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年，毛泽东从上海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这些寒秋，他站在滚滚湘江之边吟下了这样的诗词，字字句句里饱含着他对自由的向往，流露着他要创建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新世界的远大志向。
自由是人的天性。古今中外，无数英雄豪杰为自由而折腰。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誉为“美国革命之舌”的帕特里克· 亨利在第二届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发出了 “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激励着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独立而奔赴战场。19世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更是写下了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的动人诗句，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的精神旗帜。20世纪，人类追求自由的洪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在世界东方，在压迫最重的中华古国，自由的呼声更是响彻天宇，为了自由和解放，中华民族进行了一场自有史以来最彻底、最伟大、最可歌可泣的自由之战。毛泽东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名不屈不挠的自由战士。
1913年，少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下了他对自由的思考：“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湖南一师的教师黎锦熙的信中说：“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中说：“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列举了众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写道：“女子问题……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经济自由问题……海洋自由问题……自由移民问题……”
1919年11月，长沙女子赵五贞因抗婚自杀。毛泽东就此事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连发10篇文章进行剖析。他在11月16日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说：“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昨日天籁先生和兼公先生已经作了引子，我特为继着发表一点意见。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呼一声‘冤枉’。”11月18日，他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一文中指出：“赵女士要是有人格，便不会死。何以呢?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赵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怎么不自由?因为赵女士有父母。在西洋，一个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响的。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11月27日，毛泽东在《打破媒人制度》一文中指出：“‘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要理他。”11月28日，毛泽东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倡言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
1920年1月19日，毛泽东在起草的向大总统(国务总理)呈交的《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中写道：“长沙《大公报》、《湖南公报》，因主持公论，两次被封。学生联合会发行《湘江评论》，研究学术，同遭封闭。各学校周刊，亦被禁止。湘人衔哀饮恨，无敢出声。言论自由，扫地以尽。其罪七。”
1920年2月，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湖南建设问题”写道：“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920年6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写道：“自张敬尧到湘，极铲括淫杀之能事，湘民冤痛惨怛，无可告语。……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持其所信，向前奋斗。盖历史上世界各国民权、人权之取得，未有不从积极之奋斗与运动而来者也。”
192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中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而人民钳口结舌，合手并脚，半死半生，应说话的不说话，应反抗的不反抗，先自示弱，怎怪彼等之乘隙呈凶。……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希望与责任，即在恢复自由，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
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说：“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之希望也。”
1920年9月6日，毛泽东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中指出：“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
1920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中写道：“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中指出：“湖南人应该移其消极的破坏的精神，来集注于积极的建设上面。我们又觉得湖南这一回主张自治，应该要主张‘全自治’，而不要主张‘半自治’。绝不要顾及什么中央，和什么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内要自治，绝不要瞻前顾后，自馁其气，弃‘全自治’而主张那不痛不痒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的自治者，湖南人为自由而战，所不惜也。”
192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中写道：“窃以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载在约法，已历九年。市民等于此九年之中，虽在约法上应享受种种自由之特权，而在实际上则几被少数官僚军阀剥夺至于净尽。此固由于一国之根本大法未能成立，亦实由于地方自治尚未实施有以致之。……再吾湘现处特别地位，应采革命精神，趄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1920年夏，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历经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反对北洋军阀、国共分裂，于1927年举行南昌起义走上了独立的武装革命的道路。毛泽东也于这些在湘赣地区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还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诗词：“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在井冈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积累了丰富的自身建设和斗争经验。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对部队建设问题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写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信中说：“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
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写道：“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暴发，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下和平解决。12月26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声明《对张杨的训词 》，表示坚守联共抗日承诺。毛泽东于12月28日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其中写道：“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1937年6月20日，陕甘宁特区政府通过第一个施政纲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其中包括：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与议会制度;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保障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废除苛捐杂税，采用单一累进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1938年7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报刊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
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参议会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地位……实行免费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实行干部教育……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工业生产，奖励商人投资和保护其自由营业。”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协定(1939年8月23日)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指出：“‘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说：“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指出：“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一文中指出：“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中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中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中说：“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194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指出：“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毛泽东在报告中还专门就“人民的自由”展开论述，他指出：“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毛泽东就自由与工业的关系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就宗教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1945年7月10日，毛泽东为在新华社写的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中指出：“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
1945月7月12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才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
1945年8月，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指出：“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中辛辣地写道：“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写道：“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的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和伪金圆券，破坏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的地位;用各种搜括的方法，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写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换来了一个新的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自由。然而在一个全新的社会里，自由被赋与了新的内容和意义，人民刚刚解放的自由的双手又是否会被新的枷锁所捆绑?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1953年10月-11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
195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中指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中就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问题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少数人闹事问题指出：“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指出：“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说：“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说：“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中国的发展变化很快、很大，你们是我在世界各国看到的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一个国家了……从历史上，一个中国，一个日本，是全世界发展变化最快、最大的两个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完全获得了自由，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在别的国家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1965年，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三万多名美军进驻多米尼加进行武装干涉，5月12日，毛泽东发表《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器、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汪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自由的追求者、奋斗者和维护者，他视任何剥削者、压迫者为天然的仇敌，他毕生谋求中华民族的自由、中国人民的个性自由，中国人民在近百年乃至几千年以来在毛泽东时代第一次得到了自由的舒展和呼吸，那些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被砸得粉碎，最广大的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1971年，26届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在11月15日的联大全体会议上，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发言说：“我们可以稍为回想一下我们童年时代图画书里的中国苦力，他们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剥削最重的人，很遗憾，他们非常类似目前不发达世界中受到蔑视、剥削和陷于贫困的千百万无产者。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而毛泽东满足的绝不只此，他对自由追求的彻底性和完善性，迫使他比同时代任何的革命者思考得更多、更远，当更多的人依然躺在革命成功的功劳薄上晒着太阳的时候，他隐约听到了将要扼杀人民自由的幽灵的脚步声的迫近。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载，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很忧虑地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当今天的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控诉着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有几个人能体味到毛泽东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良苦用心?而对一个把一万年以后的矛盾都看得见的人指手划脚，将会被历史无情的晒笑。
“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个傲立在湘江岸边的书生，他的吟咏穿越时空，依然在神洲大地的山川回响，低沉而悠长，苍劲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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