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２１周年（四）

　　黎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１２１周年

　　（一）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根本在于“改变世界”，要害在于“改变世界”

　　（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不同利益需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特征

　　（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人性与兽性

　　（五）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

　　四．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分两类：第一，“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华罗庚、钱三强、何泽慧、李四光、于敏、程开甲、屠守锷、郭永怀、王小谟、袁隆平等等；第二，“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如季羡林、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资中筠、陈有西、茅于轼、贺卫方、吴祚来、人大张鸣、北大焦国标、复旦冯玮、刘晓波、沈颢等等。

　　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靠“改变世界”生存，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理工科研究的是“改变世界”的学问，学以致用从事本专业的理工科知识分子也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一切为上述“改变世界”者服务的知识分子（不管学文学工，不管直接间接）都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但是否真的“为‘改变世界’服务”光凭个人主观声明不算，符合确切的客观标准才算：

　　第一，必须尊重“改变世界”者——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上下级关系。服务者对自己的服务对象必须有起码的尊重，不能轻视、藐视、蔑视，更不能出言不逊。如果开口就骂什么“脑残”、“智障”、“劣等”、“愚民”、“暴民”、“低素质”之类，则决谈不上“为‘改变世界’服务”。

　　第二，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规则规律——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为“改变世界”服务就必须认同并遵循“改变世界”必须遵循的一切客观规律，否则不仅是“熊的服务”，而且是弥天大谎。

　　不承认这两条的和做不到这两条的知识分子都不属于“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属于“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

　　中国“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不从事“改变世界”，专事人文，专门琢磨人，胸怀大志、豪情满怀、开口闭口“以天下为己任”、“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一切，没有任何专业限制，天上地下古今中外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没有他们不能解释的。这类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为“文人”，号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如今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号称“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而“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如今“公知”。为简便统一起见，本文一概统称文人“公知”。

　　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谈文人“公知”——以“改变世界”的是非标准为标准看文人“公知”。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对感觉到了的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人们不一定能立刻理解它，会以为这是具体的个人问题，是偶然现象、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暂时现象。但如果把文人“公知”的言行分门别类“梳辫子”进行对比分析，就能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只有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才这样说这样做，与绝大多数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的言行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言行都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的原因所至，而是跟“解释世界”这个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利益密不可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具体情况，只要处于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位置，利益关系就决定其必然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明白这些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具体言行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不但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而且“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现在就用本文第二章分析的“解释世界”的利益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来看看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看是不是“对号入座”，是不是互为印证，是不是不仅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能对其未来的言行给出预测——凡是客观规律都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如果本文的分析是对的，那文人“公知”的言行就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步调一致。既然一致，那就是说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一撅腚就知道它们要拉什么屎”。

　　当然，一篇文章能列举的具体例子很有限。读者尽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发现更丰富的文人“公知”的言行实例，拿来与本文的分析做对比，看能不能说明问题。

　　1．“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解释世界”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

　　不止一个人发现，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普及之前，同样的野生动物，同样的野外环境，在美国的野生动物就不象在中国的那样怕人。这不难理解：中国人口多，密度大，又什么都吃，野生动物要想避免变成中国人的盘中美味，就必须一见就赶紧跑。但问题是，野生动物怎么不论大小全都知道这些？显然它们之间有交流：“人危险！别靠近！”——这就是野兽之间的“解释世界”。可见“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更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换句话说，“解释世界”不是谁的独门绝技，没那么神秘，更没什么了不起，连癞蛤蟆都会。

　　文人“公知”常说，他们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凡夫俗子们都不懂，只有他们懂，因此必须听文人“公知”的——谁看不见“皇帝的新衣”，谁就是弱智或别有用心。这个逻辑很威猛。但阴谋诡计往往只能一开始有效，用多了，人们就能回过味来了——癞蛤蟆也“解释世界”，癞蛤蟆的“解释世界”也没人懂。那是不是同样可以说，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人类都不懂，只有癞蛤蟆懂？如果仅仅因为“别人都不懂”就算“高级深奥的学问”，就因此要求别人顶礼膜拜，那岂不是对癞蛤蟆也该顶礼膜拜？

　　由此可见仅仅凭“别人都不懂”不能证明“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要证明“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流的鼓噪不是一回事而与人类的生存有关，就必须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这是任何有点防诈骗常识的人都能认同的原则。做不到这点，反而用种种罪名威胁恐吓要求自己做到这点的人不但是骗子，而且是流氓。

　　中国文人“公知”恰恰做不到这点——不管是古代的巫师、祭司、算卦的、扶乩的、跳大神的、看风水的、讼棍还是如今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律师”、“国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都只凭一些只有自己圈内人懂、别人都不懂的念念有词鬼画符之类主观夸张就证明自己“学问高深”，要人顶礼膜拜“诚则灵”。虽然这一套往往伴随着煞有介事的仪式，拼命创造一种“隆重庄严严肃认真”的气氛，要人不知不觉产生“既然别人都不懂，又那么隆重，可见学问高深不假”的感觉，但只要保持冷静、剥去这华丽堂皇外表，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而尖锐无情的事实：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的“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类的鼓噪有本质不同，只好用一些表面华丽的伪装掩盖。

　　既然不能证明，那就是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不能证明自己——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必须对癞蛤蟆顶礼膜拜，因为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癞蛤蟆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癞蛤蟆说的——你能认同吗？而文人“公知”正是同样逻辑——你必须对文人“公知”顶礼膜拜，因为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文人“公知”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文人“公知”说的——二者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见文人“公知”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解释世界”跟人类的生存有关。既然无关，那就跟禽兽的“解释世界”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当成癞蛤蟆鼓噪——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真有学问，那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

　　中国老百姓对文人“公知”的信口开河有句俗话：“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蝲蝲蛄叫”是蝲蝲蛄的“解释世界”。而蝲蝲蛄的解释世界与人的“改变世界”不是一回事。既然不是一回事，那就不能当成圣旨——“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同样，既然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没区别，那也不能当成圣旨，否则等效于“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光听文人‘公知’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

　　这足以说明中国老百姓早就看透了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其实是一回事。难怪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2．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文人”公知“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

　　文人“公知”如果能靠“解释世界”生存，那满可以躲到深山老林或关起门来自成一家，整天谁也不见啥也不干光念念有词解释世界就行了。那多自在？绝对没有任何人妨碍他们的“言论自由”。然而事实是他们必须生活在人群中，必须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他们的“解释世界”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改变世界毫无用处，所以才会有如下说法：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鲁迅）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鲁迅）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

　　——“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鲁迅）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鲁迅）

　　3．“解释世界”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文人“公知”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专门制造定向思维狂热，除了自己制造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去。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被无穷夸大，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抵触矛盾的东西都被无穷贬低。凡是夸成一朵花的，一定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妖魔化的，一定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夸成一朵花；凡是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妖魔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没有中间状态，只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普世价值”绝对好，毛泽东绝对坏，文人“公知”绝对好，“毛左”、“愤青”绝对坏……结果就是网上乃至整个中国知识舆论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汉贼不两立，冰碳不同炉，水火不相容’”、“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的极端环境，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对立情绪。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并非文人“公知”今天的发明，而是自古以来的老传统：

　　——“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鲁迅）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给文人“公知”有更多的好处，就把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一切一笔抹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中国人的劣根性又一次得到验证。窝里斗”、“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用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死路一条”……

　　4．“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文人“公知”对内不对外：

　　文人“公知”很爱标榜自己“独立性”、“勇气”、“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敢于直言”、“正义感、有担当”、“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激浊扬清”……只不过所有这些都只对内不对外，只敢用来对付“自己人”，从来不敢对外部敌人闹什么“骨气”、“勇气”、“独立性”、“正义感”、“有担当”，只敢对中国人抖威风。这其实很自然——“解释世界”只能用于对内，“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自然只会对内，只会“窝里炮”、“窝里斗”、“窝里反”。所谓“中国人好内斗”的陋习完全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之道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一直是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专门打内战，“内斗不休”，“耗子抗枪——窝里横”，“对外如羊，对内如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于是就有了如下总结：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鲁迅）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鲁迅）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鲁迅）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鲁迅）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鲁迅）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鲁迅）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鲁迅）

　　——“你们这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又从来是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还为一些细枝末节争论得起劲，力量全内耗掉了。”“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这个群体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相救，有时还经常性内讧，互相攻击得起劲。有些人，甚至比独裁者更独裁，即不能令，又不听令，一些基本共识都无法达成”。（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明代的言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被人不断地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总结明朝赫赫有名的文人“公知”如东林党等的作为：“争国本”、“三大案”、跟文官斗，跟宦官斗，跟皇帝斗……所有这一切全是争权夺利的内斗，真正国计民生的大事呢？只会祸国殃民——税收政策向南方家乡利益倾斜，向商业富豪倾斜、对富人搞“藏富于民”，对穷人搞“杀贫济富”，向南方富商征税就激烈反对行不通，向北方老百姓增税就反对寥寥畅通无阻，越穷税越重，越富税越轻。结果：“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仔细算算帐，明朝文人“公知”没干过哪怕一件出名象样见成效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整天除了内斗还是内斗——内忧外患、满清虎视眈眈：内斗；李自成大兵压界：照样内斗；北京城破了，崇祯自杀了，满清入关了，逃到南明了，还内斗，照样恶习不改，照样搬出“争国本”、“大礼仪”、“伦理纲纪”的那一套大斗特斗，照样整天指责这个是“内奸”、那个是“邪佞”、谁谁谁“阉党”……全然不顾大敌当前，照样内部互相斗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从万历到天启到崇祯到南明，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地内斗，斗、斗、斗，等斗得一切丢光明朝彻底万蛋，毫不犹豫投降归顺满清，还说是“顺天时从王命”——没见被东林党人大骂为“奸佞”的马士英投降，只见整天骂别人“奸佞”的东林党“正人君子”们如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们个个乖乖剃了头留起辫子当了顺民。（注：这就是资中筠赞美备至的“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当了顺民还不忘内斗——不敢跟满清斗，只敢用笔接着跟已经垮了台的明朝斗：说明朝灭亡全是皇帝的错：无道昏君、残暴、多疑、刚愎自用、财迷、小气、无能、懒惰、几十年不上朝、信用宦官、排斥忠良、“迫害知识分子”、“抗日援朝耗尽国力”、重用宦官不重用自己——“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别人都坏，就东林党人好；明朝灭亡是因为东林党人没掌权，没有彻底贯彻“社会必须由文人精英治理”，没有彻底贯彻“文人‘公知’掌权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文人‘公知’掌权去解决”……这一套迄今还有许多人深信不疑，也就是说，明朝文人“公知”几百年前用史书挖的内斗坑现在还在坑人。

　　5．“解释世界”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文人“公知”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

　　——文人“公知”只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而不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的后果——“民主高于一切”、“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抢来的财产亦应受保护。（江平）

　　——“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去纠正它。”“我们哪怕牺牲掉个别的正义，我们也要维护整体的法治。”“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贺卫方）

　　——“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南方都市报）

　　——“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南方周末）

　　6．“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文人“公知”不创造财富：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茶叶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孙子兵法”、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北京城、故宫、长城、十三陵、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等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公知”；鲁班不是文人“公知”；郑和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不是文人“公知”；黄道婆不是文人“公知”；蔡伦不是文人“公知”；毕升不是文人“公知”；祖冲之不是文人“公知”；李时珍不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治理中国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了个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出自于文人“公知”之手。

　　（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才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无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公知”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却不惜篇幅不厌其烦给帝王将相、文人“公知”、才子佳人们树碑立传。正因为有文人“公知”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公知”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真正作出了贡献的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要说中国文人“公知”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倒也有几样——妇女裹小脚、八股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这些都发生在文人“公知”最吃香的年代，都是文人“公知”之独创。如此“贡献”的确独特，但值得中国人自豪吗？）

　　——“明朝的万历年，国家的权利精英们都在搞政治斗争，聚焦的都是皇帝家内事，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盐、矿、造船、造纸、纺织、火器应用、文字学习、武术，航海、工艺品、绘画，等等，这些国家文明和技术，怎么不见朝中有人关注，历史总是把聚光灯打在皇家舞台上，演绎家权、文权、皇权的斗争。当政者，为皇者，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作，为什么而去奋斗？这是史官们，不敢评论的地方。究竟为了什么要夺情、夺权、夺天下？”（读者评论“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维基百科）

　　（注：历史书上只轻描淡写说“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者”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羞羞答答就是不肯提文人“公知”悍然销毁出海地图等资料直接破坏这一历史事实——也难怪，文人“公知”写的历史，当然要想方设法为同伙同类推卸责任。）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鲁迅）

　　——“两弹一星”不是文人“公知”发明创造的，号称现代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不是文人“公知”搞出来的。中国工业化基础不是文人“公知”的功劳。文人“公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毫无贡献。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有人借此比喻：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出口不了电视节目——如今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遍及世界。这些产品中有哪些是文人“公知”制造的？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人“公知”做出了什么贡献？一无所有。如果有，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会说“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给世界提供新思想”、“出口电视节目”是谁的事？如果是老百姓的事，那要文人“公知”们何用？如果是文人“公知”的事，那“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出口不了电视节目”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文人“公知”们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创造精神财富，是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

　　7．“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文人“公知”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

　　文人“公知”一开口左一个“引导”右一个“影响”，说到底就是自己的话必须有人听，为此不惜一切，不在乎谁给钱、为谁说话——如果没人理睬，文人“公知”给谁“解释世界”去？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资中筠）

　　——“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张维迎）

　　——“智库，又称智囊、思想库，无一例外均为影响决策而生。”“‘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美国智库杂志《新共和》国际版主编策约瑟华．利伦兹克说。”“一群手无缚鸡之力者，何以撬动国家决策的杠杆？”“选择低成本、高效益的‘吹耳边风’——借助公共舆论，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智库是一个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被纳入政府官员的诸多专家之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朱镕基，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直到当选国务院总理。‘旋转门’在转动”、“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视‘谋士’的传统。当前，中国智库在人员构成上依旧是纯学者为主，这些人大多从学生直接进入智库工作”、“在政府决定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新闻媒体建立防务智库，能够保持舆论界的领跑优势，引领防务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南方周末：“中国防务智库进入成长期”）

　　——“《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文人对法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但那都是些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不会这样。”“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帮助统治者”。（人大张鸣）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天则经济研究所概况）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多视角看中国智库”《瞭望》2009/1/30）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樊纲、刘鹤、林毅夫、易纲、许善达、吴晓灵”（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国研中心诞生了许多中国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

　　——“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这一构想被外界称作‘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随后，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一拍即合。班就开始办了。从2002年起，五年内，每年一期，每期60名官员，培训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第二阶段到哈佛，为期还是六周。另，这些上哈佛班的高官，均为司局长以上的重量级人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一不小心说出了学费的数字，我们的媒体就惊叹：20万？吓人啊！”“所以，政府被迫把这哈佛班办成了地下班。卢迈说：‘树大招风，明明一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其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给学员们掏的学费并不算多，它只掏国内的150万人民币，学员在国外的学费由安利公司给付，金额是100万美金。”（倍可亲网站：“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8．“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存在价值全靠自吹——文人“公知”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存在价值全靠自吹。

　　——妙笔生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孔乙己只想靠“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之类“解释世界”生存，“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其他一切都看不上眼。穷酸成那样，“弄到将要讨饭”了，却仍然好吃懒做、“不会营生”——说白了就是不肯放下架子靠做工种田等“改变世界”的营生吃饭，宁可偷书行窃，还“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地振振有词：“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君子固穷”、“者乎”、“不要取笑！”、“跌断，跌，跌……”

　　——季羡林写了《牛棚杂忆》控诉“干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那一段不能靠“解释世界”神气活现的日子——尽管他在干校只有短短一时，尽管他自己都承认干校的日子很滋润，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优越多少，却仍然视干校为人间地狱，耿耿于怀恨恨不已。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公知”眼中正当的谋生之道只能是“解释世界”这一种，其他一概都是“下等人”才干的事。让他们从事“改变世界”的体力劳动简直是奇耻大辱——孔乙己宁可穷得偷盗都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何况高等“公知”？

　　9．“解释世界”最怕别人不信，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文人“公知”最怕别人不信，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

　　——“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应该不是少数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话都懒得说。”“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我不与无耻之人辨论”。“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非常多灾难”。（张维迎）

　　——“给某些迷恋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喜欢争吵的法大学子一个睿智的提醒，请不要对你个人不喜欢的资料与见解纠缠不休，去拼凑选择性的真实图景，攻击师长。”“孩子们，请别闹了，省点时间好好读书和修炼心境吧。”“人生苦短，大学四年尤不过弹指之间，不妨做一个多看书，少说话的经济适应男”。（郭世佑）

　　——“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

　　——“南方报业对中国的贡献，不单是在于它的几份报纸，而是培养了无数在那里呆过的人，而且影响了无数其他媒体的同行。当它和中青成了行业标杆，他们的价值观，也同时被无数媒体人所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极左报纸已经非常之稀少了”、“几大门户上，左派的声音也是寥寥”、“在主流媒体上，他们（极左派）没有容身之地”、“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是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大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无疑，这些人的观念对钳制极端民族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强烈建议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左言论制裁法》”“依法逮捕审理关押一批影响重大恶劣的极左分子”“严格进行清理整顿，绝不手软”。（金陵客）

　　——“民主了暴你菊花”。（南方都市报记者闫涛）

　　——“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场总监陈乐）（网名“2可器”）

　　——“早晚要绞死他们！”（围剿辽宁日报的@关木旦0550）

　　10．“解释世界”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文人“公知”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可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茅于轼）

　　——“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慕容雪村）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资中筠）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宪政框架之下的三权分立，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模式，是普世价值的制度保障。”（李悔之）

　　——“不能以特色来拒绝普世价值”、“不能以制度来反对普世价值”、“不能以意识形态来批判普世价值”、“不能以权力破坏普世价值”、“不能以既得利益来回避普世价值”（董德刚：试论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自由也是一种价值，所以，自由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南方周末：什么是普世价值？）

　　注：“自由”是“解释世界”的绝对真理，不是“改变世界”的绝对真理。要“改变世界”就不能有绝对自由，就得受一大堆制约：得遵循客观规律，得分工协作，得统筹兼顾，得替协作的人着想，得瞻前顾后考虑后果，得承担后果……只有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才用不着管这些，才可以肆无忌惮闹“绝对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是人性而是兽性——禽兽才绝对自由主义，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此不是“自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是“自由是兽性的根本需要”、“自由是解释世界的根本需要”——“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而不受任何制约，用个好听的名词表达出来，就叫“自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意味着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不负责”——对自己的言行给别人带来的后果不负责任。换句话说，“自由”是“不负责”的代名词，“不负责”的另一种说法就叫“自由”。单身汉无家庭可负责，所以最自由：“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想干什么拍拍屁股拔腿就走。有家有室、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行，就必须“要自由就不对家庭负责，要对家庭负责就不自由”。因此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是“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决不可能有抽象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言论”是人权，“大小便”更是人权。如果言论自由无条件，那大小便自由呢？也无条件吗？“禁止大小便”破坏人权，但“禁止随地大小便”呢？能说“禁止随地大小便”是“破坏人权”、“妨碍自由”吗？不准说话憋不死人，不准大小便必憋死人。大小便这样致命的人权自由尚要服从公共利益，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例外？当然，“不准随地大小便”只限于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就无此限制——到了荒郊野外你爱怎么随地大小便都没人管（不折不扣“随便”）。同样，到了没人的地方你爱怎么言论自由就怎么言论自由，没人管你。只要涉及公共利益，连大小便这样的人权要受限制，何况言论？

　　凡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者必不负责，凡负责者必不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只要一喊“自由”，真正的意思就是想赖帐，赖掉自己的责任。文人“公知”们决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主张“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奉为绝对真理，不容置疑，不容更改，更不容挑战。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只管自己，决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

　　既然是绝对真理，那就不由分说，就不需要用事实证明，就必然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意识决定存在，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世界，一切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定义证明定义，用虚拟证明虚拟，用抽象证明抽象，用脱离实际证明脱离实际，与人争辩必争概念、论定义——只要一争论概念定义，一切就自然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只要用概念游戏证明对方“连XX概念都不懂”，就算分出了胜负：

　　——“谈到民主，就应该先给它下个定义……”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俞可平）

　　——“‘专政’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秦晖）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徐景安）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唐逸）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何新）

　　——“‘逃生’是个事实判断，‘逃跑’是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背后还蕴含着道德谴责在里面，认为你没有履行责任，你是不道德的，这反应了公众本身的‘道德分裂’，反应了道德主张与道德行为的脱节。”（范跑跑）

　　恩格斯说：“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为玩弄词藻、玩弄文字游戏、概念游戏……总而言之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靠卖嘴定胜负。

　　11．“解释世界”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文人“公知”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

　　所谓“中国人爱虚荣”、“中国人爱撒谎”之类陋习同样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市场制度最道德”……

　　——“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赵晓）；

　　——“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樊纲）

　　——“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

　　——“加入了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均先生在国籍这个问题上如果确实‘欺骗了中国人民’，也不应无限上纲、穷追猛打——一介文弱书生，‘欺骗’之目的，无非是想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一种心理认同。恐怕没有太多见人不得的东西吧？虽然犯了‘法’，但毕竟‘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吧？”“如果在杨恒均在国籍问题上‘欺骗了中国人民’，这里且说一句极端的话：这是善意的‘欺骗’！”“杨恒均‘欺骗了中国人民’可以批评、斥责。但是，因为杨恒均或某些民主人士身上有缺点和错误，就否定一个信仰，否定一个理想，否定一个制度，不但太荒谬，套用特色中国十分时髦的一句话就叫：‘别有用心’！”（李悔之）

　　——丁来峰说他爷爷1949年被抓坐了10年牢，1958年出狱，却有了8岁、5岁、3岁的子女——坐牢10年出来就有3个三到八岁的子女，被曝出身世有问题。丁来峰赶快把坐牢10年这一句删除，不曾想已经有猪队友迫不及待地把原文到处贴了。怎么办？赶快改成爷爷坐牢4年，出来后刚好有个3岁的儿子，算上十月怀胎就说得通。乍一看连最小的3岁叔叔都可圆上。但是文章写59年冬天妹妹饿死，叔叔最后一个饿死，有3岁，也就是说叔叔至少是56年怀上的，爷爷是58年回来的，坐近四年牢，改了还是给了爷爷一顶绿帽子。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千年都不成。就凭文人“公知”撒谎成性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根深蒂固，何曾成过大事？

　　12．“解释世界”是少数人的事——文人“公知”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干的事

　　——“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群体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张维迎）

　　——“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南方周末“张维迎：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

　　——“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经济学家要敢于讲真话，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句话用在这可能合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湖北省襄樊市刘世均）

　　——“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刘晓波）

　　——“法官是具有权威地位和知识精英素养的职业群体”“不宜使这样的机构和行为给人过于平民化、大众化的印象”（贺卫方）

　　——“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

　　13．“解释世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坚决主张“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文人“公知”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坚决主张“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类不可能将之消灭。”（人大张鸣）

　　——“且不谈普世价值先，就说一点：我们凡事从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利益出发，这总是对的吧。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2009-04-10）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厉以宁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

　　——“红歌中我们一直唱：没有国哪有家。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

　　——“人有道德的本能，也有有违道德的本能，这本身无可厚非。”“老师没有义务为学生牺牲。”“责任不能达到牺牲我生命的边界，那就是侵犯我的权利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范跑跑）

　　——“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

　　——“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张维迎）

　　——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幸的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人大张鸣）

　　——“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

　　——“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利益”（王长江）

　　——“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2011-1-19凯迪社区>猫眼看人droum）

　　——“张维迎特别喜欢古巴雪茄烟，当我走进他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时，看到办公桌上高高堆放的五六包的极品雪茄（Cohiba）。这些雪茄烟（其价格是一个中国农民年收入的几倍还多）是西方自由的象征（虽然是共产党国家的产品），是他所希望的逐渐掩盖或者取代毛主义最后残余的活力的象征。”“如今的生活让张维迎这些体制后面的经济学家非常尴尬。从西方引进的观点经过了三十年的风光后，中国已经开始背离新右派。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成为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

　　14．“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文人“公知”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

　　——“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独立性”、“离经叛道”、“不同凡响”、“别有风味”、“曲高和寡”、“众皆醉兮我独醒”、“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何老师（何炼成）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南方人物周刊2007-07-21）

　　——“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我强调学者的独立。”“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我过去发表的东西，经常不合主流，是异见分子”。（张维迎）

　　——“即便卖猪肉，那也是北大人在卖猪肉，一定与众不同！”（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5．“解释世界”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文人“公知”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虚伪攀比之类陋习同样源于文人“公知”——既然绝不认错，那就必须维持住“一贯正确”的神话。强词夺理也罢，不择手段也罢，漏洞百出也罢，反正得维持住表面的“一贯正确”。“一贯正确”就是“有面子”，保住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保住了“面子”，打破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是“丢面子”。这样的利害关系导致“面子文化”的诞生。有“面子文化”就有攀比文化——面子象征地位，地位第一导致面子第一，面子第一导致处处攀比，导致制造假象：你有面子，我得比你更有面子，至少不能比你没面子……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驳斥了主流知识分子误导中国改革的观点。他说：‘有些人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2005年12月09日06:31北京晨报）

　　——“吴敬琏发怒：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地说。”“‘如果凡事都问动机，就复杂了。’吴敬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厉以宁：“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杨帆：“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有些经济学家担任5家甚至更多公司的独立董事，精力和能力当然无法企及，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本人，而是我们现行的独立董事制度还没有很好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就好象一个贪婪的乞丐想吃一百桌完全不同的宴席，问题不在于这乞丐有着‘过于贪婪’的胃，而在于满足其要求者的愚蠢和疯狂。”（夏业良：“忍辱负重的中国经济学家”2005．12．21．新浪财经）

　　——“双轨制产生了官员腐败，这是它受到批评的原因。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现在双轨制寿终正寝了，这是它的胜利，不是它的失败。不仅当时，可能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张维迎）

　　——“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信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张维迎）

　　16．“解释世界”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文人“公知”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鲁迅）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鲁迅）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鲁迅）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鲁迅）

　　——季羡林文革中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文革后写“牛棚杂忆”——批邓时说的一个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说的又一个样。

　　——巴金文革中积极批孔，编写的批孔教材“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成了全国学习的样板；文革后积极主张设立“文革博物馆”，又要为全国设立一个学习样板。

　　——茅于轼当初大骂高铁“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挥霍浪费、“能力闲置，浪费严重”，如今反过来大骂高铁“买票如此之难，令人望而却步”——从骂高铁“没人坐”一下子就变为骂高铁“坐得人太多”；贺卫方当初大骂高铁“决策肯定出了问题”、倡议拒坐高铁，如今却说“这速度真是迅捷得可以”、“毫无疑问，这方面的发展是最值得赞许的”；南方报系当初大骂高铁“他妈的奇迹！”、“经济风险尚在酝酿，安全危机已然来袭”、“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将形成铁贷危机”、“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潘多拉之盒或许才刚刚打开”，如今大赞“中国铁路大调图动车成为主力军”，仿佛跟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高铁未出名之前一个样，高铁出名之后立刻另一个样。

　　——贺卫方“新西山会议”时大骂共产党非法，要“图穷匕首现”，如今却说“一个人，真诚地指出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弊端，就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什么政治不认同情感不认同。古语所谓良药苦口、良言逆耳全然忘记”；人大张鸣一贯逢毛必反：“毛的精神遗产是海洛因，可以暂时让你兴奋起来，但却令你病入膏肓。不禁毒，人就完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毛的遗产，不仅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的问题”，逢共必反：“分明是一条汉子，非给穿一双三寸金莲的弓鞋，还非说他感到合适，不合适也合适”、“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最亲的是狼，不是人。红二大抵是这样的狼孩”，连习近平反腐倡廉都被骂成“对于病入膏肓的腐败，开的药方居然是节俭。好吧，少花点钱，多往瑞士银行里存点”、“提倡节约是好事，但如果所谓的光盘运动，真的成了运动，殃及老百姓吃饭喝酒，我觉得就是祸害。走到哪儿，老百姓的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不需要政府来管，也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如今却说“据我了解，大学教师上课歌德者不多，激烈批评者也不多，多数人只是在讲自己的专业。即使批评者，也不过偶尔带出来的。”——得意忘形时一个样，见势不妙立刻又一个样。

　　——胡绩伟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58年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摇身一变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郑必坚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1976年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宣布“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公开夸奖：“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

　　——吴敬琏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当年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文革中参加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五．一六”、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如今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青报曹林对大学生判断力的评价说变就变：2014年7月他说：“刚走进大学的年轻人缺乏判断力，思想上几乎是一张白纸。”仅仅几个月后他攻击辽宁日报时又说：“不要低估大学生的智商和判断力”。

　　——明朝东林党人反对万历皇帝立福王为太子时坚决主张“立嫡不立贤”，崇祯皇帝死后南明立皇帝时又变为坚决主张“立贤不立嫡”——如果“立嫡不立贤”，福王的儿子最有资格，跟他老子结了死仇的东林党人心里有鬼，坚持的原则马上变了。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价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不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又对美国“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又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顶层设计”出“腐败有理”，却又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

　　——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又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选举”，又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主张“言论自由”，又“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在枪杀事件时舍身堵枪眼救学生，中国的文人“公知”说，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等出了范跑跑，文人“公知”又说，自顾自逃跑是“普世价值”——同一个“普世价值”内容变来变去，对外国人一个样，对中国人一个样，外国人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中国人舍己救人就是“破坏普世价值”、“不珍惜生命”。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的。”中国人马马虎虎的陋习从何而来？文人“公知”——既然主导社会的文人“公知”兴的是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那岂能容得认真仔细？谁认真谁倒霉，谁善于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吃得开。久而久之流毒全国贻害子孙。

　　17．“解释世界”绝不负责——文人“公知”绝不负责。

　　“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文人“公知”既然以“自由”为绝对真理，当然从不负责——从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休克疗法”到中国的“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破产就灵”、“一涨价就灵”、“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先富带后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花巨资买美国白条、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借“7．23”动车事故妖魔化高铁……文人“公知”哪次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一会儿一个主意？哪次不是出了问题立刻装聋作哑一拍屁股走人了事？什么时候为自己的出谋划策“顶层设计”负过责？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

　　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还不算“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张维迎是如何对待自己当初的许诺的？装聋作哑，只字不提。负责了吗？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

　　注：如今举国污染到处雾霾，当初“顶层设计”了这一切的文人“公知”可曾负半点责？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

　　注：如今首都成“首堵”，这位“欣喜”的文人“公知”躲到哪里去了？

　　——“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杨恒均）

　　注：这是最典型的决不负责：斩钉截铁要“民主”；斩钉截铁鼓吹“用暴力获得民主”：“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不得不使用暴力”、“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斩钉截铁教唆别人当“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去杀人放火搞政变“颜色革命”；然后轻松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推了个精光：“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让别人流血拼命，自己舒舒服服袖手旁观：成功了，功劳是自己的；失败了，掉脑袋的是别人。

　　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文人‘公知’”=诈骗犯+教唆犯。

　　18．“解释世界”需要唯我独尊——文人“公知”需要唯我独尊

　　——“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我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事。”“你看看排在我前面的人，只有江泽民还健在，其他都是死人！”“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张维迎）

　　——“如果谁对茅先生（茅于轼）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易中天）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

　　——“2008年以后，我瞧不起全中国的思想界。”“我当时对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智力优越感。”“从我对道德要求特别高这一点来讲，我是有道德洁癖的。”“我的智商确实比较高”（范跑跑）

　　——“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邓文初）

　　——“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

　　——“我有38万多真粉，回复一人实际上相当于广场演讲。影响巨大”。（陈有西）

　　19．“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文人“公知”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

　　不把别人变成笨蛋，人家自己就能“解释世界”，谁还会听文人“公知”的？这就是利益需要。如何制造笨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摧毁人们的自尊自信，让受害者自认笨蛋。

　　（1）“打击别人”：全面否定“改变世界”者的一切——人身、职业、成就……没有错误也必须说成错误，没有失败也必须说成失败，没犯错误也必须误导引诱犯错误；同时借力打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用抬高美化别人来打击“改变世界”者的士气——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历史大翻案……千方百计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终觉得自己是笨蛋——“水落石出”：水落方能石出。水不落，石不出。文人“公知”要抬高自己，就必须打击别人，必须“踩着别人往上爬”。

　　①．肆无忌惮人身侮辱“改变世界”者

　　——“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开”、“反智”、“劣等民族劣等文化”、“劣根性”、“不文明”、“愤青”、“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优胜劣汰”、“丛林法则”、“垃圾人口”、“奴性”、“盲从”、“暴戾”、“民粹”、“劣根性”、“中国这样一个民众天性懒惰、懦弱、不思进取、道德堕落的国度”、“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90%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95%有破坏性”、“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你就不配活着！”……

　　——“‘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却是一片没有长成的草，是敌囚，是奴隶，是社会的下层”、“‘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杨继绳）

　　——“流氓无产者的卑劣，是建筑在自己的没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竞争不过人家。”“流氓无产者意识，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这种意识发酵，潜移默化，就会形成对社会成功人士的莫名仇恨如妒忌，形成围剿意识，影响官方治理政策和立法，社会就会陷入倒退和落后愚昧。”（陈有西）

　　——“‘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群众’并非个体的‘人’，就算是在网络这样的公共空间，‘群众’也是作为一股威胁力量，供‘领袖们’驱遣、挥耍、消耗与储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邓文初）

　　——“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何祚庥）

　　——“穷人比富人更坏”、“穷人的恶，富人倒不一定全有，穷人翻身，比富人更坏更毒！”（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官躲民藏”）

　　注：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民。不管如何艰难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环境，中国老百姓总能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把中国剥了个精光，毛泽东的新中国带来和平后仅仅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就把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这样的老百姓难道不最优秀？（如今俄罗斯最希望的的恐怕就是拥有中国老百姓这样优秀的人力资源了。）如此优秀的人民群众居然被什么财富也不创造、什么贡献也没有的文人“公知”们视如粪土，肆意侮辱诅咒欺凌，甚至公然叫嚣“你就不配活着！”——为什么？因为“中国老百姓最优秀”是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看问题，必须把中国老百姓污蔑贬低踩在脚下，否则还怎么让他们俯首贴耳听自己的“解释世界”？这时就看出“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妙用了：凡是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妖魔化。最优秀的中国老百姓就这样变成了“垃圾人口”。

　　②．肆无忌惮否定“改变世界”的职业

　　——“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陈有西）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

　　——“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凯迪论坛）

　　——“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人大张鸣）

　　——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23”记载：“给事中张元冲劾奏：文英徒以绳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带俸窃衔叨恩荫叙乃复冒渎改求此于国体名器所关不小宜明谕惩戒使知安分图报”——郭文英有真才实学，卓有成效地组织修建了太庙。但因为他出身木匠、没有文凭（以绳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所以文人言官（给事中张元冲）不但反对他参与国家管理（升任工部右侍郎），而且要惩办他——“宜明谕惩戒使知安分图报”，还把这上纲上线成重大原则问题——“此于国体名器所关不小”。

　　——“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注：明确把工程师踢出“社会管理型学者”，毫不隐讳“经济学者”“法学学者”才是老大）；

　　——“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评价。）

　　——“中国的两弹科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我不这么感激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人类的敌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不适合掌管两弹的人制造了两弹。”（焦国标）

　　③．肆无忌惮否定新中国的一切成就

　　——“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那么多的原罪”。（陈有西）

　　——“唯一真实存在过的带路党——【苏俄带路党】，将我们引入了假民主真专制的斯大林主义，使中俄两大东方专制传统形成合流，为害数十年，至今不能自拔。”（陈有西转李伟东：“迎接自由平等均富和民主宪政的新时代”）

　　——“错、错、错！1．朝鲜战争打错了，不该打；2．对越战争打错了；3．解放战争（国共战争）打错了，千万军民的死亡，换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原来却没有道理，被改革开放否定了；4．抗日战争，不打又如何？让日本人管理中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依旧，满族没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这个下场；5．土地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6．辛亥革命，不革又如何？君主立宪，未尝不可。苦难深重的中国啊，一直在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陈有西学术网：“热带水果”）

　　——“必须为土改中的平民地主平反”。（秦晖）

　　——“1949年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开始受到严重的扭曲。”（俞可平）

　　——“公私合营，实际上也是剥夺，不过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剥夺而已。”“如果国家还想继续往前走，坚持市场经济，对自己历史上不合法的侵夺，必须有个说法”、“清算过去，厘清产权，跟过去群众运动式的侵夺说再见。”（人大张鸣）

　　——“毛的精神遗产是海洛因，可以暂时让你兴奋起来，但却令你病入膏肓。不禁毒，人就完了。”“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君子不党，结党营私，党跟帮派，在人们眼里没有多少区别。人一旦结成了党，多半不干好事。”“中国近代国际地位的改善，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都是民国政府靠坚持抗战得来的。毛有什么功绩？无非就是杀自己的同胞杀得多，战争时期杀，和平时期还杀。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列强跟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1943年就都废除了。但49年后，毛跟苏联签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却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把蒙古不经公民投票就让其独立，承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租借大连，承认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这样的条约，难道说不是不平等条约吗？”“中国人从俄罗斯得到的，只是武器，而得到的武器越多，西方越是担心我们，关系就越差，但恰恰只有西方，才能让我们发家致富。”（人大张鸣）

　　——“尽管当下民族问题严峻，但中共却从来不肯承认其民族政策有误”、“民国时期，尽管中央政府孱弱，但民族矛盾却远不如今日之尖锐”、“基于阶级的统治结构不变，基于阶级的各民族新精英，在新形势下，缺乏威望”、“现在的民族政策不改，就是宽严皆误，进退失据”。（人大张鸣）

　　——“强制性地牺牲一部分人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这样的制度，就是反人民的。更何况，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我还以为人上太空，是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学试验呢。”“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人大张鸣）

　　——“为什么要造原子弹，他不是为了保护中国，而是为了保护他屁股下面的那把椅子”、“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茶叶蛋好歹能裹腹。不造原子弹还可以少饿死点人。造原子弹是为了不遭受侵略，遭受侵略会造成南京大屠杀；结果因为你造原子弹饿死的人比南京大屠杀多的多。”（袁腾飞）

　　——“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著名经济学家”、北航教授王福重）

　　——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捏造、歪曲诽谤污蔑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的身高”、“毛泽东的食谱”、“毛泽东的‘行宫’”、“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的孙子”、“毛泽东的亲戚”、“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卫士长”、“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的医生”、“毛泽东的护士”、“毛泽东的陪读”、“揭开毛泽东用兵如神之谜”、“《沁园春．雪》的真正”、“《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的真正”、“毛泽东诗词真相”、“毛泽东选集真相”、“‘论持久战’是谁提出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毛泽东整肃AB团”、“饿死三千万”、“毛泽东杀人X千万”……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一切的一切无不成了文人“公知”们捏造诽谤的话题。

　　——无孔不入造谣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污蔑抗战烈士左权“并不是战死”，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地雷战没有炸死一个鬼子”、“狼牙山五壮士是迷了路”、“黄继光堵枪眼是不小心摔倒”、“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是编造”、“长征过泸定桥没打仗”、“烤肉”、“挂炉烤鸭”、“感谢美国飞行员”、“感谢蛋炒饭”……

　　注：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文人“公知”要的就是“使人丧失信心”——只有让老百姓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一切都不对”，才能使之产生“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皆不行”的感觉，才会信心全失，才可以使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乘虚而入大显身手——就象没有社会经验的小姑娘心烦意乱情绪低落意志薄弱时最容易被色狼得手一样。正因为文人“公知”的真正目标是摧毁你的自尊自信，所以必须把你的一切成果全盘否定一笔勾销。是真是假不重要，事实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行：“整个中国近代史全部都是错、错、错、仍然错、继续错、尤其错！”这是“制造笨蛋”、推销“解释世界”的要害核心。跟这些人就事论事地争辩“这不是事实”、“那不是事实”之类，那是没看透人家的真正目的——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弄清事实。没看透这点就只能人家攻哪里就急急忙忙守哪里，总是被动挨打。

　　④．崇洋媚外、否定中华民族的一切

　　——“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中国文明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刘晓波）

　　——“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不需要避讳，已经招徕无数谩骂，继续增加也无所谓。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一个至今还不知道怎样用辩论去选择一个政权的民族，一个历史上动不动就几十万几十万地杀害本族人的民族，一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奉为伟大领袖的民族，一个认贼作父和认父做贼的民族，一个对于自己过往恶行毫无忏悔能力的民族，一个只有斧头才是万能钥匙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中国人出了毛泽东，不但不反省还无休无止地颂扬他，那这个民族也是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难道不是奴才民族？——连做奴隶都不够格”……（萧瀚）

　　——“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普通话是劣质语言”、“汉字为什么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茅坑”、“‘四大文明古国’或为意淫”、“拆穿“四大发明”的谎言”、“什么狗屁祖宗的博大精深，骗子的博大精深罢了”、“中医这东西，本质上，跟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一回事儿”、“中国到现在还有不少傻逼相信什么《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呢！”“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胡说八道！什么阴阳五行、八纲辨证——都是骗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如果老百姓本质上都是好人，那怎么会当了官就都‘变坏’了呢？这肯定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老百姓本质就坏！文化基因不对！……大家应该更多的反思我们的文化基因！我认为是老百姓的本质太坏了！窝里斗、迷信、大量的汉贱、暴戾、对外大方对内小气……这些问题都产生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西方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糟”、“中国人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打假斗士”方舟子打假打到张衡头上去了，宣布张衡的地动仪“很可能”“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生化专家”、“转基因专家”摇身一变又成了“考古专家”，先虚晃一枪“很可能”，马上斩钉截铁下结论“仅仅是个无用的摆设”。他一马当先，同伙马上摇旗呐喊起哄架秧子：“地动仪被怀疑是后人仿造自豪感轰然崩塌变笑话”、“伪造的历史实物，造就虚假的历史自豪感”、“原本对于历史的自豪感，现在更像一个笑话”、“现在很怀疑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用种种种闪烁其辞的“很可能”让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轰然崩塌”，自认文化劣等。

　　——“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实，自石器开始，文明历便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南方网：“普通话是一种落后的语言”）

　　——“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人—这个世界上占全球五分之一的群体—对世界的各方面的进步几无贡献。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约等于0”。（“飞龙在半天”加帖在“猫眼看人”2010-5-4）

　　——“美国100吨垃圾无人问，中国才五吨就被骂翻天”、“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现场产生了超过100吨垃圾，出于安全考虑，国家广场上的垃圾箱之前就被移除了，因此最后也出现了垃圾遍地的景象。”“人家美国认丢垃圾是天性自由豪放帅性的表现。你丢垃圾那是愚昧无耻人格低下。”

　　注：这不是单纯的“崇洋媚外”，而是曲线“制造笨蛋”：借外国人来间接否定中国人的一切——不见高山，不显平地，说外国一切都“好”，自然就显出中国一切都“坏”。“当着和尚骂贼秃”是骂人，“当着和尚赞美发”同样是骂人。这叫“远交近攻”、“旁敲侧击”、“反衬歪打”、“借力打力”、“迎外以安内”——外国的一切必须比中国的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要害不是好不好，而是要通过制造出“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的神话间接否定中国的一切。否定了中国的一切才能摧毁中国人的自尊自信，摧毁中国人的自自尊自信才能“制造笨蛋”，自己的“解释世界”才有销路——向谁推销“解释世界”就必须把谁变成笨蛋，否则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解释世界”？既然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那就只能否定中国的一切，因为这是“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道理就这么简单。

　　⑤．历史大翻案

　　——“袁世凯被骂卖国有点冤”、“袁世凯被日本算计接受‘二十一条’”。（人大张鸣）

　　——“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胡绩伟）

　　——“民族英雄洪承畴翻案成功福建南安建纪念园”。

　　——为张灵甫招魂：“张灵甫陵园盛大开园典礼。时间：2010年10月10日（双十节）。地点：西安市长安区张灵甫陵园”。

　　——为汪精卫翻案：《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章诒和、贺卫方）

　　——南京雨花台去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增国民党烈士照。

　　——“上海艺术家金锋在南京为秦桧和王氏塑造了立像，引起国内学术和思想界的一片共鸣，多数人认为让秦桧立起来是正确的，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为：立像是人权和女权的体现，是思想进步的反映，任何人都无权让罪犯下跪；跪像的存在，无助于让‘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在广大国民中普及。”

　　⑥．误导引诱犯错误

　　——“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张曙光）、“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朱学勤）

　　——“凭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实力，提出裁军是能够让全世界认真对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领导人。中美合作带头均衡裁军，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轻放过了。所以我不希望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茅于轼）

　　——“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人大时殷红）、“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环球时报赵可金）、“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南方都市报）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庞中英）

　　——“多开办一些由正统教派的阿訇办的教义学校，官方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或者暗中的扶持。这样的学校办多了，多讲正规的教义，多举办正规的宗教活动，就自然把异端排斥掉了。可惜的是，在新疆，这样的正规教义学校，实在是太少了。”“说到底，宗教的问题，还是得靠宗教来解决。”（人大张鸣）

　　注：上述种种其实是算卦测字跳大神的的常用法子——上来先当头一棒：你气运不佳，印堂发暗，面带煞气，灾星笼罩，大难临头。这一切凡夫俗子看不见，只有我长了慧眼有高级技能的张铁嘴王半仙才看得到，才能为你消灾解难……只要把你弄得六神无主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求他指点迷津，他的“解释世界”就能开张了。

　　（2）“抬高自己”：自我吹捧，相互吹捧，自我神话；用考试学位、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从而制造出自己“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用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等把一切事物神秘化复杂化，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从而制造出自己“无所不知”、“一惯正确”的神话。

　　①．自我吹捧，相互吹捧，自我神话：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资中筠）

　　——“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社会楷模”、“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社会和时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有文化有学历”、“有学识有坚持”、“重名节讲骨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最有见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愧于‘公知’称号的社会精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帝王师”、“以致君尧舜为己任”、“真理在握”、“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的价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触”、“求真的灵魂”、“宣说常识、激浊扬清、忠于真理”、“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具有批判精神、崇高信仰、承担道义的理想主义者”、“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气”、“为了真理和良心，拿出对整个世界撼悍的勇气”、“独立思考、高屋建瓯、发微见著”、“几颗晨星，发出耀眼的光芒”、“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掌握道德的制高点”、“肩负着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的作用”、“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为社会而思索，为民请愿”、“意见领袖”、“良知代言人”、“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能力、敢担当”、“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言人所不敢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虽千万人吾往矣”、“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他们从没有放弃，因为他们爱的深沉”、“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会就无法进步”、“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就一小撮精英”、“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由于其专业背景，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发言权，有更多的知识贮备，也受到更良好的训练”、“知识人一生问学，明白事理，能看穿权力为恶的手法和历史的教训，并提前告诫和唤醒人民”、“公共知识人，铁肩担道义，慎独察逆流。是民族的脊梁，浮躁社会的沉思者，国家的宝贵财富。他能使主流社会不致迷失方向”、“公共利益代表”、“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有骨气有学问有实力的”、“这个阶层（学者阶层）的使命很可敬，很崇高，并且在其他阶层面前显得很突出”、“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是最谦虚的人，是道德最好的人”、“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中国知识分子是极有能量、极有影响力的群体，是思想最敏感、感情最丰富、神经最脆弱的群体，也是社会期望值极高的群体”、“知识分子是孤独、寂寞、痛苦的，恐惧、压力常伴左右；大量付出，无私奉献，只有投入，不图物质回报”、“知识分子的坚持”、“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博学、善良、智商超群、独立精神、自由人格”、“甘冒风险，敢于点破挑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在沉默与话语中选择”、“戴着枷锁跳舞”、“思想独舞”、“知识分子不甘沦为看客，而是有所作为：话语权与敢说结合，激浊扬清、匡正时弊”、“点破挑明，说出真话，道出真情，亮出观点，积极影响着这个社会”、“公民社会的守望者”、“不附势，不媚俗，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时时保持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中国律师正在成为公私权冲突的前沿地带的活跃力量”、“反精英者皆脑残”、“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千钧一发，谁来唤醒沉睡的人们？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律师精英们来啦”、“正义之师，担大义，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鏖战法庭内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壮哉！真相，在雄辩之中流淌；正义，在人们心里播种”、“人们盼望‘陈有西们’，人们拥戴‘陈有西们’，人们赞扬‘陈有西们’，人们称‘陈有西们’为‘旗手’‘脊梁’‘英雄’，人们对‘陈有西们’寄托有无限希望，有人甚至‘祈愿’‘救生民于水火，力转乾坤真如神’”、“保卫改革开放！保卫中国律师！保卫我们的陈有西！”“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注：看看文人“公知”这些长得令人头晕目眩的天花乱坠，实在想象不出天下还有什么好词不会被他们霸了去自吹自擂。中国老百姓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创造出世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在毛泽东的新中国带来和平后仅仅几十年就把满目疮痍一贫如洗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这样优秀的人民群众却被文人“公知”污蔑成“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而这些用尽了天下最美妙华丽的语言吹嘘自己、恨不能把自己吹成活神仙的文人“公知”实际干了什么呢？什么也不干——不创造财富，不为创造财富做任何事，不为人类做任何贡献。难怪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在这个无情的事实面前，上述那些庄严宏伟华词丽藻全成了意淫、自慰、自恋、“抠着屁眼上楼——自抬自”。但这同样是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问题才有的结论。从“解释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同样得用“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处理，把黑的变白的。这么一处理，最恶毒的词全给了最有贡献的，最美妙的词全给了最不干事的——只会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就这样变成了无所不能、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活神仙。

　　②．用考试学位、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从而制造出文人“公知”“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

　　不管是谁，只要被考就已经矮了一截，只要考人就已经高了一等。人文领域考试意识形态标准永远超越客观标准，被一种意识形态判为优秀的东西可以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判为不及格。只要按文人“公知”的定义搞学位制，一切就纳入了“解释世界”的轨道，就让文人“公知”垄断了学位颁布权，文凭学位就成了文人“公知”的铁饭碗，一个学位能吃一辈子：一辈子没成事没关系，一辈子没学位不行，一开口就是“你有什么学位？”而不是“你有什么贡献？”

　　文人“公知”靠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把人等级化，制造出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制造出文人“公知”“高等”、“优秀”、“精英”、“文明”的假象，制造出“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神话。中国社会优良风气的瓦解崩溃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中国科技教育界的腐败堕落、歪风邪气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中国孩子的“考试炼狱”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中国老百姓惨遭文人“公知”的压迫专政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开始。今日中国的一切假冒伪劣、一切乱象都起始于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是中国万假之源，是中国社会的“癌变点”。没有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文人“公知”不过是一群街头孔已己，一天到晚除了偷书、喝酒、卖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之外没什么能为，活象一堆蛆。有了文凭主义应试教育，孔已己立刻变成了“范进中举”，蛆立刻长出翅膀变成了苍蝇，一步登天到处乱飞传播疾病和死亡，文人“公知”立刻成了“人上人”，啥也不干光凭文凭横行霸道掠夺抢劫欺压百姓。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是文人“公知”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在前几年兴起的‘文凭热’中，国家教委可能是疏忽了，或者是认真考虑过了。当年在延河之滨读过各种大学的人，他们的学历在各类正式表格中，都不屑一提。但他们都是大学生，是战争这所大学中真正的大学生，是在血与火的课堂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高材生。”“共产党将领则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战大系’——战争大学系。无论当年‘大老粗’曾荣耀到何种悲哀地步，也无论今天‘文凭热’曾一度热得怎样发烧，共产党的天下，就是这些‘战大系’率领千军万马打出来的。”“我们的将军文化不高，有些人写的字可能像韩先楚那样扒扒拉拉，有很多错别字，不会写的还画了那么多圈儿。但在战争这个舞台上，他们的演技绝不比那些从著名军校中走出来的人差。他们在战争中显露的才华，是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舒展大方，那样风流倜傥，令研究他们的中外学者惊叹不已。”（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

　　——“70年代末期曾经有个‘渤海二号事件’震动全国，笔者那会儿在报上看到过这样的指责：‘……企图用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方法领导现代化生产，必然要碰钉子。’云云。许多老将军最不满这句话。指挥战争怎么啦，指挥战争才要讲科学哩，才最讲科学哩！”（双石：《开国第一战》第四十九章）

　　——张维迎当上北大校长助理后，凡是没有在外国留过学的，没有在外国发表过论文的，不能在北大当教授。北大是以文史哲出名的，中国的文史要让外国人鉴定。

　　——连资中筠都看不下去，承认：“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李世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文人‘公知’真毒计，赚得中华尽白痴。”

　　③．用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等把一切事物神秘化复杂化，变成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从而制造出自己“无所不知”、“一惯正确”的神话

　　马克．吐温说：“一条重要的人类行为法则——让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喜欢一样东西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他们难以得到这东西。”同理，让人们对“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顶礼膜拜的最佳方法就是让他们感到文人“公知”神乎其神高深莫测。如何神乎其神高深莫测？“就他懂、你不懂”就行了。实现“就他懂、你不懂”并不难：用密码暗语外文鬼画符包装起来就行——反正不懂的人决不会知道老底：自己不懂的究竟是学问，还是密码暗语外文鬼画符。

　　——“‘黑话’般的法律语言”、“法律行话”是“黑话”，“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对于外‘行’人而言，这种符号足以激发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即便是在西方，一部伟大的民法典也会是一部法学家的‘独门暗器’”。（贺卫方）

　　——“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茅于轼）

　　——“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南方人物周刊》

　　——“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举国疯狂英文热。

　　——“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

　　——“经济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学科”。

　　④．繁琐哲学、死缠烂打、饱和攻击、疲劳轰炸、麻木战术

　　“墨菲定律”揭示的规律：“说不服，绕糊涂”。（If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如果不能说服对方，就把对方绕糊涂。）——被绕糊涂了，就自然觉得自己真无知，对方真高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

　　——要把人绕糊涂，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不仅必须又臭又长，而且必须枯燥无味，要的就是让受害者烦得宁挨三刀也不愿受这份“特色罪”而坚持不下去，自己就能不战而胜：你连看都看不下去，那就没法辩驳；既然没法辩驳，那就是自动认输，自己可不就说一不二了？法律党搞的商业协议买卖合同总是又臭又长又枯燥，最要害的东西总是放在最不显眼的地方，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看不懂。美国金融寡头搞的有毒金融衍生物销售协议复杂罗嗦得不仅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连一般金融专业人员都看不懂，纷纷上当受骗，结果是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全球性金融危机——“罗嗦都能派用场，枯燥也是战斗力”。

　　——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搞诈骗的另一个例子是繁文缛法：法律是干什么的？让人遵守的。让人遵守的东西必须让人知道，让全社会所有的人遵守的东西必须让全社会所有的人知道，而且必须是一目了然地知道——法律是全社会所有的人必须服从的强制性的东西，“理解的要遵守，不理解的也要遵守”，没有拒绝的余地。破坏法律最有效的手段是以法乱法。以法乱法最有效的手段是繁文缛法——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把法律弄得错综复杂、让绝大多数人记都记不住、看都看不懂，这样的法律实际不是为了让人遵守而是为了让人违反，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为了坑人整人——看都看不见的路怎么走？知都不知道的东西怎么做？记都记不住的东西怎么照办？看都看不懂的规则怎么执行？凡真心希望人们遵守的东西必定惟恐人们不懂，惟恐不能一目了然，比如交通信号标志，比如产品使用说明。记都记不住、看都看不懂、不知如何遵守的法律不就是专门让人违犯用的？制定专门让人违犯用的法律可不就是存心让人犯法？制定存心让人违反的法律难道不是蓄意坑人整人？

　　——明朝户部尚书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折，六百个字就能说清的事却用了几万字，引经据典废话连篇，光读就读了好几个钟头——明知朱元璋出身贫寒、读书有限、日理万机、不胜繁忙，却故意如此长篇大论卖弄典故，一是为了通过卖弄“学问渊博”变着方子嘲弄他知识贫乏、从精神上压倒他，二是惟恐他累不死，三是企图“说不服，绕糊涂”。

　　——“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阅读研究各种问题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注：所谓“宦官干政”就是这样被文人“公知”用繁琐哲学和文字陷阱逼出来的。）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东林党期间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⑤．“愚民再教育”——悄悄剥夺老百姓的思考权

　　——造成一个不管什么事一律只有“专家意见”、“专家评论”、“专家建议”的舆论大环境。只要事事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就能潜移默化让老百姓不知不觉养成只知道听“专家”的，自己不会思考、不敢思考的习惯，连老人摔倒能不能扶、两口子财产如何注册都没有自己的判断。这样就能把老百姓变成自己不思考、任凭“专家”摆布的木偶，就象自己不会思考、只懂得服从“得儿”、“驾”、“喔”、“吁”之类吆喝的牲口——“愚民再教育”就达到了目标，文人“公知”就自然而然高高在上了。

　　——“墨菲定律”说，“有一块表的人知道几点了，有两块表的人则不一定。”如果放上一大堆指示完全不同的表呢？那就得昏了头，连大概的时间都弄不清了。同样，对同一件事给你来一大堆互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的描述，你还弄得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一件事如此，件件事如此，人人如此，天天如此，久而久之你自然就成了什么都弄不清、想关心都没法关心的白痴笨蛋。而这正是文人“公知”天天在干的事——用一大堆自相矛盾的信息把老百姓团团围住，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生活，从历史到现实，左一个“事实”又一个“真相”，个个斩钉截铁，个个无根无据，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动不动就被推翻质疑，用无数自相矛盾的信息和“解释世界”去摧毁人们的价值观是非标准，让人们不知所措，不知相信谁，没法有自己的看法，对文人“公知”的耸人听闻不知所措。只要开动全部舆论机器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事不讲无孔不入，持之以恒疲劳轰炸，“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的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人们就会惊诧愤怒演变为麻木不仁，不知不觉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一代又一代熏陶下去，最后就成了“天经地义”，这样一来人不呆也要呆，不傻也要傻，操纵这一切的文人“公知”自然就高高在上了。

　　——“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鲁迅）

　　——“玉中求暇、屎里觅道”、“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鲁迅）

　　20．“解释世界”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文人“公知”只会激化矛盾，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没有任何凝聚，趋向分裂对抗。

　　文人相轻——一盘散沙——内斗不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韩愈）

　　——“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人大张鸣）

　　——“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鲁迅）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鲁迅）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

　　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

　　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鲁迅）

　　——“所谓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多说也就200人左右。但各种不同名目的民运团体多达五六十个，很多组织甚至只有一个人，带领一些人摇旗呐喊”、“有一个‘山头’就可以印刷名片，到处‘化缘讨钱’”、“掌握了这个‘山头’，就能吃上民运饭”、“民运组织的历次内斗和分裂，几乎都不是因为政治方向等原则性分歧，而更多是为了争夺经费的主管权”、“海外民运内部互不服气、恶性竞争并导致打架斗殴、各立山头”、“在知名民运人士王若望追悼会上，民运人士徐水良、鲍戈对骂斗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议院听证会上，民运人士王希哲、魏京生对骂斗殴”、“20年的海外民运史，就是一部内讧分裂史。目前在美国的海外民运，已经堕落得不得不依赖搞难民生意方能生存了，中文报纸上、中文互联网上所刊登的各式各样海外民运抗议中国政府的照片，大多数是为了能够申请政治庇护、得以留在美国的‘伪抗议’”。（“多维新闻”：“海外民运声名狼藉”、“海外民运又起内讧”）

　　——海外“民运斗士”们整天互相咬。国内文人“公知”们同样整天互相咬，最“精英”的“法律党”也不例外：“律师不争气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团结”、“律师是相对的精英群体，多带有良好的自我优越感，竞争领域的同行之间不服气，不同业务的律师又相互鄙视”、“非诉律师相对尊重刑事律师，而刑事律师往往很藐视非诉律师”。（李道演：“助理眼中的陈有西）

　　——“这个社会为什么戾气这么重？小周文章引用数字不准确，老方不能好好说吗？”“一上来就火力全开，嘲讽小周梦游，嘲讽小周做梦……整了7次。拿国外生活常识教训人，实在没什么意思。这样做被人怀疑别有用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女记者打吴法天，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周燕打吴法天是打得好。唯一的缺憾是，周燕下手太温柔，连血都没见”、“老夫以为既然双方是敌对关系，就应该先下手为强，没什么道理可讲”、“吴法天告不倒周燕，首先吴法天骂脏话，才把周燕惹怒打他，吴法天要反省下：为啥网民都帮周燕，不帮他？”“吴法天被凑就当一个乐子吧，不管怎么说吴法天也没必要出场约女记者打架”、“吴法天这种人就该打”、“吴法天副教授之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民愤”、“发表的言论不乏让普通民众无法接受的”、“平时的一些言论，早已让不少国人忿忿不平”、“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群殴’是颇为给力的教训他人的方式”、“吴法天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五毛’这顶帽子极易引发最大限度的民愤”、“都不是省油的灯”、“客观上都是找事”、“无论谁对谁错，吴法天副教授被群殴是必然的”。

　　——“为何就不能围殴五毛左呢？”“这个流氓无赖被几个路见不平的汉子给围殴了，难道这样的暴力不是大快人心吗？”“以暴制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用暴力反击左派是合情合理的”、“你妈逼，对你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暴力！”（“中国新青年2000”）

　　——“在中国这种伪公权僭夺了公权力的地方，只能以私法自治看待，即约架合法”、“周燕打吴法天是合法的。因此，警察干涉，将周燕行政拘留，其本质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吴虽然一直未还手，但此次事件中他挨了周燕打的后果吴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由于吴法天是一位法学副教授，对他的要求与对普通没有法学背景的人的要求不同”、“若对行为五毛进行与其侵害相当的一定限度的武力报复，具有自然正义的属性”、“当代中国因为政治制度的邪恶，正常的健康秩序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因此，除了不指望伪公权能为健康的社会秩序发挥正面作用，还得尽可能抵制伪公权所导致的对秩序的进一步破坏。在这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有些情况下，适度的暴力已是难以避免”（“法律专家”萧瀚：“秩序与程序正义——兼评周吴约架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贯主张“自由”、“民主”的文人“公知”们立刻纷纷跳出来对王伟光进行围剿，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充满了断章取义、人格污蔑与人身威胁。孙立平、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纷纷斥责王伟光为“文革复辟”、“姚文元重生”、“鼓动底层造反”、“奇葩”、“幽灵”、“反动权威”、“纳粹”、“走资派”，威胁王伟光会“死得很惨”、“应该绞刑”（江荣生）、“应该象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吴稼祥）、“反人类程度与日军屠杀有的一比“（叶檀）、“请中纪委严查”、“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纪事件，其所产生的后果之严重，已到了非公开、严厉处分不足以平息事态、安定人心、明确方向的程度了。”（王占阳）……

　　——罗援、戴旭等爱国军人大声疾呼中国人居安思危、坚决捍卫中国领土、外保国权、内惩国贼，立刻遭到中国文人“公知”们一窝蜂的疯狂围剿：“无知狂徒”、“经常在媒体发表对日‘强硬言论’”、“有益于国际上渲染和营造‘中国威胁’”、“为安倍重整军备，修改宪法，最终实现突破战后体制这一政治夙愿，提供理由”（冯玮）、“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总是在电视上宣扬战争”（张鸣）、“激发战争狂热”、“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吴祚来）、“信口开河，标新立异，对外以好战著称，对内则党同伐异”、“老老实实遵守纪律，别惹是生非！建议中纪委和国防部好好管管他们”（袁伟时）、“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吴稼祥）、“军人干政”、“涉嫌违宪”（“老榕”）、“应该法办！”（“何时天明”）、“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渭北春树”）、“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美国之音）、“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罗援、戴旭战役影响深远”、“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自由民主人士打断了解放军的鹰派脊梁，其意义之深远不可想象”、“中国自由主义大师朱学勤于上世纪90年代说过，五四以来中国有两个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打掉了这两个病灶，中国才能像健康人回归社会一样回归国际社会。到了给这两个病灶做手术的时候了”、“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

　　文人“公知”正如毛泽东的描述：“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陋习同样是文人“公知”造成的——“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一盘散沙”——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21．“解释世界”犯罪不犯错——文人“公知”犯罪不犯错。

　　文人“公知”什么事情也不干，表面上什么错误也不犯。他们于是借此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洋洋得意肆意指责别人的“错误”。但这能证明的不是他们的正确而是卑劣。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鲁迅）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鲁迅）

　　“改变世界”必有错误。但“改变世界”犯错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是前进中的错误，是可以纠正挽回的错误。文人“公知”啥也不干的“不犯错误”的真正效果是破坏“改变世界”——鲁迅说：“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人类靠“改变世界”而成为人类，靠“改变世界”而生存。如果仅仅是消极适应世界，人仍然是猿猴。而文人“公知”“不干不错、一干必错、一错必一棍子打死”的逻辑本质是根本取消“改变世界”，象猿猴一样消极适应世界，这就是破坏“改变世界”即破坏人类变成人、破坏人类生存，当就反人类。因此文人“公知”是“犯罪不犯错”——以“无错”的方式犯罪：表面上什么事情也不干，什么错误也不犯，实际上不犯错却犯罪——反人类罪。（总起来叫反人类罪，遇到具体事情则是一庄庄具体的罪行——如动摇军心瓦解士气罪，造谣中伤诬陷诽谤罪，歪曲捏造蓄意误导罪，挑拨离间教唆动乱罪、叛国罪、煽动动乱罪，等等。）

　　——公然污蔑劳动人民是“垃圾人口”，叫嚣“你就不配活着！”——这难道不是反人类罪？

　　——鼓吹自私、贪婪、残暴、性自由、性滥交等等都是人的本性（人大张鸣据此主张不要管早恋，不要怕孩子过早品尝禁果，因为“少年男女，情窦初开，互相吸引，是人之天性”，“放任不管，最糟也不过就是成绩下降”）。但如本文上一章所述，所有这些并非人性而是兽性——都是禽兽才有的本性而不是人独有的特性。“改变世界”所特有的行为特征才是人类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人性。用兽性冒充人性，教唆人们不当人类学禽兽，这难道不是反人类罪？

　　——把外来侵略屠杀掠夺美化为“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鼓吹投降不抵抗、瓦解士气、破坏中国人奋起救亡、改变殖民地亡国灭种命运的“改变世界”——这难道不是以叛国罪形式出现的反人类罪？

　　——煽风点火、肆意诽谤，全盘否定中国人建立新中国、迅速奠定工业化现代化基础、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改变世界”，破坏凝聚、煽动动乱——这难道不是以颠覆国家罪形式出现的反人类罪？

　　文人“公知”是小罪不犯犯大罪——不窃钩，只窃国，专犯战略误导、决策诈骗的灭国大罪，用鲁迅的话说，“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如此战略性决策性犯罪不成则已，一得逞就是国家分裂社会崩溃的天塌地陷大灾大难——前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乌克兰内战、车臣叛乱、颜色革命……跟这些相比，溜门撬锁拦路抢劫之类犯罪算老几？

　　如前所述，“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都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是禽兽才有的特征；“解释世界”需要的是兽性。文人“公知”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都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而是禽兽才有的特征；文人“公知”需要的是兽性。他们在“人性”的名义下鼓吹兽性，在“普世价值”的名义下鼓吹禽兽独有的价值观：自私自利、绝对自由、优胜劣汰、只顾眼前……禽兽的价值观不能凝聚人类社会，因此鼓吹禽兽价值观的文人“公知”实际是破坏人类社会，不犯错却犯罪——反人类罪。

　　22．“解释世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文人“公知”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而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落到12月份的1．2%”；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美元时，国内不少重要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23．“解释世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文人“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文人“公知”反复强调他们天生享有批评别人的特权：“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人大张鸣）、“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许小年）、“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王晓阳）、“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知识份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文人“公知”的所谓“批评”实际是“打击”——正当的批评是为了纠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利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批评”是“改变世界”体系的语言。而文人“公知”的“批评”根本就不是为了纠正错误，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找借口把人一棍子打死，叫你什么也干不成——不是有利于“改变世界”而是破坏“改变世界”。

　　一位网友说：“我是一个教练，教小孩子乒乓球。我深知，教育学生只靠批评是绝对教不好的！只有鼓励，夸奖，然后在他做错的时候适当批评才能教出最好的学生。而且，批评时不能只是批评，你提不出解决办法你的批评没有一点用。比如说学生动作错了，打球时引拍抬高了，你这时只是批评他说：‘引拍错了！动作不对！’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正，只有告诉他说‘引拍太高了，放低一点’他才知道怎么改正。”——由此可以看出正当的批评和恶意的打击的区别：正当的批评必须：第一，“鼓励，夸奖”、“在他做错的时候适当批评”；第二，提出解决办法，告诉人家该怎么改正、怎么做才正确：“告诉他说‘引拍太高了，放低一点’他才知道怎么改正。”贯穿这两条的核心宗旨是“与人为善”、“纠正错误”、“把事情办好”。而恶意的打击则是一味指责：“引拍错了！动作不对！”——根本不告诉人错在哪里、该怎么改正，叫人无所措手足，这显然就不是批评鼓励而是蓄意打击。至于颠倒黑白、没错也说是错则更是蓄意破坏捣乱。

　　毛泽东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文人“公知”所谓的“批评”正是这种“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充满敌意的刁难捣乱破坏，决无任何鼓励，根本不打算把事情办好。因此文人“公知”的“批评”实际是“破坏”的代名词。

　　文人“公知”蛮横霸道不由分说就自己赋予了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权——以批评为名的“污蔑诽谤打击权”，与此相应发明了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罪”。把“以批评为名的‘污蔑诽谤打击权’”、“迫害知识分子罪”和“绝对言论自由”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文人“公知”对老百姓的专政专制——没有“迫害工人罪”，没有“迫害农民罪”，没有“迫害军人罪”，唯独有“迫害知识分子罪”。换句话说，迫害工人无罪，迫害农民无罪，迫害军人无罪，唯独“迫害”知识分子有罪。文人“公知”在“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的名义下可以肆意污蔑诽谤一切，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谁反抗谁就是“迫害知识分子”、“反智”、“极左”、“民粹”、“反文明”、“反民主”、“破坏言论自由”……这三条合在一起，就是只许文人“公知”欺凌工农兵，不许工农兵反抗；只许“公知”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如今文人“公知”的话语特权已经大得没边了：工农说话是“民粹”，军人说爱国是“军人干政”、“人类公敌”，工农兵都不准说话，整个中国只有文人“公知”有绝对话语权，爱说什么说什么，从“卖国有理”到“劣等民族”，从“腐败次优”到“特赦贪官”，从“假不一定劣”到“牺牲一代人”……就这样文人“公知”们还嫌自己权力不够大，还叫嚷“言论不自由”，还要到处夺权——谁规定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凭什么只许你骂人不许人骂你？凭什么唯独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封一个至高无上的“批评权”？凭什么你可以有特权？凭什么你可以如此蛮横无理？

　　文人“公知”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的理论实际是“奴隶监工”理论——啥也不干，整天以“批评”为名专挑别人毛病，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顿鞭子，还理直气壮：“这是我的权力！”这不是奴隶监工又是什么？这不是专政专制又是什么？

　　文人“公知”既然借“批评权”的名义把自己变成了奴隶监工，那当然只会骂人攻击人，当然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历史上中国文人“公知”除了“创造”了妇女裹小脚和八股文之外还“创造”过什么？（文人“公知”对自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却以用裹小脚摧残妇女为乐：“两轮弯月”、“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评花御史”、“香莲博士”……文人“公知”代表朱熹带头鼓吹妇女缠足好：“授受不亲”、“静处深闺”……甚至公然教唆戕害生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这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

　　“特别是”以来这么多年，文人“公知”创造过什么？别说创造财富，连个有正面意义的词汇都创造不出来。不但创造不出好词汇，而且连原有的好词汇都糟蹋了个精光——“小姐”、“教授”、“专家”、“学者”、“公知”、“顶层设计”、“改革”、“精英”、“学术”、“同志”……什么“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说白了就是不创造光破坏，啥也不干光捣乱，想靠骂人吃饭，逼老百姓花钱买骂。所谓“知识分子的批评权”就是文人“公知”的“破坏权”，就是文人“公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专政专制，就是文人“公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不打自招，铁证如山。

　　——“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鲁迅）（注：可见“学者”、“专家”、“教授”之类在鲁迅时代就已经臭了大街了。）

　　——“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鲁迅）

　　——“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鲁迅）

　　——“知识分子声誉从来没有这么低过。”（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24．“解释世界”需要权力，推崇权术，以当官当权为荣；“解释世界”者不从政是不得已，野心家依仗“解释世界”，依仗“解释世界”者必野心家——文人“公知”需要权力，推崇权术，以当官当权为荣；文人“公知”不从政是不得已，野心家依仗文人“公知”，依仗文人“公知”者必野心家。

　　文人“公知”唯一的真正出路是权力。权力是文人“公知”的生命线，“成则王侯败则贼”，“成则国士败则丐”——有了权不可一世，没了权狗屁不是；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没权就是江湖术士，有权就是堂堂国师；没权就是摆地摊的下三滥，有权就是据庙堂的人上人；没权就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丐，有权就是万般皆下品的“精英”；没权就是孔已己，有权就是诸葛亮；没权就是丧家犬，有权就是中山狼；没权就是废纸，有权就是钞票。文人“公知”无不“身在朝野，心在汉阙”，无不热衷于权术阴谋诡计。凡笼络、勾结、提拔、重用文人“公知”者必野心家，凡野心家必笼络、勾结、提拔、重用文人“公知”。

　　①．文人“公知”热衷于当官当权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鲁迅）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鲁迅）

　　——“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你考中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进士考出来，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县令、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依附于官员，当个小吏。”（陈有西）

　　——“皇帝必须依靠官僚们来统治天下，如果没有官僚的协助，他将寸步难行。所以，必须接受官僚体系的制约。”“对皇帝权力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儒家士大夫，一向以儒家伦理的阐释者自居，有修齐治平之志。为帝王师，是他们生活事业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反过来，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人大张鸣）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所谓精英治理就必须是专家治理，公务员的班子必须是专家班子”、“最优的人应该搞政治，可惜现在搞政治的人都不是最优的人”。（茅于轼）

　　——“1982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炎黄春秋）

　　——“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倒逼时代”、“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宪政”、“政党轮替”……

　　——“中国律师正在成为公私权冲突的前沿地带的活跃力量。”

　　——“宪政的实质是解决权力配置问题”。（陈有西：“宪政是法治中国的基础要求”）

　　——“最高领导人要有改革的意愿，要放弃一些不适当的权力”。（张千帆：“真正落实宪法就是政改”）

　　——“法院与法律人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陈有西）

　　——“陈有西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业律师，而是把自己定位于政治律师”、“‘身在朝野，心在汉阙’。陈自称‘心忧天下，心忧政权，开明政权怎么建设我是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思路的’。”（南都周刊：“李庄案后的律师暗战”）

　　——“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一半是律师出身，起草美国二百年一直管用的宪法的50多人，《联邦党人文集》中，三分之二是律师。台湾历任领导人和现在的一些活跃的‘国代’，大多数是法学博士和律师。欧洲、东南亚、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以议会政治方式上台的政治家，多是法学背景的人。”（陈有西）——（注：律师“顶层设计”的游戏规则，律师胜出机会大大高于常人奇怪吗？）

　　——“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律师是在野法曹，律师是不在体制内的社会管理参与者”、“未来十年中国律师参政将势不可挡”、“将来十八大以后的趋势，肯定会在律师里面产生政治家”、“不管谁来当总书记，谁来当总理，谁进政治局常委，都不去管他。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社会大众认可的企业家也可掌权”、“从温商中选市长”、“今日温州需要市场检验出来的懂经济的实干家”、“不要把政权都垄断在红色后代手中”、“‘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做到野无遗贤，选贤任能。”（陈有西）

　　——“据了解，美国高官2/3是学法律的，俄罗斯的专家（主要是技术人员）治国理念也渐渐淡出，而中国也在完成从革命家、工农干部到技术人员，再到社会管理人员的转变。”（法制晚报：“省级党委换届结束七成为文科出身”2007．6．30．）

　　——“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解读，过去是官员、专家学者等，现在是律师”、“官员往往言不由衷，真相难明；学者只能解说法理而无法了解现场，徒说难行。而律师兼备法律理解和法律实务两个领域，他谈出观点，往往能够付诸行动，能言也能行。”（羊城晚报：“陈有西，情义律师，以笔为刀”）。

　　——“打破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胡星斗）

　　——“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国家对人文社科背景官员需求量上升”。（徐湘林）

　　——“学者进入政府后，应该有个地位，不要是不了解决策过程的局外人。现在咨询性专家往往与处一级干部挂钩，很难了解决策过程，这就限制了专家提供咨询的水平”。（毛寿龙）

　　②．文人“公知”热衷于权术阴谋诡计

　　——“我在其他地方发表可能有难度的文章，拿到你们这里发，果然发了。那一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做技术处理，我也同意做技术处理”。（朱学勤）

　　——“‘扭秧歌’也是前进”。（杜导正）

　　——“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炎黄春秋》长期打擦边球却还能生存至今的原因，首先是编辑人员的经验，其次是《炎黄春秋》群、编委及社长的背景因素。”“吴思举例说，如果一篇内容很有料的文章已经超越尺度了，他们就会在下标时小心一些，把文章的性质拉回到尺度内来。而如果一篇文章离尺度还有一些距离，编辑在下标时就会大胆一些，让文章在感觉上更接近于尺度。”（吴思）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厉以宁）

　　——“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私有化——“民营化”；私有经济——“非公经济”；盗窃国库——“国有资产‘流失’”；土地兼并——“土地流转”；杀农毁田——“城镇化”、“农民进城”；婊子娼妓——“性工”；强奸幼女——“嫖宿幼娼”；强奸妇女——“强迫买淫”、“临时性强奸”；包庇罪犯——“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杀贫济富——“做蛋糕不分蛋糕”；持刀杀人——“激情杀人”、“弹钢琴机械重复动作”；消灭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推翻新中国——“民国范儿”、“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陈有西）……

　　——“墨菲定律”：“说不服，绕糊涂”——繁琐哲学、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术语密码、外文符号、死缠烂打、饱和攻击、疲劳轰炸、麻木战术、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鬼画符、“‘黑话’般的法律语言”……

　　——“我既干过体制内的，在国家机器内干了十多年，而且还是核心部门。省委管政法的书记下面就是秘书，虽然我没有实权，但我作为一个秘书，厅长汇报工作先要通过我才能见到书记。”（陈有西）

　　——“跟体制保持一种对话，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然后再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陈有西）

　　③．花言巧语软硬兼施哄骗共产党交权下台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2010-9-7）

　　——“先不谈‘三权分立’，不谈多党制，共产党继续执政，但要改变党和人大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就从这里开始。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辛子陵：“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2010-9-7）

　　——“管得越多，死得越快。党内的顽固派们，请你们好好看看这篇文章。”（陈有西按：“重新诠释政治：共产党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原有的政治系统和精神建构方式已经无法直接观照现实”、“试图以一元替代多元，以一元满足多元，几无可能”、“一党执政，且有着无限承诺，永远执政，必无法卸责，那么就很难避免权大责大，期望高失望大”、“我们必须考虑掌握多大权力和掌握什么权力的问题，涉及到承担什么责任和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公方彬：“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用‘公民’代替‘人民’”、“公民社会”、“公民参与”、“宪政民主”、“增量民主”、“政党轮替”、“共产党改名”、“动态稳定”、“中国可实行共产党立宪制”、“共产党不再参与总理及政府职位的竞争”、“共产党员不能任政务职，但可担任行政职务（公务员），共产党员不能参与投票选举”……

　　——“现在我们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我觉得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谈到共产党合法性的时候，我倒不愿意用‘合法性’这个说法”、“合法性更深刻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人民性”。（胡德平：“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2011-9-22）

　　——“只有和毛切割中共才能找回自信和光荣”、“当然能够分开，也必须分开”、“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平反、为‘**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辛子陵）

　　——“如果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政党改造，并主动推动民主体制转型，而不是像当年满清政府一样待局面到了不可收拾之时才仓促发出‘预备立宪诏书’，凭借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优势，它至少可以在第一次大选中毫无悬念地取得继续执政地位。”“对当今‘执政党’而言，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如果能果断抛弃历史包袱，用‘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取代事实上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有政党名称，并确立与之相对称的政党信仰、政党理念，完全极有把握地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极难有其它政党能挑战它的执政地位。”（李悔之）

　　注：文人“公知”关于“宪政民主”、“政党轮替”、“共产党改名”等会如何如何美妙的种种花言巧语令人想起当年苏联解体时的情景——当时西方国家信誓旦旦保证只要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北约决不东扩。结果呢？翻脸就不认帐。苏共只剩下领教“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份了。国与国之间的保证都一文不值，文人“公知”的个人保证值几文？何况文人“公知”的花言巧语根本就不是保证，而且即使保证了又管什么用？文人“公知”是负责的人吗？骗子在钱没到手时什么话都好说，钱一到手什么帐都不认，这种事少吗？共产党没下台时什么话都好说，等“政党轮替”、共产党下台、中国变成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看谁还理你？

　　25．“解释世界”毁灭一切，利用“解释世界”的政权必因“解释世界”的猖獗而毁灭——文人“公知”毁灭一切，利用文人“公知”的政权必因文人“公知”的猖獗而毁灭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鲁迅）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鲁迅）

　　——“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鲁迅）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鲁迅）

　　——“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鲁迅）

　　——“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半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摺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至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钟瑜婷：《明朝是如何被挖空墙脚的》）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广州日报：《被骂死的明朝》）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叁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一个王朝的丧钟那时候就已经敲响了”（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rdore White）

　　——“制度的创设需要现实的力量，而知识分子只有言说。”“真正心仪民主的知识分子也许不少，但为之奋斗、且身体力行的确乎太少。对于民主，大多停留在口头与理论的言说。”（邓文初）

　　注：文人“公知”从来不肯也不可能为任何政权的生存而制约自己。“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特征——惟我独尊、绝对自私自利、绝对自由主义、绝对不受任何制约、如蝇如鼠、毫无凝聚、玩弄文字游戏、玩弄规章制度……这就使任何法律规章一到文人“公知”手里都必定变成只用来对付别人、决不用来制约自己的牟利工具——合乎自己胃口的雷厉风行，不合自己利益的坚决抵制，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圆滑”、“世故”、“会做人”、“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通融”、“灵活掌握”、“看着办”、“变通”、“通达权变”、“从长计较”、“高抬贵手”、“例外”、“下不为例”、“长点眼色”、“别太死心眼”、“别钻牛角尖”、“别把事作绝”、“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大面上亮得过去”、“特别照顾”、“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留有余地”、“给自己留条后路”、“载花不载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不治众”、“做事不能太绝”、“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县官不如现管”、“留个面子”、“不为己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难得糊涂”……

　　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开国之际不制定一整套尽可能严密的法律法规？又有哪个朝代的法律法规（不管如何严密）能避免逐渐废弛、最后“礼崩乐坏”彻底崩溃的下场？道理很简单：靠文人“公知”当权治国等于让蠹虫管房子，结果当然是监守自盗，管房子的一边管房子一边蛀房子。文人“公知”既然绝对自由主义、不受任何制约，那必然要象癌细胞一样无限制地自我膨胀，疯狂地、贪婪地吞噬一切资源，砍不尽杀不绝，砍多少冒多少、砍得多冒得更多、砍得快冒得更快。随着文人“公知”的官僚体制无限发展、成熟老练、盘根错节，各种栋梁结构——维系社会存在的规章法律——不断被蠹虫们吃掉，变成“排泄的粪”，被逐渐废弛，直至彻底形同虚设，整座房子结构百孔千疮摇摇欲坠，任何风吹草动（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不管是外敌入侵还是内部造反）都可以成为压挎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整幢房子轰然倒塌——道德彻底崩溃，法纪荡然无存，矛盾尖锐激化，维系社会的软权力全部瓦解，法律规章形同虚设。法律规章形同虚设等于“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等于“无政府”。“无政府”就必然社会崩溃——“王朝末日”、社会大动乱、人口大灭杀，改朝换代……而新王朝建立的还是文人官僚体制，于是一切重头再来一遍——新一论的周期重新开始。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人“公知”当权治国。中国文人“公知”当权治国的体制最悠久、最彻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文人“公知”跟任何政权都没有不可割裂的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投靠别人，不需要顾忌政权的灭亡，是名副其实的亡国动乱专业户，几千年来亡了一朝又一朝，败了一家又一家，已经亡国亡惯了，败家败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亡国、再来一次“顺天应时”、“良禽择木而栖”——说是“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几千年来给谁管谁破产，还要继续管，还要“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

　　用这个观点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规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文人“公知”这些“亡国动乱专业户”周而复始乱天下。

　　26．“解释世界”惟恐天下不乱——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

　　——“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其实，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他们是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产物。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成了割据自雄的军人统治者，但也在各地的统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山西，东北、云南和湖南的统治者，在各自区域，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就个人品质而言，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吴佩孚就比较好，不花钱，阎锡山也是，他把山西当成国家来建，自己却不怎么用钱，把山西建得很棒。”、“好客的张宗昌”、“段祺瑞不爱钱”、“一点积蓄也没有”、“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烟，也不赌博、贪污，他也不需要钱，甚至不买房子、不置地、不搞产业”、“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人大张鸣）

　　——“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人大张鸣）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大张鸣）

　　——“现在民国很让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政府保有很强的批判精神”、“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人大张鸣）

　　——“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人大张鸣）

　　——“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民国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他们就用这个空间去骂给他们空间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批评和骂街，北洋政府没脾气，国民党政府想要干涉一下，但基本上也没脾气。他们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民国的自由，源于文化上的开放和解放。”“到了晚清，西方的介入，不仅带来了异域的文化，而且导致政治思想控制的大放松。”“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所以，民国的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人才辈出。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个顶个都是民国的产物。”“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人大张鸣）

　　——“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记录下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作为更深层的思考，也可。”“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人大张鸣）

　　——“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范儿”）

　　——“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在武装势力控制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秩序的”、“当各武装派别为了保存地盘而对经济无暇管制时，索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国家还不普遍的经济自由。”“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医疗卫生和教育能稳步提升”、“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南方周末：“索马里：民众生活不太坏”）

　　——资中筠说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中国‘士’的黄金时期”、“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民国范儿”宣称军阀割据的“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人大张鸣说军阀割据好：“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南方周末》以索马里为例告诉中国老百姓：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是大好事：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分裂比统一好，军阀割据内战内乱比和平安定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给索马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予了索马里人经济自由，也塑造着未来的索马里国家形态：联邦制、地方分权与自治，这已经改变了并还将继续改变索马里人的生活。”南方报系说，“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俞可平说，没了军阀割据内战内乱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好，因为“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南方都市报》以《假如广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为题的整版报道公然鼓吹中国分裂，连“广东共和国”的招牌都打了出来……说了半天，真正意思是四分五裂好、天下大乱好、军阀混战好，中国不该统一该分裂。

　　从文人“公知”的利益角度看问题，四分五裂、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民国好得不得了，“民国范儿”美不胜收，“活得人模人样的”。但如果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民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确定自己读得起书、上得起学吗，你的家庭有能力支付超过县长工资的大学费用吗，你真有机会去跟那些大师们扳谈吗？‘民国范儿’，确实是有的，但在一个识字率不足20%的国家，有几个人能‘有范儿’？今天讲起‘民国范儿’来，大多说的是教授、官宦、军阀、遗老、富人等等，普通人在民国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民国范儿’呢？”

　　——“在‘民国范儿’的图景中，毛巾要半个月一换，腐乳要备十几种，当然没有横征暴敛、五子登科，没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真实的民国，至少这不是全部。薛暮桥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说：‘预征田赋的地方有十几省之多，而最著名的是四川；……根据报纸零星记载，许多县份（例如巴县、德阳、什邡）已经预征到民国四五十年，更有预征到民国六七十年（例如新繁）的！’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民国时期农民不堪重负，卖儿卖女，而陕西还设立了‘卖儿捐’。这也是民国。一部民国史，要数数有‘范儿’的人和事，更加不难。但更多的人沉睡了，没有留下故事，数据无言，那个时代人均寿命不到40岁，来不及养成什么‘范儿’就会死亡。在民国时代养得出‘范儿’的人，恐怕十不及一。如果那个时代好到有型有范，怎么会在刚刚取得民族战争的空前胜利后短短几年就土崩瓦解呢？用富豪、明星或权贵代表当下的社会生活，你会觉得荒谬；用十不及一的贵人生活代表民国，一样荒谬。”

　　——“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方式’，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同一个民国，普通老百姓和文人“公知”的评价截然不同。道理很简单：文人“公知”的民国是经过他们“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的处理的民国，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早已全部过滤掉了。

　　为什么文人“公知”如此希望天下大乱、军阀割据？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公知”的利益跟国家统一安定完全矛盾——“三顾茅庐”发生在什么时候？天下大乱的时候。天下越大乱、军阀越混战，文人“公知”身价越高：各路军阀为争天下纷纷竞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至少整体上不敢得罪这帮善于呼风唤雨制造舆论的大爷。难怪文人“公知”从来不喜欢中国统一而欢迎中国四分五裂。难怪他们大骂秦始皇统一中国、大骂毛泽东统一中国、大赞春秋战国的互相征战杀戮导致了百家争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倒霉的是老百姓，得意的是文人“公知”。只有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才有“三顾茅庐”的需要，才有“礼贤下士”的需要，才有靠文人“公知”造舆论收人心的需要，才有文人“公知”的利益最大化，才有“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活得人模人样的”、“给了他们创造的空间，也给了他们批评的空间、“没这个胆量，去给文人们的嘴上贴封条”、“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如果天下不乱、国家发展，则需要的是“改变世界”的人才，而不是文人“公知”这些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死的是普通老百姓，文人“公知”却能享受特权。这样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惟恐天下不乱，对中国分裂崩溃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举双手欢迎，所以才会通过“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对其大加美化——民国时期好不好只能以文人“公知”的好坏标准为标准。既然民国时期文人“公知”们“活得人模人样的”，那民国就得好，不好也必须说好。至于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死活则算个屁——“屁民”、“愚民”、“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这一举就把文人“公知”的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等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人“公知”从来不说中国分裂是坏事，从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相信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民不聊生的动荡乱世不但不可怕、不是灾难，反而是好事：“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活得人模人样的”、“好些好玩的故事”、“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既然天下大乱、中国分裂如此美好、如此浪漫诗意，那自然没什么可怕，自然用不着坚决反对——这正是文人“公知”想让老百姓得出的结论。醉翁之意不在酒，文人“公知”美化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民国之意不在回味，而在让老百姓对天下大乱国家分裂不反感不可怕反而很向往，为他们在中国制造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制造舆论：

　　——“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俞可平）

　　——“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辛子陵）

　　——“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胡德平：“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2011-9-22）

　　——“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人大张鸣）

　　——“对当今‘执政党’而言，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李悔之）

　　——“历史书上一直歌颂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功力，其实有人知道不统一就有什么问题吗？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标着的是英里，车里写的是公里，这样就会出车祸了吗？美国仅仅一个国家有4个时区，一旦跨了时区就乖乖的调自己的手表，夏令时又再调一次，又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没人觉得，这些历史课本上所谓的‘功绩’只是统治者为了更好统治的宣传手段，让人省去反思的余地？”“直到汉朝之前的历史都是发生在中原地带，和广东没什么直接关系，当时广东是南越国统治，完全是另一个国家，难道当时的人就跟原始人一样，住在山洞里围着篝火跳着求雨舞了吗？”“汉语有很多地方不如英语，至少在准确性上，差了很多”、“每个人说家乡都只是一块很小的地方，而不是说我的家乡是中国！”“如果要做中国人就不能说广东话，那我宁愿不做这个中国人。”“南北地区的人的智商差异也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非常明显”、“思维的速度和语速是成正比的，说话思维都拖拖拉拉慢慢腾腾的北方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高效率的南方人？”“我们考察清末至今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由南方人写就的－－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开放。引领时代的人物，也基本都是南方人－－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还有建国至今的中国党政领袖基本全是南方人。北方人我只能想到叶赫纳拉氏和袁大头几位了。科学，艺术，文化菁英，南方人也是占统治地位的。”（南方都市报：“普通话其实是被胡人奴化的语言”2010-06-08）

　　——“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大家都过得好，分开过又如何？”“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过得好，分就分了吧！人家不愿在你统治之下，你硬是要用专制手段去统治他，有什么意义？现在分裂，你认为我们会被谁占领？美国么？会被谁屠杀？日本么？别再拿鬼话来吓唬我们了，我们早已不在是小孩子”、“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宁可要前者，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1亿广东人公投独立与否结果必然要尊重和实现，没有这个前提，不要谈民主”、“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其实，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结果，经济反而得到巨大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记录，文化也得到繁荣，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的较好时期。”（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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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文人“公知”的规律：第一从来不说天下大乱、国家分裂、内战动荡有多坏，从来都说这不但没什么可怕，而且很美好；第二从来都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如“民主”，分裂就分裂，大乱就大乱；第三从来都是说分裂动乱将会是暂时的，好象“国家安定统一”就在文人“公知”兜里装着，想拿出来随时可以拿出来，而决不告诉老百姓：前阿拉伯世界、奥匈帝国、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前苏联等国的历史证明，国家分裂容易统一难；动乱容易安定难。在当今世界环境下，大国一旦陷入分裂动乱，想恢复统一安定不是几乎不可能，就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文人“公知”拼命美化民国、拼命制造“宪政民主”、“政党轮替”、“分裂不可怕”、“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分裂就分裂”、“分裂暂时的”等舆论狂潮，目标只有一个：推翻共产党政权。

　　文人“公知”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为了在中国制造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为什么要在中国制造新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因为文人“公知”的利益是不在中国的强盛统一而在中国的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国强盛统一，吃香的是“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吃香的是“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

　　27．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

　　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外国主子的利益需要与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几乎完全一致。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从心眼里巴不得中国灭亡、沦为外国殖民地，本能地崇洋媚外，仇恨中国的一切：

　　——“国家不可爱，何必要爱国”、“中国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马立诚）

　　——“中国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刘晓波）

　　——“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庞中英）

　　——“祷告华夏优良传统品德的回归！铲除爱国贼！铲除爱国苍蝇！呼唤华夏传统美德！”（李剑芒：“方正县墓碑建的好！”）

　　——“真正爱中国的，就一定要给美军带路，只有敢于为中国人民流血的美国大兵，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希望。”（金陵客2011-09-23）

　　——“国家进口一总理，或者干脆让美国人来打理”、“只要民主制度健全，即使统治者是外国人，主权仍然在民”。（袁裕来）

　　——“一个人如果说他爱祖国，我觉得有点扯淡。爱祖国，还不如说爱地球爱天空呢。你见过祖国么？你感受过祖国的爱么？你跟祖国有怎样的情感交流？因为别人都说要爱祖国，唱着爱国歌，所以就跟风似地爱国，这有多傻啊”、“当汉奸比当国家干部还难”、“汉奸的出现，首先是国家的责任”、“汉奸言论亦无罪，因为它只是一种言论，而不是行动”、“任何不民主的国家，都是殖民地国家”、“洋人不是来杀人民的，而是来打大清的”、“洋人打击大清，推动了历史进步”、“看色戒，当汉奸”、“清人入关与日本人入关，性质上有什么不同？”、“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叫爱”、“投降是战争中的一种选择”、“与敌人妥协，甚至向敌国投降肯定是并不伟大的汉民族的一个选项。通过屈服甚至屈辱，获得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大家都当汉奸了，就不是汉奸了”、“爱国主义起于情感止于理性”、“只爱自己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就是狭义爱国，爱所有国家民族，则是广义爱国”、“爱别人国家如同爱自己国家，爱别人如同爱自己家人，这就是一种博爱精神，只有确立了博爱精神，你自己与你的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爱”、“现代的爱国者很多，他们基本上属于画鬼的那一类画家”、“爱国者也就是画鬼者”。（吴祚来）

　　——“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需要多视角对待殖民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朱学勤）

　　——借日本NHK的嘴说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永放光彩”并向中国人推荐，还声称其“对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揭露，胜过某些中国爱国网民的口号”、造谣左权烈士“不是战死的”。（复旦冯玮）

　　——“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国家中小学教材组编写组长余桂圆）

　　——“摆脱悲情情结”、“少讲‘悲情’，调整历史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换个角度看世界”、“需要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西方国家，不要只把它们看成是到处侵略扩张的列强”、“不宜专捡它们崛起历史中的瑕疵、曲折甚至犯罪”、“动辄怀念自己先前阔过的炫耀或者曾经悲痛……实际上弱国心态，甚至是国家层面上的阿Q精神或精神胜利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于2006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忌日前一周）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

　　——“918这天，中国女青年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国耻日，对老公男友的求欢，一概拒绝，坚决抗日……”（《南都周刊》执行主编主编许庆亮）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茅于轼）

　　——“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

　　——“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无论是谁，无论为了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他。”（韩寒）

　　——“我有很多汉奸理论，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经与现已故法学界重要学者谢怀轼谢老争论过抗日战争问题，我曾说，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

　　——“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文怀沙）

　　——“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我无数次质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一颗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却让我出生在如此专制黑暗的中国？让我遭受如许的折磨！”（范跑跑）

　　——“如果比较不那么费事的话，西方也不是不想瓜分这个古老的大国。但是，这种欲望，显然要低于驯化这个国家，将之纳入西方世界的愿望。”“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大张鸣）

　　——“钓鱼岛争端，背后无非因为附近深海有石油，深海石油开发，易发海洋环保灾难，还是算了吧，海洋已经如此脆弱，保护要紧。建议中日两国把此区域化为海洋保护区，不许开发，只能保护。两国也就别为这个弹丸荒岛争了。”“到了今天，海洋的争夺，应该让位于和平利用，和平保护。尤其是海洋的保护，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还在强调海权争夺，不能说不是一个过去的思维。”（人大张鸣）

　　——“国内军阀接受外国支持很正常，因为中国是弱国，接受别国支持，不等于说就是它的走狗和提线木偶。”“不能说军阀是外国的走狗。”（人大张鸣）

　　——“涉及到国家核心安全的极少数的国有企业，可以暂时保持国有全资，没有关系，这样的企业极少，承担普遍性服务，以及涉及到国家核心安全的，甚至这些企业也可以搞部分民营化。”（张文魁）

　　——“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张维迎）

　　——江苏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孙培松：即使菲海军旗舰向我舰开炮也可不回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外资能否进入是铁路改革的指标。

　　——“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人权高于主权”、“假如美军攻打中国，我将投降甚至为美军带路！”“卢沟桥上我投降……向日本大帝国举起双手，向有言论自由，出版，结社，集会的先进文明国家，太和民族举起双手”、“我乐观的估计日军如果再次侵华，绝不会遭受抵抗，绝没有九一八之歌，绝没有小兵张嘎，而他们只有享受‘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可爱的日本大皇军呀’”……

　　——“中国青年嘲弄英雄无尚武精神将任人宰割”“一个叫王芳的小姑娘唱着英雄组歌，且在微博上骄傲地宣称自己热爱这个国家时，铺天盖地的漫骂和谣言向她扑来。”“站在‘八一’军旗下，反思当下青年之现状，我忧心如焚：当一部分青年人‘啃着老人’、穿着名牌，追逐着崇拜着外国的明星，嘲弄着自己的国家，嘲弄着自己的英雄。作为一种基本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爱国主义、崇尚英雄和荣誉受到批判和嘲弄，必须引起高度警觉”（第四十一集团军军长李桥铭）

　　以下摘自周小平：“热爱是一种力量”：

　　——“美国火箭升空后爆炸了，他们立刻声泪俱下地说这是美国为全人类探索宇宙做出的伟大牺牲。而中国火箭发射失败后，他们则马上嘲笑说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象征。而美国火箭发射成功了，他们谄媚道：美国真伟大真先进。而中国火箭发射成功后，他们却阴阳怪气地说：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造火箭有什么用？”

　　——“美国航母舰队很庞大，他们说好威武好霸气。而中国航母舰队刚要建成，他们却跳出来指责说中国穷兵黩武。美国缩减军队编制时，他们说这是美国爹爱好和平的象征。而中国缩减军队编制时，他们又说这是中国政府软蛋的表现。”

　　——“美国警察杀人了，他们夸奖说这是执法必严的象征。而中国警察打人了，他们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专制恶果。而美国警察被打了，他们说这证明美国人拥有自由民主。中国警察被打了，他们却说资源的一群怂货警察，还怎么保护人民？”

　　——“美国养猪场全都使用瘦肉精，他们说这是合法的安全的。中国人若使用瘦肉精养猪，他们就说这证明中国人坏了良心。美国人空闲大片土地，他们说这是人家懂得保护自然。中国人若空闲土地，他们又说这是中国人在暴殄天物。”

　　——“美国人开矿炼钢，他们说这是工业强大的基础。中国人开矿炼钢，他们又说这是破坏地球环境。美国人若不开矿，他们说是保护资源。中国人若不开矿，他们又说这将导致经济衰退，民不聊生。”

　　——“美国人开车，他们说你看美国真富有。中国人开车，他们说你看中国人污染大气。美国人不开车，他们说你看这是环保意识。中国人不开车，他们说你看中国果然很穷，只能骑电驴。”

　　——“美国人全球征战，造成他国战乱不断，惨祸连连，民不聊生，他们说这是为了解放当地百姓，带去自由民主。而中国打过几场自卫反击战，他们却说那是炮灰战争，脑残战争，好勇斗狠而已。美国不打战的时候，他们说你看人家美国已经找到除战争之外的理性解决途径，多文明，多人权啊。而中国不打战的时候，他们却说你看中国政府如此软弱无能，只懂抗议。”

　　——“美国总统老子走了儿子上，丈夫走了妻子来，他们说这叫民主选举。中国有人大有政协，国家领导都历练各基层岗位竞争上岗，他们却说这叫独裁专制。美国官商合法勾结路人皆知，他们却说这是政治献金，不算腐败。而中国官商勾结被查出时，他们又说这足以证明中国体制已经烂到不可救药。”

　　——“美国双子塔被撞了，白宫被老百姓驾车闯了，他们一致谴责这都是恐怖袭击。中国火车站，长安JIE被恐怖袭击了，他们却说这不是恐怖袭击，而是中国应得的报应。”

　　——“美国政府不反腐，他们说这证明美国没有腐败。中国政府若不反腐，他们说这证明中国政府没有自洁机制。美国政府有高官落马，他们说你看连高官都能落马，这说明美国体制有自净功能。而中国有高官落马，他们却立刻分析说连高官出事，证明中国已经烂透了。”

　　——“美国各行各业几乎都被少数几个巨头垄断，他们说这证明美国社会能培育出大公司，是体制优势。而中国只要某个行业诞生出巨头，他们却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垄断。美国有巨头公司破产了，他们说这证明资本主义有淘汰垃圾企业的能力。而中国有巨头公司破产了，他们却说这是社会主义体制全盘崩溃的前兆。”

　　——“在美国得奥运金牌很少的那年代，他们说这证明美国人不在乎虚荣。而在中国奥运金牌很少的年代，他们又说这证明了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后来美国奥运金牌常得第一，他们就说这是伟大国家的实力象征。可当中国奥运金牌一度超过美国时，他们却又说金牌什么都不能代表，只是虚荣而已。”

　　周小平说：“哪个国家的文人会如此热衷丑化和贬低自己的同胞和国家以及传统文化？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时代病了，因为它的嘴巴正在诅咒自己的脊梁和双手。”

　　文人“公知”的立场非常鲜明：永远说外国好，永远说中国坏：大骂唱“英雄赞歌”的王芳、大骂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的郎朗、大骂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罗援戴旭、大骂“鹰派军人”、大骂动车、大骂受到习近平鼓励的周小平、花千芳、大骂天宫一号、大骂过马路被美国警察暴打的华裔老人、大骂毛泽东、大骂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大骂爱国主义、大骂“爱国贼”、大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雷锋、草原小姐妹……对“杀光中国人”、“轰炸北京”、“蝗虫歌”等等装聋作哑，对西藏暴乱、新疆暴乱、香港“占中”等等绝无反对，把地震天灾说成“天谴”……永远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永远对中国的一切充满仇恨。世界上除了中国文人“公知”，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会想得出“爱国贼”这个罪名？还有哪个国家的知识界会对爱国主义如此反感、连篇累牍咒骂不休、公然声称当“带路党”？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会如此积极美化卖国叛国的内奸、甚至提出禁止使用“汉奸”一词？

　　文人“公知”动不动就说别人是“自干五”，他们呢？“自干奸”——自带干粮的汉奸。

　　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中国文人“公知”呢？几十姓都不止：几千年来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换一次主子——别看在老百姓面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强权面前从来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用拿破仑的话说，是“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当然不会把被强奸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习惯于叛国卖国亡国换主子的文人“公知”当然不会把当汉奸当成什么奇耻大辱。

　　（如今世界上犹太人拼命复国，中国文人“公知”拼命卖国——没国家的人想国家，有国家的人毁国家；缺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忘什么。“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所谓“中国盛产汉奸”的根本原因是文人“公知”——既然自古以来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卖国求荣当汉奸”——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文人“公知”自觉卖国的另一层用意是推卸责任——既然自古以来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责任当然是他们的。既然文人“公知”决不认错、决不负责，那只有把责任推给中国老百姓——“劣等文化”、“劣等民族”、“垃圾人口”，文人“公知”才能免责。另一方面，文人“公知”不择手段又毫无凝聚力，一贯肆无忌惮鼓吹“暴力民主”、“为民主分裂就分裂”，一旦当真“一人一票”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大乱，他们必须找替罪羊，把一切责任推掉。在这种情况下的替罪羊只能是中国老百姓自己——“劣等民族”、“素质低下”、“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必须由洋人统治，“三百年殖民地”……所有这一切决定文人“公知”必然卖国，必须卖国。

　　28．“解释世界”门槛很高，境界极低——文人“公知”门槛很高，境界极低

　　——“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鲁迅）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鲁迅）

　　——“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鲁迅）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鲁迅）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鲁迅）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鲁迅）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鲁迅）

　　29．“解释世界”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文人“公知”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

　　“公知”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我们不惮于冒犯”、“我们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不惧失去任何东西，除了灵魂”、“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一个字都不后退，要干就狠狠干到底”、“鄙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

　　——“曾是义气风发的好男儿，无奈生活所迫，向领导、向潜规则低下了高昂的头，从此我便是一条狗。低头摇尾，只求一餐饱食。”

　　——“我本懦夫，胆小怕事，倘若被捕，一天不给水喝就会全部招供画押的人”（萧瀚）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鲁迅）

　　——“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

　　30．“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就受压制受阻碍；“改变世界”占上风，“解释世界”就吃不开——文人“公知”与人民群众水火不相容。文人“公知”当道，人民群众就受压制受阻碍；人民群众占上风，文人“公知”就吃不开

　　——“为了达到改革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厉以宁）

　　——“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焉用稼”。

　　——“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自然生态系统延续的唯一法则就是物种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看起来残酷，但是公平。”（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

　　——“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茅于轼）

　　——“就精英对民族的贡献来说，他们的收入再增加一百倍也不过分。不要拿工人的收入和精英比，那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要找一个合格的工人，去劳务市场一抓一大把!”“精英绝对比农民、工人更有素质、更有教养、更有道德。”“精英既然是精英，他们身上一定存在着支撑他们能成为精英的品质，比如勤奋、智慧、勇敢、拼搏、诚信、坚毅、善良等，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最完美的中国人，但能成为精英，一定是缺点最少的中国人。”“有人发了，应该有为者亦若是嘛。有本事的挣钱，没本事的吃屎，天经地义嘛!”“懒汉们怀念共同贫穷大锅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干好干坏一个样，勤奋懒惰一个样，有无贡献一个样，金胖子嘲癣是榜样。唉，懒汉们就那样。”“一看你就是个不得志的穷鬼，所以才痛恨现在的大好时光。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当然不会怨天尤人！”“无能之辈都愿意吃大锅饭！”“下岗工人根本不值得同情！”“当今钱财就是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地位，那些骑着几千块一台的垃圾摩托车的穷鬼毫无疑问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这些人没有资格占据本来就很紧张的城市交通道路资源。”“老子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跟你们这些吴文化无学历无技能只会乱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样，你们就YY有人带你们打砸抢吧！”“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60岁以上的人受到的完全是无道德、无诚信、无秩序、无思想、无知识、无论理、无善恶的公产档教育。让他们不丑陋，难！”、“父辈们是《丑陋的中国人》，生出的肯定也是丑陋的，不管五十年生人、六十年代生人，代还是八十年代生人、九十年代生人，彼此彼此，半斤八两！”、“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确实是很混蛋的一批人”。（凯迪论坛）

　　——“你低素质的、没文化的还想有国家的决定权？因此建议，最好是我们有文化的1人1票，你们没文化的乡巴佬5人一票。这就回到当年美国民主的白人1人1票，黑人4人一票的日子了哈。美国宪法要加一个注释：All men are born equal，but white men are more equal than colored）.（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白人比有色人种要更平等。）（凯迪论坛）

　　——“中国的50、60后都是标准‘狼羔子’”（陈丹青）；

　　——“劳动不创造财富”、“95%有破坏性”（茅于轼）；

　　——要老百姓学习“笑眯眯的印度乞丐”、“武训传”（南方周末）

　　——希特勒说，“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有权统治全世界”；张维迎说：“最优秀的人在干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茅于轼说：“让最优秀的人来治国”。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人“公知”对国家大势的判断从来就没准过，更谈不上领导凝聚老百姓解决问题救国救亡。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只有文人“公知”当道。每次王朝灭亡，旧的当权派就不当权了，想延续旧体制也办不到了。“顶层设计”出每个新王朝一切规章制度的是文人“公知”。使新统治者继续旧体制的是文人“公知”。维系中国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之久的是文人“公知”。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文人“公知”。继承发扬一切糟粕反动腐朽的制度和反动腐朽的文化的糟粕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文人“公知”：只有他们有这个能力，只有他们有这个需要，只有他们有这个意愿。他们口口声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几千年一直是他们当道，中国停滞不前落后挨打几乎亡国，不是他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只能是他们，把自己“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一切陋习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他们——“中国人好内斗”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爱虚荣”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爱撒谎”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虚伪虚荣爱攀比之类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马马虎虎弄虚作假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陋习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盛产汉奸”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大动乱、大屠戮、人口大灭杀、大倒退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长期专制独裁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是文人“公知”当道造成的。不是“中国人劣等”、“中国文化劣等”，而是中国文人“公知”劣等。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爱内斗”、“一盘散沙”、“迷信”、“盛产汉奸”、“投机取巧”、“不讲公德”、“不守信用”、“不守规矩”、“欺软怕硬”、“阳奉阴违”……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中国文人“公知”自己的劣根性，只因文人“公知”长期当道而大行其道，流毒社会。文人“公知”又翻脸不认帐，反过来倒打一耙，把自己的罪责全部推到中国老百姓头上，炮制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蓄意往中国老百姓和中华文明头上泼脏水，为的是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是他们“决不认错、决不负责”、“必找替罪羊”的本性所致。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中国文人“公知”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反动阶级。是中国人民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处处与中国对立：钓鱼岛、西藏、新疆、“爱国贼”、“杀光中国人”、“三百年殖民地”……连歌唱“英雄赞歌”、演奏“我的祖国”都要大骂，处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自觉自愿与中华民族为敌）。

　　文人“公知”是拿笔的敌人。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更恶毒，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笔的敌人必定是自觉的，不自觉写不出有煽动力的东西。拿枪的敌人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交枪不杀”的真正含义是“交出武器就不杀”。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而拿笔的敌人第一，应该是“交笔不杀”。不交笔，那就等于没放下武器，照样属于敌人，照样可杀。第二，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对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对拿笔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难、最大牺牲都是拿笔的敌人造成的。

　　在现代条件下，搞垮灭亡一个国家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办法是使该国内乱分裂。而使一个国家内乱分裂最有效、最彻底、最“经济”的办法是利用文人“公知”这些拿笔的敌人制造动乱——希特勒上千万军队、美国上万枚核弹搞不垮苏联而“手无寸铁”的文人“公知”可以，徐才厚、周永康之类动员不了几十万人上街占领天安门、“占中”、制造“颜色革命”、致使国际“制裁”中国而“手无寸铁”的文人“公知”可以。而且徐才厚、周永康之类贪官本身就是文人“公知”制造出来的——谁“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腐败是次优”？谁大肆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钱是社会的奖章”？谁在全社会掀起了“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舆论狂潮？谁把“知识化、年轻化”歪曲成“文凭化、私情化”？徐才厚、周永康们自己有这个本事吗？没这个大环境，他们猖獗得起来吗？文人“公知”们自己随地大小便，还骂环境不卫生，讽刺天下有苍蝇，还叫嚷什么“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没有腐败的笔杆子，哪有腐败的枪杆子？什么叫“恬不知耻”、“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血口喷人”？这就是。文人“公知”是外部敌人摧毁中国最得力、最阴险、最恶毒、最“便宜”的工具，是最坏最危险最恶毒的敌人，罪恶最大，最不可恕。

　　文人“公知”见势不妙是总是装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总是拼命强调“无权无势一书生，造不了反、卖不了国”。但恰如鲁迅所说：“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文人“公知”与中华民族为敌并非因为具体的个人问题，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必然如此，必须如此，换了谁都一样。既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兽性是先天的，只有通过“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才能被逐渐消除；那么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文人“公知”当然只有兽性没有人性，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只能与人民为敌。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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