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很多书都对我影响很大。我想了想，只好把“这本书”分成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读无字书。读有字书难，读无字书更难。我以读党史作例子。可以说，全国几乎全部党史重要事件发生地我都实地考察过，不信会后咱们可以论，大家随便点，随便提问。《党史》二卷我是参加了审稿的，还得了1万元的审稿费。《党史》二卷里的表述、观点由中央定调，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有硬伤。原来《党史》二卷初稿里有一处硬伤，我提出后已经改过来了。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我对红军长征的定义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以抗日、反围剿、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四个目标进行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一般人都认为参加长征的红军有一、二、四方面军，后来加上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实际上我经过实地考证，读无字书，我认为长征一共有十一路红军。这十一路红军分别是：一、二、四方面军，其中一方面军开始叫中央红军，四川懋功会师后改为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开始是二、六军团分别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到甘孜后合编为二方面军，再加上二十五军共四路。而在这之前还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辟川陕根据地，这算是一路;贺龙的红三军撤出湘鄂西，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是一路;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的红七军团在罗炳辉红九军团护送下，叫北上抗日先遣队，去和方志敏会师，这是一路;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和贺龙会师，这是一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进行东征，这是一路;东征回来西征，这又是一路;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西路军，这又是一路。所以一共有十一路红军在长征。当然，这是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定义的角度上讲，也只是一家之言，理论上可以探讨。但这些在“有字书”上是读不出来的。
关于长征精神，我概括了六条：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严密的纪律，不怕牺牲的精神，尊重实际的作风，众志成城的凝聚力。这也是我经过实地考察后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精神。如果我们有了好的体制，好的物质基础，再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在“十八大”分组讨论发言时，提了十点建议，第一点就是建议中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一个《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决议，一个是七大前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多年，我觉得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好地总结一下。这三十年的成绩不用说，物质文明极大地提高，但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精神文明下滑，社会矛盾突出，软实力不足。我认为这些经验教训在适当时候应该认真总结一下。
读无字书，我再举一个例子。关于《沁园春·雪》这首词的写作地点，陕西省和山西省之间有争议，陕西人说是在陕西写的，山西人说是在山西写的。我说你们别争了，我给你们断一下。长征到了陕北，瓦窑堡会议决定进行东征，东征走到陕北的清涧的袁家沟，就是“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的清涧，清涧袁家沟对面就是黄河。当时毛主席住在白栋材家，白栋材是建国后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第二天早晨，毛主席出去看地形，骑马走了40多里地到了一个叫秦岭塬的地方。那天下大雪，对岸实地看确实是“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毛主席地形看得怎么样不知道，但却诗性大发，回来就写下了这首词的草稿，然后就过黄河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白栋材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毛主席临走的时候给了白栋材父亲八块大洋作为宿费。白老头说：“长官，大洋我就不要了，你把这个娃娃带走吧。”现在到袁家沟去，袁家沟的人都说这个白老头太有眼光了，“八块大洋换了个江西省”。之后，毛主席到了山西石楼，又做了一些修改，把这首词拿给陆定一看，并在小范围内传颂。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送给柳亚子并正式发表。所以，你说这首词是在哪儿写的?经过实地考证，我认为是初稿写在陕西，定稿在山西，正式发表在重庆。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你要是不读无字书，就搞不明白。这就是我要谈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的上册——读“无字书”。
再说恩格斯是哪里人?我也问过很多专家学者，都说是德国巴门人，可打开德国地图找不到巴门这个地方，那巴门到底在哪儿呢?其实现在这个地方叫伍珀塔尔，在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从杜塞尔多夫往东乘车一小时就到了伍珀塔尔市，当年巴门小镇已经被伍珀塔尔兼并了，所以巴门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在“有字书”上是读不到的，只能通过“无字书”读到。
“中册”是读“反面书”，或者说读有争议的书。我觉得我们这一级的干部还是有这个鉴别能力的，正反两面的书都读一读可以更好地辨别是非以正视听。特别是有的反面书上写的东西纯属胡说八道，我们就可以以见证人、亲历者的身份以正视听。我认为，这些反面书或者叫有争议的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恶意诋毁的。比如有一个化名叫“京夫子”的人写的书，纯粹是胡编乱造。还有一本书叫《叫父亲太沉重》，也是胡编乱造。一个名叫艾蓓的人，长得多少有点像周总理，来冒充周总理的女儿。因为周总理是人们公认的道德楷模，他们就从道德上，借丑化周总理以达到挖掉共产党根基的目的。后来真相大白，现在这个人身世已经查清楚了，就是安徽蚌埠医学院的一个工农兵学员，生父生母都查清楚了。
第二类是学者的书，受立场、角度、资料、水平的局限，不能全面地辨证地看问题，分不清主流和支流。比如说有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党史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基本上全面否定了延安整风。这件事情要分清主流和支流。从主流看，没有延安整风，全党统一不了思想，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的胜利。这是主流。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支流上说，抢救运动中间出现扩大化，但这是支流。把支流当主流去说，以学者的身份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很能让一些年轻人产生误解。这是第二类，这类书有片面性，有的立场也有问题，资料也有限，需要有分析地去读。
第三类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类书有一定的可读性，但这类书共同的问题都是表白自己的多。陈伯达的、王力的、聂元梓的、徐景贤的、邱会作的、吴法宪的、李作鹏的，包括黄永胜儿子写的，这些书我都读过。读一读有好处，兼听则明，我觉得有一定的借鉴性。客观来讲，我觉得比较可读的是邱会作的那本和朱永嘉的那本。当然，这一类书中也是真假难辨，有的把一些众所周知的“真”再掺进自己的“假”，产生很坏影响比如李志绥的那一本。我认为，评价一个政治家，主要应看他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至于生活问题咱们不清楚，也没必要去谈论这些。所以，李志绥为了一点稿费去做这种事，我很鄙视这个人。
所以，“中册”书我们看一看也有好处，看了之后可以向其他人作正面解释，以正视听。
正是读了无字书、反面书，经过对比之后，我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也是大艺术家(书法也是艺术的一种)。对他的评价三七开，是已经盖棺定论了的。但是他的“三”不是一般的三，他的“七”更不是一般的七。我认为第一，他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那个时代只能那样，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年。第二，他们那一批人当时都是热血青年，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第三，那一批人在当时是最优秀的群体，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人要是活在当年，谁也没有那个水平。第四，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中华民族站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毛刘之争我认为本质上是主义之争，也有其他枝节上的原因比如性格方面的原因等等不去多讲了，但我认为看问题要看本质。我认为500年以后再回头看，毛主席肯定是写进这段历史的第一人。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人物，公认唐太宗是最有作为的帝王，但唐太宗也有玄武门之变，杀了兄弟，逼退老爹，娶了武则天，但这并不改变唐太宗的历史地位。(节选自：唐双宁：要读万卷”活“书：无字书，反面书，自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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