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面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要求，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社会矛盾；四个现代化；“双百”方针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新课题是：怎样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怎样将“一穷二白”变为民富国强；怎样把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纪律和自由比较完满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政治上敢于说真话，在学术上敢于争鸣，在工作上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批评工作中的错误，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些就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认识。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民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实现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过着幸福、祥和、高尚的文明生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两面：有美好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也有不美好的一面，这是次要的。它同以往一切社会形态一样，也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却科学地预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之间的矛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做了开创性的探索。他说：“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上，先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又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是无所不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他说：“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又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9页。）
毛泽东是一位唯物辩证法大师。他认为即使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充满着矛盾的。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不言而喻，这是彻底的历史辩证法。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国内外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在国内，1956年下半年，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有些省份如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等还出现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
众所周知，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还会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社这种情况呢？新情况就是新矛盾。这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呢？怎样从性质上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呢？怎样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毛泽东以对立统一学说为指导，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篇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毛泽东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4—205页。）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负能量为正能量，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科学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不仅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而且论证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中存在着某种基本矛盾。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斯大林“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12页。)也就是说，斯大林没有从这两个矛盾的相互联结上来考察，没有把这两个矛盾看作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和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没有把调整、解决这两个矛盾看作是解决其他一切矛盾的关键。一句话，就是没有把这两个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月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正处》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那么，什么是社会基本矛盾呢？毛泽东没有明确地界说。笔者认为，怎么概括和表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进一步研讨。(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参见《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刊载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一文。)但是，必须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气魄，突破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框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个科学概念，第一次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述，这不仅恢复了历史辩证法的权威，发展了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矛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二、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认识
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是“一穷二白”。怎样把“一穷二白”变为民富国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和现代化国防（简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看来，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
“四个现代化”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毛泽东和党中央最初提出的是一化，即“国家工业化”。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820页。)
一年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化，将“国家工业化”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另外加上“农业社会主义化”。1954年6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写道：“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三化”，并将“社会主义工业化”改为“现代工业”，将“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改为“现代农业”，另外加上“现代科学文化”。他在《正处》中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 两年后，毛泽东提出“四化”，将“现代工业”改为“工业现代化”，“现代农业”改为“农业现代化”，“现代科学文化”改为“科学文化现代化”，另外加上国防现代化。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时又重申了这个提法。他说：“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62页。）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将“现代化的科学文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周恩来的这个表述，一直沿用至今。
“四个现代化”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化”都不行。下面谈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搞“四个现代化”物质基础的问题。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非常关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却有不同的提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根本任务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就提出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这时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就提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
二是关于搞“四个现代化”资金的问题。搞“四个现代化”，进行大规模建设，一定要有资金。可是，我们国家还很穷，这是一个矛盾。怎么办？毛泽东说：“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9页。）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国计民生方面必须做到可用可不用的坚决不用，一定要用的必须精打细算，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用来搞现代化。“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使以后富起来了，“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7页。）持久地反对浪费，执行节约的原则，不仅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三是关于搞“四个现代化”目的的问题。目的就是变“一穷二白”为民富国强。民富不是少数人的富，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毛泽东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说：“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838页。）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496页。）
笔者认为，共同富裕的富裕，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其二是指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财富，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所谓民富，就是说人民既占有物质财富，又占有精神财富。只有这样的民富，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才能保证我们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关于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 相结合问题的认识
这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观。在政治上，毛泽东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强大而又使人可亲的国家。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1049页。）接着，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不能用过去的眼光和方法来看待和解决新问题，不能只讲集中，只讲纪律，只讲统一意志，不讲民主，不讲自由，要让人家敢于说真话，敢于批评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只有这样，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才能形成一种合理的、可以信任的、可亲的关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较快地建设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样，也不应该过分强调民主、自由和个人心情舒畅，忽视集中、纪律和统一意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使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这样，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一定要把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个人心情舒畅比较完满地结合起来，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观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官员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他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专门写了一条：“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4—355页。）同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为什么毛泽东三番五次地讲干部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呢？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从实质上看，干部掌握国家政权，干部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如果干部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既是官，又是民，把心交给人民，不摆资格，不摆架子，使人感到可信而又可亲，人民爱党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这样，社会就安宁，党和国家就能巩固，就能经受风险，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反之，如果干部不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摆资格、摆架子，贪图享乐，不干实事，只放“空炮”，就会使人感到没有奔头。
四、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问题的认识
这个问题主要是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社会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为其服务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包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的残余。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既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矛盾，又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旧的意识形态残余之间的矛盾。后一种矛盾，从实质上看，有一些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之间的矛盾，往往通过不同学派、不同风格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这些矛盾都属于思想、认识领域中的矛盾。而思想、认识领域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毛泽东才说：“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正式宣布了［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5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55页。）1957年，毛泽东在《正处》中又重申了这一方针。这也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针。
在我们国家里，意识形态就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扩大影响，争夺阵地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去占领。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在有些人看来，一讲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重犯过去“左”的错误，社会就不和谐了。把一切认识问题上的争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错误的。同理，把一切认识问题上的争论，都认为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样也是错误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毛泽东总是强调一个“长”字。他说：“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页。）
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呢？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有它自身所固有的发展规律，说得具体些就是：意识形态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不是同步进行，始终一致的。有时它预见到经济基础发展的趋势，推动社会的前进发展，有时它又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不会随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消灭而立即消失。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它还残存在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头脑里，一下变不过来，肯定要变，但是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同时，国际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来分化、西化我们。你要分化，我就反分化；你要搞西化，我就反西化。这种斗争也是长期的。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存在一天，这种斗争就不会休止。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看不到这一点，放弃思想斗争，就要上大当，吃大亏。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他的社会主义观。遗憾的是，由于认识的、政治的、方法的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将他的社会主义观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完全结合起来，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到底，就是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是要把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比较完满地结合起来，让人敢于说真话，敢于批评，干部乐于听逆耳之言，在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之间形成一种可信而又可亲的关系，就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从这个认识上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沧南，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彭臻，女，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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