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有两次饥荒备受关注，一次是发生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一次是发生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两次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饥荒，由于政府处置方式的不同，老百姓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前者导致了人民的离心离德，后者人民则选择了同舟共济。
1941年，河南开始出现旱灾。1942年，旱灾进一步恶化。河南灾区的老百姓吃光了草要树皮，大量饥民倒毙街头荒野。国民党高层对于河南的灾情置若罔闻，纵任灾情发展。重庆独立报纸《大公报》因刊登了河南灾情报道，被政府勒令停刊三天，一时间河南灾情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可怕的放任无助状态。正在重庆进行中国战区采访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了解了河南灾情的惨状，于是决定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赴河南灾区进行实地采访调查。这一去，一幕人间惨剧暴露在世人面前。一路上，他们看到了人民的死亡、绝望和哀号，看到了政府的冷酷、残忍和无道。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描写了当时的见闻：“路边简陋的坟冢，说明了衰弱的人曾在这里倒下。有的时候，一家几口人都站着，在沉默的困窘之中，注视着一个尸体。小孩子象老人一样撑着拐棍。有的小孩子背着的包袱象他自己一样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梦游病者，他们不看任何东西的眼睛，仿佛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在所有这些人的后面，寒冷的风从灾荒之区吹过来，扬起尘土，把他们追逐到黄色的平原那边。……征实雷厉风行，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袋谷种缴给税局。饿得走路都不容易的农民，还必须缴马料给军队，这些马料要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营养得多。缴不出东西的农民，就被逼得无路可走。他们卖掉牲口，家具以及土地，得钱买谷以交纳税款。最可怕的风气，是土地投机的飓风。西安和郑州来的富人，政府小官员，军官以及依然有粮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恶性的低价收买农民祖宗传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脱售同时进行着，和饥荒的激烈性成正比例。”在走过的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听到人民绝望的呼号：“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在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政府的长官们宴请了白修德一行，晚年的白修德仍然留着一张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此外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儿饼，饼上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从河南返回重庆的途中，白修德发疯一样地吼叫着：“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还在河南灾区，他就急不可待地将消息从返回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发了过去。而那个勇敢的电报局的局长，却遭遇了被国民政府枪毙的命运。1943 年 3 月 22日，揭示河南大饥荒真相的新闻稿在《时代》周刊上刊登，引起舆论哗然。正在美国进行游说的蒋夫人宋美龄恼羞成怒，打电话给《时代》老板亨利·卢斯，要求“立即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急切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知国民政府的最高首脑，因为事关几百万人的生命。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和帮助，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后来白修德回忆了与蒋介石见面的情景，他说：“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多管闲事的妻姐逼他接见我的。”当白修德讲述河南灾区的人民如何被饿死，如何被征税，如何被趁火打劫，如何人吃人的时候，蒋介石都予以了否认，他坚定地说：“人吃人的事情决不会在中国发生!”当福尔曼拿出了照片时，“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记下了照片的拍摄地，问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这次20多分钟的会见，让白修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之后，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灾区，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然而，此时饥荒已夺去了300万条生命。对河南大饥荒，白修德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所见的一切，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乱的笔记坚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么。”
从白修德的见闻里不难发现，河南大饥荒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政府在其中无所作为，甚至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顾灾情严重照常进行征收，放任土地投机交易，掐断了灾民最后一线生的希望。而驻防河南的部队有足够余粮可以接济灾民，然而当时国民政府存在一种谬论，即饿死了老百姓，土地还在;而饿死士兵，土地就没人保护了。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愤怒地写道：“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里，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要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河南人民将“水旱蝗汤”并称四大害，汤就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有50万大军驻扎河南。1944年春，日军以6万部队进攻河南，汤恩伯50万国军溃不成军，河南愤怒的农民用锄头、大刀等“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后来把整连整连的人缴械”(《中国的惊雷》)。白修德认为：在那场超过 300 万人死于非命的灾荒中，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终究为后来的政权崩溃埋下了伏笔。河南大饥荒，国民党的无为，让它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定盘的星，为一个政权敲响了丧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断发展起来。然而，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以及苏联逼债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新国家遭受到了一段长期而又刻骨铭心的挫折和弯路，那就是至今仍然经常被人们提起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据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中描述：“(1959年)前所未有的旱涝灾害(几乎波及全国一半可耕地)给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1960年的自然灾害比上一年更加严重。台风在中国南部省份和辽宁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灾，而黄河(水量只有平常的1/3)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则饱受旱灾之苦，害虫威胁着农村大片地区。全国60%的农田受到了涝灾或旱灾，农业生产直线下降，饥荒威胁着整个国家。”据《周恩来传》一书记载，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自然灾害无疑是造成中国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因此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是与事实相符的。
灾害发生后，国家的应急措施是及时、有效而且是倾力的。国家储备粮实施定量分配，社会主义集体制度的优越性又防止了粮食的投机及囤积，这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轻了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大规模饥荒现象。在三年自然灾害这期间里，毛泽东主席经常一连几个月深入到农村基层搞调研，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他从自身做起，坚持“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他连连起草文件扼制基层存在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等。对基层组织通过“一平二调”占有的农民财物，要求坚决退赔。国家还利用有限的外汇，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购买大批小麦，缓解国内粮食紧张状况。这些措施都是有目共睹，而且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实。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审阅并多次修改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文件要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7年不变;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实行按劳分配，积累不能过多，65%用于社员消费;保证农业生产每一线有足够劳力;组织集市贸易，便于交换产品，活跃农村经济;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11月15日，毛泽东又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修订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制度，规定了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的原则。据198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一书记载，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粮食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
近些年来，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议论突然多了起来，对灾害的描述越来越离谱，饿死几千万人、饿殍遍野等说辞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群众中引起了非常大的思想混乱。虽然这些说法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然而由于没有官方正式的辟谣，甚至某些官方对此也是闪烁其词，导致这些说辞大行其道，几乎完全占据了主流舆论阵地。这不免令人产生疑惑：难道三年灾害期间以及之后的较长时期内，国内、国际竟不知有饿死几千万人，竟不知有饿殍遍野，而只是近些年才有了这个重大历史发现?是毛泽东时代隐瞒的太高明，还是当时的人们简单的太疏漏?连视中共为死对头的蒋介石、美帝都没有想到利用一下这个杀伤力巨大的宣传武器?其实，它们怎么会放过任何一件投向中共的武器呢!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方解密的1961年4月4日的文件，文件的内容恰恰是关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分析报告，我有位同事将文件的一段翻译成了中文如下：“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自从巩固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后，它就一直在遭受经济困境。经济管理上的混乱，特别是两年来不如人意的天气，导致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起1957年几乎没有增长，但1957年时需要养活的人口要少5000万人。虽然看起来广泛的饥荒并不会发生，但在一些省份，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无法获得食物供应，在6月收获之前的一段时间，情况将迅速恶化到最糟。‘大跃进’造成的混乱以及苏联专家的撤离扰乱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些困难显著地降低了1960年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已经导致了严重的收支逆差问题。大众的信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已经降低到了共产党获得权力之后的最低点。并且已经发生了一些公开表达不满的事例。中国共产党政权将放弃在工业上进行的‘大跃进’，转而给予农业更高的优待作为回应，并将减轻人民身上的经济负担。北京正在安排的一项重要事务或许可以指示出食物短缺的严重程度，在共产党中国有限的外汇储备中，将以2亿美元为代价，于1961年安排接近三百万吨的粮食……”这份文件形成于1961年，已经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个年头了，从文件中看出美国中情局的大人们并没有在中国看到广泛的饥荒，当然也就不会看到饿殍遍野，这正好可以解答为什么在灾害期间国内国际没有关于饿死几千万人、饿殍遍野的记录、影像等历史见证的疑问，因为那是压根就不存在的事情。有人也许会质疑这份中情局文件的真实性，但文件中涉及的相关事件都可以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验证，虽有些许出入并不是无中生有。尤其是文件中的“北京正在安排的一项重要事务或许可以指示出食物短缺的严重程度，在共产党中国有限的外汇储备中，将以2亿美元为代价，于1961年安排接近三百万吨的粮食”这一件事，与《陈云文选》中一篇报告达到了惊人的吻合。“文选”里收录的文章《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是陈云在1961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进口粮食问题，陈云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的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打。……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象样子了……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千万匹布就是三千五百万美元，恰好是买十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陈云的讲话在1月份，中情局的报告成于4月份;陈云的讲话里说计划进口粮食200万吨，再多进些也要，而中情局的报告里的进口数字是近300万吨。应该说，这份中情局的文件的真实性是非常高的，不知道陈云的报告有没有在当时国内的媒体上公开发表，如果没有，那美国中情局获取中国情报的能力也是相当高，他们有能力获取中共高层的情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给人们留下了挨饿的集体记忆，有个别的地方，甚到出现过饿死人的现象，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因为饥饿而怨忿，他们选择了勒紧腰带，与政府共渡难关。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几种合理的解释：一是在旧中国，灾荒、饿死人是社会的常态，中国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对灾荒是理解的，尤其是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们更能接受灾荒的现实，否则人们也不可能接受政府把三年灾荒定义为“自然灾害”的说法。二是人民看到了政府与人民一道在坚守，1960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看到习仲勋送来的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后，高度重视全国的经济形势，投入相当大的精力解危济困。196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说：“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们要积极想办法，和全国人民一道共闯难关，不要再搞‘共产风’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要瞎指挥，不要搞浮夸，干部不可以搞任何的特殊化，但是可以搞点自己市场，调整价格，注意抓轻工业……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公仆，不是老爷，凡是那些一心想当官做老爷的人，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应当从共产党人的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领头的，有缺点，有错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我向大家、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大家也可以批评我的每一个缺点和每一个错误，关键是改正;凡是愿意接受批评并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我和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们，难道还有什么缺点错误不能改正、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住我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吗?”三是正如美国中情局解密文件中所显示的，当时经济虽然遭遇困难，但并未演变成大饥荒，局面仍然在可控之内，人民的不满是有限的，国家组织的有条不紊的抗灾举措得到了人民的充分谅解。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中说：“我们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我们犯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事实也确实如何，虽历经三年自然灾害的痛苦，中国人民对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依然是信任的，他们一如既往地以满腔热情进行着社会主义的建设。
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前辈们选择了原谅，而今天那些翻历史旧账的人，选择了不原谅，他们只所以会不依不挠，坚持饿死3000万人这样骇人听闻的观点，其目的不在于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也不在于为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教训，而在于抹黑毛泽东时代，否定一段历史，破坏一个政党的根基，这才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政治目的。然而，人民已经做出了他们的历史选择，否定这种选择是一种徒劳，因为这种否定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上的，是出于某种不光明正大的目的，因此这股否定历史的力量会象风一样逐逐减弱下去。对三年自然灾害，不能溢美，因为它毕竟有人祸的存在，值得后来人将那些教训深深地汲取，但也不要任意地抹黑，为了某种目的不惜胡编乱造，这样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先人的不尊重。
河南大饥荒与三年自然灾害，相距不过17年，二者的结果却天壤之别，前者为失却一个江山埋下了伏笔，后者虽遭食不果腹之痛，然而人民选择了不离不弃，风雨同舟。这才是值得人们以史为鉴的地方，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一个政府，如果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哪怕它犯了一些错误，走了一些弯路，它也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如果它是为了一党之私，为少数人谋福利，而对大多数人的冷暖饥饱漠不关心，那它最终失去的不仅是人民的谅解，而且会是整个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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