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今日托派的一些诡秘活动(例如“白天”当五毛鼓吹中国已经强大成帝国主义，“晚上”鼓动工人和底层联合西方推翻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见对一个典型托派人物杜建国的分析：//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5/02/338311.html )。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一个奇特的极端的分支，托派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中既有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更多的是不择手段厚颜无耻的投机之徒。熟悉中国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党内曾经有“托派即汉奸”的这一定论。
笔者阅读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获得对社会科学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托派史》一书，发现托派或者准确地说大部分托派即汉奸、即日本帝国主义特务(乃至国民党特务)，很可能是一桩板上钉钉的历史铁案。以下【】中内容是对原书的摘录。
抗战中托派将主要斗争矛头对准中共和其他抗日团体
卢沟桥事件后，中国托派出于托派传统的立场，及执行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的指示，【根本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有抗日的可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托派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传单)认为国民党政府对此事件只有“欺骗”和“投降”两条道路……（传单）强调：“无论采行那条道路，国民党政府结果要投降日帝并出卖民族，则是必然的。”为此，托派提出的“抗日口号”之一是：“打倒欺骗民众投降日帝的国民党政府!”然后，宣言笔锋一转，把矛头义指向中共和其他抗日团体：“谁如果要我们民众停止作独立的抗战活动，而统一到蒋介石领导下去进行抗日，那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奸细。而目前的中国斯大林党与各色的所谓救国团体，则正演着这种走狗奸细的脚色!”就这样，如同过去托派在革命斗争中把口头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偷换成实际上对革命的共产党斗争一样，现在，则把口头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偷换成实际上对抗日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斗争，自觉地站在全国抗日势力的对立面，整个抗战期间都是这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时，中国托派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指示精神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该纲领对中共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中共是“彻底投降”，“自觉的叛卖”，“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同[1]第2卷第3期)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破坏抗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由于托派不进行实际的抗日战争，办一些机关报和出版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及托派主张的书刊，依然是托派临委的中心工作，而且对每个事件，都发表宣言书，以表明他们的立场。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传单)，就是“托派抗战”的代表作。】
【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宣言书，把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轻轻放过，却通篇攻击国民党、共产党、苏联和英美法民主阵营。对国民党，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而取得政权，骂到“九一八”引狼入室，这次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对共产党，也从一九二五――二七年机会主义葬送中国革命，骂到这次国共合作，“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为国民党政府之反动的“应战”政策“辩护”，“把国民党在民众中已失去的信仰重新替它恢复过来，尤其对于蒋介行之军事独裁的罪恶，尽量粉饰，同时并在民众中极力散播侵略阵线的民主阵线的胡说，加深民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骂“所谓民主阵线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出卖中国”：骂苏联，“不积极援助中国，反而卑屈地向日帝国表示让步”，“袖手旁观看着中国被出卖”等等。宣言认为，这些都是造成中国抗战失败的根源。“应战”不到十四个月，即断送大半个中国，“难道不是国民党和斯大林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吗!?”】
郑超麟宣扬“失败主义”，实则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一九四○年，中国托派著名领袖人物郑超麟在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发展了他战争开始时的荒谬主张，提出了“失败主义”的路线。这些思想和主张，集中于《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文章中，他首先论述了“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所以托洛茨基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同时，郑又说：“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下》，载《火花》第3卷第5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火花》第3卷第5期);“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郑超麟)打出最最革命的旗号，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实则是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
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援助和学习托派
由于托派的极左反动路线破坏了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被视为“汉奸”路线。日本帝国主义就把托派视为自己的别动队，并公开宣称要帮助它“成功”。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华北日本驻屯军第二课长和知(专管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召开了一个各地特务机关首脑的联席会议。会上制定了改进对山西特务工作的纲领，其中有一条是：
“戍、收买投机党派一一华方之党派支流极多，如失意之共党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因此辈思想之华人，专能麻醉一般知识分子，以破坏南京之统一。彼等之工作技术亦甚高明，尤可随同彼等以学习工作，推进工作。”(《申报每周增刊》第2卷第22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中共中央文件曾明确定性“托派是汉奸”
【共产党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托派恶毒攻击，对托派的批判也最猛烈。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就明确指出：“极左倾的托派的领导分子，用尽了一切恶劣的字句，咒骂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咒骂抗日主力的红军，咒骂为党所提出的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是出卖中国的革命，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整个帝国主义压迫到吐不出气的中华民族的汉奸。”】
解放战争时托派接受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资本家的资助
抗战胜利后，以彭述之和郑超麟为代表的两派仍然就“社会性质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对陈独秀的评价”等问题进行无休止地争吵、辱骂。他们利用资本家资助的经费办刊物，组织活动。
其中，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经费主要来源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资本家：【夏杏芳、李华卿、严燕宾等。夏杏芳是上海金源钱庄的老板，给了他们一笔捐款几十两黄金。彭述之在这个钱庄任顾问，每月领取高级职员的薪金。钱庄经理的写字间，是多数派中央的“办公室”，在江湾的钱庄仓库，则是多数派集会的场所。李华卿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他不仅经济上资助彭述之派，还为他们找政治靠山。他们的两个公开发行的机关报的出版执照，就是李给代办的。严燕宾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烟纸店(喻守一：《九一八后托派组织概况》(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未刊稿)。】
以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的经费来源，【一是张德泽律师资本家的遗产及亲友送给家属的治丧费，一是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给的一笔赠款，还有资本家“颜料大王”吴兴斋的资助。】
托派骨干投奔蒋经国
【曾任上海托派沪东区委书记及中央临委委员的高恒，一九三六年先到广西投靠桂系军阀，一九三九年转到蒋经国门下，改名高理文，在蒋经国的第四专员公署当秘书，地位之高，被捧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叶春华：《关于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一九四三年，他受蒋之托，任《正气日报》总经理兼主笔，与另两个投靠蒋经国的原托派分子吴季严、彭桂秋主持的“正气出版社”联在一起，把赣南的主要文化机关控制在本派手中。】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派儿子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发行金圆券，打击投机倒把和屯积居奇，平抑物价，刮起了十二级台风。】蒋经国重用保持着反共一面的脱托分子。高恒是他的得力干将。
这一时期，还有两个原托派骨干成员投奔蒋经国。【黄鉴铜是在抗战爆发前在广西南宁乡村师范读书时受影响加入托派的。抗战初期被国民党逮捕。释放后就到赣南投奔蒋经国的心腹高恒，为蒋办《赣州日报》效劳，任资料保管员、校对、编辑，加入了国民党。胜利后，他随着到东北长春，然后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一方面继续与高恒保持联系，由高为他安排工作。一方面与郑超麟派托派中央接上关系，参加该派“马克思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他还把李培拉了进来(《给托洛茨基的信》(一九三九年一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7页)。李培与他一起在广西加入托派的，后来被捕释放，投奔广西军阀，做了上校军官，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里耽了一段时间，与保安副司令许钟伍关系密切：然后到温州，用他自己的话说.与温州城防司令黄权(浙江省主席黄绍雄之侄)的关系“犹如父子”。他还是国民党特别党部的成员，在这样的岗位上，他一方面保护当地的托派组织，一方面积极反共，曾亲手散发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七年他辗转来到上海，参加郑超麟派的托派活动，后来又参与筹建“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时又向国民党军事机关领取相当高的退役金(叶春华：《关于中国托派组织的情况》)。】
【托派只反共、不反国、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面目逐渐暴露，再加上一些在国民党上层机构中任职的原托派分子的作用，他们的组织和活动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精心庇护。】
【在上海，除了那些有政治背景的资本家为他们说项外，还受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原“我们的话派”的大头目张特的“关照”。彭述之曾大言不惭地对喻守一说，在张特的保护下，他只要用一个假名“陈尧伯”，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活动了;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找他麻烦的。(喻守一：《九一八后的托派情况》)】
国民党警特机关利用托派反共
国民党警特机关对他们也不再予以镇压，反而还要加以利用。【因此，中国托派获得了相当自由的活动余地。他们乘此机会大大活跃起来，除了公开出版刊物以外，重新整顿了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的组织。“少数派”在上海正式成立“工作委员会”，由范文华、梁谊、粱启穗、陈甚、李培等人组成。一九四八年五月，工委会结束，另成立“上海地方委员会”。“多数派”在香港先后成立了“香港特委”、“香港市委”和“港九特委会”，后来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常委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势力，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整顿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工作极其繁忙。托派则步步进行对抗和破坏。】
他们【有计划、有纲领、有领导、有组织地，以过去对国民党政权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手段，对共产党发动了地下斗争。】然而这种斗争也只是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如今，托派的血脉被一些人延续起来了，他们某些人和美国资本情报势力(如拉姆斯菲尔德的成为资本)有联系，他们披着(极端)民族主义和左派的面纱，奉行加入战略混入各种团体，乃至体制内部。这些人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将会起到怎样的反动作用?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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