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写文章喜欢引用历史资料，这本无可非议。但以史乱政之事自古有之，尤以当今为甚。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就是编造一段历史，作为论据，借以推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此，自认左翼的人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写文章的时候，牵扯重大政治问题，选用史料务须严谨，尤其是涉及已有定论的政治观点，有时直接牵扯对毛主席的负面评价，最好还是进行一番考证，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再下结论。否则写出来的文章经不住历史的推敲，将会谬种流传、贻笑大方。
最近秋石客写的文章《秋石客：历史呼唤新的遵义会议》，就有这方面毛病。
例如，文章中对张国焘路线的说法提出质疑：
“同罗章龙—样，张国涛事件严格地讲也是宗派主义，说是路线斗争也牵强。”
——是否“牵强”，当然需要史料加以佐证。我们看一下秋石客如何佐证：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
——这段描述大体上符合史实。但底下一段用来证明“牵强”的关于“密电”的描写，就经不住推敲：
“张国涛的黑色事迹之一是长征中的‘密电’加害中央。1935年长征期间，就在红军主力合师一股这样的大好时刻，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所谓关于密电--据中共党史说，张国焘自峙兵多将广，想以武力将中央红军吃掉。那麽证据何在呢?据说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亲眼看见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密电，上称要对中央红军“武力解决”。 毛泽东对此不得不信和防范，率领一、三军团连夜离去。以后毛泽东常赞叶‘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当上了元帅。此事是有‘谜’和疑点的，因为除叶一人坚称确有此电之外，其它当事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和在场者(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连经手电文的机要局人员也没见过。空口无凭，查无实据。后来张国涛到了陕北，此恶行如有即当清算，可没人提及，可见证据不足（引文中黑体是我加的。以便分析时更容易抓住重点)。”
——其中“张国涛到了陕北，此恶行如有即当清算，可没人提及，可见证据不足”，这是秋石客在段落最后证明“牵强”的主要论据。
但秋石客怎知“无人提及”？
毛主席当时就说了：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这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讲话中的一段。当时参加会议的有57个人，还有书面发言者3人，合计60人。四方面军直接参会的主要将领，有周纯全(1955年授上将衔)、何为(后叛变)等人。张国焘当然也在场，做的第一个报告。怎能说“无人提及”？毛主席不仅提及而且是当着张国焘的面、当着其他50多个人的面提及的!张国焘没有反驳;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尽管全书竭尽所能自我吹嘘、攻击毛主席，但也避开此事，等于默认;其他参会50几个人，在毛主席去世前也均无异议。会场上应到未到的有祁连山下徘徊尚未归队的两个人：陈昌浩和徐向前。陈昌浩因自知罪责重大，跑到湖北老家，想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没有成功，会议开完之后才辗转来到陕北，给中央写过数万字的报告(现未解密，仅可见部分摘要)，未提此事。徐向前见到耿飚时间比陈昌浩稍早，抵达延安还要晚些。一直谨言慎行，从不提此事。直到毛主席去世后，据说有过和叶剑英当面对质，否认历史定论。但此事也许和文革后恢复国家主席设置，原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要当国家主席有关。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中央红军的将领在九一三事件后已经大部凋零，原四方面军许多将领掌控中国主要权力，李先念就曾牵头质疑过西路军的历史，为掌权者鼓气。但他呈中央的报告明显受担任过徐向前秘书的国防科大教授朱玉《“西路军”疑》影响(也有说李先念报告由朱玉捉刀代笔，未证实)。这个朱玉为李先念作传，为徐向前写回忆录，伪造历史的痕迹非常明显。他的文字搅乱历史定论，非常值得怀疑。
后来，李先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断言：“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这种说法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四方面军开始渡河时间据张国焘正式取消另立的中央仅四个月，另立中央造成的思想、组织混乱在红军中还未及整肃。当时中央和中央承认的西南局负责人张国焘驻地没有在一起，中央和军委也不是完全重合，是分开的，而且都有电台。张国焘就多次盗用朱德、彭德怀名义发出与中央指令相违背的电令，部队也有机断独行的权利，有时又宁愿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不愿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或借口执行毛主席命令，实际上是执行张国焘逃跑路线(例如打凉州，兵力13：1占绝对优势，武器也占绝对优势，大军过而不打，确定不打、造成既成事实也不及时电告中央，还让中央去电询问情况，最终部队一点点被拖垮，还提出各种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对这种状态，李先念作为渡河部队首长之一(三十军政委)，应当是清楚的。因此用“中央军委”四个字无法概括当时的实际指挥系统，说“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无法说明当时复杂的背景。
作为张国焘伪中央中央委员的李先念，和渡河部队军事上的总指挥徐向前，事后想要掩盖打败仗的原因，也情有可原;对曾破格提拔自己的老领导、老上级张国焘，心怀感激也符合人之常情(张国焘杀了一大批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人，提拔了一批年青人当军事骨干，当年刚三十岁来岁的李先念被提拔为三十军政委)，想为张国焘说些好话、对毛主席心存怨怼，也可以理解。但当时定性说“执行张国焘逃跑路线”——类比斯大林在德国入侵后立即将西方面军司令员参谋长送上军事法庭枪决处死——是一个负责者承担最轻责任的结论。实际上是出于团结的目的保护四方面军部队尚存的指挥人员，不使这些指挥人员因个人的失误承担责任、背上包袱。实际上，事后也基本上没有追究军事指挥者个人应付的具体责任。
但想替张国焘翻案，推翻己有的结论，连最轻责任都不愿承担，这个案恐怕不好翻。翻的结果，只会促使后人研究历史资料，探究历史的真相。
比如真相之一——在对“著名军事家”徐向前河西作战史研究后，第一手资料告诉我，军事家徐向前竟然上了官宦子弟出身、几乎完全不懂军事、又缺少实战经验的马步青的大当，在马步青用凉州仓促摆下的“空城计”前，几乎被吓破了胆，指挥部队张惶西逃，成为中国几千年战争史中绝少的经典案例、千古笑柄。对李先念没有深入研究。但看到他的报告和信流传到社会，竟成为一个源头，被否定毛主席、改变历史定论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大加利用，编造出毛主席“排斥异己”，“借马家军的刀杀西路红军”，“张国焘受到不公正待遇”等大量谣言。报告和信成为产生谣言的“空穴”、起源地，造成社会思想的极大混乱，应当是事实。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
秋石客也知道“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路线已下过定论。这个定论是张国焘、陈昌浩当时全都承认、符合历史事实、不可更改的定论：
“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见《中央文件汇编11分册》164页)。什么是“无限制的退却”，无非是“不顾一切地逃跑”客气、文雅点的说法——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逃跑主义路线！
接下来看看秋石客还写了点什么。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非法组织，率部北上。共产国际也反对其另立“中央”。无奈，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为了在陕北站稳脚跟，中央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马家军”作战。“马家军”素以骁勇善战闻名，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这下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底气不足了。中央捉住机会，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妄图割据新疆的实施部队。”
——前面三句话(三个句号)基本正确，但仅仅三句，后面问题就来了：派过河的只是一部分主力，不是全部主力，而且过河时间比中央要求的时间早了一个月，过河兵员也超过中央要求。中央要求先过河一个军，三十军，但张国焘电令全军渡河。结果除三十军，五军、九军、前敌指挥部，除去作战部队，还有妇女儿童，大量辎重，大搬家似的，企图全都渡河而去。还有河防的四军，也渡了大约一半，后来被中央去电追回河这边。还想多追回一部分，与一方面军合击追尾的胡宗南部队，但胡军已经抵近，无法渡河。合击胡军的海打战役就此泡汤。这些全有史料佐证。
关于四方面军渡河，在同一个会议上，毛主席也有段话：“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后来我们打电报问西路军的情况,他只回答‘与回民很好’,实际上是假报告。”
毛主席说的话符合历史，有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
这就是秋石客说的“中央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几个字的真实情况。
在中国地图上，黄河是个“几”字形，渡河点在反映黄河南北走向“几”字左面一撇的内侧，要过河不管向南向北，都只能先西渡。但西渡不是秋石客说的“西进”。中央设计宁夏战役是先西渡，再向北，然后和一方面军配合拿下定远营，取得共产国际支援的大批军用物资，然后打下银川，就可以初步建立一个使陕北(过宁夏、蒙古与苏联接壤)与国际相连的根据地，怎么能说“战略战役目的模糊”?
再说说和“素以骁勇善战闻名”的“马家军”作战。
秋石客大概没研究过“马家军”的地域和统属。从地域上，“马家军”分“宁马”、“甘马”、“青马”。“宁马”——宁夏马鸿逵、马鸿宾(1949年起义)的部队。曾落败于彭德怀的中央红军，失去河东大片土地，使中央红军在河东建立了几处根据地。但和四方面军基本上未交手。“甘马”——甘肃马步青的部队，主要驻地在凉州，现武威市，当时几乎倾巢而出，沿黄河布防，四方面军一渡河打得就是“甘马”，短时间“甘马”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将领不知下属在哪里，根本谈不上“骁勇善战”。“青马”——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以民团为主，马步芳搞得是保甲制度，兵员多为当地农牧民，武器、马匹多为自备，一般非常落后，老式毛瑟枪(民间称叉子枪)、冷兵器。农牧民自有坚韧、吃苦、顽强的天性，但“善战”未必。前来支援青马河防的民团在红梁山初遇四方面军，稍有接触就闻风而逃，奔逃者把自己的马都踩死了几匹。说马家军“骁勇善战”，无非是四方面军某些指挥者为后来失败寻找的理由。看看徐向前过凉州时多么趾高气扬，还命人给马步青送上一挺机关枪作礼物，完全无视毛主席攻击凉州的电令，“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一心一意想要向西退却。
其实，不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放弃进攻凉州，以优势兵力过而不打，就已经丧失了战机(甘马主力尚未回防，青马民团也未抵达)，失去了自我补给的条件(凉州有大批物资，还可补充兵员又有飞机场可直飞苏联)，失去了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经凉州以北、过绥远西——现内蒙，据苏联控制的蒙古只有四百多公里，比去新疆近的多)的绝好时机，已经注定了西路军失败的命运。这当然不止是“分裂主义路线”，实质还是畏惧作战、企图避战逃跑，说“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恰如其分。
看看当时国民党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一棵大树上挂着十几个自缢身死的西路军战士。他们不是被打败的，是被完全不顾毛主席“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的警示电报，服从了执意领着战士向西逃跑的指挥员的命令，一边步行一边作战，直到弹尽粮绝。与其说他们是被马家军杀死、被饥饿和寒冷杀死，倒不如说他们是被一心打算逃跑的命令杀死的。下达这种命令的首要人物，就是西路军军事上的总指挥徐向前。多种资料显示，徐向前是西路军里张国焘命令最坚定的执行者，也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最坚定的拥护者，而不是陈昌浩。在四方面军渡河之前的珉州会议上，已经出现了陈昌浩否定张国焘命令、和张国焘决裂的迹象。看看徐向前回忆录，凡涉及陈昌浩的地方都要强调陈昌浩的决定权，无非是推脱自己的责任，想让陈昌浩负全责;在过凉州前对军政会议的一段叙述文字，又为什么要修改中央电文的时间、内容?在战役（平大古凉战役）决战前最后一个军事会议上，军事总指挥本应当做出战前动员、安排作战部署、分析敌军情报、验证自己在战役计划提出并上报中央“凉州空虚”的判断，结果只字不提攻打凉州的作战任务，反而修改中央电文的时间、内容，还摆出一堆拿不上桌面的理由，无非是企图篡改历史、掩盖他临战退缩，反对攻打凉州的事实。过了凉州，陈昌浩即后悔上了徐向前的当，开始与徐的“右倾”做斗争(陈的报告与徐的回忆录可相互验证)，但为时已晚。打仗不是演戏，战机失去就不会再有，甘马主力渡过了混乱期，已经回防凉州。凉州成了真正的“金城汤池”，固若金汤。所有人如果真正透彻了这段历史，一定会为徐向前丢失了一次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而无比惋惜。事后徐向前是不是也感到惋惜?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他试图用文字掩盖这段历史。如果他不这样做，人们反倒会感到他的襟怀坦荡;把读者当傻瓜，以为读者毫无分析能力，便让人鄙视此人的胸襟。
说起徐向前和曾为徐部下的李先念，这二位对中国革命均有重大贡献。他们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二位又不禁让人联想起文化革命期间“七老帅大闹怀仁堂”事件，这二位均郝然入列。他们以后还有过互相证明历史的情节。他们为什么要大闹，相互证明?无非是为了维护民主革命结束后已经得到的荣誉和地位，继而得到更多的东西，还担心社会主义革命(文革)冲击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么一来，他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马列主义者，就必需要打个问号。
研究这些民主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老帅文革期间或文革之后的心态，比研究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更有意义。因为有许多否定毛主席、否定文革的历史虚无主义源头，往往与文革后存活于世、不多几个老帅有关。
秋石客常写文章歌颂毛主席、支持文革，但有时缺少深入，遇到具体问题反倒站在否定毛主席、反对文革者一边。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我以为或许不是出于立场，不是有意为之。主要还是行文时过于草率，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精神。建议今后凡涉史的文章，尽可能多做考证，以免信谣传谣，将谣言扩散，那就不太好了。如有闲暇，不妨研究一下抓捕“王张江姚”初期行动 “华叶李”三人核心中李先念起的作用，还是很有意思的。
最后告诫年青的朋友，研究历史切忌不要把党史中的人物脸谱化：非红即黑，非奸即忠。真实历史非常复杂。要透过历史，看到趋势，解读事件真实原因，唯一的办法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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