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

　　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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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就是1959年下半年～1962年上半年，长达三年之久的各行各业建设和全国人民生活都极度困难的时期，关键困难是粮食不足。

　　我是过来人(出生于1947年)，那三年灾情确实非常严重，几乎没有雨，别说灌溉庄家，就连吃水都艰难——很多时候是通夜通夜地去井边排队等水(久旱无雨，井水不足)。那时人还小，国家建设方面的事不知道，就老百姓生活而言，那三年确实很艰难。那时油水少，人们饭量比较大，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减产后的粮食和国家下拨的返销粮、救济粮不够吃，我们家乡就是野菜、青草都没有多的，严重吃不饱;煮饭用的柴禾也紧缺，每天都得去割杂草刺藤，割回来就当柴禾，未干的杂草刺藤烧不燃，烟熏得眼睛直流泪;后来杂草刺藤也没有了，要跑三、四十里远的人口较少的山区去割——本来就没吃饱，身体很差，还跑这么远去割柴背回来，那难，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

　　好在熬过来了。要不是有毛主席和共产党，还像解放前那样没人管，是熬不过来的。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原因，众说纷纭(百度一下“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或“三年困难时期”即可找到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明显是敌对势力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共产党妄图搞垮中国的说辞，有些是被洗脑不自觉地站在敌对势力立场上帮着汉奸说话，有些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但也不乏坚持历史真实、客观理性、有理有据、合情合理的真知灼见——①、连续三年大面积、大规模特大自然灾害;②、苏修卡脖子及险恶的国际环境;③、我们党和国家的严重人为错误。

　　一、连续三年大面积、大规模特大自然灾害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第37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后简称《灾情报告》)。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 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9%和 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 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 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 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二、苏修卡脖子及险恶的国际环境

　　在戴维营会谈前夕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作为赴美会谈的见面札。随后(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后话：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援建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政府片面决定，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苏联撤走专家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就是逼迫我国大炼钢铁的根本原因，否则，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不能完成损失会更大——土法大炼钢铁，砍伐林木、捣毁成品铁器，损失也不小），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抗美援朝战争，自诩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也是有义务和责任的，斯大林也是赞同和支持的，我们出人，他们出武器，是正理，赫鲁晓夫还要当成贷款强逼我们归还，无耻之极！）。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

　　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I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第422页)。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在我国处于非常艰难的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不失时机地发起“帝修反”联合的“反华大合唱”，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打压，同时鼓励支持台湾国民党向大陆派遣特务、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最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即使这样，毛主席也没有屈服。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怕压，不信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硬是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坚实工业基础的经济大国，与美国苏联分庭抗礼的政治大国，能够发射两弹一星的军事大国。换成别人，可能很难做到，早就被压垮了！

　　三、我们党和国家的严重人为错误

　　有一些有关大跃进中的错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说法存在严重问题，即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如何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缺乏严密而科学的论证，因此对错误责任也就缺乏客观理性公正的认定，算了一笔糊涂账。其实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原因是缺粮，因此寻找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必须围绕这个根本问题进行。只要掌握这个原则，那么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就不难寻找。找到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之后，再去看是谁犯下的错误，责任自然就清楚了。

　　考查一下大跃进的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58年大跃进中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大丰收怎么可能造成三年困难时期?不可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成绩巨大错误很多，尤其是其中许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但是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没关系，应该区分出来。比如大炼钢铁中砍伐林木、捣毁现有铁器的错误，大办食堂缺乏管理经验，吹亩产万斤，吹粮食总产量15000亿斤等等很可笑，但是只要正常播种秋收该打多少粮食还是多少粮食，不会因为你吹亩产万斤就多打粮食或少打粮食，只要不造成1959年和1960年粮食存量减少的事实后果，那么就只能说那是大跃进的错误，而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大跃进中的错误就会发现，大跃进中与三年困难时期发生有关系的错误是，在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在安排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中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以及实际工作中的超额征收统购粮，只有这三个错误对造成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农村局部地区粮食极度缺乏有直接而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下面就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找出这些问题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作用关系和具体责任人。

　　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把1958年大跃进粮食大丰收吃掉了，造成1959年“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朱德]的问题。

　　“‘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据称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罗平汉 ]。“放开肚皮吃饭”虽然只在1958年10月份起被广泛实行了两三个月，但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

　　但是，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也只能造成1959年上半年粮食紧张，不可能造成三年粮食紧张，更不可能造成三年困难时期。那么大办食堂是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原因?不是。要知道大办食堂是涉及整个农村的事件，并一直持续到1961年6月，期间实行了自愿原则，可以吃食堂，也可以自己开伙，而三年困难时期一直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才结束，期间不是所有大办食堂的地区都发生了灾害，而是部分地区，因此大办食堂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1958年大办食堂中“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对造成1959年上半年农村粮食紧张有关。

　　根本性的错误出在紧接着“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使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减少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5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

　　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统购粮的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比1958年多征购253亿斤，“征收了过头粮”。

　　粮食总产量减少500亿斤加上统购粮多征购253亿斤，一减一增，造成1959年农村存粮减少753亿斤。按道理每年还应该有余粮结存到下一年保证上半年的吃饭问题，但是1958年的“放开肚皮吃饭”把1958年的粮食基本吃光，没有多少粮食存量结存到1959年，因此1959年农村实际存粮减少肯定不止753亿斤。巨大的粮食缺口造成1959年下半年灾情开始发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1960年和1961年没有发生自然灾害，那么这时也不会发生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尽管1959年粮食减产，也只能对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产生灾害性的影响，只要1960年能够正常进行粮食生产，那么灾情到1960年夏粮收割时也会结束，不会延续到1962年上半年。问题是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与人为错误叠加相互作用在一起，三年困难时期就此发生。

　　因此说，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1959年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和超额征收统购粮这三项人为错误，与1959年到1961年连续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共同叠加作用造成的。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是1958年吃“大锅饭”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吃光了1958年的丰收粮，造成1959年一开始就处于没有必要存粮的状况，使1959年春粮食就吃紧;1959年刘少奇邓小平在安排农业生产计划时又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加上1959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共同作用造成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少500亿斤，使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粮食更加紧缺;而1959年的“超额征收统购粮”更是造成农村存粮严重不足，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则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60年发生的更加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量只有2880亿斤，使已经发生的灾害在1960年变得更加严重;1961年仍然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年，粮食总产量只有2950亿斤，但是由于在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从1960年6月开始意识到工作中出了问题，着手进行救灾，灾情在1961年开始缓解，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随着夏粮的收割而结束。

　　自然灾害那是天灾只能自认倒霉。但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责任不能不了了之，应该搞清楚，是谁的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

　　首先看大办食堂。如果大办食堂能够控制定量，而不是“放开肚皮吃饭”，那么就不会造成1959年上半年的粮食严重短缺。事实也是如此，到了1958年底“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之后，食堂一直在全国办着，持续到1961年6月才停办，而灾情在1959年下半年1960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的严重程度的分布特点并不均匀，可见大办食堂中只有“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与造成1959年上半年农村粮食紧张有关。

　　再看1959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错误，其后果是造成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500亿斤，显然是全局性的错误，必然会对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的灾情产生影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主要人为错误。

　　而“征收了过头粮”的错误，无疑会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区造成了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当地农村严重缺粮的问题，是促使农村局部地区发生严重灾难的人为错误。

　　一、1958年吃“大锅饭”中造成全国性“放开肚皮吃饭”的责任人是谁?

　　二、1959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和超额征收统购粮的责任人又是谁?

　　不能算糊涂账。对不对?

　　第一条的责任人应该是谭震林。仔细分析“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这段话，可以看出，其实柯庆施只是与提出口号有一定关系【还只是据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要对这个口号推向全国负责的应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应该是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接受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使之成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个口号，然后由谭震林把“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个口号吹向全国的。

　　第二条的责任人是谁?先看1959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错误是谁的。

　　前面一直说是刘少奇邓小平减少了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为什么不是毛泽东，有什么根据?

　　虽然有关方面对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言论和工作一直讳莫如深刻意隐藏，但是我们可以从【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找到答案。

　　【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说：

　　“在农业工作会议期间，曾经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如获同意，请中央批转各地。

　　…………

　　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播种面积(不包括绿肥)不能缩到二十一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棉花播种面积一亿亩，油料二亿八千万亩，其他一亿二千万亩。但是，有些省(自治区)减的面积过多，各省在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合计起来，同中央书记处指示的数字相比较，粮食播种面积少一亿七千万亩，棉花少四百万亩，油料少一千一百万亩。因为有些计划是省里谈好了的，厅长在北京难于改动，已告他们回去后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增加，保证达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粮、棉、油的播种面积的指标。

　　(三)、达到了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播种面积的指标，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必须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再有很大的提高，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和食油六百万吨的计划才能实现。例如，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越冬的大麦、元麦和蚕豌豆、薯类等粮食作物己比上年减少约七千万亩)，要做到总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亩产量就必须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二十斤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由于缩减了薯类所占的比例，减少了杂粮的播种面积，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比上年并没有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也不会增加，因此，水稻和小麦的亩产量则必须提高一倍。这显然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播种面积再减少，总产量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棉花和油料作物等也是如此。这一点，希望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可见“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的指标是中央书记处控制的结果。

　　当时中央书记处是谁在主持工作?是邓小平。

　　从这个【意见】可以看出，邓小平支持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同时为减少到多少划了一条线“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

　　这个意见经中央批转，而当时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

　　有人可能会问：中央批转也可以是毛泽东啊？问题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表明毛泽东不同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因此毛泽东不可能批转这样的【意见】！

　　除了毛泽东之外，能够批转这样【意见】的人只有在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因为在1956年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八大”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刘少奇邓小平应该为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人为错误负责。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毛泽东当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说一不二，他又是支持搞大跃进的，因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的责任人就是毛泽东!告诉你，你错了。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搞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958年大跃进的起因及过程大概是这样，先是毛泽东反周恩来的【反冒进】搞【反反冒进】，然后支持刘少奇搞“大冒进”后改成大跃进，但是当大跃进中出现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时候，毛泽东在1958年国庆节前后开始发现问题，着手纠正大跃进中错误，变成了【反冒进】。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大跃进的态度与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态度明显不同了。

　　先看看刘少奇的态度和做法。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放高产卫星竟然使身处一线的刘少奇相信从1958年起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可以缩减耕地面积，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常熟县的和平人民公社，刘少奇在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时问公社党委书记：“可以打多少斤粮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接着说：“一万斤还能更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淮阴，刘少奇在同淮阴地委领导人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所以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精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刘少奇邓小平在安排1959年粮食生产计划中做出了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安排。

　　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动作其实是从1958年秋种就开始了。【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说到：(越冬的大麦、元麦和蚕豌豆、薯类等粮食作物己比上年减少约七千万亩)，可见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实际是从1958年秋种就开始的。1959年春播减少的粮食播种面积又有多少?

　　下面看看毛泽东的态度和做法。

　　与刘少奇邓小平继续错误做法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开始也相信浮夸风中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快清醒过来，从1958年10月开始，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中存在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问题并着手进行纠正。

　　就在1958年10月各地大肆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之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500人。看了此信，毛泽东感到很震惊，批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派人调查。安徽省委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并采取了措施作了处理。这使毛泽东感到，在大好形势下还是有严重问题的。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要陈伯达带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卫星公社进行调查。10月下旬，毛泽东又让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分别去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准备到郑州召开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和研究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去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向他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在听汇报中，对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插话说：“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那样放开肚皮吃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可见毛泽东支持人民公社办食堂，反对“放开肚皮吃饭”，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要求说：“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毛泽东的要求与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做法正好相反！

　　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甚至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毛泽东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为什么会直接号召【村一级】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说明主管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和省一级干部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毛泽东并不是“说一不二”的。

　　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听了毛泽东“播种面积要多”的要求，还会发生三年困难时期吗?肯定不会。

　　可惜，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直到1960年5月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于1960年6月才在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主持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计划偏大，要求过急，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都有责任。错误必须纠正，否则就会进一步扩大。”比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时间整整迟了一年又八个月，这时已经到了灾害最为严重的时候，为之晚矣!

　　由上面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以1958年10月为分水岭，之前大跃进的错误虽然很大，但是1958年粮食还是丰收的，所以1958年10月以前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错误不可能造成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只要不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错误，粮食产量不减少那么多，以及不超额征收统购粮，那么三年困难时期就不会发生。所以要区分大跃进中的错误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人为错误的不同之处。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1959年粮食总产量3400亿斤灾害开始发生，1960年粮食总产量2880亿斤灾害最为严重，而1961年粮食总产量2950亿斤灾害则开始缓解，2880亿斤与2950亿斤差别不大，但是灾情的严重程度和走势却不一样，为什么?只有一个事实可以解释这个现象，那就是处于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从1960年6月开始着手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救灾取得了效果。可见当时刘少奇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有多大。要是刘少奇从1958年10月开始配合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不犯新的错误，那么三年困难时期还会发生吗?

　　另外，从刘少奇在1960年6月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刘少奇并不认为1958年和1959年的大跃进中有什么问题，而毛泽东则是从1958年10月开始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并着手进行纠正的。两相对照，刘少奇怎么可能是现在流行说法中所吹嘘的是纠正毛泽东大跃进错误的人?这不是颠倒黑白嘛!

　　还有，有人说如果庐山会议不整彭德怀，继续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那么三年困难时期就不会发生。

　　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1959年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做法已经成为定局，不用说春播，就是夏种也已经完成。农时已过，此时召开的庐山会议的任何做法都不可能避免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

　　再有，有人说毛泽东权力至高无上说一不二，因此毛泽东就是有责任。

　　这个说法前面已经说明是不成立的。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来说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和期望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他希望能尽早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以利春耕生产。按照他原来的安排，会议只开三天：2月27日同长江以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2月28日同长江以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3月1日集中起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了。会议要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决议草案，为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准备文件。但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得并不像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不仅是一些省市委书记的思想阻力较大，连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毛泽东纠“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难贯彻。在2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毛泽东是说一不二吗?显然不是!

　　“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又是在说谁呢?

　　不是说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责任，毛泽东在1958年10月以前也头脑发热，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许多做法的。比如一度相信亩产万斤，支持大办食堂等等，对整个大跃进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但是通过前面所列事件发生过程可以知道，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如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及时纠正问题，尤其是在粮食播种面积问题上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那么避免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人家不听，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结果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后果。你说这时还要毛泽东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负责?

　　对刘少奇同样如此。大办食堂虽然不对，但是大办食堂如果按定量吃饭，那么肯定不会把1958年丰收粮吃光，造成1959年上半年的粮食紧缺。是谭震林把“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个口号吹向全国，造成短时间内把1958年的丰收粮吃光的后果。因此应该由谭震林承担这个错误的责任，而不是刘少奇。

　　造成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错误在于安排1959年农业生产时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这可是实实在在要少打粮食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减少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犯了一个极其低级而后果极为严重的错误!同时作为在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对大跃进中错误的认识太晚，对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中错误的努力没有给予积极配合，以至于对灾害的发现和救助过于滞后，致使灾难发生。因此刘少奇邓小平应该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人为错误负主要责任。

　　成绩要肯定，错误要分清，是谁的就是谁的。

　　有关“超额征收统购粮”的问题，我认为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灾情比城市严重的原因和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严重灾情的原因。【具体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那一时期人口流动数量非常巨大而且快速，现在缺乏相关资料，这里显然不可能搞清楚。】

　　不过1959年“超额征收统购粮”是与1958年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有道理的。1958年是丰收年，肯定会比1957年的3900亿斤多【就按3900亿斤算】，征收统购粮1095亿斤，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而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比1958年多征购253亿斤。

　　计算一下：

　　1958年农村余粮应该是3900亿斤-1095亿斤=2805亿斤

　　1959年农村余粮应该是3400亿斤-1348亿斤=2052亿斤

　　两相比较，1959年农村余粮比1958年少了753亿斤，“征收了过头粮”的说法还是成立的。况且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造成1959年从1958年结存过来的余粮比正常年份要少，因此“超额征收统购粮”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灾情比城市严重的原因。尤其是这种“超额征收统购粮”的行为具有地区的不平衡性，在没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还可以承受，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就成了灾难。比如四川，河南，安徽等等地区。这里就涉及到省一级的人为错误和责任人的问题了。他们是----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 同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四、关于饿死人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说那三年饿死了几千万人，笔者以为还是孙经先教授的两篇文章（文献⑽、文献⑾）有理有据、客观理性，是可信的——我们家乡位于国道旁边，“五风”比偏僻地方刮得厉害，老百姓日子更艰难，见过得浮肿病的人，后来饥荒缓解后都好了，但没有见过和听说过饿死人的事——全国这么大，有没有灾情更严重、官员错误更恶劣的地方饿死人?可能有。但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饿死几千万。读一读孙经先教授的两篇文章，自己判断吧。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

　　参考文献：

　　⑴、《还清白于毛泽东》（语文备课大师网）

　　http://www.xiexingcun.com/maozedong/index22.htm

　　⑵、为毛泽东时代骄傲和自豪！（xmcgq123博客）

　　http://home.51.com/xmcgq123/diary/item/10045844.html

　　⑶、59～61年，连续三年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50年代吧，2014-01-24 11:01）

　　http://tieba.baidu.com/p/2830564776

　　⑷、美苏戴维营会议（历史上的今天网）

　　http://www.lssdjt.com/9/15/MeiSuDaiWeiYingHuiYi.html

　　⑸、三年困难时期（红歌会网，：理性眼睛）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03/46862.html

　　⑹、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网，：张文木）

　　http://www.cssn.cn/mkszy/mkszyzgh/201311/t20131118_836068.shtml

　　⑺、扶弱抑强：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天下韶山网，：何云峰）

　　http://www.txssw.com/newswrmzd/MaoZeDongXingJiuLunWenKu/25562.html

　　⑻、《毛泽东力纠“五风”》（lhxy18932网盘）

　　http://dl.vmall.com/c0287ed6tu#

　　⑼、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today.net/xuekepindao/pinglun/84014.html

　　⑽、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today.net/xuekepindao/pinglun/84656.html

　　⑾、澄清谣诼，还清白于毛泽东（新浪历史>史海钩沉>党史）

　　http://history.sina.com.cn/bk/ds/2014-12-19/1700112592.shtml

　　2015-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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