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一篇题为《“为人民服务”是人类最高思想境界》的文章在“红歌会网”连续置顶好几天，也获得好评如潮。获得好评的第一位原因，当然是因为“为人民服务”这句名言是毛主席说过的，至今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同时，文章写得也很有气势，又是现任政府官员撰写的，评论中包含有对国家管理者的期待。
我不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好。几个切入点——
“为人民服务”确定了国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
“为人民服务”明确了人民内部社会劳动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为人民服务”是人们共同的精神追求;
“为人民服务”强调不仅要改造主观世界，更要改造客观世界。
论点选择得很新颖，论证严密，一气呵成。从“国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角度加以论述的文章比较少见，有积极意义;和目前中国现实社会也有联系：
“私有制必然产生两个结果：一是造成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这是不可调和的”。
“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不论社会管理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还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还是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都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激化、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道德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腐化，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作为现任共产党官员，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深度实属不易。
但最关键地是：文章没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对象“人民”下一个定义，展开论述。即没有回答“人民是谁”的问题。这就难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人民”这个概念恰好是当前最容易引起思想混乱、最容易被敌对势力加以利用的政治概念之一。既然专门谈论“为人民服务”，而且提升到“人类最高思想境界”那样一种高度，就不能不对“人民”的内涵加以说明。
“人民”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内涵都是在变化的。
例如在毛主席发表著名讲演“为人民服务”的1944年，“人民”不仅包括广大劳动阶级，也包括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日本侵略的开明地主、工商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但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完全不包括在“人民”之内。原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外延缩小了。到上世纪70年代前后，“人民”的外延更小，由于社会主义赎买政策的成功，民族资产阶级被和平地纳入工人阶级队伍，概念中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
“人民”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外延由大逐步变小，间接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趋势和成果。毛主席发表于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揭示了这一趋势。
毛主席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黑体是我加的)。
毛主席这段涉及人民划分标准的话其实非常简单明了：以现阶段是否赞成、拥护社会主义作为唯一政治标准。
在当时(1957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体上赞成、拥护社会主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因此属于人民的范畴。在随后十余年时间里，随着全社会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已经融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当中，整个阶级也分散融入城市工人阶级队伍当中，从经济基础角度上说基本上消亡了。人民这个概念当然有了新的内涵，变得比较单纯。
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基本消亡二十年之后，大体上从1980年开始，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出现。但和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全都不同。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全都有一个漫长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利用当时的政治气候、以爆发的形式，用短短十几年时间完成了外国资本数百年积累过程。这种突然爆发，基本上是以挖社会主义墙角、侵吞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面貌出现的，因此这个阶级天生具有对抗社会主义的内涵(个别拥护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可算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出现的，还有大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由这两个阶级豢养、为他们服务的知识阶层。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极端反动、卖国的政治特点，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上又带有保守、落后、贪婪、腐败，与社会主义相对抗的性质。
以现行宪法为标准，这三个阶级不属于人民。
即使以1957年的标准，这三个阶级也全都不能归属于人民。为这三个阶级服务的知识阶层，具有两面性，可以属于人民，也可以属于人民的敌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
问题在于，以上提到的三个阶级一个阶层，目前又总以人民自居，混迹于人民当中，自称“人民”。他们也拿得出在政治上可以放上台面的理由，这就使事情变得极度复杂。
买办阶级——中国政府从三十年前开始，以招商引资为名义引进大量的外国资本，为这些资本立法、咨询和进行各种金融、法律、业务服务建立起一整套机构，吸纳了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目前这些外国资本的独资企业在中国有数十万家之多，合资企业更多。几乎现在所有大型企业，都有外资渗入。这就产生了中国官僚、买办阶级的经济基础。
官僚阶级——一方面代表外国资本，另一方面代表民族资本，残酷压榨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级。这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有的本来就是政府官僚，又全都有共产党员的身份。这就把人民这个概念搞的混乱不堪。
要想正确区分人民和人民的敌人、正确处理“国家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鉴别为人民服务的对象，只能用是否赞成、拥护社会主义作为唯一政治标准。
但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写在他的脸上。要鉴别他是否属于人民，或者直接判定他就是人民的敌人，不能完全看他的职业、政治面貌，首先要看他公开的言论。
如果公开发表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言论，又拒不改变立场，就可以直接判定此人就是人民的敌人。像茅于轼、袁腾飞、贺卫方、厉以宁那样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
这里的贺卫方，虽然有共产党员、教授身份，但公开鼓吹资本主义宪政，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属于人民，属于人民的敌人，这是清清楚楚的。但厉以宁，虽然也有共产党员身份(?)，也是教授，鉴别起来就有一些困难。因为他的立场隐藏在他的貌似“学术”的著作中，又处处打着改革的旗号，要分析清楚，不那么容易，必须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但现在已经可以毫无疑问地判定，此人就是人民的敌人。至于厉以宁的学生、弟子，要鉴别当然更加困难，但也不是毫无办法。那就是观察，看他的行为，怎么做：是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一套?根本用不着考虑他的身份、职务。如果不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搞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一套，就可以断定，此人同样是人民的敌人。
请注意，这里采用的是唯一的政治标准，即是否赞成、拥护社会主义。而不是四条标准、四项原则。因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原则，归根结底，全都要落实到这唯一的标准上。这是一条根本的、又相对具体、不那么抽象的标准。脱离了这一条，人民民主专政也好，共产党领导也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好，全都有可能变成放空炮，况且有些人民的敌人本身有共产党员身份，又身居高位，怎么鉴别?标准多了反倒等于失去标准。
关于唯一的政治标准，这里提出一个可作为参考、辅助的从数量角度衡量的方法。这个方法当然与唯一的政治标准丝毫不冲突，反而相一致，是将政治标准具体化的一个方法：那就是看看研判对象是不是代表社会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代表大多数，代表99%，代表大多数劳动者，那就符合属于人民的唯一政治标准，因为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代表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是为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简单说，警察、军队，如果面对劳动者，并且数量众多，就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在他们一边，决不允许站在和他们相对立的少数人那一边。国家工作人员，如果面对劳动者，面对劳动者群体，也应当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避免摆不正立场，站错队。这是当前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问题。
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一次讲话时提到“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这里涉及到“共产党的错误”和如何“纠错”。
只有道路、路线出现偏差，对全局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错误，才谈得上“共产党的错误”。着眼于政治，对向忠发、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的处理，对类似立三、王明路线的纠正，才谈得上“纠正错误”。
系统错误，只能抓纲挈领，从路线上解决。所提到的几个贪腐分子，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不过是寄生在共产党这颗大树上的几条蛀虫、“毛毛虫”而已。是“标”不是“本”。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有过总书记被捕叛变、政治局常委主动投敌的事件，那不是什么稀罕事。抓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也绝不是小题大做。反腐斗争实际上才仅仅是一个开头。终将剑指根本。
我以为习近平的讲话更像是一次公开宣言：“直面问题、纠正错误”，“这是一场严肃重大的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
这些提法都必将逐步涉及并指向正在向纵深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
要真正纠正共产党的错误当然必须依靠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首先要搞清楚人民是谁。这是我作此文的基本思想。
还想顺便提醒读者，绝不能认为这场才刚刚开始“纠错”的系统工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靠领袖挥挥手、一两次群众运动就彻底解决。这只是幻想。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带有社会革命性质，其广泛的程度、影响的深度也许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应当有长期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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