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黑们的一个“有力武器”是：60年代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共饿死3000多万人。鉴于很多毛黑都拿这个说事儿，我必须专门写篇文章，把这个所谓的有力证据完全驳倒。我要让他们知道：是他们，而不是别人，脑袋在粪坑里埋着！
在反驳他们之前，我先说一句：由于错误的大跃进政策，以及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中央对粮食形势过于乐观，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并让地方上缴过多的粮食，确实导致很多人饿死。事后，中央也对错误政策做了深刻反思。所以，饿死人的情况是存在的，某些地区还饿死了不少人。比如轰动全国的信阳事件，当时的估计是40万人左右（后来据几位专家考证，饿死人数目各有不同，但最多在100～125万之间）。所以，这确实是一场灾难。
但是绝对没有3000万人！我们必须否定这个卑鄙的数字！因为：如果不用不容置疑的逻辑和铁的证据来否定，等于把本朝太祖那几年由于良好愿望而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等同于日本对中国侵略造成的影响！所以，传播并相信“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目的就是想把毛主席等同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杀人犯！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好了，我先说说“饿死3000多万(甚至更多)人”是怎么来的。据我所知，有两个人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一个是茅于轼，一个是袁隆平。袁隆平基本上属于道听途说，而且不排除为了宣传他的水稻种子。袁院士为我国粮食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尊敬!但是他道听途说，传播这个谣言，却起了很坏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
“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看看，袁院士仅仅根据自己亲眼看到几个饿死的人，就说全国饿死四五千万!这显然是很不严谨的，缺乏科学精神!
当然，也可能他看了别人的文章，再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才说出上面那番话的。在所有传播“饿死3000万”的文章中，北京天则研究所的茅于轼，起了很坏的影响。或许袁隆平正是看了他的文章，才说出那样的话。
茅于轼是经济学家，不能信口雌黄，必然要有所谓严密的论证。那么茅于轼是怎么论证的呢?他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很精彩)：
一个阶段中人口的变化等于：(该阶段中出生人口)- 该阶段中死亡人口)。
正常年份中人口的变化是：(该阶段中正常出生人口)-(该阶段中正常死亡人口)。
非正常年份中人口的变化是：(该阶段中非正常出生人口)-(该阶段中非正常死亡人口)。
(笔者注：这些都没错，小学生都懂的)
利用1950-1958年人口增长的数据，通过二次回归，推断1960年底(1961年初)的人口数应为71118万人。这是正常人口变化在1960年底应有的人口数。事实上，1960年底的人口数为65859万人，这是非正常人口变化的结果。二者相差5259万人。差数是由于灾荒期间(1959和1960两年内)非正常人口出生和非正常人口死亡造成的。将此差数5259万，减去1959和1960两年内因灾荒而减少的出生人口数(非正常出生)，就能得出这两年中因灾荒而死亡的人口数(非正常死亡)，也就是饿死的人数(万人)。
5259 -65994(3.5%-2.478%)-67207(3.5% -2.086%)= 5259 - 675-950 = 3634。
所以，1959和1960两年内饿死的人为3634万。
所以，茅于轼认为三年自然灾害不仅仅饿死了3000万人，而且饿死了将近3700万人。这里面最唬人的就是“二次回归”。我“二次回归”得到的研究成果，你敢怀疑?敢否定?
呵呵，老夫偏偏就敢怀疑，就敢否定。老夫本科是学数学的，茅于轼学了个最小二乘法，再简单变换一下就成“二次回归”了，就开始到处充大尾巴狼招摇撞骗了，就这么回事!因为：二次回归在预测方面使用的前提条件是：趋势不变!可是看看1959年的趋势，显然变化了。但茅于轼仍然假设趋势不变，岂不大错特错?!
按照茅于轼的逻辑，假如我在08年以前每年的工资增加15%，那么08年之后也应该延续这个趋势，否则就是我能力太差;按照茅于轼的逻辑，假如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年均增长率是8%，以后每年也应该是8%，凡低于8%均属不正常;按照茅于轼的逻辑，假如我的车速是每小时120公里，看到前面是砂石路，我没有预先的判断力，我绝不会事先减速，直到人仰马翻甚至车毁人亡，才会降低速度。
好吧，现在我用逻辑反驳反驳茅于轼。
1958年以前，我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人口增速也一样。1959年开始，由于很多地方粮食不够吃，人们的生育率会很自然地降下来。因为你不可能一边饿肚子，一边还照常生孩子。这本来是人都有的预判能力，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发生饥荒时都是这样。可茅于轼呢?“利用1950-1958年人口增长的数据，通过二次回归，推断1960年底(1961年初)的人口数应为71118万人。”这个推断本身，就是错误的!
OK，逻辑上我反驳完了。网上也有人对他进行反驳，摘录如下(由于转帖太多，原我已经不详)。原文中有不少情绪化的文字，但还是很有力的，我适当保留：
1：假如说那是饿死3000多万人，那么请问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5类分子怎么就没有都饿死绝呢？ 因为普通的农民工人都饿死了3000万，难道这些饿死的人还会让那些5类分子先有饭吃而让自己饿着吗?由此可以证明，假如饿死了3000万，当时的右派至少有上百万人，这些人也是被群众管制的对象，假如群众都没有饭吃了，那这些右派就更加没有饭吃了，那些右派们如茅于轼们应该最先饿死，而且应该全部饿死才对！！他茅于轼怎么就没有饿死?季羡林怎么就没有饿死?
2：假如死了3000万，那时在农村人死了都是土葬。如果死了这么人，中国大地将会新增出3000万个坟头。要是这样的话，粮食将会大幅度减产。假如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么在1961年以后，应该饿死的人会更多。而1961年以后出现的更多的死亡人数据在哪儿啊?(笔者注：请看下面我增加的人口数据)
3：假如那时饿死了3000万，按照正常的逻辑，那时的能用作食物的东西肯定是几乎没有了。因此，那些河里的鱼虾、能吃的水生植物、甚至树上上的树皮都应该吃光了。假如树上的树皮都吃光了，那么每一个村庄里的树就应该死的差不多了、甚至死光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绝大部分的农村村庄周边一样还有树龄在50年以上的大树呢？(笔者注：这一条反驳相当有力!)
4：为什么1963年美国及西方的报纸与媒体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有3000万的报道？假如U2飞机看到了3000--4000万个坟头，那西方国家将会狂喜的，那时候他们正在对我国进行疯狂的围剿与绞杀。以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媒体机器，在五六十年代还不大肆宣扬，公布于众吗?
5：某些人天天叫嚣着程序正义，不能搞有罪推定，那为什么你们毫无证据就对那个时代进行有罪推定？？？你们这不是出尔反尔、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吗?你们这不是拿法律当儿戏吗?你们想干什么?想抛开法律来进行你们无耻的勾当吗?
写完这个之后，有网友补充说：如果当时真的饿死3000多万，应该有无数照片来反映，这是新闻封锁根本封锁不住了。而且据我所知，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发生了两次大迁移，一次是抗战时从东部到西部，一次是几百万解放军全国东征西杀，然后就地复员，找对象结婚落户。而他们，都和家乡的亲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假如真的发生了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这些消息必然在全国流通，不可能封锁住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消息根本没有大规模流行。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对毛主席的功过进行评价时，也都没有把这一条拿出来说事儿。这说明了什么？反倒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一帮右派知识分子跳了出来，胡说什么当时饿死几千万！
另一个对“饿死3000万”摇旗呐喊的悍将是杨继绳。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在新华社工作35年，也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他写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里面数据详细，描写生动，貌似我国当时真的死了几千万人。
对此，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的特聘教授(原山东大学教授、博导)孙经先教授，已经两次发文驳斥。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刊载孙经先文章《“饿死三千万”应该怎么算?》，从我国户籍统计制度的发展变化，解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变动。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再次刊载孙经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指出“饿死3000万”是国内某杂志副主编（指杨继绳）“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而制造出来的“重大谣言”，并对该学者书中引用的数据进行了反驳。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的新书《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即将出版，该书也直接反驳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以下为孙经先9月9日文章的全文：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迄今为止，《墓碑》的计算最为“详细”，逻辑最为“严谨”，它的恶劣影响比茅于轼还要大得多!而且由于其事实的“真实性”，所以更具欺骗性!但是，现在已经被逻辑真正严谨、真正去考证事实的孙经先完全驳倒了!看了孙教授的反驳，我们才知道：《墓碑》的杨继绳不仅编造数据，而且根据编造的数据计算出2098万之后，还要继续夸大为3600万人！写到这里，我不仅要发出这样的疑问：杨继绳如此编造并夸大数据，到底是什么目的？！
这里不谈他什么目的，就说3600万人这个数字。他为什么非要往这个数字上靠呢?
显然，他之前肯定了解茅于轼的“推算”。一想茅于轼是“著名经济学家”，“二次回归”得到的结果还能有错吗?既然没错，杨继绳就通过各种手段往上靠。这样，茅专家“推算”出了结果，杨专家又通过各种数据“证实”，互相打气，互相印证，岂不两全其美?!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从逻辑上、数字上，完全驳倒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可耻说法！
当然，主要的功劳归于孙经先教授和网上那个无名氏。我只是根据孙教授的最新成果，进行很不完善的阶段总结而已。
行文到这里，已经彻底驳斥了“饿死3000多万人”。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说实在的，由于当时的统计方式比较粗放，加上高层至今未对此倾全国之力进行彻底的研究，所以没有一个清楚的数字。要知道真正的数据，必须对全国各个市县的人口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并区分正常死亡、因病死亡，还是真正的饿死。就我个人的估计，考虑到当时信阳地委极其严重的错误，饿死40～125万已经轰动全国，导致高层异常重视，所以我个人估计全国大概饿死200万～500万之间。
对此数字，我做三点说明：
1、这是我个人极其粗略的估计，我无法证明或证伪，尤其无法用“二次回归”证明。
2、即使饿死几百万人，也是一场灾难。究其原因，首先是大跃进，继而带来浮夸风，各地虚报数据导致中央进一步的错误决策，继而造成很多人饿死。所以归根结底，错误的根源是大跃进。
3、但是，无论怎么估计，饿死的人数都远远少于3000万人!而且，大跃进体现了毛主席良好的愿望，所以其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后来发展为浮夸风，导致一度刹不住车。尤其是极个别的地方领导，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在局部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从统计角度来看，在全国一大帮领导干部中，这种人出现的概率很大。在历史上，地方官员或诸侯，利用高层原本善意的决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也大有人在。
举个例子，汉景帝时还有七国之乱呢。你可以说是吴王刘濞野心太大，导致全国一度大乱。但深究原因，首先是刘邦分封诸侯，并给地方诸侯过大的权力，这样必然导致一些诸侯会有更多想法。到了汉景帝时想削藩，七个诸侯就闹起来了。幸亏这七个诸侯的素质不行，加上西汉有周亚夫这样的大将，所以很快平定下去了。我们并没有因为有七国之乱，就否定“文景之治”，更没有人说刘邦是昏君。但换个角度想想：假如刘濞雄才大略，导致全国征战不休，死人无数，历史上是否就没有文景之治了?刘邦是不是成了昏君了?
和刘邦类似的是朱元璋，他也大封儿子当诸侯。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刘濞”，但这个儿子雄才大略，在他死后闹腾了四年居然篡位成功，这就是明成祖朱棣。这四年的影响，比西汉七国之乱大多了，死的人也更多。但由于朱棣极其出色的文治武功，我们仍然把他算作明朝很有为的皇帝。而且，我们也没有认为朱元璋是昏君。
好了，再说下去等于谈历史了，就此打住。回到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确实是高层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加上天时不利（自然灾害），所以饿死了很多人。但是，把人数夸大为3000多万人，并且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而日夜殚思竭虑的毛主席头上，并由此推断说毛主席是暴君，甚至和日本鬼子相比，是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错误的！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阅了很多资料。这和很多轻信“饿死3000多万”的人完全不同。相信“饿死3000多万”的人，我认为是内心先有倾向性（毛黑），然后看到了他们希望看到的数字，于是就相信并大力传播。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广大毛粉和中立人士转载此文，彻底批驳“饿死3000多万”的谣言!
顺便再说一句：我和很多毛粉也不一样。最近毛粉们有一种倾向，仿佛大跃进、浮夸风都不是毛主席搞的，或者说是底下的人犯了错误，或者说他们蒙蔽了毛主席，所以这些错误和毛主席无关。我认为并非如此。必须承认毛主席是大跃进的推动者，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之后他及时认识并改正，并作了自我批评，这，才是真正的雄略之主，伟人风范！
反之，为毛主席所犯的错误而百般辩护，实际上是为毛主席抹黑。因为这等于说毛主席是大权旁落、是非不明的昏君。现在绝大多数毛粉都回避毛主席犯的错误，而毛黑们则对毛主席的错误极大地夸张，导致各说各话。这不是通过辩论搞明白问题，只能导致吵架。
我是客观的毛粉。我从不避讳毛主席犯的错误，呵呵。
另一方面，我必须强调两个观点：1、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为世界第一！2、作为一个农业国，发生饥荒时饿死很多人，历史上这种事很多。但据此否定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把执政者描述为暴君、刽子手，则很少很少。
先说第一条：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率，为世界第一！
根据我国人口普查数据，5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年均增加3%左右。三年自然灾害之后，1962年出生率迅速恢复到3.7%以上，1963年更是陡增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4.337%!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仅快于欧美国家，而且快于印度!为了养活这么多人，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带领下战天斗地，不仅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而且农业也取得了惊人成就！不仅开垦了无数荒地，而且把过去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通过前所未有的奉献精神，变成了丰产的良田！
我特别奇怪：如此惊人的成就，毛黑们怎么就看不到！为什么他们对在毛主席带领下，我国五六十年代增加了两亿多人（而且都是年轻人，为我国之后的改革开发打下了坚实的人口基础）这件事完全视而不见，反而对毛主席暂时的、相对小得多的错误所导致饿死几百万人这件事极力夸大，并因此说毛主席是暴君和刽子手，这到底是为什么？！
再说第二条：作为一个农业国，发生饥荒时饿死很多人，历史上这种事很多。但据此否定当时的统治者，甚至把执政者描述为暴君、刽子手，则很少很少。
俗话说：衣食住行。其实“食”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其他三者。没有衣服，没有房子，没事，但如果没有吃的，人们几天内就会饿死!而作为农业国，又不可能在短期内生产出粮食，如果不能及时从国外进口，饿死大量人口是很正常的事。
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845～1849年的爱尔兰大饥荒。184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爱尔兰人口刚好超过800万。由于人口密集，爱尔兰普遍种植一种高产量的马铃薯。不过食品还是相当紧缺，加上大量出口英国(当时爱尔兰也是英国的一部分)，始终有两三百万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进入1845年之后，一种真菌在爱尔兰肆虐，大量储藏的马铃薯坏掉!导致很多人移民和饿死!
据估计，那几年爱尔兰人锐减了1/4，也就是从800万减少到600万出头！据估计，移民到美洲、大洋洲的有几十万人，而在爱尔兰饿死、病死的也有100多万人(彼得?格雷：《爱尔兰大饥荒》)!如果不是美洲和大洋洲广阔的空旷土地能容纳源源不断而来的饥饿灾民，爱尔兰会饿死多少人?如果大家都留着不走，反而要吃掉更多粮食，所以如果没有大量的移民，当时爱尔兰会不会饿死200万甚至更多?!
具体数据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重演历史。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大量的海外移民，爱尔兰肯定会饿死更多的人。
那么，为什么爱尔兰会饿死那么多人?事后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人口暴涨。由于引进了高产量的马铃薯，爱尔兰普遍每个家庭都生养七八个孩子，导致人口暴涨。所以粮食永远不够吃，总会有很多人挣扎在贫困线上。
2、真菌的影响。爱尔兰主要生产一种高产量的马铃薯，不注意粮食多样化，导致某种真菌肆虐，粮食大减。加上那么多人口本来就不够吃，一旦外面运不进粮食，短期肯定会有大量人饿死。
3、英国的援助不利。在最困难的时候，英国仍然从爱尔兰运出食品，并救灾不利。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最终的结果是：爱尔兰人把主要原因归于第三条，他们对英国更加仇恨!并最终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爱尔兰从此对饥荒也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爱尔兰人口也始终没有恢复到当时的水平。2011年，爱尔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爱尔兰有458万人。
这场大饥荒如果不是移民，极有可能饿死爱尔兰1/4的人口。我国要饿死多少人才能赶上这个比例?所以，对于那些用恶毒语言攻击毛主席的人，你们应该用十倍、百倍的恶毒语言，去攻击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因为按饿死的比例计算，他们才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暴君，最大的刽子手！我们知道，在1840～1870年代，是英国最全盛的年代！那么，他们带领英国走上全盛时期的功劳一概都被抹杀！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刽子手！
这个逻辑，不荒谬吗??
实际上，当人口稠密、粮食本来就很紧张时，保证所有人都有饭吃，尤其是在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本来就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暂时的失误很容易导致大量人饿死，在此我再次重申：饿死那么多人，的确是一场悲剧。但是，由此去推断统治者的品行，是极其荒谬的。
举个例子：比如你开着一辆高速行驶的大汽车，由于各种原因(高速，雨天路面打滑，未注意到前面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前面山体塌方，总之原因很多)，导致载着几十个人的汽车翻下路面甚至起火，导致几十人死亡。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是该如何给司机判刑呢?在你的眼里，这个司机和那些持刀一个个杀掉几十人的杀人惯犯，是不是有本质区别?在你的眼里，由于交通事故撞死人的司机，和持刀杀人犯是不是有本质区别？
当然，不按交通规则开车，高速撞死人的司机，肯定要负责。人们都会犯错误，坐在司机的位置上的人，虽然他们根本没有撞死人的动机，但他们所犯的错误会被放大千百倍！但在正常人眼里，他们和拿刀故意杀人，有本质不同！
所以，因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些人，就极力夸大死亡数据，就抹杀毛主席的巨大功绩，就认为毛主席是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犯、刽子手，是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极其错误的！这种人，说轻了是是非不分，说重了就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因为他们（更确切地说，是“它们”）恩将仇报，把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大恩人看成暴君和刽子手，它们就是人民的敌人！
写到这里，本文该结束了。朋友，同胞，看到这里，你还相信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3000多万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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