傻啊”、“当汉奸比当国家干部还难”、“汉奸的出现，首先是国家的责任”、“汉奸言论亦无罪，因为它只是一种言论，而不是行动”、“任何不民主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国家”、“洋人不是来杀人民的，而是来打大清的”、“洋人打击大清，推动了历史进步”、“看色戒，当汉奸”、“清人入关与日本人入关，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叫爱”、“投降是战争中的一种选择”、“与敌人妥协，甚至向敌国投降肯定是并不伟大的汉民族的一个选项。通过屈服甚至屈辱，获得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大家都当汉奸了，就不是汉奸了”、“爱国主义起于情感止于理性”、“只爱自己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就是狭义爱国，爱所有国家民族，则是广义爱国”、“爱别人国家如同爱自己国家，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家人，这就是一种博爱精神，只有确立了博爱精神，你自己与你的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爱”、“现代的爱国者很多，他们基本上属于画鬼的那一类画家”、“爱国者也就是画鬼者”。（吴祚来）

　　——“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需要多视角对待殖民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朱学勤）

　　——借日本NHK的嘴说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永放光彩”并向中国人推荐，还声称其“对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揭露，胜过某些中国爱国网民的口号”、造谣左权烈士“不是战死的”。（复旦冯玮）

　　——“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余桂圆）

　　——“摆脱悲情情结”、“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换个角度看世界”、“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不宜专捡它们崛起历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动辄怀念自己先前阔过的炫耀或者曾经悲痛……实际上弱国心态，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胜利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于2006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忌日前一周）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

　　——“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主编许庆亮）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

　　——“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无论是谁，无论为了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他。”（韩寒）

　　——“我有很多汉奸理论，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经与现已故法学界重要学者谢怀轼谢老争论过抗日战争问题，我曾说，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

　　——“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文怀沙）

　　——“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范跑跑）

　　——“如果比较不那么费事的话，西方也不是不想瓜分这个古老的大国。但是，这种欲望，显然要低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大张鸣）

　　——“钓鱼岛争端，背后无非因为附近深海有石油，深海石油开发，易发海洋环保灾难，还是算了吧，海洋已经如此脆弱，保护要紧。建议中日两国把此区域化为海洋保护区，不许开发，只能保护。两国也就别为这个弹丸荒岛争了。”“到了今天，海洋的争夺，应该让位于和平利用，和平保护。尤其是海洋的保护，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还在强调海权争夺，不能说不是一个过去的思维。”（人大张鸣）

　　——“国内军阀接受外国支持很正常，因为中国是弱国，接受别国支持，不等于说就是它的走狗和提线木偶。”“不能说军阀是外国的走狗。”（人大张鸣）

　　——“涉及到国家核心安全的极少数的国有企业，可以暂时保持国有全资，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极少，承担普遍性服务，以及涉及到国家核心安全的，甚至这些企业也可以搞部分民营化。”（张文魁）

　　——“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张维迎）

　　——江苏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孙培松：即使菲海军旗舰向我舰开炮也可不回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外资能否进入是铁路改革的指标。

　　——“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人权高于主权”、“假如美军攻打中国，我将投降甚至为美军带路！”“卢沟桥上我投降……向日本大帝国举起双手，向有言论自由，出版，结社，集会的先进文明国家，太和民族举起双手”、“我乐观的估计日军如果再次侵华，绝不会遭受抵抗，绝没有九一八之歌，绝没有小兵张嘎，而他们只有享受‘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可爱的日本大皇军呀’”……

　　——“中国青年嘲弄英雄无尚武精神将任人宰割”“一个叫王芳的小姑娘唱着英雄组歌，且在微博上骄傲地宣称自己热爱这个国家时，铺天盖地的漫骂和谣言向她扑来。”“站在‘八一’军旗下，反思当下青年之现状，我忧心如焚：当一部分青年人‘啃着老人’、穿着名牌，追逐着崇拜着外国的明星，嘲弄着自己的国家，嘲弄着自己的英雄。作为一种基本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爱国主义、崇尚英雄和荣誉受到批判和嘲弄，必须引起高度警觉”（第四十一集团军军长李桥铭）

　　以下摘自周小平：“热爱是一种力量”：

　　——“美国火箭升空后爆炸了，他们立刻声泪俱下地说这是美国为全人类探索宇宙做出的伟大牺牲。而中国火箭发射失败后，他们则马上嘲笑说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象征。而美国火箭发射成功了，他们谄媚道：美国真伟大真先进。而中国火箭发射成功后，他们却阴阳怪气地说：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造火箭有什么用？”

　　——“美国航母舰队很庞大，他们说好威武好霸气。而中国航母舰队刚要建成，他们却跳出来指责说中国穷兵黩武。美国缩减军队编制时，他们说这是美国爹爱好和平的象征。而中国缩减军队编制时，他们又说这是中国政府软蛋的表现。”

　　——“美国警察杀人了，他们夸奖说这是执法必严的象征。而中国警察打人了，他们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专制恶果。而美国警察被打了，他们说这证明美国人拥有自由民主。中国警察被打了，他们却说资源的一群怂货警察，还怎么保护人民？”

　　——“美国养猪场全都使用瘦肉精，他们说这是合法的安全的。中国人若使用瘦肉精养猪，他们就说这证明中国人坏了良心。美国人空闲大片土地，他们说这是人家懂得保护自然。中国人若空闲土地，他们又说这是中国人在暴殄天物。”

　　——“美国人开矿炼钢，他们说这是工业强大的基础。中国人开矿炼钢，他们又说这是破坏地球环境。美国人若不开矿，他们说是保护资源。中国人若不开矿，他们又说这将导致经济衰退，民不聊生。”

　　——“美国人开车，他们说你看美国真富有。中国人开车，他们说你看中国人污染大气。美国人不开车，他们说你看这是环保意识。中国人不开车，他们说你看中国果然很穷，只能骑电驴。”

　　——“美国人全球征战，造成他国战乱不断，惨祸连连，民不聊生，他们说这是为了解放当地百姓，带去自由民主。而中国打过几场自卫反击战，他们却说那是炮灰战争，脑残战争，好勇斗狠而已。美国不打战的时候，他们说你看人家美国已经找到除战争之外的理性解决途径，多文明，多人权啊。而中国不打战的时候，他们却说你看中国政府如此软弱无能，只懂抗议。”

　　——“美国总统老子走了儿子上，丈夫走了妻子来，他们说这叫民主选举。中国有人大有政协，国家领导都历练各基层岗位竞争上岗，他们却说这叫独裁专制。美国官商合法勾结路人皆知，他们却说这是政治献金，不算腐败。而中国官商勾结被查出时，他们又说这足以证明中国体制已经烂到不可救药。”

　　——“美国双子塔被撞了，白宫被老百姓驾车闯了，他们一致谴责这都是恐怖袭击。中国火车站，长安JIE被恐怖袭击了，他们却说这不是恐怖袭击，而是中国应得的报应。”

　　——“美国政府不反腐，他们说这证明美国没有腐败。中国政府若不反腐，他们说这证明中国政府没有自洁机制。美国政府有高官落马，他们说你看连高官都能落马，这说明美国体制有自净功能。而中国有高官落马，他们却立刻分析说连高官出事，证明中国已经烂透了。”

　　——“美国各行各业几乎都被少数几个巨头垄断，他们说这证明美国社会能培育出大公司，是体制优势。而中国只要某个行业诞生出巨头，他们却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垄断。美国有巨头公司破产了，他们说这证明资本主义有淘汰垃圾企业的能力。而中国有巨头公司破产了，他们却说这是社会主义体制全盘崩溃的前兆。”

　　——“在美国得奥运金牌很少的那年代，他们说这证明美国人不在乎虚荣。而在中国奥运金牌很少的年代，他们又说这证明了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后来美国奥运金牌常得第一，他们就说这是伟大国家的实力象征。可当中国奥运金牌一度超过美国时，他们却又说金牌什么都不能代表，只是虚荣而已。”

　　周小平说：“哪个国家的文人会如此热衷丑化和贬低自己的同胞和国家以及传统文化？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时代病了，因为它的嘴巴正在诅咒自己的脊梁和双手。”

　　文人“公知”的立场非常鲜明：永远说外国好，永远说中国坏：大骂唱“英雄赞歌”的王芳、大骂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的郎朗、大骂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罗援戴旭、大骂“鹰派军人”、大骂动车、大骂受到习近平鼓励的周小平、花千芳、大骂天宫一号、大骂过马路被美国警察暴打的华裔老人、大骂毛泽东、大骂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大骂爱国主义、大骂“爱国贼”、大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雷锋、草原小姐妹……对“杀光中国人”、“轰炸北京”、“蝗虫歌”等等装聋作哑，对西藏暴乱、新疆暴乱、香港“占中”等等绝无反对，把地震天灾说成“天谴”……永远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永远对中国的一切充满仇恨。世界上除了中国文人“公知”，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想得出“爱国贼”这个罪名？还有哪个国家的知识界会对爱国主义如此反感、连篇累牍咒骂不休、公然声称当“带路党”？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会如此积极美化卖国叛国的内奸、甚至提出禁止使用“汉奸”一词？

　　文人“公知”动不动就说别人是“自干五”，他们呢？“自干奸”——自带干粮的汉奸。

　　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中国文人“公知”呢？几十姓都不止：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别看在老百姓面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强权面前从来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用拿破仑的话说，是“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当然不会把被强奸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习惯于叛国卖国亡国换主子的文人“公知”当然不会把当汉奸当成什么奇耻大辱。

　　（如今世界上犹太人拼命复国，中国文人“公知”拼命卖国——没国家的人想国家，有国家的人毁国家；缺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忘什么。“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所谓“中国盛产汉奸”的根本原因是文人“公知”——既然自古以来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卖国求荣当汉奸”——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文人“公知”自觉卖国的另一层用意是推卸责任——既然自古以来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责任当然是他们的。既然文人“公知”决不认错、决不负责，那只有把责任推给中国老百姓——“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垃圾人口”，文人“公知”才能免责。另一方面，文人“公知”不择手段又毫无凝聚力，一贯肆无忌惮鼓吹“暴力民主”、“为民主分裂就分裂”，一旦当真“一人一票”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大乱，他们必须找替罪羊，把一切责任推掉。在这种情况下的替罪羊只能是中国老百姓自己——“劣等民族”、“素质低下”、“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必须由洋人统治，“三百年殖民地”……所有这一切决定文人“公知”必然卖国，必须卖国。

　　28．“解释世界”门槛很高，境界极低——文人“公知”门槛很高，境界极低

　　——“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鲁迅）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鲁迅）

　　——“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鲁迅）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鲁迅）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鲁迅）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鲁迅）

　　29．“解释世界”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文人“公知”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

　　“公知”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我们不惮于冒犯”、“我们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不惧失去任何东西，除了灵魂”、“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一个字都不后退，要干就狠狠干到底”、“鄙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

　　——“曾是义气风发的好男儿，无奈生活所迫，向领导、向潜规则低下了高昂的头，从此我便是一条狗。低头摇尾，只求一餐饱食。”

　　——“我本懦夫，胆小怕事，倘若被捕，一天不给水喝就会全部招供画押的人”（萧瀚）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

　　——“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

　　30．“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就受压制受阻碍；“改变世界”占上风，“解释世界”就吃不开——文人“公知”与人民群众水火不相容。文人“公知”当道，人民群众就受压制受阻碍；人民群众占上风，文人“公知”就吃不开

　　——“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厉以宁）

　　——“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焉用稼”。

　　——“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茅于轼）

　　——“就精英对民族的贡献来说，他们的收入再增加一百倍也不过分。不要拿工人的收入和精英比，那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要找一个合格的工人，去劳务市场一抓一大把!”“精英绝对比农民、工人更有素质、更有教养、更有道德。”“精英既然是精英，他们身上一定存在着支撑他们能成为精英的品质，比如勤奋、智慧、勇敢、拼搏、诚信、坚毅、善良等，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最完美的中国人，但能成为精英，一定是缺点最少的中国人。”“有人发了，应该有为者亦若是嘛。有本事的挣钱，没本事的吃屎，天经地义嘛!”“懒汉们怀念共同贫穷大锅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干好干坏一个样，勤奋懒惰一个样，有无贡献一个样，金胖子嘲癣是榜样。唉，懒汉们就那样。”“一看你就是个不得志的穷鬼，所以才痛恨现在的大好时光。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当然不会怨天尤人！”“无能之辈都愿意吃大锅饭！”“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当今钱财就是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地位，那些骑着几千块一台的垃圾摩托车的穷鬼毫无疑问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这些人没有资格占据本来就很紧张的城市交通道路资源。”“老子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跟你们这些吴文化无学历无技能只会乱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样，你们就YY有人带你们打砸抢吧！”“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60岁以上的人受到的完全是无道德、无诚信、无秩序、无思想、无知识、无论理、无善恶的公产档教育。让他们不丑陋，难！”、“父辈们是《丑陋的中国人》，生出的肯定也是丑陋的，不管五十年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代还是八十年代生人、九十年代生人，彼此彼此，半斤八两！”、“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确实是很混蛋的一批人”。（凯迪论坛）

　　——“你低素质的、没文化的还想有国家的决定权？因此建议，最好是我们有文化的1人1票，你们没文化的乡巴佬5人一票。这就回到当年美国民主的白人1人1票，黑人4人一票的日子了哈。美国宪法要加一个注释：All men are born equal，but white men are more equal than colored）.（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白人比有色人种要更平等。）（凯迪论坛）

　　——“中国的50、60后都是标准‘狼羔子’”（陈丹青）；

　　——“劳动不创造财富”、“95%有破坏性”（茅于轼）；

　　——要老百姓学习“笑眯眯的印度乞丐”、“武训传”（南方周末）

　　——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有权统治全世界”；张维迎说：“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茅于轼说：“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人“公知”对国家大势的判断从来就没准过，更谈不上领导凝聚老百姓解决问题救国救亡。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只有文人“公知”当道。每次王朝灭亡，旧的当权派就不当权了，想延续旧体制也办不到了。“顶层设计”出每个新王朝一切规章制度的是文人“公知”。使新统治者继续旧体制的是文人“公知”。维系中国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之久的是文人“公知”。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文人“公知”。继承发扬一切糟粕反动腐朽的制度和反动腐朽的文化的糟粕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文人“公知”：只有他们有这个能力，只有他们有这个需要，只有他们有这个意愿。他们口口声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几千年一直是他们当道，中国停滞不前落后挨打几乎亡国，不是他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只能是他们，把自己“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一切陋习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他们——“中国人好内斗”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爱虚荣”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爱撒谎”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虚伪虚荣爱攀比之类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马马虎虎弄虚作假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盛产汉奸”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大动乱、大屠戮、人口大灭杀、大倒退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长期专制独裁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不是“中国人劣等”、“中国文化劣等”，而是中国文人“公知”劣等。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爱内斗”、“一盘散沙”、“迷信”、“盛产汉奸”、“投机取巧”、“不讲公德”、“不守信用”、“不守规矩”、“欺软怕硬”、“阳奉阴违”……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中国文人“公知”自己的劣根性，只因文人“公知”长期当道而大行其道，流毒社会。文人“公知”又翻脸不认帐，反过来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责全部推到中国老百姓头上，炮制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蓄意往中国老百姓和中华文明头上泼脏水，为的是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他们“决不认错、决不负责”、“必找替罪羊”的本性所致。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中国文人“公知”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反动阶级。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处处与中国对立：钓鱼岛、西藏、新疆、“爱国贼”、“杀光中国人”、“三百年殖民地”……连歌唱“英雄赞歌”、演奏“我的祖国”都要大骂，处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自觉自愿与中华民族为敌）。

　　文人“公知”是拿笔的敌人。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更恶毒，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笔的敌人必定是自觉的，不自觉写不出有煽动力的东西。拿枪的敌人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交枪不杀”的真正含义是“交出武器就不杀”。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而拿笔的敌人第一，应该是“交笔不杀”。不交笔，那就等于没放下武器，照样属于敌人，照样可杀。第二，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对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对拿笔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难、最大牺牲都是拿笔的敌人造成的。

　　在现代条件下，搞垮灭亡一个国家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办法是使该国内乱分裂。而使一个国家内乱分裂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办法是利用文人“公知”这些拿笔的敌人制造动乱——希特勒上千万军队、美国上万枚核弹搞不垮苏联而“手无寸铁”的文人“公知”可以，徐才厚、周永康之类动员不了几十万人上街占领天安门、“占中”、制造“颜色革命”、致使国际“制裁”中国而“手无寸铁”的文人“公知”可以。而且徐才厚、周永康之类贪官本身就是文人“公知”制造出来的——谁“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腐败是次优”？谁大肆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钱是社会的奖章”？谁在全社会掀起了“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舆论狂潮？谁把“知识化、年轻化”歪曲成“文凭化、私情化”？徐才厚、周永康们自己有这个本事吗？没这个大环境，他们猖獗得起来吗？文人“公知”们自己随地大小便，还骂环境不卫生，讽刺天下有苍蝇，还叫嚷什么“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没有腐败的笔杆子，哪有腐败的枪杆子？什么叫“恬不知耻”、“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血口喷人”？这就是。文人“公知”是外部敌人摧毁中国最得力、最阴险、最恶毒、最“便宜”的工具，是最坏最危险最恶毒的敌人，罪恶最大，最不可恕。

　　文人“公知”见势不妙是总是装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总是拼命强调“无权无势一书生，造不了反、卖不了国”。但恰如鲁迅所说：“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文人“公知”与中华民族为敌并非因为具体的个人问题，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必然如此，必须如此，换了谁都一样。既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兽性是先天的，只有通过“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才能被逐渐消除；那么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文人“公知”当然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只能与人民为敌。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五.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

　　要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就要看：

　　第一，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

　　第二，如果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第三，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什么;

　　第四，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1.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

　　要知道当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就得看当年的典型原始资料，而不能看今日文人“公知”们弄出来的左一个“事实”又一个“真相”。

　　第一，两幅当年西方国家报刊的漫画和一幅中国的“时局图”——主题：瓜分中国：

　　第二，秋瑾诗抄——主题：面临瓜分，无可奈何：

　　——“瓜分惨祸迫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

　　——“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词。”

　　——“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

　　——“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

　　——“危局如斯百感生，论交抚案泪纵横”、“叹息风云多变幻，存亡家国总关情。”

　　——“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徘徊。”

　　第三，民国时代一首流行歌曲——主题：危亡的民族：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危亡的民族，

　　他们曾经坚持战斗不懈。

　　第四，鲁迅的一段语录——主题：弱小民族：

　　——“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鲁迅1933年)

　　第五，斯大林关于中国的一个评论——主题：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中国。

　　——“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斯大林)

　　(注：今日文人“公知”如人大张鸣对当年中国局势的描述跟上述那些当年原始资料的描述大不相同——列强良心大大的，并不想欺负中国：“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请自己判断该信谁的。)

　　2.如果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当年的中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的命运中国做不了主，一切由列强摆布。列强对中国命运的安排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利益需要。

　　列强的利益需要是什么?确保自己是列强——列强之所以是列强是因为强。要保持住自己列强的地位就不能容忍自己变成“列弱”，就不能容忍其他国家比自己更强，就必须使自己更强，同时使其他强国变弱，严防弱国变强。头号强国必优先打击削弱最能威胁自己老大位置的第二强。当年英国一直坚持“光荣孤立”、“援弱抑强”、“两强标准”，认定谁发展的势头威胁到自己的老大地位就联合别国收拾谁——觉得法国强过头了就联合俄国、奥地利打法国，觉得俄国强过头了就联合法国土耳其打俄国，联合日本对付俄国，觉得德国强过头了就联合法国俄国打德国……“没有不变的敌人，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不变的利益”。美国同样如此：德国强了就联合苏联打德国，等打垮德国马上又联合德国对苏联发动冷战，等苏联崩溃了又“重返亚洲”、“C型包围圈”……表面上变来变去，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只许自己强大，不许别人超越。这才是现实世界的“普世价值”。

　　亡国之君李后主触景生情，来了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立刻招来杀身之祸。满清索性把明朝皇帝的子孙斩尽杀绝，连触景生情的机会都不给你。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某土匪军阀的传记，说此人有个土政策：凡在外当过大官的人都杀，理由是这些人见过大世面，不会看得上自己;这些人享受过大富贵，自己给的待遇再高人家也不会稀罕。既然不会真心为自己所用，又永远也无法满足，那留着就是祸害，不如杀掉——现实世界冷酷的权术逻辑容不得曾经辉煌过的人：不管你对他有多好，在他心目中都比不上当年的辉煌，都不会满意。辉煌过的个人的命运如此，辉煌过的国家的命运同样如此：历史上衰败的大国被别人安排的命运从来都是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强国欢迎世界上多一个能威胁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从这个大国的衰败中获利的国家更不能容许这个大国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世界上曾经辉煌的大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奥匈帝国、前苏联等一旦衰败，都逃不掉被肢解、被割裂或被大大削弱压榨的命运。连昔日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也不例外，被美国在支持“民族独立”的名义下肢解掉了，从“大不列颠”变成了“小英格兰”，只能乖乖给美国当小伙计。曾经的世界大国任何恢复昔日辉煌的图谋必遭无情的摧毁——伊拉克的萨达姆想恢复昔日巴比伦帝国的辉煌，结果呢?

　　看看上述曾经辉煌的过的世界大国衰落后的命运，就能知道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给历史上长期是世界头号大国的衰败的中国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命运——而且只会更糟。

　　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有两重性：既蔑视又恐惧——蔑视中国的落后，恐惧中国的潜力：

　　——“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拿破仑)

　　——“排华法案”——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法案只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这其实说明西方人承认中国人的竞争力太强，自己竞争不过，所以顾不上什么“自由竞争”而直截了当用赤裸裸的法律歧视，为的是把中国人拒之门外。轻蔑的表面底下是内心的恐惧。

　　——“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对於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

　　——“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斯大林)(摘自“蒋经国自述：外蒙古到底是怎么独立出去的?”)

　　瓦德西给德皇的报告证明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认识到中国老百姓是潜力无穷的资源：人口众多且凝聚基础强——“人口四万万，均系属於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难以奴化——“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创造力无穷——“无限蓬勃生气”、“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竞争力比西方国家更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一旦拥有伟大领袖，中国将不可遏制——“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则“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斯大林说得更干脆：“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对中国老百姓这样的认识导致了欧美列强对华的几大原则：

　　第一，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统一——中国人太能干，太可怕，一旦强大统一实现现代化自己根本不是竞争对手。能消灭中国、灭绝中华民族最理想。在技术上做不到之前必须使中国分裂落后孱弱。

　　第二，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谁占有了中国老百姓这潜力无穷的资源，谁就能称霸世界。

　　第三，绝不允许瓜分中国——如果允许瓜分中国，欧美鞭长莫及，俄国和日本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实际结果等效于“让竞争对手独占中国”。

　　上述原则导致的英美对华政策：

　　——消灭中国：“黄祸”论、“物竞天演、优胜劣汰”、消灭“垃圾人口”、确保“优等民族”……百年前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已经设想过用生物战灭绝中国人。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明确提出：世界人口过剩，80%的人口是“垃圾人口”，要设法逐步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之。西方政要一再明确宣布：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西方国家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只要有机会“灭绝中国人”，人家绝不反对。

　　——“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统一”：使中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内战不休、自我消耗、无从发展。

　　——“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在中国扶植自己的代理、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抗其他列强的影响、尽量在中国周围制造领土领海纠纷，使中国既内战又外患，乱上加乱。

　　“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的具体体现：以中国利益为诱饵，驱使俄日敌对，相互牵制，相互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突然放弃自打败拿破仑之后一直奉行的“光荣孤立”即不与任何国家长期结盟的国策，迫不及待地与日本结盟而且一续再续——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1902年 1月30日英日同盟协定签字，相隔仅仅145天，此后五年一续，直至1922年。如果没有非同小可的原因，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怎么可能在短短一百多天内就突然改变了实行了四十多年的基本国策，不与任何欧洲的老搭挡结盟而偏要与尚被欧洲国家视为“劣等民族”的日本结盟?英日结盟后仅仅两年日俄就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中英国对俄国支援舰队封锁了苏伊士运河，使俄国舰队不得不万里迢迢绕道非洲好望角奔赴远东;不但多耗时好几个月、使日军得以从容各个击破、抢先占领旅顺要塞以逸待劳，而且使俄舰因长期航行导致舰底长满海洋生物而速度大减、使日本舰队得以在对马海战中一举歼灭俄国舰队。美国专拣日本已经筋疲力尽眼看无力继续战争的紧要关头出面调停、促成日俄停战，使经不起持久战的日本避免了因国力不支而失败。等俄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大大削弱之后，英国立即停止续盟，令英日同盟失效。从那时起美英和日本都开始把对方视为假想敌——英美反对瓜分中国是为了不让日俄这两个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国家独占中国。“英日同盟”这招一下子就使日俄从此互相敌对走向战争，一下子就既排除了这两家勾结起来排除英美独吞中国的战略可能，又诱使日本心甘情愿充当英美阻止沙俄在中国扩张的工具和打手，还不劳英美亲自出马自己掏腰包——因为代价是牺牲中国的东北。但英美等国能容忍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却不能容忍日本独占中国。因此一旦俄国被削弱、英美不再需要用日本抗衡俄国、日本不满足于仅仅获得东北而企图独占中国时，英美立刻翻脸，最后不惜打仗。英美与日本从合作到对抗都体现了一个原则：“绝不允许竞争对手独占中国、绝不允许瓜分中国”，为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即使对日作战也仍然尽量让中国承受牺牲——求苏联出兵死人打日本时毫不犹豫牺牲中国主权当礼品。等打败了德日，立刻跟苏联翻脸，马上回过头来大力扶持蒋介石，让中国为美国的对苏战争出兵死人当炮灰——里外里都是让中国为美国利益做牺牲。帮助你是为了消耗你，利用你消耗对手的同时也消耗你，只许两败俱伤，不许一家独大。

　　孙权写信告诉曹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大笑曰：“孙仲谋不欺我也。”——大家都直言不讳：两雄不并立。大国之间关系规律何尝不如此?不把对方彻底搞垮，自己决难安生。就凭这就可以知道列强决不能允许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存在，非把中国彻底搞垮不可。

　　如前所述，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战内乱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利益，也是中国文人“公知”的利益。因此中国文人“公知”心甘情愿全力配合——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有多坏，而拼命说这不但不是灾难、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人文精神的蓬勃盛世”、“民国范儿”、“活得人模人样的”、“好些好玩的故事”……第二，千方百计让人们相信可以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民主自由”使中国分裂动乱;第三，拼命让老百姓以为分裂战乱没什么了不起，“民主”之后很容易制止。

　　如果中国人认同文人“公知”的那一套——“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为民主而分裂不过是一时的代价”……学禽兽靠适应世界而生存、不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去适应世界、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任凭欧美列强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安排中国的命运，结果只有一个：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内战外患源源不断，中国人将没完没了地打内战——注意，是“打”而不是“打赢”——列强利益需要的是谁也不能打赢，因为打赢了就不打了，就可能搞建设了。只有永远“打而不赢”才能永远打下去，才能实现“绝不能让中国强大”——理由无所谓，口号无所谓，要紧的是使中国无限期陷入内战战乱，不但要陷入内战战乱，而且要使中国人互相杀红眼，彼此之间结下血海深仇，咬牙切齿不共戴天、几乎不可能再合成一家子(如两伊、印巴、伊拉克与科威特、巴尔干国家等等)，这才算交了“投命状”，才能确保中国再也统一不起来。而陷入战乱杀得不共戴天则意味着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乱世人命不如狗，“宁为盛世犬，莫为乱世人”，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人人的命都没保障，谈得上什么民族生存?

　　由此可见，如果中国逆来顺受任人摆布而不去奋斗、不靠主动“改变世界”来改变命运，结果只有一个——民族生存危机。

　　3.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什么;

　　附录一至附录八论述了毛泽东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的若干具体的有形的改变。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使中国发生许多似乎无形却意义极其深远的改变：

　　(1).组织起来

　　毛泽东把中国老百姓组织了起来，使中国老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从“一盘散沙”变成了“有组织状态”。

　　人没有“生理性优等”和“生理性劣等”，但有“状态性优等”和“状态性劣等”——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处于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处于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自动组织起来而野兽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当灾难危机发生时，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是“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是“劣等”。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德国、印度、柬埔寨、中国等都发生过集会踩踏死人事故。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前者是无组织状态，正常时期都造出了灾祸闹出了人命;后者是有组织状态，特大灾害面前却做到了零伤亡脱险。人在灾害危机面前有组织与无组织大不一样。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德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柬埔寨人还是中国人，不管是不是“优等文明”、是不是“精英”，只要处于无组织状态，遇到灾害危机都只能象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自相践踏、任人宰割，都属于“状态性劣等”。只有处于有组织状态的人才能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才属于“状态性优等”。

　　同样是碳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刚石。同样是铁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顽铁，有组织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属纤维。同样是光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无坚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样是个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钢铁巨人无人敢犯。同样的个体群，优等劣等的区别完全取决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组织”就是整体的网络，“无组织”就是零散的个体。个体对抗不了网络，个人对抗不了组织——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个人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的单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不是古代一对一较量的单打独斗，而是个人对组织、个体作战单元与网络作战系统的对抗，力量对比完全一边倒，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也没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规律：同样的个体群，处于有组织状态(并入网络之中)就是优等，无组织状态(离散于网络之外)就是劣等。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人的优等劣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毛泽东使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的“状态性劣等”一跃而成有组织的“状态性优等”。

　　(2).普及文化，汉字简化拼音化

　　毛泽东从建国起就大抓普及文化——全民扫盲、普及初小、普及高小、普及初中、普及高中……与此相配套，毛泽东实现了汉字简化拼音化，为全民普及文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识字的“睁眼瞎”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

　　网友“数学”对汉字简化拼音化的深远意义论述得十分精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体字的确定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和转折点，也正是因为简体字，导致了汉语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掌握，因此国内人民的识字率也是在简体字创造之后急剧上升。”“而在电脑普及之后，汉字的简体字就成为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字了，它优于繁体字也优于英语。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人更喜欢用手机上网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的简体字加拼音输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这一点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很有关系。”(见附录三、附录四)

　　(3).移风易俗，改造民族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就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气质，这正是日本人值得羡慕的地方。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东西。不管碰到什么事，都是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要不改掉，最终都不能使中国出现新面貌。”

　　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敢于正视并大力纠正文人“公知”造成的这一大民族陋习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名言深入人心：“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对技术精益求精”。于是就有了“大庆精神”的“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有了周恩来对国防科技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有了中国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两弹一星”、“神舟”、“嫦峨”、“蛟龙”、尖端技术、国防工业成果大井喷……

　　不仅如此，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系列健康正派积极向上的新思想、新作风、新习俗——为人民服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辩证唯物论、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狠、对己和、民主集中制、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男女平等、团结绝大多数、孤立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使千百年来文人“公知”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种种陈规陋习被一一破除，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焕然一新。

　　(注：中国历史上一贯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溺杀女婴、妇女束胸裹小脚、“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妇女在社会中毫无地位——“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中国妇女尚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绑在社会最底层。而解放后别的不说，单说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之高就令许多国家的妇女羡慕不已，大赞“啊，中国男人”。但实际真正该赞的是谁?造就中国如此深刻广泛彻底的移风易俗的是谁?中国妇女对自己地位的巨大变化应该感谢谁?是感谢历史上一贯重男轻女的“中国男人”们突然集体“良心发现”，还是感谢毛泽东，感谢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4).化敌为我

　　善于化敌为我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一大绝招。

　　解放战争时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思想教育迅速有效，不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打好了一样立功，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连被俘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被共产党争取了过来。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国民党的俘虏兵上午俘虏，中午就能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能参加作战——“即俘、即补、即战”。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达到了跟国民党兵力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国民党的兵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怎么能不快?

　　如此迅速、有效、大规模地化敌为我，世界历史上堪称奇迹。

　　(5).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和新型将帅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军队都是私人军队——皇帝、军阀、土匪其实都一样，都是军队私有，谁当头谁说了算，谁能控制军队谁当头，一旦控制不了军队，这个头就当到了头。私有条件下控制军队的规律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县官不如现管”，越是直接带兵、跟士兵关系好又能打仗的将领越容易控制军队，越容易把军队实际变成自己的私人武装。而将领控制了军队，就可能兵变自己当皇帝。中国历史上象宋太祖赵匡胤那样通过当大将军掌握军权后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自己当老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没办法，这是中国“特色”：一条黄河就决定中国必须统一。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要统一就必须有大量的兵。地方越大、兵越多，一个人就越管不过来，就越必须通过将领代管。一通过将领代管，私人军队条件下控制军队的规律就要发挥作用，就必然面临直接带兵的将领拥兵自重的问题而且无解。这样的将帅关系决定皇帝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皇帝的最大精力必须不是放在防范外敌上而是放在防范部下谋反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有兵就不能不有将，有将就不能不防，越是能带兵能打仗的越危险越要防。结果就是权术解决：第一，“功高震主”，越是功臣越不得善终;第二，分而治之，制造内部矛盾相互牵制——“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用文官、宦官、特务等掣肘武将;第三，用奴才不用人才，用奴才控制人才，越是能打仗会带兵的越不重用;第四，偃武修文，拔高文人，贬低武将——文人造不了反，说撤就撤，不象武将那样危险;第五，用贪不用廉，用腐败换忠诚——越贪财腐败越好控制，越清廉威望越高，越危险。

　　所有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造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能对内不能对外的窝囊废军队——面对无组织的老百姓凶神恶煞，面对外来侵略毫无战斗力。这样的结果对皇帝来说可以接受——外来侵略只要能花钱摆平就是疥癣之疾，没什么关系;而内部造反才是心腹之患，必须全力以赴。

　　这样的矛盾结构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军队总是腐败无能，碰上强敌总是一败涂地，总是不得不靠私人军队打仗(如岳家军、戚家军、湘军、淮军等等);最后又总是靠文人挟制武将褫夺军权，名曰“军队国家化”。而文人“公知”治理下的“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必然是军队迅速腐化，一遇强敌一切又再来一遍，如此循环，直至王朝覆灭。

　　毛泽东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政治工作贯穿一切、“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再也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需要靠权术治军、靠文官制衡武将、靠文武对立平衡权力。这就彻底解决了“唯武则叛，唯文则烂，叛则内战，烂则动乱”的千年死循环——共产党的将领有叛变的，但想学军阀割据、学赵匡胤带兵造反几乎不可能——张国涛叛逃，连警卫员都不跟他走。

　　(6).妙用“两弹一星”调动对方战略思维，实现“三角政治”大战略

　　毛泽东妙用“两弹一星”调动美苏的战略思维为我所用，使美苏双方各自都得出同样结论：不跟中国闹翻最符合自己的利益。结果：变“美苏两极”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三极政治，实现了扭转中国命运的战略大改变。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苏联要求美国同意苏联轰炸中国核设施，美国拒绝。苏联未敢动手。

　　1970年，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些事实证明中国的“两弹一星”迫使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得不从“三角政治”的三极角度看待中国：苏联怕如果美国乘机联华制苏，自己就要同时面对中国和美国加起来的核力量，所以一定要拉美国下水，拉不到决不敢单独对中国下手，否则早就像出兵捷克一样不打招呼直接干了。美国怕如果苏联战胜中国，自己就要同时面对中国和苏联加起来的核力量，所以尽管五年前还拉苏联一起想轰炸中国核基地，如今却不干了。当中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美国没多久就派基辛格访华，公开按三角政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两弹一星”成功之日，就是“中、美、苏三角政治”大三极诞生之时。

　　这才是毛泽东搞“两弹一星”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我根本没打算跟美苏任何一家搞军备竞赛，根本没打算跟任何一家直接硬拼核武器。我只搞很有限的一点点，只解决有无问题，只制造出“中国是核国家”这个既成事实。如此一来，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觉得中国的核武器对自己的生存形成了威胁，都下不了全力相拼的决心，却又都不得不考虑两条：第一，如果把中国惹急了倒向对方，那就要面对中国和对方的核武器加起来的力量。第二，如果单独进攻中国，那就要消耗自己核力量，就等于助长了对手的核力量。不管如何算帐总之是得罪中国不合算。毛泽东就这样把“三角政治”变成了中国核力量的“放大器”，实现了“四两拨千斤”，迫使苏联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美国的影子，迫使美国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苏联的影子，这就巧妙地将别人的庞大核力量为我所用，实现了“左右逢源”、“借力打力”，楞是用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平衡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使中国安然渡过全面现代化、全面崛起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赢得了最珍贵的和平，不折不扣的“少花钱、多办事”。

　　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最有切身感受：“两弹一星”一成功，没多久基辛格就来了，接着尼克松也来了。中苏边境立马安静了，U-2飞机再也不来了，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停了，CIA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停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中国外交关系来了个大跃进，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全面封锁禁运很快形同虚设，代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现代化工厂大引进：石化厂、武钢一米七大轧机、英国斯贝发动机……中国老百姓一下子就松了口气，安全感大大增加了。如今回顾起来，这都是毛泽东妙用“三角政治”的硕果，是“两弹一星”的硕果——谁说“两弹一星”没有用、是摆设?不能吃不能喝，却直接保护着你吃喝的家伙。

　　实现了“三角政治”，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的命运就有了保证，中国自1840年开始的战乱毁灭的命运至此被毛泽东最终彻底扭转——尽管当时中国离全面现代化距离尚远，但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为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坚冰已经打破，障碍已经扫清，道路已经指明，基础已经奠定。

　　“少花钱、多办事”、“四两拨千斤”、把“三角政治”变成中国核力量的“放大器”、迫使苏联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美国的影子，迫使美国考虑中国问题时脑子里不得不浮现出苏联的影子，巧妙地将别人的庞大核力量为我所用、实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楞是用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平衡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全面崛起赢得了最珍贵的和平，充分利用这和平时机，争分夺秒抢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如此巧妙的大战略大谋略和大成就，除了毛泽东谁想得到?谁做得到?

　　(7).创立毛泽东思想

　　上述种种没有先进的思想根本实现不了——没有先进思想就没有凝聚。没有凝聚就不可能组织人民，就不可能移风易俗，就不可能化敌为我，就不可能建立新型的将帅关系，就不可能实现高人一筹的战略谋略……思想境界不如人，何以服心?何以服人?谁会理你?上述种种其他人也未必都想不到，但除了毛泽东谁也做不到，因为毛泽东思想高人一筹。

　　毛泽东说：“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更确切地说，“自从中国人有了毛泽东思想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丛林世界，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处于优等。要处于优等就必须使中国人民处于自愿的有组织状态。要使中国人民处于自愿的有组织状态就必须有凝聚，要有凝聚就必须有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产物，是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在民族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激发出来的惊天能量。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跟洋人打一仗败一仗，败一仗来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以至于国家破产、精神崩溃、“月亮也是外国的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毛泽东之前，中国面对东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来没有成功的英雄，从来只有悲剧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他们奋斗了，他们牺牲了，但他们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谁也没能够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命运。“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尽管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虽死犹生，虽败犹荣，但在洋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失败者，丝毫不能阻止列强来侵略，来掠夺，来任意支配中国。唯有毛泽东真正扭转乾坤，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顶住了一切外来干涉。即使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也照样栽在毛泽东手下。美国在朝鲜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直接较量，失败了。美国人不服气，拿越南当实验战场，间接跟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再较量，又失败了。抗美援朝把美国军队打怕了;越南战争把美国社会打怕了。证据之一就是从此美国朝野上下“中国吃惊病”流行，做梦也要哼哼两声“中国威胁论”，顺便也就放弃了军事上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略设想。美国“挟天子令诸侯”，利用联合国动员全世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整整较量了二十多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手段全部使尽用绝，对毛泽东始终无可奈何。封锁中国几十年，中国不但没垮，反而成了核大国。在有毛泽东思想之前，中国人只有尊孔忠君的思想，崇洋媚外的思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思想，无所作为、逃避现实的思想，消极悲观、逆来顺受的思想，等等等等。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原有的一切传统思想武器全部失灵。中国人翻遍了孔孟之道和诸子百家，求遍了老子如来耶酥安拉，捧来了“民主”“自由”“人权”之类跟西方国家班门弄斧……目的只有一个：从中找出一条救国之道。然而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才真正从精神上成为强者，使局面根本改观。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毛泽东从来没有躲在国外到处化缘，从来不靠别人施舍恩赐，一切靠自己，一切白手起家，以弱胜强，转弱为强，从赤手空拳到打下天下。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绞尽脑汁也不知该如何破解毛泽东思想，只好祷告上帝保佑让毛泽东后人的毛泽东思想色彩不要那么浓。经过那么多年的反复较量，有亲身经历的美国“精英”们除了那些铁杆洋阿Q，凡讲点实事求是的都不得不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美国万般无奈又有求于中国，不得不放下架子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主动登门求和。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让白种人里第一强的国家如此这般的有色人种唯独毛泽东一人。在毛泽东面前，再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也牛不起来。在毛泽东面前，崇拜“优胜劣败”原则的西方白人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历史的胜利者，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厉害，不得不承认诞生了毛泽东的中华民族不是劣等民族，不得不承认孕育出毛泽东思想的中华文化不是劣等文化。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不愧 “顶天立地奇男子，焰古腾今大丈夫”。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危亡中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关键在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中国人就必然在精神上解除武装，在组织上走向瓦解，重新回到“状态性劣等”，重新沦为任人宰割。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没有文人“公知”反毛气焰的甚嚣尘上，岂会有撒切尔夫人的这番得意洋洋?但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条：去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什么值得一提的思想也没有了。没有自己思想的人必定变成活死人，没有自己思想的民族必定变成亡国奴。

　　当年，死了两个传教士就让德国有了借口出兵占领中国山东省;一个柳条沟铁路爆炸就让日本有了借口制造9.18占领整个中国东北;一个演习士兵“失踪”就让日本有了借口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如今呢?

　　——1900年八国联军二万人不到两个月就攻下了北京，五十年后，十六国联军几十万人三年之久攻不过三八线。中国与对手的装备差距比五十年前大得多，结果却截然不同。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评论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这可不是文人“公知”之类活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来自敌手不由自主的评论。连最强大的对手都承认把中国从“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变为“可怕的对手”的不是别人，不是国民党，不是“蒋委员长”，而是毛泽东。

　　——“麦克阿瑟有一句话倒让笔者感觉很是受用：‘曾经温尔文雅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变成了极富民族主义且咄咄逼人。’”(双石：《开国第一战》)

　　有人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强国。”

　　毛泽东呢?他接过的是一个危亡的民族，他留下的是世界的一极。

　　4.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毛泽东对中国的改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利于靠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而生存获利的人，包括文人“公知”。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毛泽东时代中国无战乱，无匪患，人口翻番，寿命翻番。

　　——无战乱，无匪患：1949年之前的中国战乱不断，匪患不断。有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没有断过匪患。而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已60多年无战争，千年匪患一扫而光，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把无兵乱无匪患视为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根本想象不出天下大乱杀人如麻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是什么滋味，看到中东地区匪盗横行到处绑票觉得象是听故事，根本想象不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中国“为民主而分裂”，自己的命运必将又是如此。

　　——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4亿增长到8亿，平均寿命从30多岁提高到70多岁。中国消灭了卖淫、贩毒、贩卖妇女儿童、黑恶势力等丑恶现象和血吸虫、天花、梅毒等严重传染病。

　　“无战乱，无匪患”意味着无屠戮，“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意味着人口增长寿命延长——这是“有利于民族生存”，还是“不利于民族生存”?如此明确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不利于靠中国落后挨打分裂内战而生存获利的人，包括文人“公知”。

　　为什么说不利于文人“公知”?

　　(1).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

　　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要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决不能按照“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办，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则更必然得罪文人“公知”，更必须得罪文人“公知”。

　　当代文人“公知”、“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为此提供了一个精彩绝伦的例证：“曹操杀杨修”。

　　陈有西说：“污名公知，是网络舆论战成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就如曹操杀杨修。”(http://www.weibo.com/1803570001/BrHzThjEN#!/1803570001/BrHzThjEN#_rnd1414700107016)

　　史书上关于“曹操杀杨修”的记载有多种版本，但其中最著名也最可信的是被《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采用的“鸡肋”版：曹操率几十万大军与蜀军作战，僵持不下两军对峙。杨修见曹操以“鸡肋”为口令，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还告诉军中将士说，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以鸡肋为口令证明曹操心里想的是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既然曹操有此想法，必然很快下令退兵，所以要早点准备。让杨修这么一说，曹军将士无不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曹操巡营发现后大怒，以“造谣惑众扰乱军心罪”杀了杨修。

　　历代文人“公知”无不用《三国演义》的结论评价“曹操杀杨修”：杨修“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因此曹操怀恨在心，嫉贤妒能，借故杀人：“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当代文人“公知”陈有西更把“曹操杀杨修”上纲上线成大是大非：杨修被杀是因为“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所以“被权力人忌恨”——也就是说杨修是反抗邪恶的英雄，“曹操杀杨修”是“迫害知识分子罪”。

　　这是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特权角度看问题。但如果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实际情况、客观规律看问题，对“曹操杀杨修”的评价就截然不同。

　　所有文人“公知”谈“曹操杀杨修”时绝口不提一件事：当时的大形势大背景是“两军对峙、敌前撤退”。

　　“两军对峙、敌前撤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极其凶险，稍有差池就会全军覆没。为什么?

　　第一，撤退必使进攻方士气暴长，退却方士气暴跌。

　　“存在决定意识”。军事上进攻、防御、退却这三种不同存在决定了一线士兵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进攻——你不打我我也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赴死，必死，必须拼命。

　　防御——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或生或死，必须拼命。

　　退却——你打我我也不打你。由此决定的一线士兵的心理状态：生还，必生，不必拼命。

　　有点常识就知道，当一条恶狗向你张牙舞爪时，最不能做的就是转身跑。你不跑，跟狗大眼瞪小眼对峙，狗不一定敢扑上来。但只要你转身一跑，狗必定毫不犹豫扑上来就追着咬。别说狗，就是一只鹅看见人在自己面前退却逃跑也会立即扑上去追着咬，根本不怕人的形体力量比自己大得多。野兽都有这种常识：退却即无心恋战，无意反击。既然无意反击，那就毫无危险，就是猎物，咬了白咬，不咬白不咬，白咬谁不咬?野兽面前逃跑必定刺激野兽兽性疯狂大爆发，攻击性暴增，根本不在乎有形的实力是否相当，只会肆无忌惮扑上去追着咬。

　　连野兽都有的常识人岂能没有?两军对峙时只要发现敌军当真撤退，立即就能明白对方无心恋战，无意反击。既然无意反击，那就毫无危险，就是靶子，打了白打，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敌前退却必定刺激敌方战斗意志空前大高涨，攻击性暴增，根本不在乎表面的实力是否相当，只会肆无忌惮扑上去追着打——吃定了敌人顶多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反正你要打就别想退，要退就别想打。

　　士气就是战斗力。拿破仑说过，战争中精神和物质是三与一之比。而在曹操那样的冷兵器时代，士气几乎就是全部战斗力——曹刿论战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完了，战斗力也就完了。因此敌前退却意味着一方实际战斗力陡然下降，另一方实际战斗力空前高涨，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急剧变化，轻而易举就能因失衡而彻底崩溃。

　　第二，撤退必使进攻方实际可用力量暴增，无形盟友暴增;退却方实际可用力量暴减，无形敌人暴增。

　　进攻方一旦确定对手是真撤退，就不必留有余地，就可以全力以赴，把以前所有为堤防对方假撤退真反击的预备队全部撒出去，把全部家底都撒出去，可实际用于攻击的力量顿时暴增。

　　进攻方享有主动，打击的对象、时间、地点、方式、力度等等全可以自由选择。退却方处于被动，一切都是未知，处处充满不确定。而不确定是最可怕的敌人，防不胜防又不得不防：退到哪里才保险?不确定。能从敌人手中抢到多少时间退却?不确定。能不能从敌人的打击下全身而退?不确定。如果不能全身而退，那能保住多少?保住谁?如何保住?不确定。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安排退却?谁先退?谁后退?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退到哪里?如果没退到怎么办?哪些必须带走、哪些必须销毁?哪些可以看情况办?……所有这些都是一旦决定退却就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漏了哪里那里就要出事，而且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只要处于退却状态，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进攻和防御都不会上上下下所有单位同时搬家，都有个自主安排和调整的余地。而退却则是全身而动，全军上上下下所有单位必须一个不漏，全部同时搬家，谁不搬就意味着谁灭亡。一座住宅楼的全部住户同时搬家尚且必然乱成一团：争电梯、争楼道、争大门、争汽车、争路面……何况一支成千上万的军队全部同时搬家?何况处于敌人随时可能打过来的生死关头?影剧院失火往往因人群夺路而逃发生踩踏死伤事故。影剧院的人群一般也就上千人，要夺的通路也就短短几十米的过道和几个安全门。而军队退却则意味着成千上万人马车辆必须尽快通过整个退却路线上的所有通道和桥梁，而且必然都人人急不可耐。只要有一处通道和桥梁不通，经过这一处的整个退却路线就要受阻。如果撤退路线不只一条而且有交集，那交集点最容易发生堵塞混乱，就可能撤退计划、军纪军令等等都被扔到一边，军队各部分纷纷自行其是，导致所有经过的退却路线全部受阻，就可能发生大规模自相践踏事故甚至夺路而逃的大混乱。这等于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另一部分退却的阻力，换句话说变成了无形的敌人。不仅如此，撤退路线上往往还会有大量难民争道路、争桥梁、争休息地、争水源……这一切客观上都等效于“无形的敌人”。

　　这种状况敌方正求之不得，就是没有踩踏混乱也要制造出来，除了自己乘机猛烈攻击外还会运用其他方式让撤退方不战自乱、乱上加乱——如故意在撤退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咽喉要道、撤退路线交集点附近人为制造难民、制造灾害，有意识地运用“难民武器”、“灾害武器”等等。在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已经急剧失衡的情况下，如果任凭敌人肆意进攻、肆意造乱，结果必然是撤退变成溃退甚至崩溃。

　　由此可见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乃兵家大忌，极其凶险，稍有差池就会全军覆没。古今中外充满了两军对峙情况下敌前撤退退砸了，撤退变成溃退、溃退变成崩溃、崩溃导致亡国的先例：

　　——淝水之战，秦军敌前撤退——本来仅仅是为了让出一片战场的敌前撤退，结果演变成一场军事大崩溃，改写了历史，也顺便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

　　——1975年春，越南南方阮文绍政权在越南北方军队的进攻面前惊慌失措，下令敌前撤退。结果撤退一下子变成了全面大崩溃，短短一个多月整个越南南方全部丢光。

　　——1937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企图包抄中国军队。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结果敌前撤退变成了大溃退，许多部队在溃退中建制零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原先依托沪宁之间吴福线、澄锡线等预设国防工事进行逐次防御的计划全部落空，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而国民党军队南京保卫战的敌前撤退简直是集一切愚蠢之大成，能犯的错误全犯了，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清单添了重重的一笔。

　　——1812年冬，拿破仑在俄罗斯的严寒面前不得不敌前撤退，结果撤退变成了大崩溃，60万大军只剩下2万人逃回法国，导致拿破仑下台、俄军进入巴黎。

　　——就在《三国演义》讲述曹操杀杨修的那一回——第七十二回，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敌前撤退吃败仗的战例：“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王平苦谏不听，渡过汉水扎营。黄忠、赵云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应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谓云曰：‘今徐晃恃勇而来，且休与敌;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云然之，各引一军据住寨栅。徐晃引兵从辰时搦战，直至申时，蜀兵不动。晃尽教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黄忠谓赵云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军必将退也：可乘时击之。’言未已，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于是蜀营鼓声大震：黄忠领兵左出，赵云领兵右出。两下夹攻，徐晃大败，军士逼入汉水，死者无数。”

　　要避免敌前撤退变成崩溃，就必须设置掩护部队，用小部队顶住敌人的疯狂进攻(有时还得设置安全保障部队指挥控制难民)，保护大部队得以退却。一支掩护部队不够，得几支部队层层抵抗相互掩护。也就是说，敌前撤退必须交替掩护、节节抗击、逐次后撤。以下摘自双石的《开国第一战》：

　　—— “(1950年)11月3日，沃克下令第八集团军部队全线撤退。‘联合国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火支援下交替掩护撤退。”

　　—— “(1951年5月2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命令，中朝军队停止进攻，全线交替掩护后撤，转至三八线以北地区休整。”

　　由此可见，“交替掩护”是敌前撤退的标准做法，不管是中国军队还是外国军队都是如此。

　　敌前撤退极其复杂危险，对军队的整体素质要求极高，即使有交替掩护也不能保证成功——指挥官必须从瞬息万变、处处充满不确定的扑朔迷离的形势中迅速制订出明确周密切实可行的撤退计划，计算出撤退所必须的时间，根据时间制定交替掩护计划、部署掩护部队，规定出每支掩护部队必须死守的期限和相互配合节节抵抗的方案，安排出其他单位的撤退路线、时间表、准许携带的东西;布置强制执行撤退计划的监督力量……掩护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掩护命令，不到时间死不后撤，相互配合必须默契协调;其他后撤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撤退计划，放弃一切不必要的坛坛罐罐，坚决按时执行，如果出现意外能按照指挥官的总意图当机立断灵活处理……指挥官计划不周密不切实可行不行，计划得头头是道实际做不到不行——细节决定一切，魔鬼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底下对撤退计划不坚决执行甚至根本不买帐不行，计划赶不上变化时不能当机立断灵活处理不行，掩护部队“交替掩护”配合得不好不行……从上到下必须精密配合，任何一环没配合好乱了套，敌前撤退就要变成大崩溃。

　　如果军队整体素质不高，不能在处于被动、士气下滑、生死攸关的紧急情况下仍然维持住军纪、确保军令如山、上上下下令行禁止、出现意外时灵活机动当机立断，再好的撤退计划也会变成一纸空文。尤其是掩护部队，说白了就是准备打光的——在攻防双方战斗意志战斗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让小部队来顶大部队全在时都顶不住的敌军进攻，不是明摆着让小部队牺牲吗?不是明摆着要“牺牲局部保持全局”吗?不是明摆着要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如果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肯担这送死的差事?如果是私人军队，哪个军阀肯牺牲自己的军队去保护别人的军队?即使不得不服从命令，也必定一触即溃，决不死战，从而是掩护任务落空。这一切决定“交替掩护”、“敌前撤退”不是什么军队都干得了的，信仰、素质、军纪、战斗力、牺牲精神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都必然使敌前撤退变成溃退。

　　进攻和防御考验的往往是一支军队最强的一面，唯独敌前撤退考验的是军队最弱的一面。或者说，进攻和防御考量的是军队最长的那块板，而敌前退却考量的却是军队最短的那块板——敌前撤退时，平时看不到的一切薄弱环节都会暴露无遗，同时也使军队从上到下的整体素质如指挥能力、凝聚力、士气、军纪、忠诚度等等全部得到最严酷的检验。《雪白血红》里说：“没有比败而不乱，更能见出一支军队的素质了。”能敌前撤退而不溃不乱的军队才是全面素质最高最均衡的军队。只会攻击不会撤退，能胜不能败，顺风时百战百胜，败一仗就一垮到底，这样的军队的强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战争怎么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呢?

　　正因为“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乃兵家大忌，极其复杂危险，对军队的素质要求极高，因此历史上组织良好能打善战的军队敌前撤退却失败崩溃的例子多得是;十分成功、全师而退而不损失惨重的例子很难得：

　　——前苏联电视片《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情节：苏联军事委员会成员伏罗西洛夫元帅质问西方面军指挥官、后来的苏联元帅科涅夫上将为什么西方面军主力几十万人在维亚兹马地区被德军围歼。科涅夫回答：“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一战斗形式。我们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为了这一点现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见前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的一大原因是只会进攻，不会撤退，陷于被动时不会组织交替掩护摆脱被动，结果几十万几十万人地被围歼，一线部队几乎损失殆尽。

　　(网友“王外马甲”的“战场上的蒲公英”里讲了个情节：“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这个情节从侧面印证了科涅夫上述观点：敌前撤退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复杂，“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撤往徐州时，明知要过运河而河上只有一座铁桥，却既未搜集渡船，也未派工兵先架设浮桥，更未制定详细有效的渡河计划，坐视十几万部队壅塞于运河东岸秩序混乱而毫无作为，结果耽误了时间，被解放军赶到团团包围，全军覆没——细节决定一切，魔鬼都在细节中，细节决定成败。敌前撤退的计划居然没考虑到一座铁桥迅速过不了十几万部队这个细节，又不能当机立断灵活处理，一道几十米的运河就成了死亡陷阱。

　　——1940年5月德军在阿登地区大突破，包抄了马奇诺防线，英法联军一败涂地，组织不起有效的交叉掩护。若不是希特勒头脑发昏下令部队停止进攻三天，英法联军不可能喘息过来组织起有效掩护防线，不可能在敦刻尔克成功地实现敌前撤退33万部队——全部装备丢光还算“敦刻尔克奇迹”，成功标准如此之宽，可见“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之难举世公认。

　　——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英军敌前撤退从缅甸撤往印度。英军的撤退很快就变成大溃退：“从缅甸撤回的英军，在那加山脉什么都扔了——战车、大炮、机枪、冲锋枪、手枪、图囊、电台，甚至连被子、蚊帐、衣服、裤子都不要了，只穿件裤衩跑回去。”孙立人指挥的中国新38师能基本全师而退并保住武器，这在英国人眼里就成了奇迹。

　　——抗美援朝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美军敌前撤退成功靠的一是财大气粗装备好——碍事的装备全毁掉，根本不费那个事往回搬，地面来不及就用飞机炸，这样一来组织后撤省事多了，部队撤起来当然极快;二是志愿军装备低劣，后勤跟不上，追不上美军的机械化。美军承认，如果志愿军的装备哪怕有美军一半好，美军早就被赶下大海了。

　　——1941年12月苏联军队在莫斯科郊外大反攻，德军支持不住，前线将领要求撤退，被希特勒严令禁止。显然希特勒担心“两军对峙、敌前撤退”会变成全线崩溃——“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部队才没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这种见解有过很好的概括：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有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后方也没有准备好可供他们撤退到那里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一个军长冯.提伯尔斯克希将军同意这种看法。这是希特勒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那个危急的关头，部队都在回想拿破仑撤出莫斯科的故事，终日生活在这个阴影的笼罩之下。如果一经开始退却，就会仓皇四散，溃不成军。”(《第三帝国的兴亡》)

　　希特勒显然是这么算的帐：没把握成功实现敌前撤退就干脆不退。与其退而全线崩溃丢光，不如不退而拼光，至少能给对方也造成大量损失。这从另一面证明希特勒只会进攻，不会退却，又不肯放权，遇到逆境时就用死守来回避自己不会组织指挥“两军对峙、敌前撤退”的矛盾。莫斯科会战时他靠这着侥幸对付了过去。斯大林格勒会战时他又想靠这着对付，结果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他的这个致命弱点一下子就被万里之外的毛泽东抓住了：“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10.12.)

　　(注：毛泽东写这些话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刚刚开始，结局尚未明朗，但毛泽东就已经看透了希特勒“不会撤退、不敢撤退”的致命伤，一下子就点了出来。不仅如此，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已经从政治上分析出纳粹德国的本性决定它只会进攻、不会防御：“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注意：毛泽东给出这些结论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德国的军事特征还没暴露。顺便说一句，同是在1936年，毛泽东在7月16日跟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出中日战争将是持久战：“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此时西安事变尚未发生，7.7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是十二个月之后的事。由此一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的远见卓识，二可以看出文人“公知”所谓“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抄袭蒋百里”之类造谣是何等荒谬卑鄙无耻。)

　　——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是“两军对峙、敌前撤退”惯了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由于毛泽东给军队注入了灵魂，这支军队比任何军队都顽强。王明、博古等一帮子党内留洋文人“公知”的瞎指挥导致红军不得不来了个空前惨烈的敌前大撤退——两万五千里长征，力量损失了90%以上。尽管如此，这支军队仍然能坚持不散架，而且在恢复了指挥权的毛泽东领导下迅速恢复元气发展壮大，越打越精，越打越顽强。古往今来“敌前撤退”不知使多少军队一垮到底、一蹶不振，唯独不能使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崩溃灭亡——反扫荡、“狼牙山五壮士”、延安撤退、山海关撤退、锦州撤退、四平撤退、两淮撤退、张家口撤退……无数次敌前撤退，虽然也曾有混乱，但从无影响全局的崩溃。典型的例子是抗美援朝5次战役第二阶段，美军利用志愿军装备差、后勤弱的致命弱点通过“磁性战术”获得了战役主动。但志愿军仍然能用顽强的交替掩护迟滞美军的进攻，使主力部队成功地实现敌前撤退——“6月10日，由于第十五军在芝浦里地区、第六十三军在铁原地区和第二十军在华川地区的顽强阻击，迟滞了‘联合国军’的推进，保证了东线第九兵团部队的后撤布防，将敌阻止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使志愿军全线连续并相对稳定的防御体系终于部署完成。”(双石：《开国第一战》)。在双方装备实力那样悬殊的被动条件下，若是别的军队必撤退变溃退、溃退变崩溃，全线瓦解，一垮到底。而志愿军却能够在那样不利情况下用交替掩护硬顶住绝对优势的美军，从容撤退、保存实力、重整旗鼓、扭转局面、摆脱被动，这才是真本事、真功力。如果军事素质不高、没有牺牲精神、没有铁的纪律和高度的凝聚绝不可能做到。

　　古今中外无数战例证明两军对峙的条件下敌前撤退等于是刀尖上跳舞，刀缝里求生。但进攻方要追击就必须先确实弄清对方是真撤退而不是圈套，否则就要上大当——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时麦克阿瑟把志愿军的假撤退当成了真撤退，狂妄自大分兵冒进，结果一败涂地。解放战争中“国军”不知多少次的全军覆没都是因为把解放军的假撤退当成了真撤退，孤军冒进被包了饺子。由此可见没确实弄清敌人是真撤退就按“敌前撤退”的情况处理极端危险轻率。而对撤退方来说，让对方因不明虚实而不敢全力以赴追击当然最理想，当然要隐瞒真正意图、封锁真信息、散布假信息、布置疑兵、空城记……千方百计让对方判断失误。但厉害的指挥官往往有办法不为这些假象所迷惑，正确地判断出对方的真正意图。以下是几个著名的例子：

　　——用谋略战调动敌人：淝水之战晋军利用对方速战速决急于求胜的心理要求对方让出一片战场以便渡水决战。当前秦的苻坚答应这一要求时就已经上当受骗了，已经告诉了对方自己的老底是真的敌前撤退——用谋略调动对方，主动制造出对方的“两军对峙、敌前撤退”。

　　——靠已知规律加战场经验：《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一开始描述的那个敌前撤退的战例中，黄忠吃准对方天黑必然回营，所以故意按兵不动。一见对方“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马上明白这是敌前撤退的措施，一看对方后队在动，立刻知道对方是真撤退，遂发动进攻。

　　——靠综合判断：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指挥官朱可夫根据敌人损失、补充能力和己方实力的分析判断出敌人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量发动进攻，遂下令转入反攻。

　　——靠数理统计和分析：抗美援朝时美军指挥官李奇微根据已往战斗记录数据分析出志愿军是“礼拜攻势”，七日之后必然是真撤退而不是诱敌，立即采用“磁性战术”转入反攻。

　　——靠间谍情报：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中，苏军根据王牌间谍左尔格的情报得知日本确定了南进战略而不会攻苏联，立即敌前撤退，把西伯利亚部队主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

　　——更厉害的战场指挥官能在没有准确情报、没有时间从从容容做综合分析、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从蛛丝马迹中迅速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真实动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当机立断一举扭转战局——“把王铁汉的援军诱至杨杖子，侦察报告是两个团。一打，打不动。再侦察，是两个师。”“刚从地方部队升级的8纵，熟悉的是扒铁路，炸桥梁，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况且，一口吃掉两个师，过去连想都未想过。”“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了，有的部队已经向后运动了。”“咣咣咣咣，一阵炮弹突然打过来。一发口径挺大的山炮弹落在不到10米处，溅起的泥土石块，冰雹般砸在他们身上。没爆炸，是发臭弹，不然全完了。邱会作坐起来：敌人要退?黄鹄显道：‘教师爷’说得对。黄永胜拍拍身上泥土：通知部队，停止撤退，立即转入攻击!电台已经撤了，电话也不通。司令部和政治部几个科长带上命令，分头去追赶和通知部队。8纵追，9纵堵，一场阵地战变成了运动战。原是东北军的王铁汉也被截住了。可他凭借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又换了便衣，蒙混过去跑掉了。8纵、9纵‘开门大吉’，不但改变了热河局面，自己也鸟枪换炮了。8纵一下子发展到4万人。林彪说：这个8纵，还真有点主力样子。”“战场上，能够迅速地捕捉到貌似平常，却能表明敌人动向的些微变化，并迅速地做出判断，定下决心，这是一种真功夫。”(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之五“黄永胜是员干将”)

　　(注：我刚看到这一段时很不解：本来打不动已经下令撤退了，为什么就因为那一阵炮弹就突然转退为攻?双方兵力丝毫没变，为什么这一回居然就毫不费力地把先前打不动的对方一下子吃掉了?直到为写本文特意琢磨敌前撤退的规律时我才突然回过味来：假如我是敌军炮兵，两军对峙情况下突然接到撤退命令时我会怎么想?——赶快跑，不然晚了敌人追过来怎么办?自己人一窝蜂抢道把路堵死了怎么办?既然要赶快跑，那已经卸了车开了箱的炮弹怎么办?再装箱扛到车上?那得耽误多少功夫?装卸炮弹是个又累又危险的苦差事，谁愿意没事找事?尤其是大家都一心急着赶紧脱离危险赶回去吃饭睡觉的情况下……因此最自然的做法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打光了事，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银子。为进攻开的炮必定对着进攻目标打，为防御开的炮必定对着进攻的敌人打，为减轻负担开的炮没有目标，必定瞎打，打哪儿算哪儿，而且为了省事有时干脆连引信都懒得好好装，把炮弹打出去拉倒，瞎火就瞎火。这一切在普通人看来不算什么，但有经验的战场指挥官一看就能明白对方要跑，而且对方底下的兵也已经知道了要跑，而且对方的撤退组织得很糟糕，所以才会出现漫无目标瞎打炮而且净是臭弹的现象。这等于通知自己对方已经从防御状态转成了敌前撤退状态，战斗意志已经陡然下降，已经从防御战的“必须拼命”变为退却中的“不必拼命”。虽然兵力对比没变，但实际战斗力已经丧失了，士兵满脑子想的不是如何撕杀，而是如何回家，撤退又组织得乱七八糟。这正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于是就有了上述戏剧性的结果。但仔细再一想，这里边还有名堂：当时双方都在撤退，为什么“国军”就不能发现“共军”在撤退、反过来杀“共军”一个回马枪呢?显然要么是“国军”战场指挥官无能，发现不了对方的动静;要么是发现了却无可奈何——“共军”能迅速从退却状态转入进攻状态，战斗意志说恢复就恢复，说打立刻就能打，而“国军”没这个本事，因此即使战场指挥官发现了战机也没办法。可见不仅“共军”战场指挥员水平比“国军”高得多，而且“共军”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也比“国军”高不知多少倍。军事素质背后是政治素质。如此当机立断的胜仗只有“共军”能打。)

　　这个例子证明一旦得知退却，退却方士兵战斗意愿的陡然下降必会通过各种执行勤务表现出来。如果敌方指挥官经验丰富敏锐警觉，就能立即从这些蛛丝马迹的变化中判断出撤退方的真正意图。由此可见，撤退方的士兵只要知道撤退，就可能不知不觉中无意向敌人通风报信。

　　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描述辽沈战役中杜聿明是这样组织“国军”从葫芦岛撤退的：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张正隆《雪白血红》第35章：葫芦岛不是“。”)

　　明明是撤退，前方部队得到的命令却是进攻——“搜索攻击”;后方部队得到的命令却是“向某地转移”，等到“转移”到了地方了，“才发出上船命令 ”——对“自己人”都瞒到最后一刻。这体现了典型的敌前撤退的基本原则：不能没有掩护部队，撤退的真正意图不但不能让敌人知道，而且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让自己的士兵知道——撤退不叫撤退，叫“转移”、叫“转进”，等撤到地方了才告诉你是撤退。换句话说，等你知道是撤退了，已经撤完了。

　　如果不保密、公开告诉士兵要打道回府呢?那等于唯恐自己的兵还惦记打仗，如果碰上劲敌没垮也离垮不远了——1950年麦克阿瑟公开保证“回家过圣诞节”。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一打响，满脑子沉湎于“回家过圣诞节”的美军士兵顿时士气崩溃——“西方报纸称：‘现在前线从战壕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人人皆知圣诞节回家的希望已告破灭，士气较寒暑表的降落还要快。’”李奇微上任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拼命给麦克阿瑟擦屁股，打掉美军士兵“很快回家”的念头——“通过身体力行的垂范，通过殚精竭虑的筹措，李奇微初步稳定了军心。虽然承认失败迫在眉睫，但一切将从朝鲜全面撤退的谣言已经收敛，军官和士兵们都认识到：没有船来接他们回家，除了在朝鲜呆下去，他们没别的出路。这很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在里面。不向士兵们瞎许回家愿的李奇微说话更负责任。”(摘自双石：《开国第一战》)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说明一条客观规律：“气可鼓不可泄”。只要战争没结束，就绝不能向士兵“瞎许回家愿”，即使占上风时都不行，僵持不下时更不行。两军对峙条件下的敌前撤退极其危险、难度极大、风险极高。没有严密组织、没布置好掩护部队、不能严格保密(包括对自己人严格保密)的敌前撤退必变成大溃退、大崩溃，甚至全军覆没。

　　根据这条客观规律看“曹操杀杨修”，结论就与文人“公知”的截然相反。

　　第一，曹操沉吟“鸡肋”，顶多说明他有过撤退的念头，但并没有下决心，更没有下命令。既然没下命令，当然不可能有组织，不可能按敌前撤退的需要部署交替掩护、组织撤退行动。

　　第二，杨修擅自把自己察言观色的推测当成事实到处宣扬。他的“才子”名声使军中将士信以为真，纷纷收拾行装准备回家。这意味着曹操全军将士的精神状态瞬间就从进攻和防御的“必须拼命”变为撤退的“不必拼命”，战斗意志完全瓦解，实际有效战斗力顿时下降为零。

　　第三，曹营将士战斗意志的瓦解必定表现为日常勤务作业的懈怠。而对峙的蜀军中的诸葛亮、刘备、黄忠、马超等都是作战经验极丰富的沙场老手，不可能不立即发现并判断出来。一旦蜀军发现曹兵处于只想着回家不想着撕杀的退却状态，必定士气大涨，必定全力进攻。而曹军既无部署又无斗志，等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必定一败涂地甚至全军崩溃。

　　杨修仅仅凭一张嘴、几句话就把曹操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置于死地。他一下子就犯了好几条必死之罪。他被杀完全是罪有应得。

　　曹操杀杨修不仅因为杨修罪有应得，而且是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挽救措施——突然发现自己和全军都被杨修置于全军覆没的边缘，只要稍一拖延敌军马上就能发现自己的困境猛扑过来;立即部署掩护部队断后和安排撤退根本来不及，而且全军斗志已失，就是部署交替掩护也没用了。千钧一发之际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恢复将士的斗志。只有让全军将士立即知道“撤军”是谣言，才能使其精神状态从撤退的“不必拼命”状态恢复到进攻或防御的“必须拼命”状态。要立即破除谣言，就必须立即公开严惩谣言制造者，就必须立即处决杨修。曹操当机立断将杨修斩首并号令辕门，不仅挽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挽救了全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从客观规律的角度看，杨修的罪过大了——杨修既在军中，岂能不知军法军规?如果真有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如当代文人“公知”所说“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那就应该知道“军中无戏言”、“气可鼓而不可泄”;知道“兵不厌诈”;知道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就应该记得不久前徐晃刚刚因敌前撤退不当吃了败仗，就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就应该知道即使真撤也决不能说撤。而杨修为了卖弄自己“有才”到处伸手，单凭揣测就敢擅自编造撤退谣言，显然他根本不把几十万人的性命当回事，根本不把军法军规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把全军几十万人性命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反正自己在重点保护的中枢机关，文官又用不着上阵流血拼命，再死再伤也是别人的事——全军几十万人马的性命是小事，卖弄自己“有才”才是大事。

　　杨修的“有才”完全是文人“公知”吹出来的——什么“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不过是舞文弄墨夸夸其谈;什么“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不过是文字游戏察言观色。真有才，为什么只对内不对外?为什么只见杨修整天揣摩曹操怎么想，不见他分析判断敌军将领怎么想?他出过什么克敌制胜的好主意?他有过什么治国安邦的好谋略?曹操干坏事时，他出面制止规劝过吗?真有才，自己另起炉灶当老板，别给别人打工呀。吃曹操的饭，还要砸曹操的锅，砸锅还不算，还要坑曹操的命，还要坑曹操几十万人马的命，这算什么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内斗之才。自以为才高八斗看不起曹操，整天跟“名士才子”一起挑曹操毛病冷嘲热讽专门捣乱。但真论才华呢?曹操留下的千古名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杨修等“名士才子”呢?留下了什么堪比曹操名句的千古不朽脍炙人口的杰作?有多少人见过又记得?

　　杨修到处卖弄“有才”其实是嫌官小——《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说得明明白白：张松讽刺杨修：“久闻公世代簪缨，何不立于庙堂，辅佐天子，乃区区作相府门下一吏乎?”注意杨修的反应：“杨修闻言，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曰”……一句“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把杨修的心理暴露得淋漓尽致：不甘当“门下一吏”，而要“立于庙堂，辅佐天子”当大官。难怪他拼命到处“鸭子水面翻跟头——卖弄花花屁股”，拼命跟曹操儿子拉关系，说白了就是到处钻营跑官、要官、闹官，要不到就满腹牢骚冷嘲热讽。曹操是个现实主义者，讲求实效，对治国安邦的真才实学和“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之类花里胡哨分得很清，杨修再折腾他也不买帐。曹操越不买帐，杨修越急着卖弄才学，急到走火入魔不顾一切，逮着个鸡肋就乱跳，结果送了命。

　　客观讲，曹操对杨修的处置没什么错误——杨修是古往今来文人“公知”的典型：徒有虚名，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拉帮结派，互相吹捧，到处钻营，正事不干，专门捣乱，专门内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把几十万人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根本不负责任。尽管杨修这伙“才子”整天对曹操冷嘲热讽吹毛求疵，曹操却一直都不计较。甚至对杨修插手曹操的安全警卫措施、跟曹操的儿子串通一气蒙蔽曹操、干扰曹操考察挑选继承人这样的肆无忌惮曹操都忍了，否则怎么可能允许杨修随军参与军机?出征打仗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谁敢让不信任的人参与事关自己和几十万人性命的军机大事?以曹操的权势，如果真蓄意杀杨修什么机会制造不出来?哪用得着把自己和全军的性命都搭进去冒险?况且“鸡肋”事件本来没杨修什么事，完全是杨修自己跳出来自找的。要说嫉贤妒能，陈琳和贾栩难道不是人才?难道不如杨修?陈琳为袁绍写的檄文把曹操祖宗几代都骂了，这在当时属于奇耻大辱，非报不可的大仇。但陈琳被俘后曹操并没杀他，而是“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贾栩的计策屡次让曹操吃大败仗，曹操的长子曹昂、爱将典韦都死于宛城之战，实际等于都死于贾栩之手。但贾栩投降后曹操不但没跟他清算老帐、报杀子之仇，反而相当器重，连立继承人犹豫不决时都找贾栩咨询。曹操嫉贤妒能为什么不嫉妒这两个人?心胸狭窄为什么不收拾这两个有大仇的人?杨修整天不干实事光捣乱，曹操也没把他怎么样。曹操杀杨修完全是形势所迫，军情紧急生死攸关不得不如此——曹操是带兵打仗能征惯战的人，血海尸山刀缝里爬出来的，战场经验丰富，做事讲求实效，所以才会不辞劳苦亲自查夜巡营，所以才会立即发现问题，所以才会立即明白杨修散布的“撤退”论已经使全军战斗意志瓦解、自己和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已经千钧一发危在旦夕，所以才会立即判断出必须当机立断，不杀杨修就会全军覆没。所有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行为。

　　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杨修无罪，曹操有罪。但如果找借口制造撤军谣言的不是杨修而是某无名之辈，那算不算“造谣惑众惑乱军心罪”?如果不算，那自古以来怎么会有这一条军法?如果算，那岂不就是说，同样的“造谣惑众惑乱军心”，别人犯了是犯罪，而杨修因为是才子，所以犯了也不算犯罪?换句话说，文人“公知”犯了罪也不能算犯罪?

　　《红楼梦》里贾母说：“比如一个男人，满腹的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而文人“公知”的“王法”正是如此：“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因为是才子，所以做贼也不能入贼情一案;因为杨修是才子，所以犯罪也不能算犯罪，所以曹操杀杨修是蓄谋已久制造冤案。而当代文人“公知”陈有西不愧王牌律师，给杨修做“无罪辩护”更技高一筹——杨修不是“造谣惑众惑乱军心”，而是“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一下子就从法律上把“曹操杀杨修”的定性从个人恩怨升华为大是大非。如此一来杨修不但无罪，而且成了代表正义与邪恶斗争而壮烈牺牲的烈士——如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注：曹操不是律师，在杨修问题上却居然比陈有西这个王牌律师更知法依法——杨修平时的不干正事冷嘲热讽虽然讨厌，但不算违法，因此曹操不高兴也忍了;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犯军法，曹操立刻按律处置。这是不是依法办事?而陈有西呢?如果他不知道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法，那就证明他这个律师连什么是违法都不懂;如果他明明知道杨修用“鸡肋”造谣惑乱军心是公然违法，却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硬说这不是违法，甚至反咬一口硬说成“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的正义之举，那就证明他这个律师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纯粹是玩弄法律的法律恶霸、法律奸商、法律流氓。亏他还整天大言不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此文人“公知”!)

　　由此可见对“曹操杀杨修”的判断定性实际取决于以谁的利益需要为准：是以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为准，还是以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为准? 是文人“公知”们一己之私重要，还是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重要?

　　如果战争胜负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重要，那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按孙子兵法办——“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退而示之以进，对自己的士兵也必须保密到最后一刻——“兵家之胜，不可先传”(用丘吉尔的话说：“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保卫”)。按照这样的标准，杨修的行为属于为跑官、要官、闹官这一己之私拼命到处卖弄自己“有才”，置全军几十万士兵的性命于死地而不顾，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数罪并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曹操杀杨修一点也没错。

　　如果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一己之私重要，那就必须按照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办——“言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按照这样的标准，杨修的行为不过是实践“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什么“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兵家之胜，不可先传”?文人“公知”要的是“敢于直言”、“追求真相”、“讲真话”、“点破挑明，道出真情，亮出观点，积极影响着这个社会”、“真相，在雄辩之中流淌;正义，在人们心里播种”……即便因此造成战争失败几十万将士死亡又如何?文人“公知”的私利高于国家，高于别人的生死——什么“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反正上阵打仗的是小兵，吃败仗要死也只死士兵和百姓，不死公知。而士兵和百姓的死活对文人“公知”算得了什么?——“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造成几十万士兵死亡有什么了不起?“一言丧邦”有什么了不起?文人“公知”轻而易举就能用“解释世界”的独门绝技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普世价值的代价”、“交学费”、“犯天时”、“走背运”、“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将士贪生怕死昏愦无能”、“这仗本来就不该打”……陈有西等当代文人“公知”更振振有词：曹操杀杨修是因为杨修“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杨修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曹操不但卑鄙，而且有罪。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当年曹操要保全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不得罪文人“公知”，就必然断送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

　　同样的利害关系同样摆在当年的毛泽东面前：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就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不得罪文人“公知”，就别想“改变世界”挽救中国。

　　“老人都说，战争年代摊上个能打仗的指挥员，那是福气。东南西北，甩开膀子打就是了。打胜仗，少流血，还能学到许多本事，否则，你就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更不用说今天跟你谈论这些了。”(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之七：“跟他打仗心里有底”)

　　如果摊上个杨修式的头头呢?那只能“跟着窝囊去吧，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而当代文人“公知”连“摊上”这种侥幸都不肯给你——“摊上”意味着可能摊上个好的，也可能摊上个烂的，起码各种机会都有一点，还有机会碰碰运气。文人“公知”要的则是“包办”、“包圆”——陈有西说：“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在野法曹”、“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身在朝野，心在汉阙”、“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当代文人“公知”的胃口不是当杨修那样的幕僚，而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部领导权都要拿走，一点余地都不准留下。

　　陈有西既然是“公知”，那就是说“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战争的规律，知道敌前撤退极端危险千钧一发，知道杨修之举意味着置全军于死地。但他既然跟古代文人一样大骂曹操杀杨修，甚至更进一步定性为“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因此被权力人忌恨”，那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当代文人“公知”与古代文人一个样，都清清楚楚自觉有意地坚持文人“公知”的利益高于一切，文人“公知”的“绝对言论自由”等“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远远高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高于战争的胜败，高于绝大多数人的性命。既然是精通咬文嚼字的律师又洋洋得意地宣布“我有38万多真粉，回复一人实际上相当于广场演讲。影响巨大，认真负责一些是应该的”，那就意味着他拿杨修说事、肯定杨修为一己之私置整个军队几十万人的性命于死地的做法经过深思熟虑，决不是一时疏忽口误。如此郑重其事坚定不移地要把文人“公知”的私利置于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性命之上又拼命要“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得逞，老百姓的命运将会如何?——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当兵，你愿意掌握你们命运的指挥官是什么样的人?是坚持“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明帅良将，还是杨修这样为要官这一己之私不择手段卖弄“才干”、满不在乎就把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扔到一边的“才子”，和陈有西这样坚决支持杨修、把杨修宣传成英雄楷模的文人“公知”?你愿意“顶层设计”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老百姓生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的人，还是坚持自己“解释世界”的私利高于一切、视百姓生命如草菅、视国家存亡如儿戏、轻轻松松一张口就是“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的文人“公知”?

　　当年毛泽东面对的正是这种选择：是讨好迁就文人“公知”，还是按照“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的选择坚定不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不能迁就文人“公知”，就不能迁就文人“公知”们“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就不能迁就“绝对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就不能迁就用“解释世界”逃避艰苦奋斗不劳而获的投机取巧。

　　国家要生存，就不能容忍任何煽动卖国投降的言论。国难当头，就不能容忍任何煽动瓦解士气涣散人心挑拨离间的言论。大敌当前，就不能容忍任何制造恐慌怀疑妥协投降的言论。战场上你死我活，就不能容忍任何制造惊慌失措退缩逃跑的言论——你死我活之际，任何破坏士气的“言论自由”都决不容忍——邱少云敌前潜伏时能出声吗?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逃难的中国母亲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硬把要啼哭的婴儿捂死了。此时别说“绝对言论自由”，连婴儿的“啼哭权”都不能允许，这是形势所迫。形势越严峻，对“言论自由”的制约就越多越严厉。毛泽东当年领导的共产党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又穷又土，条件比三国时代的曹操不知差多少倍，能支撑下去而且越战越强全靠一股气。如果任凭杨修式的文人“公知”用“言论自由”肆无忌惮乱泄气，把唯一的这股气也泄没了，那就什么也剩不下，什么也别指望了。

　　不甘落后挨打就得奋起直追。奋起直追就得拼命，就得吃苦受累。不想吃苦受累只想轻松愉快舒舒服服迈四方步就永远也休想追上已经遥遥领先的人。落后得越远就必须追得越狠越拼命，迸发出比别人更大的力量，吃更多的苦。要用几十年还清文人“公知”几百年的历史欠帐，就只能一代人吃几代人的苦。这就是“改变世界”救中国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没有南海礁盘当年的高脚屋，就没有如今的南海人工岛。没有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世界第二经济体”。能因为当年高脚屋的艰苦就否定占领南海礁盘立足点吗?能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就否定毛泽东时代吗?)

　　曹操把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看得比杨修一个文人“公知”更重，杀了杨修，虽然保住了自己和全军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却跟文人“公知”结了仇，于是被文人“公知”们塑造成“白脸曹操”大奸雄，骂了上千年还没骂够，还要世世代代骂下去——文人“公知”心胸狭窄，心理阴暗，记仇不记恩，记坏不记好;“青蛇口，黄蜂尾，最毒文人‘公知’心”;千年易过，文人“公知”的毒怨千年难消。

　　文人“公知”借杨修妖魔化曹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杨修而在自己，在自己的私利——文人“公知”跟杨修简直就是“哥俩好”，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为杨修说话实际是为自己说话，为自己的私利说话：

　　——杨修：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之类舞文弄墨、“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之类夸夸其谈和“一人一口酥”、“门内加活意思是阔”之类文字游戏证明“有才”;

　　——文人“公知”：用文凭主义、应试教育之类舞文弄墨、“言论自由”、“一人一票”、“竞选辩论”之类夸夸其谈和洋文古文、冷僻典故、繁琐哲学、概念陷阱、术语密码之类文字游戏证明“有才”。

　　——杨修：恃才跑官、要官、闹官;

　　——文人“公知”：恃才要政权——“‘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做到野无遗贤，选贤任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

　　——杨修：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恃才放旷”、正事不干、专门捣乱;

　　——文人“公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

　　——杨修：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随随便便几句话就把曹操全军几十万人的性命置于死地还满不在乎;

　　——文人“公知”：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别人死活;轻轻松松一张口就是“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还满不在乎。

　　——杨修：“才子”犯法不算犯罪：“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文人“公知”：“知识分子”犯法不但不算犯罪，而且功劳大大的：“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

　　网友“数学”说得十分精辟：“文人们篡改历史是有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原理，就是说，是要让文人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在一个政权中，文人利益最大化，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是这样的皇帝，够傻，够愚蠢，然后呢重用知识分子，虚心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因此，文人们搞历史篡改主义，就以这个为准则。比如刘备，就被文人们广为称颂，因为他够傻，够愚蠢，因此知道要三顾茅庐，要听诸葛亮的话。所有的文人们的文人梦，就是一个傻领导人，三顾茅庐地来请他，给他高薪。如果领导人够聪明，因此不听文人的，这样的领导人都是要挨骂的，因为，如果颂扬了这样的领导人，以后文人们哪来的生意?因此曹操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所以曹操被文人们骂，秦始皇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居然还搞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也一定被妖魔化。”(见附录三)

　　历代文人“公知”拼命妖魔化曹操为的是“杀一儆百”，让后世没人敢学曹操，没人敢惹后世的杨修——文人“公知”。毛泽东没吃这一套。既然毛泽东把“改变世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肯迁就文人“公知”，那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必须得罪文人“公知”。既然毛泽东为挽救中华民族得罪了文人“公知”，在太岁头上动了土，这就理所当然地招来文人“公知”比对曹操更恶毒的仇恨、更疯狂的妖魔化。

　　(注：虽然毛泽东对文人“公知”从来没有象曹操杀杨修那样处理，而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文人“公知”仍然一口咬定这就是“迫害知识分子”，就是“曹操杀杨修”。由此可以看出文人“公知”尤其是“法律党”的“解释世界”本领的厉害：杨修一句话把几十万军队士兵的性命置于死地的罪行，文人“公知”一句话就一笔勾销：“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只要效果是犯罪，那作案手段是“言”还是“行”就没什么本质区别。诈骗犯罪难道不是以言犯罪?教唆犯罪难道不是以言犯罪?既然能以言犯罪，那自然就能因言治罪。而“不能因言治罪”一下子就使文人“公知”杀人不算杀人，犯罪不算犯罪。不但不算犯罪，反而成了大功：“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而依法惩办罪犯的曹操反而成了蓄意杀人的罪犯。再一句“污名公知就如曹操杀杨修”便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不杀人”变成了“杀人”——杀算没杀，没杀算杀。香港法律党一句“公民抗命”便给违法占中找了个堂堂正正的理由;一句“我只让他们占领XX地、没让他们占领XX地、因此无论刑法民法我都不负责”便把一切法律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是黑是白、有罪无罪全凭法律党一张嘴翻云覆雨。如此“解释世界”厉害不厉害?让这样的法律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老百姓还有活头吗?)

　　对“曹操杀杨修”截然相反的评价极其精彩而雄辩地证明：要遵循“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就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要“改变世界”挽救中国则更必然得罪文人“公知”，更必须得罪文人“公知”——“解释世界”只管“解释”不管后果，“改变世界”要“改变”就必须顾及后果，就不能允许“解释世界”不负责任的瞎解释。曹操为自己打天下，在一场战争中为遵循客观规律尚且不得不得罪文人“公知”，仅因得罪几个文人“公知”就被妖魔化了上千年。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改变中国，就必须从头到尾都遵循客观规律，就不得不一直得罪文人“公知”，不得不得罪一切文人“公知”，因此毛泽东自然招来文人“公知”比妖魔化曹操更疯狂更恶毒的妖魔化。

　　(2).毛泽东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改变世界”损害了文人“公知”一系列最根本的利益。

　　第一，摧毁了文人“公知”的根本存在价值。自古以来，文人“公知”对社会来说只不过是一群废物——“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公知”只对皇帝军阀土匪争夺权力有用——天下大乱时各路军阀需要文人“公知”为自己夺天下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壮大声势;天下统一时皇帝需要通过文人“公知”愚弄百姓维持统治，需要利用文人“公知”控制武将分而治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统一了中国大陆，结束了内战。没有了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就断了文人“公知”们“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坐等“三顾茅庐”的有恃无恐。毛泽东把人民组织了起来，依靠人民建立政权，这就没有了靠文人“公知”愚弄百姓维持统治的需要，就断了文人“公知”们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官做老爷不劳而获当人上人的贵族梦。毛泽东建立了一支党指挥枪的新型人民军队，结束了自古以来皇帝军阀土匪等军队属于私人的历史，不需要用权术、靠文人“公知”制约武将，这就打掉了文人“公知”靠皇帝偃武修文而获得权力的钟南捷径。文人“公知”自古以来赖以趾高气扬的三大出路都被堵死了，再无用武之地，剩下的只是“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只是一群废物。从“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还原成专门制造废话、废纸、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岂能不失落?岂能不光火?

　　第二，摧毁了文人“公知”的思想武器。在以“改变世界”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面前，文人“公知”一切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思想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不堪一击，一败涂地。毛泽东使文人“公知”从思想上被缴了械，从根本上丧失了神气活现的资本。

　　第三，挖了文人“公知”的墙脚。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简化了汉字，普及了文化，扫除了文盲，中国老百姓不再是“睁眼瞎”，文字不再尊严，文人“公知”也跟着不尊严了，用文字欺负老百姓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只凭一张纸几个字就能随便糊弄老百姓的时代过去了。尽管文人“公知”拼命呲牙咧嘴用洋文、古文、冷僻典故、专业术语、繁琐哲学等“不易识易会”的东西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维持“尊严”，但他们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轻轻松松就威风凛凛趾高气扬了。

　　第四，打破了对文人“公知”的迷信。毛泽东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新中国，迅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这就粉碎了一系列神话：“没有文人‘公知’不能得天下”、“没有文人‘公知’不能坐天下”、“靠大老粗成不了气候”、“天上的文曲星是惹不得的”……事实证明文人“公知”不高兴没什么了不起，不至于地球不转、天下大乱;没你也行，照样统一天下建立新中国展开现代化。既然如此，那就不怕你看不起“土包子”、不稀罕共产党，不怕你摆臭架子挑三拣四，用不着低三下四三顾茅庐用八台大轿求你赏脸。这就破了“英雄创造历史”，立了“人民创造历史”，证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弄清楚了谁离不开谁、谁有求于谁、谁养活谁，从而把文人“公知”的一切妄自尊大的虚张声势和臭架子全部打了个粉碎。

　　第五，让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寸步难行。挽救中国、建国强国的“改变世界”使“改变世界”的一切行为特征吃香，使文人“公知” 空手套白狼的“解释世界”那一套吃不开。“人民创造历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中国老百姓空前自尊自信，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学习自己解释世界，这使“公知”用“解释世界”忽悠老百姓越来越难——过去文人“公知”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臭了两千年;说曹操坏，“白脸曹操”的奸雄形象就千年不衰。如今文人“公知”拼命妖魔化毛泽东，却让自己臭了大街。这是掌握了话语权和著史权几千年、想妖魔化谁就妖魔化谁的文人“公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要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要“改变世界”就必然得罪文人“公知”，必须得罪文人“公知”;必然损害他们的特权，必须损害他们的特权;就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刻骨仇恨，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疯狂报复。

　　不过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并不仅仅是为了报仇雪恨，更是为了进一步的利益需要——只有妖魔化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立的新中国的一切，才能：

　　第一，制造出一个神话：“只有文人‘公知’才有资格建立政权，不靠文人‘公知’建立的政权一律非法;治理国家必须靠文人‘公知’，不靠文人‘公知’做的事一概推翻”;重建对文人“公知”的迷信：“天上的文曲星是惹不得的”;使文人“公知”重获“解释世界”的绝对权威。

　　第二，杀一儆百，让后世当权者没人敢学习毛泽东。

　　第三，制造“不上当罪”——把“拥护毛泽东罪”变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铲除异己、镇压老百姓的方便工具。文人“公知”最恨老百姓不买自己“解释世界”的帐、不上自己的当。以前只能用迷信恐吓：“不听‘公知’的要如何如何倒霉”。妖魔化了毛泽东、有了“拥护毛泽东罪”就方便多了，就可以直接利用“拥护毛泽东罪”制造“不上当罪”——谁不上当受骗谁就是“毛左”、“文革余孽”、“极左暴民”，就可以直接镇压：“民主了暴你菊花”、“民主了杀你全家”、“早晚绞死你们”……

　　第三，家畜化愚民再教育，剥夺老百姓的思考权，把毛泽东给老百姓的文化和智慧全部夺走——把一切胆敢独立思考、胆敢怀疑“专家”的想法全部斥为“极左思潮”、“毛泽东罪影响”，树立起“一切由专家说了算”、“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考虑”的舆论大环境，让老百姓一天到晚只知道听“专家意见”、“专家分析”、“专家说”，此外什么也见不到听不到，什么也想不到，连见了老人跌倒该不该扶、两口子财产该怎么处理之类常识性问题都不敢想、不敢做主而只会下意识地找“专家”，久而久之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脑子，还可以分析思索，最后思维能力退化，一切问题听专家的，听“解释世界”的人的，把毛泽东给予老百姓的自信和常识全部重新夺走，使老百姓变成只知道听专家吆喝、只知道“得儿”、“驾”、“喔”、“吁”之类口令的家畜。

　　第四，重新确立靠文人“公知”愚弄老百姓、靠文人“公知”分权挟制军队的权力体制，让中国重新陷入“唯武则叛、唯文则烂、叛则内战、烂则动乱”的千年死循环中去。这样才能使文人“公知”重新左右逢源：天下统一时要靠文人“公知”愚弄百姓挟制军队，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时要“三顾茅庐”靠文人“公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打天下，不管怎样文人“公知”都不吃亏。

　　第五，确立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力——既然毛泽东那么坏，那毛泽东建立共产党就必须解散，毛泽东建立的共和国就必须推翻，就必须“一切权力归‘公知’”。只要把一切“改变世界”的行为方式全部纳“拥护毛泽东罪”，就能一下子使“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人人有罪，勒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力就自然而然确立起来了。

　　第六，推卸责任——文人“公知”不管如何胡作非为后果如何严重，都可以把一切罪恶推到毛泽东身上，说是毛泽东罪恶的后果。这样一来，文人“公知”可以随心所欲不负任何责任。

　　“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文人“公知”妖魔化毛泽东是自己的利益需要。从以下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和文人“公知”的要害区别。如何评价则取决于每个人的利益存在：

　　——毛泽东：“人民万岁!”

　　——文人“公知”：“你就不配活着!”

　　——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文人“公知”：“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95%有破坏性”、“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

　　——毛泽东：“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文人“公知”：“劳动不创造财富”、“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文人“公知”：“‘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垃圾人口”、“优胜劣汰”、“改革代价”、“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

　　——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文人“公知”：“唯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毛泽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文人“公知”：“‘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文人“公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是自我中心的”、“自私是人的本性”、“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

　　——毛泽东：“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文人“公知”：“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对刁民决不能手软”。

　　——毛泽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文人“公知”：“工匠式技术思维”、“中庸之道”、“难得糊涂”。

　　——毛泽东：“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文人“公知”：“三百年殖民地”、“劣等民族劣等文化”、“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

　　——文人“公知”：“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民主了暴你菊花”、“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制定《极左言论制裁法》”、“早晚要绞死他们!”……

    　附录一.双石：兵家泰斗毛泽东

　　兵家泰斗问谁属?如果用这样的题目设问，相信会有多种回答。譬如有人立马就会举出拿破仑、朱可夫、蒙哥马利、隆美尔、古德里安、巴顿……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战争统帅，从战争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同时代兵家中的皎皎者。可能还有人会举出卡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约翰.弗里、德里克.富勒、安.薄富尔、安托万.约米尼……等等，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从战争理论的层次上来说，他们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军事思想的先驱。

　　然而，泰斗级的兵家，应该是战略级别和谋略层次的战争艺术的全能大师。很荣幸，这样的兵家泰斗，不多，出自我们的国度就有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古有孙武子，今有毛泽东。

　　孙武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其《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刊印最多的兵书，也是影响最为持久的兵书，甚至在象发生最近的海湾战争，你也能从多国部队的军人们手中发现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兵书。孙子的遗憾是其战争实践活动不多，不光是无法与现如今的军事大家们相比，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帅相比，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也不会太靠前。

　　那么毛泽东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泽东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他从千余人的农民队伍起家，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直到成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他平生直接或间接指挥了四百多个堪称经典的战役和战斗，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文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战争为主体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指挥他一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与内外敌人作战二十余年——包括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非常强悍的军队，歼灭敌军千余万人;他领导他一直都处在弱者地位的国家和人民，一直都在战胜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象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样，在连续22年的严酷战争中，都是在劣势的情况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

　　试问这还不叫奇迹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称作奇迹呢?

　　有人读了几本洋人的书，每每言必称巴顿。事实上，巴顿整个一生的作战经历不超过3年，而毛泽东麾下的我人民解放军授衔时的千员战将，哪个不是15年以上的作战经历?从土地革命战争参加革命的红军将领，一生作战已不能用“身经百战”来形容，而是货真价实的“身经千战”——据已故肖锋少将留下的日记所载，他平生作战1365次。这，大概可以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而且，肖锋将军肯定不是我军将领中作战纪录最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几千个“巴顿”。而纵观第二次大战中美英苏等强国军队和将领的表演，除了在战争强度上胜我一筹外，无论从战略的远视，谋略的高明，斗争的复杂等方面，都不能与毛泽东所指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相提并论。艾森豪威尔、朱可夫等著名统帅都是其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的保障之下去指导战争的。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之，非善之善者也”，这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而毛泽东的条件则简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一切本钱都要自己凑，要边凑本钱边打仗，这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毛泽东这样的兵家泰斗，古今中外，谁人能匹?我们身为中国人，为能在我们的国度产生这样的兵家泰斗而骄傲和自豪。令人难已理解的是，有人不光睁着眼睛看不到我们民族的英雄和伟人，还跟着别人瞎起哄去抵毁他、贬损他，这的确是非常可悲的。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让某些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美国人觉得还有作用，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创立的新中国在他们心目中那种举足轻重的份量棗试想，如果中国还是50年前那种萎糜的形象，他用得着费那么大神来说三道四吗?还用得着祭起中情局与李志绥这等角色来炮制所谓“私人医生”的天方夜谭吗?

　　毛泽东，为病弱古国振军威，让一个趴在地下任人宰割的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历史功绩谁人能匹?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专门为弱者提供的战胜强者的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所有统帅中，就指挥战争的时间之漫长，规模之浩大，情况之复杂，内容之丰富，条件之艰苦而言，毛泽东都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军界公认的兵家泰斗拿破仑，一生从事战争二十余年，从一个炮兵少尉直到法兰西皇帝，指挥过60个战役，其中有少数是以少胜多的，其对手也很少有超过自己一倍以上的力量。而且，拿破仑自己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有流传下来的几百条语录。如果与毛泽东相比，那就只能是“稍逊风骚”了。笔者斗胆妄言，就凭毛泽东成名之作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也足以让拿破仑叹为观止，狠狠地嫉妒一回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毛泽东所指导的革命战争，也毫不逊色于其它强国。

　　苏联的卫国战争，该是战争史上无以伦比的宏篇巨制了吧?然而从双方的投入和战果来看，苏军的战略指导却很难称之为高超。苏军总兵力一直占优势，装备水平也不弱于对手，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占优势，可作战付出的代价却高于德军。比如人员伤亡和兵器损失，就大大高于对方。

　　美、英、法等国也好不了哪里去，即或是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等名将，其取胜的前提无一不是已方军力远优于对手。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远在中国黄土高坡窑洞中穿着破衣烂衫的毛泽东需要面对的对手，却远不是大自己一倍两倍的概念。区区数万兵力，要在敌伪顽夹击的环境中生存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发展壮大去战胜对手。

　　有人曾说毛泽东沾了日本人的光，其实这是一种最没出息的人看着人家成功说出来的混账话，和毛泽东同时代的各路豪杰，哪一个不比毛泽东的本钱大?可这些人怎么没沾上日本人的光?国军当年在敌后滞留下来的近百万部队，为什么没有象新四军八路军那样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起来?面对一个已经很凶悍的对手的同时还要面对另一个随时瞅冷子在背后下刀子的“伙伴”，试问谁能有这样的气魄和胆略应对裕如?还有人声称，共产党是沾了西安事变的光，要没张杨犯上作乱的西安事变，共产党早让蒋先生给灭喽。说这话的人真该好好学学历史，知道张杨之前是谁先跟共产党套近乎的么?是蒋先生自己!蒋先生早在1935年部署对共党军事围剿的同时，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杨不是了解到蒋先生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战胜的力量，他们是否会考虑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再进而推想，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全面抗战尚未展开，如果蒋先生有力量有决心，依蒋先生之脾气，何以还要留这无穷的隐患，而要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八路军军区区数万兵力真象有朋友所说的那样何足道哉，蒋先生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还不得不同意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的独立的军权与政权?试比较一下1949年的国共谈判，那会儿，蒋先生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终不可得。

　　把握形势和机会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全面抗战那会儿，一遇上日本人和蒋先生眉来眼去暗递秋波之时，最先被出卖的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可笑到最后的是谁?蒋先生当年总骂共产党的靠卢布喂大的?可是细究起来，蒋先生拿的卢布是共产党的几百倍，且不说当年黄埔军就是苏联装备起来的，蒋先生的中央银行是一千万金卢布奠的底!而同时期的中共却只在北伐那几年每年从共产国际领过几十万银元，蒋先生和共产党一翻脸，共产党这份钱就没地拿了——关山阻隔，蒋先生的队伍封着哩，想拿也没法拿。而蒋先生可是照拿不误!抗战那年头，蒋先生独揽了几亿美元的苏援，共产党除了从老毛子那里领回几次文件来，也就只能星星点点得点零头，最大的一笔也就是王稼祥带回的30万美元。难怪那会儿延安的人们常常自嘲：“书本给了无产阶级，银子给了资产阶级。”

　　至于抗战胜利，中共也就是在东北从老毛子手中得了三十万支日本步枪，还大部分是连偷带抢，还有不少是通过金日成从朝鲜弄回来的。而我军从蒋先生手中夺得的枪棒棒是三百万支。你看从天安门前走过的解放军部队，拿的是什么家伙?日本家伙，美国家伙!——那可都是蒋先生送的。连刚穿上军装的我军士兵们都会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连最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也说了句公道话：“中共既使有苏援，也不能和蒋先生的美援相提并论。”

　　试问，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下铸造了一支无敌的铁军，不叫奇迹叫什么?

　　倘不论战争的强度(强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不是毛泽东决定的)，毛泽东的谋略高明，战略的远见，战术的灵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有人把世界列强的军事指导艺术分为美英为代表的技术型、苏联为代表的力量型，那么中国为代表的就是最高层次——谋略型。以此为据，有人曾戏言，让诸葛亮与巴顿在同等情况下对垒，巴顿极有可能败北!同样，毛泽东彼时倘有美英苏等国的物质力量，和彼辈对垒，鹿死谁手，谁能测之?

　　“图书馆的书架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痛苦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的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象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其著作《毛泽东的战略》开篇就发出了这一连串的惊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提醒人们：“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于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于中国的著作。这并不是偶然的。苏联的势力扩张，主要得力于政治斗争的巧妙运用，以及德国在中欧垮台后所造成的许多有利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全部胜利，或更确切一点地说，他们之所以能维持生存，其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利用军事行动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这位国际关系大师还警告西方：“如果你对毛泽东一切都不记得了，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的经验的一个。”

　　毛泽东，既是一位军事理论巨匠，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战争艺术大师。毛泽东众多的军事理论论著，奠定了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军事思想的基础，培养出许许多多著名将领，至今仍是现代中国军人学习军事，了解战争，研究战争的钥匙，并常年置之于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军人的案头。毛泽东一生指挥过众多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小战斗，更是现代中国军人引为自豪的战争艺术精品。

　　西方军事学校目前学习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学习战争史，读战例，这就使他们比我们许多似乎懂很多现代战争知识的人更注重从巨人们身上汲取战争艺术的养料，而我们一些人，看了几本洋人自吹自擂的传记什么的，凭着对军事历史的一知半解，盲目就对人家顶膜拜礼，而对自己国度产生的伟人妄加褒贬，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赫鲁晓夫，苏联军方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极为反感，说：咱在大兵团机械化作战的时候，毛还在玩红缨枪呢!替他吹呼什么?遂停止发行。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赫氏浅薄和无知。

　　对于战略家来说，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就你所玩的家伙，去挣到你想要的东西。表述清楚一点，就在客观条件界定范围内，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就象一个生意人一样，本钱雄厚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本钱小挣大钱才算真功夫。倘若你老毛子也只是玩红缨枪的条件，你是否还能象毛氏一样玩出个天下来?军备和技术可以日新月异千变万化，而思想的火花却光艳夺目永恒不朽棗否则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还被今天的军界奉为圣经宝典?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头号强国的军队，在打最现代化的海湾战争时，还要捡起孙子的法宝?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又岂止是游击战的大师。游击战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让正规军事家们所不耻、视为“旁门左道为”的游击战在战略思想的圣殿登堂入室，则是毛泽东的非凡贡献。遍查打上了毛氏鲜明烙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无一不有毛泽东所擅长的大规模运动战的胎记。毛泽东的游击战，是上升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是包含了战略进攻战役迂回包围战术突击的游击战。战争史上所有的游击战争，无论从承担的重负、起到的作用和规模的巨大等皆无法与之同日而语。

　　与草寇之举更有天壤之别，无统一协调无统一组织无调度配合的游击战始终不能成就大气。有人曾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敌后是“游而不击”，以致“坐大”。殊不知，在强大的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必然会和敌人发生根本冲突，招致敌人的围剿和扫荡。倘毛氏真是“游而不击”，焉能“坐大”?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又要消灭敌人。这种题目，不是谁都能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以平型关战斗为例，象那种两头都是敌人的缝隙中设伏，当时也就只有毛氏的队伍敢作这样的表演，这是战略思想的影响所致。纵观国军在抗战时的全部上佳表演，鲜有向敌后大踏步的战略前进，连战役性的迂回动作都很少，多是正面硬顶，下层官兵固然英勇，但牺牲巨大也让人扼腕。向敌后迂回这种动作，风险很大，非有胆略和才力者不能为之——尤其是战略动作。否则国军滞留敌后的百万部队，怎么会是要么投敌“曲线救国”，要么在敌伪的剿杀中自生自灭(只有傅作义部在绥远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而唯共产党的军队是蓬勃兴旺呢?曾是国军悍将的卫立煌将军也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

　　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给美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打击，同时向英美宣战。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在中国黄土高坡的窑洞中有一个中国人在发表他对世界战争局势惊人的预言!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时这样说：“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有利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德亲日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加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欧州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亚洲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在两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彼时距珍珠港战事爆发后仅几个小时，日后的战争进程竟被他完全言中!这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几天后，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更完整地构想了战争的进程：“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本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德之可能性。”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彼年彼月彼日彼时，没有一个人能产生出象这样完整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构想。而蒋先生呢，此时还在做着让英、美将战略重点放到亚洲来的一厢情愿的美梦。作为战略家、军事家，放眼世界，同时代人再无出毛泽东之右者!他之所以创造出让世界匪夷所思的奇迹，实在是历史的选择!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毛泽东指导战争与其它同时代的统帅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是从战役指挥起家的，他在后来进行战略指导的同时，也对每一个具体的战役，为战场指挥员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斯大林等统帅指导战争，主要是通大本营总参谋部实施，斯大林本人进行战略决策，从不参与战役指挥。而毛泽东除了进行战略决策，还对每一个战役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甚至连电报也自己起草。这在二战中的战略统帅中你肯定找不到第二个!同时还非常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每封电报最后都有“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有心者不妨读读《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那些闪烁着思想火花的奇招妙数，看看那些战争艺术的杰作是怎么来的。从辽沈战役策划过程中，毛、林之间往返多达百余封的电报中就可看出，毛泽东从不强拧不甜的瓜，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惜等待，一定要战场指挥员从根本上理解自己的战略构想。这在苏军是不能理解的，发个命令就得了嘛，讨论什么啊?

　　斯大林从来不这样。抗美援朝期间苏联顾问就曾对代总长聂荣臻说：“这叫命令吗?”聂答：“毛泽东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领导我们打胜仗得天下的，你们不懂!”出身行伍的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粟裕、陈赓等战将对毛泽东从心悦臣服衷心拥戴直到顶礼膜拜，首先是缘于对其战争指导艺术的认识和倾倒，缘于其“用兵如神”。如第二次反围剿后彭就说“还是摇鹅毛扇的人厉害”，至于林彪，那根本就是毛一手裁陪起来的。有人说毛只会“将将”不会“用兵”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别的甭说，光说那些行伍出身正经进过科班的战将，你没两招谁会服你?你光会将将谁搭理你?——毛泽东最先就不被行伍们搭理——最早和毛泽东合作的余洒度等黄埔生就因瞧不起毛泽东而扬长离去，最后投了蒋。而历史却选择了伟大的军事天才毛泽东，而余洒度也就混了个象牛毛一样多的国军少将，最后还被蒋先生摘了脑袋!毛泽东带领泥腿子们造反那会儿可不是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红军发展的事实也说明，无论是建军还是打仗，离开了毛泽东就有问题。有了毛泽东就有声有色，这是中共将帅们通过事实比较作出的选择。事实证明，毛指挥小部队游刃有余，指挥百万大军亦得心应手;转战陕北，既指挥警卫部队让统帅部充当诱饵，又指挥陕北战事遥控全国战争，一心三用，这是何等的磅薄气慨!又是何等具有科学态度!请问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吗?有朋友褒扬被毛泽东思想体系武装起来培育起来的将领，却贬斥创立了这个思想体系的人，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么?笔者当时因工作原因，曾多次与当年跟毛麾下的战将探讨，他们说起毛的指挥艺术都素然起敬。当年我与红26军的李赤然将军(55年少将)交谈，他说起毛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的——包括毛等候敌人几天不致时毛跟他们作工作——情况非常激动和振奋，“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这样的话他反复重复了数遍。

　　毛泽东用兵如神，是一句带有文学色彩的褒扬。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出的招有高招，也有不那么高的招，比如他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斗就是个失利战斗——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是这样——如果说用兵如神就是判断上不出一点毛病的话，我估计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既没有用兵如神的人，也没有将将如神的人。说毛泽东用兵如神，只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毛泽东极善于因势利导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譬如前言的土城战斗虽失利，毛就审时度势断然撤出;一渡赤水调动敌人，最后演出了四渡赤水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神来之笔;再如在很多人眼中，皖南事变是中共的大悲剧，中共的力量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损失。可毛泽东却因势利导，发起政治攻势，重建新四军军部，把新四军从带有统一战线色彩的军队变成了由中共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使其在大江南北迅猛发展，成为日后与蒋争天下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便后来壮得不得了的林彪，其麾下战将和王牌劲旅也有不少来自华中新四军。又如解放台湾搁浅攻金门不克，后来却因势利导干脆不攻，演出了金门炮战这样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杰作。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我们既能找到大量军事战场的传世之作，也能见到大量的以其它斗争方式配合军事斗争的高妙之笔。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了毛泽东指导战争不同于一般统帅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一生军事生涯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形容：当一般统帅把注意集中于战场时，他却能跳出战场的有限范围，看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见不到刀光血影的斗争方式信手拈来，结果换来了一般统帅不敢想象的战场胜利;而当一般的政治家仅把注意力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时，他又能跳到战场上去，利用军事打击去为政治斗争开劈道路，提供后盾，从而常常得到一般的政治家不敢企望的收获。超越军事的政治指导，善于用军事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用政治方式去加速军事斗争的进程，或许就是他一生在军事领域里能获得比一般统帅更大成就的关键。

　　有人把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归结为打运动战，归结为“十六字诀”，归结为“十大军事原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的真谛所在。尽管他确实是一位运动战和游击战大师。自古以来有许多这样的“秘诀”，譬如“三十六计”，熟读“三十六计”的人多如牛毛，能大谈特谈“三十六计”的人也不稀罕。可真正能在战争中措置裕如，自由往来者又有几人?毛泽东有超人的指挥艺术，不在于他背过或说出过多少秘诀。而在于他能根据环境和条件，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战法。比如在朝鲜，就打了他一生都在避免的阵地战，打了他一直反对的“短促突击”。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并不在几句秘诀上，也不在于他创造了什么具体的打法，而在于他尊重实际和批判地接受他人的理论和经验的思想。毛的某些具体的打法当然不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毛的思想只要在，他在四川或别的什么地方就会创造出四川地打法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打法。实际上，毛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总结了徐帅等四川的经验。我因工作关系，与徐向前元帅传记组的同志有过接触，据他们说，徐帅非常严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非常尊崇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至于林、陈、粟等将有不同意见最后按其意见办取得胜利这很正常，而且毛太喜欢这种将领，毛也鼓励这些将领大胆陈述意见。不存在所谓抗命问题;同时，毛很少下硬性的死命令，“行动方向让你们自决”、“熟筹见复”、“视情况且酌定”等，给战场指挥员以充分的机断行事的余地，这是毛泽东军事民主和指挥艺术最高明的地方。而且就总的来说，毛的战略指导确实要高出众将一头，比如粟裕只有战役企图的“小淮海”，到毛这里就被升华成了“大淮海”，最后酿成战略总决战的。而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战略和战役的指导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不得了，可以称作奇迹了。毛的战略预见绝大多数都得到也事实的验证，这在古今中外的将帅中有几人能达此境界?如果有人告诉你某某某从来不打败仗从来不失算，那是扯蛋!这种人要么就是没一辈子没打过仗，要么就是一辈子就打过那么一两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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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黎阳：毛泽东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

　　摘自《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中国的“普世公知”》(有修改)

　　黎阳

　　2013.7.28.

　　当世界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时，中国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中国都远远落后于时代。

　　如此巨大的差距就是宋朝以来“文人吃香”的历史产物。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断挨打、不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得不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不得不承受战场上人员的惨重损失、“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杀光、抢光、毁光”……

　　五百年的巨大历史差距，错过三次军事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被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27年内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五百年来第一次，中国抓住了世界军事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并迅速追上，避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继续上演。在世界跨越机械化战争时代进入核战争时代不到20年，中国就从一穷二白一无所有迅速建立起了一支精干的、各类核弹、导弹齐全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的体系，有了完整的核武库，完整的导弹运载技术，为今天的中国赢得了尊严和安宁，也为今天的中国赶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进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为中国军队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高起点。1949年以前，中国靠市场经济、靠私营企业拼命了上百年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要害工业体系;1949年后靠计划经济、国营企业几个五年计划就做到了。

　　为了赶上这一次新军事革命，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进行了高超的战略运筹。利用美苏冷战对峙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在不到十年时间，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争分夺秒，完成了中国核武器体系的构建，赶上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

　　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航空工业为零。坦克工业为零。潜艇工业为零。导弹工业为零。大口径火炮工业为零。电子雷达工业为零。汽车工业为零。精密机床工业为零。重型机械工业为零。核工业为零……凡涉及高、大、精、尖(高级、大型、精密、尖端)的工业几乎全为零，完全称得上“国防工业的沙漠”、“不毛之地”——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毛泽东逝世时，这些“零”全部不复存在。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了系统完整、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都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一个地建，而是成龙配套一个体系一个体系地建——主机、辅机、设备仪表、加工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量具刃具、工装卡具……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成套全面建设，同步创建了一个复杂而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一个地建，而是一个工业系统一个工业系统地成套全面建设。尤其象中国“一五”期间156个项目那样整个工业成体系地大规模成套引进建设，世界历史上从没见过，今后也未必再有——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哪个国家会如此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向别人复制转让自己主要的工业体系。苏联当时肯这样做，关键的关键是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也是包括毛岸英在内的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性独一无二的特殊优惠(那些歪曲诅咒抗美援朝、污蔑诽谤毛泽东“闭关锁国”的文人“公知”们当然永远不肯承认这些)。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时代不仅仅是建设了一批工厂，而且是造就了整个的中国工业体系，造就了一个阶级，几乎从零开始教育培训锻炼出一支完整的国防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军。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开始时文盲充斥，高精尖技术力量几乎为零，国防工业的“硬件”是沙漠，“软件”也是沙漠，根本就没多少技术力量和技术工人。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把大量祖祖辈辈目不识丁、一盘散沙的农民教育培训成了能胜任国防科研生产需要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力量和产业工人，给中国培养出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使中国从而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毛泽东就这样硬是把中国从“国防工业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种能“长”出各种先进武器的“果实之树”的国防工业的“良田沃土”。

　　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按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实行以规章制度为主的大规模产业管理，必须克服散漫随意马马虎虎无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陋习。可以说这是一切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唯有中国在毛泽东的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地翻过了这道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都还没真正翻过去。

　　通过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科学管理、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意识和实现工业化必不可少的常识、作风、养成、习惯等“软件”第一次大规模在中国扎下了根——不能只看见“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那156个有形项目等“硬件”，看不见那156个项目背后无形却更有意义的“软件”，以及这些“软件”给中国社会中国人带来的深刻变化：它不仅把中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一下子大规模地带进了现代工业社会，让中国人全面地、系统地、从上到下学到了现代化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管理知识，而且对中国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础性工业化培训;不但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大批培养出具备现代科研、现代管理、现代生产基本常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毛泽东在中国人中培养起了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包括自觉认真按技术规定工艺流程办事的风气，使中国从此真正从农耕社会迈进了工业社会的大门。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抓住了这独一无二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国不可能从一个长期停滞不前的农业古国迅速转变为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现代国家。而没有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使中国树立了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了中国也消化吸收不了，不可能克服懒散粗疏的农耕社会习惯、在工业界普遍培养出“自觉一丝不苟”、“严格按工艺流程办事”的精细作风。

　　(而这一切能成功又归功于毛泽东狠抓的各项基本建设：大规模普及教育、扫除文盲、迅速提高老百姓的文化水平;缔造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由这个党和这个军队派出骨干力量管理新建工厂，从一开始就以党和军队为榜样在工业部门树立起纪律严明的作风……)

　　这使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工业化改造，用现代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精密认真取代农耕社会的散漫粗放。中国工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脊梁骨，工业化从此在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具备了生命力——以前中国人只能在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若干局部工厂里给外国人当小工、当苦力、照着外国的葫芦画瓢，如今则头一次具备了大规模独立发展自己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具备了从此源源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的经验和能力和源源不断教育培训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要求的新工人新技术人员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从此有了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这是一切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最要害的区别。没有这种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买几个依赖别人才能勉强运转的支离破碎的工厂成不了什么气候，别人一翻脸你的工厂全没戏。只有有了这种能力，才算迈进了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门——一切机器设备技术都会过时，唯独这种能够大规模自我发展工业的经验和能力永远不会过时。这种经验和能力是西方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才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武功秘笈”，不会也不可能手把手地大规模转移传授给第三世界国家——看成就，固然要看“硬件”，但更要看“软件”。没有“软件”，“硬件”等于废铁。没有合格的国防科技人才和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即便得到先进的技术、买到现成的工厂也造不出先进的产品。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这种工人技术养成上的差距就是致命的差距。而这是绝对不可能引进的。人家决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要克服这种差距没别的办法，只能也坚持不懈，也靠几代人慢慢积淀。

　　中国和印度都在六十年代初引进了前苏联的米格—21。中国得到的技术资料还是残缺不全的。但中国不仅吃透了米格—21，从米格—21发展出整套歼—7系列，而且超越米格—21，花样翻新搞出了歼—8和FC—1(枭龙)。而印度迄今仍然没吃透米格—21，想改进设计还得请外国人帮忙。要论“开放”、“与国际接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印度比中国得天独厚多了。但致命问题是基础不扎实：没有象中国那样成体统地培养出技术精湛、纪律严明、管理严格的产业技术工人大军和科研生产技术队伍，所以尽管外部条件虽优厚，却始终“消化不良”。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毛泽东建国伊始就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和工业化基础改造培训，使中国从而既具备了迅速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的能力，又具备了独立研发新产品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中国引进苏联的米格—21，便消化制造出歼—7，进而又发展出歼—8、FC—1(枭龙);引进苏联的图—16，便消化制造出轰—6;引进俄罗斯的苏—27，便消化制造出歼—11;引进法国的SA321“超黄蜂”，便消化制造出直—8K、直—8KA;引进法国的海豚直升机，便消化制造出直—9WZ。不仅引进，还自行开发研制出运十、歼—10、歼轰-7(飞豹)和教—8。毛泽东就这样硬是把中国从“国防工业的沙漠”改造成可以栽种能“长”出各种先进武器的“果实之树”的国防工业的“良田沃土”。印度没这样的经历，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只有中国有，因此二十世纪只有中国成功地从农耕古国迈入工业化国家之门。没有这样的经历，今日的中国工业水平决不会比印度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更高明。

　　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变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国，之所以能靠出口加工挣那么多外汇，仗的全是毛泽东留下的底子——破除传统陋习、树立“从上到下都自觉按原则规定办事”的风气、按现代化发展的长远需要、全局需要，“全国一盘棋”，扎扎实实地搞政权制度建设和经济、国防、科学、文化建设、“一边倒”和“抗美援朝”带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自力更生实现技术积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技术养成……没有这一系列脱胎换骨的转变，今天中国想靠出口给别人打工也没人要——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工人技术养成上的差距是致命的差距。而这绝对不可能引进，人家决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要克服这种差距没别的办法，只能也坚持不懈，也靠几代人慢慢积淀。没有这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你的工业加工水平不会比印度、非洲或拉美强到哪里去，至于接二连三推出让人另眼相看的高科技新武器新装备更是想都别想。

　　那些毫无基本的科学训练、毫无理工常识、对工业化社会的运行规律一无所知、高高在上毫无实践经验却自以为是大叫大嚷“文科专家治国”的文人“公知”们永远看不到、想不到、理解不了也不肯承认这个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带领中国迈过了最难的一道坎，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大门。因此他们虽然恬不知耻用“中国今天外汇储备世界第X”来嘲笑贬低毛泽东时代，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同是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同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国有能力当“世界加工厂”而其他国家不能。

　　(当年“发展工业技术的经验和能力”的大规模转移传授都发生在国营企业，中国工业的脊梁骨——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都集中在国营企业。虽然如今“国营企业”被弄成了“国有企业”，但元气还在，底子还在，还没彻底伤筋动骨，还能支起中国工业的一片天——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撤不撤没太大关系，你走了中国人自己也玩得转。一旦“国有企业”也被搞垮，中国的工业脊梁骨就彻底垮了，研发精华、加工精华、技术精华、管理精华等等就全完了，外资企业一撤中国人自己什么也玩不转，非趴下不可。因此要消灭中国工业的生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中国工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就必须彻底消灭国有企业。文人“公知”拼命叫嚣取消国有企业，说明他们眼光很准，手段很刁，专拣要害下刀子。)

　　毛泽东不仅使中国人克服了农耕社会各种陈规陋习，而且使中国知识分子克服了自古以来的文人劣根性。

　　中国文人最坏的毛病是光说不干、说一套做一套、撒谎不当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文人相轻、内斗不休、毫无凝聚。这一切是“靠主观夸张吃饭”的产物。只要是只为自己谋利益，这一切就不可避免——文人靠主观夸张吃饭，主观夸张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把关，就必然演变成满嘴撒谎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文人如果只为自己，那就没什么理由用实事求是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没有利益需要。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解决了这个问题——认同为人民服务就会用实事求是指导约束自己的主观夸张，因为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实事求是——靠主观夸张吃饭的人为利益需要实事求是的人服务才会认同实事求是;为利益需要撒谎的人服务则必然撒谎。

　　文人“公知”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一切生存必须只能来自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方式要么通过向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提供服务而等价交换，要么倚仗权势巧取豪夺。靠提供服务等价交换的即“为人民服务”，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即“与人民为敌”。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恩赐施舍，而是一切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知识分子获得生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必要手段。所以毛泽东要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区分敌我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我们看人的时候……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是否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知识分子生存的合法性、正当性、克服劣根性，而且关系到知识分子的聪明智慧能否发挥。

　　只为自己的知识分子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不需要别人的配合，不需要集体协作，相互之间利益矛盾，只有竞争防范，没有齐心协力，个人的智慧相互抵消，因此整体智慧小于每个个体。所以“一个中国人是龙，三个中国人就成了虫”。

　　认同为人民服务的人有共同利益，能够齐心协力，相互共同之处大于矛盾之处，个人的智慧能够相互迭加，因此整体智慧大于每个个体。所以“集体的智慧大于个体”、“人民的智慧力量无穷”——同样的人，同样的智商，为集体谋利益与为个人谋利益所能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完全不同。

　　中国能从古老的农耕社会迈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大门最难翻过去的一道坎，不光是因为毛泽东改造了农民，使上百万祖祖辈辈习惯粗放耕作自由散漫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成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产业工人，而且因为毛泽东改造了知识分子——用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培养出无数克服了中国文人“公知”的劣根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认同自命“精英”而认同为人民服务;不认同光说不做而认同说到做到;不认同脱离实际而认同实事求是;不认同脱离群众而认同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认同文过饰非而认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认同“难得糊涂”而认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使科学严谨的文风、学风、作风在中国社会蔚然成风。而这些是从古老的农耕社会翻过最难的坎、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最不容易普遍养成的因素。

　　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五百年中唯一一次追上世界军事革命的战略奇迹?因为新中国的领导毛泽东具有远大的战略目标，用毛泽东思想激励凝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高瞻远瞩纵横摆阖，利用冷战和美苏对立的矛盾，硬是从美苏包围的铜墙铁壁中劈出一条通路杀出重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敌人的空隙里建立的，中国的原子弹也是在空隙里爆炸的。

　　历史曾不止一次给了中国急起直追弥补差距的机会，但都被中国的文人“公知”浪费掉了。最后的一次最佳历史机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争分夺秒开始工业化基本建设绝好机会。但那几年中国忙了什么?军阀混战。卖了点轻工业品。搞了点廉价劳力输出，让文人“公知”养尊处优——把历史性大风暴之前的平静当“世外桃园”，优哉游哉卿卿我我。近代中国唯一的一次赶超弥补历史缺课的黄金时机就这样被浪费在“民国范儿”们的风花雪月上。今天的“公知”们还恬不知耻说民国如何如何先进功劳如何如何大——如今充满欣赏的“民国范儿”是用后来的30年中无数老百姓的命换的，是用比黄金还宝贵的历史机遇换的。等世界大战结束、列强腾出手来收拾中国，这段短暂的“田园诗”的日子就再也不存在了，历史证明，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错过了那次历史机遇，中国想平平安安弥补历史差距的环境再也不存在了——日本入侵、二次大战、美苏冷战、两大阵营对峙……

　　中国能迎头赶上弥补500年的差距，全靠毛泽东高瞻远瞩纵横摆盍，领导中国人利用冷战和美苏对立的矛盾，硬是从美苏包围的铜墙铁壁中劈出一条通路杀出重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包围圈打开一个缝隙实现了工业化，爆炸了原子弹。

　　“神十”王亚平的太空授课生动地显示了中国自毛泽东时代起对世界先进水平奋起直追的最新进展。王亚平太空授课长达40分钟——40分钟，飞船正好跨越半个地球，相当于一枚洲际导弹从中国发射到美国。整个授课过程毫无间断，画面清晰，音质良好，这意味着长时间、大容量、高稳定的天地通信、全程控制、稳定无缝的数据传输，意味着中国军事航天卫星跟踪与数据中继传输系统(TDRSS)的强大能力，意味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通讯卫星技术——数据中继卫星技术，意味着中国有能力通过实时卫星侦察系统对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地球另一端实施实时侦察。这是一个航天强国的绝对标志，是硬实力的展现和炫耀。(我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有此能力。如果没有，那么当今世界有此能力者似乎唯有中国和美国。)

　　看看这些，想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还不得不习以为常象“渡江侦察记”、“鸡毛信”里描述的那样，靠抱着木盆游长江、靠赶着羊群做掩护用人命为代价拼死传递情报信息，而仅仅几十年中国就有了如此天翻地覆的惊人变化;想想两弹一星，想想中国今天能跟超级大国一较短长的处境，想想上述戴旭列举的抗日战争时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惊人差距，想想当年斯大林的话：“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想想美国小说《战争风云》里的论断：“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战斗力量是个大规模的工业进程。它需要物资、人力和时间，不管政治领袖们做出什么样夸夸其谈的宣告。”——只要稍微讲点实事求是、稍微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领导中国用27年就弥补了500年的差距，不能不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性贡献。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如此评论：“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这可不是“普世公知”之类文人阿Q自吹自擂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来自敌手不由自主的评论。连最强大的对手都承认把中国从“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变为“可怕的对手”的不是别人，不是国民党，不是“蒋委员长”，而是毛泽东。就凭这就可以说，毛泽东伟大。就凭这就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日子再苦也值。就凭这就可以说，咱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有充分的理由为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在毛泽东领导下对弥补中国这500年的差距、对把中国从“软弱无能的国家”变为“可怕的对手”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有所奉献，不无微劳，至少没扯后腿。就凭这就可以说，咱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这辈子没白活，没白到世上走这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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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数学：现在说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应当是历史篡改主义

　　我认为，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并不好，没有反映出当局想要说明的事实。而我这里提出历史篡改主义，这个词，“历史篡改主义”，是由强国论坛的数学网友在历史上首次提出。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反对使用历史篡改主义，而非要使用“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呢?

　　我以为，重要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应当是会自己发明一些术语的，或者说，能不能够发明一些术语，是这个人是否为重要的科学家的标志。

　　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我们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是能够发明一些学术性的术语的，而且是历史上人类首次提出。

　　比如说，本本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发明的一个词，所以毛泽东要专门写一篇文章叫《反对本本主义》，我觉得这篇著作很好，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我国的科学理论长期上不去，就和这个本本主义有关系。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不知道有本本主义这种东西的。毛泽东还发明了其它的一些术语，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毛泽东发明的自由主义这个词，并不是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而是毛泽东自己的独创。

　　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学者都是有一种风气，就是不敢自己发明术语，因此都是要去外国的书去查，然后外国有的词，用在自己这儿。例如，美国有美国梦，因此中国的文人就相应地发明中国梦。而历史虚无主义是外国人想出来的词儿，也被中国的文人发明了用在中国。

　　但是，如果我们不必学洋人，也可以自己发明一些术语的，我这里就发明了一个，叫历史篡改主义。

　　因为，现在说的那些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并不光干历史虚无的事情，还干历史虚有的事情，就是说，无中生有，历史上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可以通过艺术创作搞出来。所以我才认为叫历史篡改主义比较好。

　　而且，历史篡改主义渊远流长，其实中国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人就一直在干历史篡改主义的事情，能够瞎编乱造出一些历史上根本没有的事情。

　　一个例子，就是安徽省有一个凤阳县，那里有一种艺术形式叫《凤阳花鼓》，这个凤阳花鼓其实是中国文人的艺术创作，却是历史篡改主义。里面有一段唱词是这样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当然是瞎编乱造的故事，是用来恶心朱元璋皇帝的。这也不可能是历史事实，因为，任何皇帝如果坏，他也无法影响到农业收成，导致十年有九年荒。

　　那么，为什么文人们要恶心丑化朱元璋呢?因为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是农民起义领袖。可以这么认为，改朝换代如果由农民起义领袖担任，则文人们一定要将之妖魔化，朱元璋也好，李自成也好，黄巢也好，都要被妖魔化。这样的妖魔化宣传是有道理的，不然你倒是要鼓励犯上作乱吗?不能鼓励不是?所以要妖魔化。

　　通常妖魔化农民起义领袖的办法也是成熟的，那一定是要搞许多女人，要杀人如麻，要使用酷刑，等等。

　　其实，中国三部名著，《三国》《水浒》《西游》，都在搞历史篡改主义。

　　文人们篡改历史是有准则的，这个准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人”原理，就是说，是要让文人利益最大化的。那么，在一个政权中，文人利益最大化，理想的皇帝是什么?是这样的皇帝，够傻，够愚蠢，然后呢重用知识分子，虚心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因此，文人们搞历史篡改主义，就以这个为准则。

　　比如刘备，就被文人们广为称颂，因为他够傻，够愚蠢，因此知道要三顾茅庐，要听诸葛亮的话。所有的文人们的文人梦，就是一个傻领导人，三顾茅庐地来请他，给他高薪。

　　如果领导人够聪明，因此不听文人的，这样的领导人都是要挨骂的，因为，如果颂扬了这样的领导人，以后文人们哪来的生意?

　　因此曹操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所以曹操被文人们骂，秦始皇够聪明，不需要听文人的，居然还搞焚书坑儒，因此秦始皇也一定被妖魔化。

　　因为，任何在任的皇帝，手中的权力再大再大，也有一个重要的限制，就是他无法约束他死了以后，文人们怎样在历史书中写他，这一点倒是文人的绝对的权力导致文人的写历史方面的绝对的腐败了。因此皇帝死了以后，怎么写他，那就是文人手中的独一无二的权力了。

　　但是有一点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看历史，不需要去看文人们写的历史书，可以直接在网上看全体人民的发言就是。例如，二百年以后的一个普通的人，想要知道今天的中国历史，那么中国今天的互联网上的所有普通老百姓的发言，才是第一手的资料，这一点古代无法做到。

　　或者说，如果在中国的秦始皇时代就有互联网，朱元璋时代就有互联网，那么我们直接看网上的老百姓怎么评价这两个人，就要比文人们写历史要靠谱得多。

　　因此在历史学上，可以认为互联网救了毛泽东，否则的话，他就真的“死定了”。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字报?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想直接听普通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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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数学：大陆人更爱手机上网的原因在于简体字优于英语和繁体字

　　大陆人更爱手机上网的原因在于简体字优于英语和繁体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简体字的确定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和转折点，也正是因为简体字，导致了汉语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掌握，因此国内人民的识字率也是在简体字创造之后急剧上升。

　　但是在电脑普及之前，简体字相对于英语还是有一定劣势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文打字机仍然是由几千个铅字构成，如果不经过艰苦的训练根本当不了打字员。所以英语国家的作家早就在使用打字机写作的时候，我们的学术论文和小说创作都仍然是手写，俗称爬格子。

　　而在电脑普及之后，汉字的简体字就成为全人类最优秀的文字了，它优于繁体字也优于英语。这也是为什么大陆人更喜欢用手机上网的根本原因。

　　台湾媒体确实注意到了台湾省人是喜欢用电脑上网的，而大陆人则喜欢用手机上网。如果将中国大陆和美国相比，则美国人现在喜欢用IPAD之类的平板电脑上网，而中国大陆人却仍然喜欢手机上网。

　　有一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就是说大陆人喜欢手机上网，是因为买不起电脑。其实，电脑的价格也不比手机贵，尤其是，现在能够通过wifi很好地上网的手机必须是智能手机，价钱也是较贵的，同样的价钱购买一台二手电脑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为什么大陆人比较美国人和台湾省人，都更喜欢用手机上网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汉字的简体字是全人类最优秀的适于上网上电脑上手机的文字。

　　和英语相比较，汉字是二维描述信息的，而英语是一维的，这导致了同样篇幅的英语只能够表示较短的句子，如果用英语来阅读，手机的一屏其实放不下几个英语句子。大家只要想像将强国论坛的网页全部翻译成英语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知道这一点。

　　而简体汉字又比繁体汉字笔划简单，繁体汉字笔划复杂，导致同样一句话写在狭小的手机屏幕上是不容易看清楚的。这也是繁体字的使用者不喜欢在手机上阅读东西的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建国以来的汉语拼音工作的训练也是中国大陆人爱使用手机的原因。因为现在的大陆人都有统一的汉语拼音，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字的标准的汉语拼音是什么，再加上联想，因此用汉语拼音输入汉字，可以认为是天生就会。但是台湾省至今不承认大陆的汉语拼音，导致台湾省人是不会汉语拼音的，则如果他们用手机，怎样输入汉字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也是台湾省人更喜欢用电脑输入汉字的原因。

　　再比较中文和韩文及日本语，本来日本语是一种混合的语言，里面有汉字，是二维的，又有拼音，就是片假名和平假名，虽然看上去象是二维的，但是却是拼音化的，但这一拼音化，在手机的狭小范围内又显得空间不够。大家只要试试在手机上用汉语拼音交谈，就会发现不方便了许多，就是这个原理。所以日本人也应当喜欢在手机上用汉字表示信息的。韩国人也是一样，韩国人本来是禁止在官方语言使用汉字的，但也正是因为电脑和手机的普及，逼得他们使用汉字，因为汉字更为方便。

　　因此，中华民族的简体字加拼音输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这一点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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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五.网摘：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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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ZHI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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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六.黎阳：毛泽东改变了美国

　　摘自《“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

　　黎阳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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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七.无为李爷：奥巴马来中国，应该先去纪念堂

　　今天，有些逗逼，听过美国之音就兴奋认为认识了世界开启了智商醍醐灌了顶。

　　殊不知，在毛泽东时代，美国人民都是天天偷听中国之音……他们听了觉得相比中国人自己太不是人了!

　　两个论题：1、奥巴马来中国，为什么应该先去纪念堂?2、奥巴马是怎样当选总统并成功连任的?

　　李爷昨晚发了一个文章，《民主宪政的典范——美国日本英国印度的选票世袭制》，彻底揭露了所谓民主宪政就是家族玩过家家。

　　好嘛!有些逗逼就跑李爷这来逗了!奥巴马呢?奥巴马呢?人家可是黑人啊!人家可是没有背景啊!人家可是白手起家啊!人家可是屌丝逆袭啊!

　　逗逼之逗不可救!李爷我偏要救一救。

　　李爷慈悲，不谢!

　　第一个论题：奥巴马来中国，为什么应该先去纪念堂。

　　中国公知常常说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没有人权。是吗?当然不是!历史告诉我们，那时候，中国人民不仅有人权，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经常关照下美国人民的人权。

　　逗逼们不信?

　　好吧，逗逼们可能在中国公知的忽悠下，知道美国有关马丁.路德.金。马丁.路德.金是怎么上位的呢?要从历史中寻找脉络。

　　李爷我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贺卫方教授从不照镜子。这句话也适合所有中国公知。

　　我们到历史中去。

　　1955年12月5日，由于有一位黑人妇女不给白人让座，被判蹲监狱2年……。在看看新中国这边，大团结啊!

　　想当年，新中国成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人类历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男女之间、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各族人民那是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好嘛!美帝那边呢?黑人还没有人权呢!说点不合适的话，就是还不算人!因为你不给白人让座，你就得进监狱!

　　于是，美国黑人不干了，操啊!老子们也是人啊!

　　说点实话，现在有些逗逼以为听过美国之音就智商开启、提壶灌顶了。殊不知，想当年，美国人民天天听中国之音……

　　美国黑人羡慕嫉妒中国人民恨美国政府，于是，黑人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今天被中国公知无限吹捧的牌坊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28日发出被中国公知无数次美誉吹捧的吼声——我有一个梦想。这次吼声，也的确使马丁.路德.金名垂史册。

　　但很多人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为什么能够有机会发出这次吼声?因为当时美国黑人根本不算人，他咋就有机会发出吼声?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谜团。

　　还得从历史中去寻找。

　　在马丁路德金之前，1961年，马丁.路德.金还没上位。这时候美国最著名的黑人领袖是罗伯特.威廉(Robert F. Williams)，他直接领导了门罗市的黑人运动。1961年8月因门罗事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通缉，被迫于当年9月起流亡国外，先后居留加拿大、古巴。在居留古巴期间，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

　　(备注：所罗门事件。美国黑人掀起人权运动，一个小队遭美国黑帮3K党绑架。黑人社区遭到屠杀性的枪击。)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接受罗伯特.威廉的要求，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罗伯特.威廉在接到声明后于8月14日在古巴发表长篇文章《毛泽东的美国黑人解放宣言》，将该声明同林肯的《解放宣言》相提并论，称：“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的支援在战斗中的我们人民的呼吁，是一个新的解放宣言。”

　　美国另一个著名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Shirley Graham DuBois)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我的丈夫杜波依斯博士和我对伟大的领袖和人类的朋友毛主席表示感谢。”

　　于是，在毛泽东堪比林肯的《解放宣言》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感召和鼓舞下，1963年至1964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掀起高潮。

　　也就是在毛泽东发表声明的20天后，马丁.路德.金勇敢的站了出来!这，就是毛泽东的力量!

　　1963年先后发生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集会和游行遭到政府大规模逮捕和镇压的事件，以及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在家中被杀事件。

　　1964年初，五十万人在纽约掀起罢课运动，反对歧视黑人的教育制度;该年8月，纽约市哈莱姆区(1964年哈莱姆骚乱，HarlemRiotof1964)、布鲁克林区以及纽约州罗切斯特市(1964年罗切斯特骚乱，Rochester1964raceriot)先后爆发黑人斗争。

　　1965年，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塞尔马领导的非暴力主义的黑人选民登记运动遭到政府强力镇压，酿成塞尔马事件，两千人被关进监狱。

　　在此期间，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称，许多参加斗争的美国黑人手上拿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他还说，毛主席的许多教导正在帮助美国黑人觉醒起来。

　　1968年4月3日，马丁.路德.金兴奋的喊道：#我已到达顶峰#!

　　也许是上帝听见了，第二天晚上，他就被枪杀……

　　PS：中国的所谓“右派”知足吧!中国的“十年浩劫”只不过是强制你们与工农相结合叫你们住住老百姓的房子体验体验生活，你们还污蔑为住牛棚。而差不多同时期美国的十年浩劫，黑人你不给白人让座你就去监狱吧!他们不批斗你，直接抓起来或者枪杀……

　　在马丁.路德.金被枪杀后的第12天，也就是1968年4月16日，毛泽东再次发出声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毛泽东的第二次声明如甘泉一般，瞬间激发了美国黑人的信心和勇气!

　　著名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夫人说：“毛主席发表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极其重要的声明，它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敌人是个极沉重的打击。”

　　杜波依斯夫人说，毛主席是第一个完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并且号召全世界人民和黑人一起进行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领袖。毛主席指出，“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正在使美帝国主义发抖。

　　另一个黑人领袖哈蒂逊说：“在我们美国黑人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崇敬毛泽东主席!”

　　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说，毛主席在声明中把美国黑人斗争放在世界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地位，这给我们的斗争赋予了新的意义。毛主席的声明一定能够促进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民起来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

　　历史的进程是什么样的呢?

　　正如这些黑人领袖所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美国政府焦头烂额、理屈词穷，最后不得不承认黑人也是人!

　　毛泽东就是这么伟大!他巡天遥看一千河，他在中国一挥手，隔着太平洋都能令美国感到震颤!

　　综上，所以李爷我说：奥巴马来中国，应该先到毛主席纪念堂。三跪九叩就免了，鲜束花是必须的!

　　第二个论题：奥巴马是怎样当选总统并成功连任的?

　　奥巴马作为黑人在美国获得做人的权利后，当选了总统，并成功连任。这听起来像神话，难道真如中国公知所说的美国体制?美国梦?错!大错特错!为什么?听李爷给你道来。

　　李爷在上一篇文章里说了——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就是家族豪门过家家。

　　有些逗逼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要逼着李爷再次深刻揭露灯塔国的过家家。

　　奥巴马竞选得到了同是民主党的美国第一家族肯尼迪家族的大力支持，最终获得11亿美金经费，是美国历史竞选总统凑款最高的人。广告费花了3亿美金。奥巴马投桃报李，肯尼迪女儿出任驻日大使。

　　逗逼还逗吗?!

　　奥巴马实际上就是肯尼迪家族的代言人。

　　老肯尼迪是政治白痴，但是商业奇才，成了总统的爹。

　　但小肯尼迪也是个政治白痴，不久就被枪击身亡。

　　于是，他任职司法部长的弟弟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继续被枪击身亡……。

　　为什么?当时美国人民虽然傻逼但不能容忍逗逼!

　　事实证明，肯尼迪家族确实是商业奇才政治白痴。肯尼迪家族全力支持的奥巴马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肯尼迪女儿担任驻日大使对日本的纵容而导致的中日关系空间紧张，都证明了肯尼迪家族政治白痴是有基因遗传的。建议卡罗琳.肯尼迪吃点转基因食品，看有没有效果。

　　奥巴马为何脱颖而出?

　　2008年，美国第一家族肯尼迪家族传奇9兄妹的最后一个男人、总统肯尼迪的亲弟弟、民主党议员领袖、霸占参议院近50年、被无数次提名总统候选人的爱德华.肯尼迪，及卡罗琳.肯尼迪都全力支持奥巴马。(爱德华.肯尼迪霸占了议会席位近50年。在天朝会不会被骂死?但在民主灯塔国，他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议员……)

　　奥巴马感恩戴德发自肺腑的说：爱德华.肯尼迪是我的导师。

　　逗逼还逗吗?

　　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先选，内定前总统的老婆希拉里.克林顿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克林顿在任时期美国还算过得去。但在肯尼迪家族的支持下奥巴马半路杀出。竞选伊始，希拉里一路领先，而且是大幅度领先，舆论都认为希拉里当选是必然的了。但突然此时作为“普通公民”的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代表肯尼迪家族公开表示支持奥巴马，于是奥巴马逆转希拉里。

　　希拉里那个委屈啊!我不承认!我不承认!我不承认!明明是我多嘛!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希拉里在普选中比奥巴马还多了17万张选票，但4天后，她不得不妥协。

　　可能有逗逼说了，希拉里老公克林顿也是总统啊，干了10年啊，希拉里败给奥巴马，不正说明美国是真民主吗?逗逼!希拉里是败给奥巴马了吗?是克林顿夫妻败给了肯尼迪家族!不是一人一票吗?希拉里比奥巴马多了17万张选票，这17万人不是人?

　　逗逼还逗吗?

　　在肯尼迪家族的无敌背景下，希拉里不得不妥协，最终肯尼迪家族支持下，奥巴马提名希拉里担任国务卿。2012年，奥巴马再次竞选总统。卡罗琳.肯尼迪再次公开支持奥巴马连任，并亲自担任竞选团队的联合主席。奥巴马投桃报李，从未担任过村长的政治白痴卡罗琳.肯尼迪担任驻日大使。

　　逗逼还逗吗?

　　卡罗琳.肯尼迪的母亲，就是总统肯尼迪的老婆、最年轻的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杰奎琳的母亲改嫁给银行家，成就了杰奎琳。最后两个银行家的儿女联姻，成就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和第一夫人。总统死后，第一夫人又改嫁给了希腊船王。

　　逗逼还逗吗?

　　有人说，卡罗琳.肯尼迪的母亲在总统死后改嫁给希腊船王，属于八卦。告诉你，李爷说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八卦，而是政治。因为肯尼迪信奉天主教，肯尼迪家族在资本家各个家族内斗中屡屡被资本家们指使宗教极端分子暗杀。杰圭琳不得不改嫁老船王，远离美国，因为老船王能给他庇护。

　　民主宪政的典范，竟然保护不了第一夫人的安全，不得不改嫁富豪求收留!

　　逗逼还逗吗?

　　卡罗琳.肯尼迪被美国人称为“全国的宝贝”。担任驻日大使，日本天皇都得跪舔。奥巴马言行都刻意模仿肯尼迪——外形潇洒、作风不羁、政治白痴。肯尼迪弟弟认为他是肯尼迪家族政治的最佳继承人，肯尼迪女儿则说：“等了半辈子才等到和父亲如此相似的人。”

　　每个逆袭的屌丝背后，都有一个女神。美国的宝贝卡罗琳.肯尼迪就是奥巴马的女神。

　　逗逼还逗吗?

　　民主宪政国家?逗你玩!

　　都谁装逼在李爷微博里问奥巴马呢?还逗不逗?李爷说了，所谓民主宪政就是政治——金钱——政治——金钱……连环套，逗逼服不服?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携克林顿10年余威参选总统，大幅度领先，都抵不过肯尼迪家族一个女人的一句话：我支持奥巴马!@贺卫方贺教授怎么看?

　　【备注：为什么说希拉里携克林顿10年余威?因为克林顿离任时民意支持率65%，但这已经是二战后美国总统最牛逼的民意了!但是，仍然败给了半路杀出的奥巴马。奇迹?NO!肯尼迪家族站了出来而已。】

　　美国的两党制，根本上讲还是一党制。李爷我可不是胡说，民主党共和党是一个老祖坟，他们的爷爷叫民主共和党。他们的老祖宗就是开国党。他们的叔爷爷联邦党被他们的爷爷民主共和党肢解了。然后，兄弟俩分家了。阋于墙但合伙忽悠人……

　　克林顿的竞选总部曾经张贴出一句非常著名的标语：“笨蛋，问题是经济!”("It's the economy，stupid!")。

　　民主宪政?一人一票?逗你玩!

　　有逗逼说小伙伴们没有选票，没有资格嘲笑人家有选票的。你给他说谁都知道狗屎是臭的，他非说要尝尝才知道。还有的，你不给他说他不知道狗屎是臭的，他去闻闻发现确实是臭的，但他就是想尝尝。这些逗逼呢，就属于脑残了。[哈哈]【@崔永元：喜欢陈歌辛】[阴险]

　　有逗逼说中国人从来没有选票。错。中国人民不但有选票，而且中国人民还不是势利眼。想当年，在拥有100万军队的毛泽东和拥有800万军队的蒋介石之间，中国人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拥有100万军队的毛泽东。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选票。蒋公成了封疆大吏……

　　这，就是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但中国公知从不照镜子。

　　小伙伴们一起来：有了中国公知，白宫根本不需要卫生纸!

　　李爷慈悲，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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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八.黎阳：如何看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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