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擂台传说”：作为近代史寓言
传奇式的武术家霍元甲在擂台上击倒外国大力士，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故事家喻户晓。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风靡一时的香港“经典”电视剧《霍元甲》中，就对这一幕做了浓墨重彩般的描写。在擂台上打倒外国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如《陈真》系列：霍元甲的高弟陈真闯入日本人的“虹口道场”，把日本浪人打得人仰马翻，而“虹口道场”实际上便是一个扩大了的擂台。较近的《叶问》系列电影中，第一部与第二部最后的高潮段落都是擂台：在第一个擂台上，叶问打倒了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官;在第二个擂台上，叶问打倒了作为殖民者的英国拳王。在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里，霍元甲更是一个人在擂台上车轮大战英﹑西﹑德﹑日四大高手。从近代以来一直至今——其中有一个时期是例外，我们将在稍后论及——霍元甲﹑韩慕侠﹑“陈真”﹑“叶问”......无数相似的“擂台传说”出现。尽管在真实的历史中霍元甲没有击倒过外国大力士⑴，而“陈真”﹑“叶问”的英雄壮举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多数的“擂台传说”其实都是虚构的，然而却又不断地出现。传说是心理的现实。永乐皇帝是元顺帝的遗腹子与乾隆皇帝是汉人之子的传说，反映的是复元和复明心理的衰退，是对存身漠北和“剃头辫发”的逐渐接受。那“擂台传说”反映的是何种心理的现实呢?
1840年之后，中国的所谓“近代”开始了。毋庸讳言，中国的“近代”是一部充满了屈辱与失败的历史。如果说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中国虽然对西方列强低头，但在亚洲依然保持着“上国”心态的话，那么1894 ~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就把这残存的体面也击得粉碎。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包括一些中国“义勇”——在六百年的帝都屠掠，家家户户打出“顺民旗”，到这时，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已经跌到了谷底。霍元甲击倒外国大力士等“擂台传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擂台传说”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的“果实”之一。
“打擂台”作为一种传统的文艺叙事，在中国老百姓中深入人心。关于“打擂台”的故事通过小说﹑评话﹑戏曲等各种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水浒传》中“浪子”燕青打倒巨汉“擎天柱”的擂台美谈恐怕无人不知。“擂台”被认为是一个公平决定胜负的地方，是人类最原始﹑最纯粹力量的比试。在“擂台”上，无论是“洋枪洋炮”还是“科技文明”都失去了魔力，那种黑格尔所兴叹的“怯懦的小人”“竟然可以将最勇敢﹑最高尚的人击毙在弹丸之下”的“文明的丑陋”至少不会在这里发生。而在“擂台”之外的现实世界，中国却正是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和“科技文明”的极大压迫，几乎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近代以来的“擂台传说”，虽然是嫁接于传统民众文化之根，但却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一种曲折的心理反映。中国武术家在“擂台”上的对手(敌人)是列强的象征，“擂台传说”中几乎从来不曾出现过非列强国的对手——即便是非列强国中同样存在着凶悍的武术，比如泰拳，但恐怕没多少中国人会因为在擂台上打倒了“暹罗大力士”而备感荣耀——因此，大多数的“擂台传说”都有着一个“东亚病夫”的引子：
上海来了一个名叫奥皮音的英国大力士，在张园设擂，辱中华是“病夫之国”，民众是“东亚病夫”。霍元甲应上海武林友人之约......为雪病夫之耻与奥皮音约期比武......赛前霍元甲已在张园摆起擂台，用英文刊登广告，文曰：“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从事!”并声明“专收外国大力士，虽有铜筋铁骨，无所惴焉!”比武那一天，奥皮音早已被吓得逃之夭夭。霍元甲威震俄、英大力士，为中华民族雪洗了“东亚病夫”之耻，鼓舞了中华民众之志气，为亿万同胞所钦佩、仰慕。
在现实中无法战胜列强，受着百般欺凌的愤懑最终在“擂台”上得以一畅，而且是以一种最公正的方式——不过即使是在“擂台”上，外国人也常常违背规则，采用偷袭和作弊的方法来扰乱中国武术家——这很自然会被视为典型的精神胜利式的“阿Q”症状。这么说或许没错，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不甘心屈膝受辱，盼望着复仇雪耻的普遍性心理同样不能够被忽视。中国的“近代”基本上处于“战败—不平等条约—战败—不平等条约...”的恶性循环结构中。虽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最直接同时也是最直观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军事上失败了。中国被列强看作是软弱无能的国家，中国人被贬低为“病夫”。“擂台传说”想表达出中国人并非从来就软弱无力。恰恰相反，中国有着悠远博大的尚武传统，只是这一传统由于各种原因在历史中昏睡了。霍元甲等光辉榜样则证明了个别的中国人仍然可以将自己伟大的传统唤醒，并且能够激励起更多的人。此外，“擂台传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发展。
自从有了枪炮，卑鄙的懦夫就能杀死勇敢的好汉。值得万世留名的勇士，也许正英气勃勃，施展豪杰身手呢，一颗流弹飞来，马上结束了他的性命，断送了他的雄心壮志。⑵
1900年，八卦掌一代宗师程廷华死在“八国联军”的乱枪之下，震惊武术界。“擂台”上再多的“胜利”——即便都是真实的——也无法挽救“擂台”之外积贫积弱的中国;怎样身怀绝技的武术家和江湖侠客，也不能敌挡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精武门》里陈真刚走出“虹口道场”，立刻就被外面的一排洋枪杀死——就像在冯骥才著名的小说《神鞭》中，主角傻二最终割掉了曾经威震天津卫的辫子，改用起了洋枪。宗师之死与傻二割掉辫子告诉我们：要想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走下“擂台”。
2.“擂台传说”的消失
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之后的近30年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时代”——“擂台传说”基本上不再出现，与之相关联的是“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形式也消失了。那么“大侠”们的消散是不是如“改革开放”后某些文艺评论宣称的，是“极左文艺路线”的产物呢?“擂台传说”究竟因何而消失?
2013年是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很多观点都正确地指出，真正奠定人民共和国基石的是1950 ~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在这场史诗性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与对手相比处于绝对劣势的军事装备和近乎简陋的后勤供应体系，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⑶。我们且将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战争做一下简单的历史对比：
对比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通州八里桥之役。“黄金家族”最后的勇士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虽然舍死忘生，但还是全面溃败，“英法联军”仅仅损失了12人。
对比二：1894 ~1895年同样发端于朝鲜的中日甲午战争。当时中日两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远远小于1950年代的中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中国军队还具有优势，但是日军实际还未等到投入最新的军事装备，战争便已结束⑷。除了左宝贵﹑邓世昌等个别英勇殉国的悲壮瞬间，中国可以说是很窝囊的战败了。
对比三：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一路长驱直入，基本上没有遭遇到特别大的伤亡，而六百年帝都在短短四十年里第二次陷落。
对比四：今天被某些舆论胡乱吹嘘的抗日战争中的所谓“正面战场”。其实态却是国民政府不仅失去了中国的“旧都”(北京)，还丢掉了“新都”(南京)，最后险些连“陪都”(重庆)都不能保存。
但再来看看1950 ~1953年的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对手是“十六国军”⑸——恰好是8支“英法联军”，2支“八国联军”——结果不仅是美军，包括像骁勇善战的“土耳其旅”等其他“联合国军”部队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美国除了没有使用原子弹，几乎穷尽了当时一切最先进的武器。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及军事素养得到了包括敌人在内的各方的广泛尊重——而就在半个世纪之前，自诩通晓“支那国民性”的日人德富苏峰曾认定中国“最有名的特点就是‘软弱’”，“对中国人来说，竭尽全力击退入侵的势力是不可想象的。具备了战斗的能力才会得到和平之类的话听起来过于伟大遥远”，并且断言“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中国人都无法改变这种“特性”。
通过这样鲜明的比照，我们可以看到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的战争如同云泥一般的差别。正是在这样辉煌胜利的新时代里，不再需要“擂台传说”，因为曾经产生“擂台传说”的历史、文化及心理背景如今发生了巨变。那些虚构的﹑幻想的“胜利”被现实世界中堂堂正正的胜利所取消了;不再需要能打倒外国大力士或是十几个洋兵的武术宗师和江湖侠客，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击败世界上最强大帝国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既然“擂台传说”失去了使其生长的风土，那么“武侠小说”的消失也就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近代“武侠小说”与“擂台传说”属于一母同体式的关系，都是“白日梦”式的幻想胜利。民国“武侠小说”的奠基性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侠义英雄传》里宣扬“武术救国”，并且对于霍元甲的“擂台传说”和“毒杀传说”⑹的大众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的经典名作《江湖奇侠传》则更为突出，该书既是一部奇幻武侠小说，又是一部政治教育小说。为此，书中不惜使用中国法术和西方水晶球这样多少有些突兀的笔法来做反帝的呐喊。然而归根结底，中国不是靠“江南酒侠”或“红云老祖”就能够拯救的，能够拯救中国的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正如上面所论述的，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以及与抗美援朝同一时期的西藏和平解放，自近代以来，中国还从未如此紧密地被整合成一个真正强而有力的现代“中华国家”⑺——在此以前，入侵中国的日本甚至只把“支那”视为一个解决其资源和人口问题的地理概念⑻——在这样的时代里，个别的英雄侠客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现实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激情驱逐了“白日梦”式的个人幻想，这是当时历史潮流的必然。简单地谴责“极左文艺路线”，实在是无视这一巨大的历史现实与历史成就。而当80年代重新“解禁”“武侠小说”时，无论对其作何种评价，一个基本的文化事实是：“新派武侠小说”的两个主要来源地——香港与台湾——无疑都是深受殖民地文化影响的地区，这绝非单纯的巧合。
虚构的英雄侠客虽然消失了，却这并不意味着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消失。恰恰相反，那个时代是充满着英雄主义和侠义精神的时代：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雷锋﹑王进喜、焦裕禄......他们虽然不会飞花摘叶或踏雪无痕，但这些既平凡又非凡的人难道不是真正大写的英雄吗?而当时的中国声援万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支持像多米尼加这样的小国的反美抗暴斗争，这不仅是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又是一种何等崇高的侠义精神!
插曲：“擂台传说”的“普世性”
“擂台传说”与中国人的“国民性”无关，而是具有“普世性”。
1954年日本东京藏前国技馆，被称为“日本摔角之父”的摔角手力道山在擂台上打倒“美国”摔角冠军夏普兄弟，通过电视实况画面，聚集在一起观看这场比赛的日本人欣喜若狂，力道山一下子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虽然因为“朝鲜特需”而出现了经济景气，但日本仍然处于战败的阴影之下，民生依旧困苦多艰。力道山狠揍高头大马的白人，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就好象是在痛打趾高气昂的占领军，近10年的自卑和屈辱至少在这时得到了发泄。不过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并不知道，摔角比赛实际上是一项按照剧本演出的娱乐节目，夏普兄弟不是美国人是加拿大人，而“民族英雄”力道山其实是隐姓埋名的在日朝鲜人金信洛⑼。1970年的日本出现了意义略有不同，但却更加戏剧化的“擂台传说”。当年3月，艺术家寺山修司﹑东由多加等人举办了一场正式的葬礼，追悼拳击漫画《明日的丈》⑽中一个虚构的人物力石彻。在这部长篇漫画里，力石彻在擂台上战胜了故事主人公矢吹丈，却由于之前减体重过度而当场死去⑾。作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漫画作品之一，《明日的丈》中的“擂台传说”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动荡不安的政治﹑文化冲突相激荡，获得了从“共产同赤军派”⑿成员到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内的不同立场者的广泛支持。
美国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创造出了他们的“擂台传说”，那就是著名的《洛奇》(Rocky)系列电影。《洛奇》系列的第一集出现于1976年，当时的美国虽然已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但是失败主义情绪仍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国际上，苏联的攻势咄咄逼人，此时的“美国梦”正遭遇着空前的危机。《洛奇》系列电影表现了“凭借艰苦的工作，全面的身体训练和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穷困潦倒的三流拳击手”如何“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从而证明美国梦仍然可以实现。”不过评论家也指出：“这种梦想是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反动价值观紧密相连的。”⒀在《洛奇》系列的前3集中(1976﹑1979﹑1982)，西尔维斯特•史泰龙饰演的洛奇•巴尔博亚在擂台上击倒的都是黑人拳手——这可以看作是对之前从金牧师到黑豹党一系列黑人解放运动的反动——而在第4集里(1985)，虽然洛奇装腔作势地和他的手下败将阿波罗成了朋友，但阿波罗很快就被凶恶的苏联拳王打死。在苏联人挑衅地嘲笑美国的“无能”时，洛奇怀着家仇国恨挺身而出——与中国“擂台传说”的模式几乎如出一辙——故事马上变成了美国拳王洛奇与苏联拳王的对决戏，前3集中羞答答的种族主义也一转为里根时代赤裸裸的反共主义。影片中频繁出现以美苏两国国旗为背景的场面，在最后高度象征性的的擂台段落，洛奇闯入“敌人的心脏”，在一个装饰着苏联国旗和巨大红星的擂台上将美国的敌人打倒，面对着满场的苏联军人和党政高官舞动起星条旗，甚至连党的总书记也起立为他鼓掌(一个戈尔巴乔夫模样的人，如同某种预言)。洛奇的“擂台传说”成为消除对苏恐惧，重新树立美国必胜信念的一剂心理“良药”⒁。尽管“从拳击史上看，洛奇的原型，即洛奇•马西亚诺与弗洛伊德•帕特森﹑索尼•利斯顿﹑乔•弗雷泽和穆罕默德•阿里(阿波罗的原型)这样的黑人重量级拳手相比可以说是黯然失色，但影片改写了历史年表，使洛奇成为1980年代最伟大的白人。”⒂难怪史泰龙与“超人战士”施瓦辛格成为美国两大右翼总统里根和小布什最钟情的男演员了。
3.“擂台传说”的复活
我们本来以为，“擂台传说”将会永远告别我们——同时也是永远地与中国的“近代”告别。但是事实不是如此。
从1980年代开始，武侠热席卷而来。1981年2月，广州《南风》刊载了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氏《萍踪侠影》，这是大陆出版的首部“新派武侠小说”。1982年，《少林寺》轰动全国，电影讲述了一个拥有特殊技能的集团(武僧)如何拯救国家(唐王)的故事。在此片的影响下，如醉如痴的青少年们纷纷前往少林寺拜师学艺，当时根本无人会武术的少林寺只得请来了作为1980年代一大神话的海灯法师。1983年，《武当》中的陈雪娇“终于”跳上“擂台”，打倒了日本武士。到了今天，“武侠”和“擂台传说”已经泛滥于各种影视剧中。
197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正再次处于巨大的焦虑之中，忧心着要被开除“球籍”的大问题。1979年底，《历史研究》发表左步青等人的文章《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1980年初，同刊又发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义和团运动》一文，指控戚本禹“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却给义和团“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同年11月，历史学家黎澍在一次义和团讨论会上强调：“义和团是最顽强的排外主义者。”——今天的袁伟时﹑张鸣辈不过是其余唾而已——以黎澍﹑李时岳一派为代表的“近代化史观”在时代的大势下逐渐压倒了以范文澜﹑胡绳一派为代表的“阶级斗争史观”(又称“革命史观”﹑“反帝反封建史观”)⒃。对义和团运动“极端排外”﹑“愚昧迷信”﹑“群众性歇斯底里”的影射性否定，影响深远。“改革开放”的提出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僵化”﹑“封闭”的时代。当时有一套著名的丛书《走向世界》(1980 ~1983)，正是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欧美游记为选题。晚清时代的历史叙事与“改革开放”后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叙事以类比的方式被重叠在了一起。在“打开”的国门面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像手中的沙子般流去，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自惭形秽、痛悔前非着一路走向了“三百年殖民地”﹑“蓝色文明”对“黄色文明”所谓无可争辩的“胜利”的极端境地。这一代人中很多都由此患上了一种精神上的不治之症，即在面对“文明进步”的西方时失去了任何批判的能力，成为了“永远的八十年代人”或是福山那本“名著”标题中所引用的尼采哲学中的所谓“最后的人”。而“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则从人民公社瓦解﹑“砸三铁”，到90年代以降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解体和私有化，集体主义与团结互助的思想遭到破坏，为各种“白日梦”式幻想敞开了大门。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银河号事件(1993)﹑五八事件(1999)﹑4•1中美南海撞机事件(2001)，一系列关乎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冲击性事件发生。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浴血奋斗，中国仍然没有根本摆脱“近代”的事实已经很明显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意识形态的分化——“自由主义”(“永远的八十年代人”或“最后的人”)﹑民族主义﹑左翼——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如何超越中国的“近代”的问题。
对于那些“永远的八十年代人”或“最后的人”来说，“近代”无须超越，也超越不了。正是因为徒劳地想要超越，结果造成了无数的苦难，偏离了“世界主流文明”的康庄大道。“永远的八十年代人”，他(她)们所有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福山“历史的终结”，只是在他(她)们看来，历史不是终结于1989或1991年，而是终结于1840年。很不幸的是，尽管“永远的八十年代人”在思想上十分贫困，但却并不妨碍他(她)们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身居庙堂之上的，是与他(她)们一样的“永远的八十年代人”，一样的“最后的人”。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正式发声于1996年，代表事件是《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一书的出版。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以及在海空军事力量上的加强，“大国崛起”似乎如旭日东升，民族派-“工业党”获得了更多的自信来挑战“近代”。《中国不高兴》(2008)被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继《说不》之后的又一代表作﹑“升级版”。不过由于《不高兴》的阵容中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比如书中“持剑经商”等主张是民族主义的，而“打倒拳王，打碎拳坛”的譬喻，却更接近于左翼思想。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此前一直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以反帝反殖为其主要特征，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主义与左翼是长期的同路人。但是在“大国崛起”、“走向深蓝”等口号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没有转变为那种“西方式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呢?从某些民族派-“工业党”在朝鲜等问题上的言论来看，实在不能过于乐观。民族主义者究竟是想“打倒拳王，打碎拳坛”，还是看着美国威风的样子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是想彻底地超越“近代”，还是只想颠倒一下“近代”的权力与支配关系，这些选择将决定中国民族主义的去向。
中国左翼，具有一个历史优势来超越“近代”，那就是前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1950年代末新中国对毒品的根绝是对“近代”的一次标志性的胜利。众所周知，中国悲惨的“近代”正是由毒品(鸦片)开始的;而当“近代”在1980年代重来之时，也正是毒品问题再度出现的时候⒄。当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超越“近代”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有过很多需要深刻铭记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左翼来说，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总结和检讨这笔巨大的遗产，攸关着左翼最终的前途，不过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注释：
⑴关于霍元甲没有打倒过外国大力士一事，当时已经有过一些报道。但是这个“擂台传说”却作为压倒性的存在而流传开来，以至于变成了一桩历史事实。与之相关的“毒杀传说”也是如此。
⑵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p291～292，2003。黑格尔的那段话也许受此启发。只是对于堂吉诃德来说这意味着“堕落”，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却意味着“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p399，2003。
⑶当时第2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可以说是“沙场百炼之师”。
⑷“时日本陆军改良兵器方在过渡之期，步兵用无烟火药连发铳者虽有二师团，其抵满洲未入战线而受休战之命......机关炮亦同。”日军的“新式利器”后用来摧毁唐景崧﹑刘永福等人的台湾抗战运动。山县有朋《陆军史》，收录于大隈重信编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p195 ，2007。
⑸这里没有将主要提供后勤和侦察任务的日本算在内。
⑹作为留日学生的向恺然，在日时的经历，使得他对日本恨之入骨。他曾在名作《留东外史》中称日本是“卖淫国”，日本侵华后，他将家中的一条狗取名为“甲板”，即“Japan”。所以他倾向于霍元甲是被“倭人”毒杀属顺理成章之事。
⑺西藏和平解放是确立现代“中华国家”的关键性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在西方历史下形成的那种纯粹的所谓“近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很重要。今天，各种地区分裂势力活动对现代“中华国家”形成了挑战。
⑻根据美国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在1945年12月对旅居北京的日本人所做的提问调查，认为“中国并非国家，而是没有政治性结合的各种人的集合”的日本人达到50%，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刘建平译，新华出版社，p52～53，2000。原始资料出自栗屋宪太郎编《日本现代史资料3》，大月书店，1981。
⑼1963年他因与一名黑社会分子发生冲突，被登山刀刺中后伤重而亡。有趣的是，与力道山齐名，被称作日本“三大格斗家”之一的大山倍达，也是本名崔永宜的在日高丽。
⑽《明日的丈》(あしたのジョー)，高森朝雄原作，千叶彻弥画，1968~1973年间连载于讲谈社的少年漫画杂志《周刊少年Magazine》。
⑾“漫画的出场人物，而且还不是主人公的人物受到了超越虚构框架的热捧，可以说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事件。”竹内长武《战后漫画50年史》，李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p112，2010。
⑿全称“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著名的“联合赤军”的前身之一。
⒀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第二版)，米静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p361，2010。
⒁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苏联正逐渐失去70年代的进攻势头。国外，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陷入困境;国内，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的总书记一个接一个地去世。
⒂上引约翰•贝尔顿书。
⒃引文部分及关于两种历史观的消长与评价，参见林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收录于论文集《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p16～40，2005，
⒄即使并非“毛泽东时代”的同情者也不得不承认，“经过150年的挣扎和破坏，中国人民最终从‘恶之花’中解放出来。超过半个世纪的中英两国的立法都作废了，毛泽东的政策在十几年内取得了成功。”特拉维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周辉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331，2005。“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宣称她已经是一个‘无毒’的国家，这个荣誉她享受了二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再次出现海洛因问题为止。”周永明《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与政权建设：人民共和国的禁毒运动，1940—1952年》，收录于论文集《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卜正名等著，弘侠译，黄山书社， p433～43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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