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年前翻阅过一本名为《夹边沟纪事》的书，杨显惠。该书内容属于“伤痕文学”一类，记叙的是五十年代末饥荒年份里一群“右派”的饥饿遭遇，不过其情节比大家一般所见更加“典型”、离奇而已。反正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全过程的老人，读来感觉是闻所未闻的。
我没能完全读下来，但记住了如下一个片段：这群被下放到甘肃某荒郊野外的劳改农场的右派知识分子经受了闻所未闻的饥饿折磨，其中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个上海“右派”饥饿致死，被大家埋到野外，不巧他的妻子来此地探亲，闻讯后悲痛之余执意要亲眼见见不幸的丈夫，大家拗不过，只好配合掘坟。但是另一些人坚决不同意，原来他们因为饥饿难耐早已将那死亡不久的尸体吃掉了!最后的结局是，没人能够阻止妻子的决心，新墓打开，真相大白。妻子后来捡了丈夫的遗骨踏上归途。这样的内容情节设计天然地具有了“感染”力，至于真实性，只能靠读者自行判断了。
人的经历各不相同，我没经历过的事不能证明人家也没有经历过，据实写出自己的经历或经过采访、研究写出他人的经历，应该都不违反国家法律。纪实类作品是这样，但是对于小说而言，则创作的空间更大些，文学性也更强，小说家可以对事实做比较自由的“调度”、提炼、重组。纪实作品的魅力在于真实，有实实在在的事实作为依托，而小说的感染力在于它的文学手法，所以小说在内容的真实性方面享有较大自由。(严格地说，即便是小说，如果编得太离奇巧合，脱离了人们的普遍感受，也会失去读者的。)
也许由于我自身涉足过报告文学写作，所以提到文学作品，我习惯于辨别清楚作品的具体类别：小说?还是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等。但对于这一本，很难!记得那书在手上时，我找了个遍也没找到该作品的类别属性。网搜，单位是天津作协，的成果栏目里列出十部，都被列为“作品”。获过两个奖：一是短篇小说奖，一是年度小说家奖，但自己没有说过《夹边沟纪事》属于小说。究竟属于什么类别?成了一个谜。显然在刻意模糊此文的类属。看来造谣可以不断翻新花样，以纪实文学的口吻展现戏剧巧合，安全地游走于小说的自由度和纪事文学的影响力之间。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文学公知的重大发明了吧?
这部“作品”浏览过后早成过眼烟云，淡忘殆尽了，今忽然看到网络里有人炒作此事，它那影响力、感染力，被吹得十分邪乎。这勾起我一辩究竟的热情，于是写了此文。
建国后的那几年饥荒和饿死人都是事实，但对此抱有某种奇特“热情”的人对饿死的人数开展了一场竞相拔高的“比赛”(其中杨继绳的“墓碑”影响较大)。近年来有人对此事开展专题研究辨别是非，收获不小。比如山东大学博导孙经先教授的研究(见孙经先《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致杨继绳先生的公开信》)。网络所见，杨继绳对孙经先挑战的“强硬”回应竟是：“不予回应”!
是时候让这一场泼污与辩白之争有个结论了，党的宣传部门对此负有责任，因为不排除有更多的人在采用各种骗术欺骗着善良的读者。
佗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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