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
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
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
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话说1968年4月3日，中央农业部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中总结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主要有7条：
1、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2、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
3、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6、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写道：
“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接下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字删去，并批示道：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社论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主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原来在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毛泽东在这份声明中说：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6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通讯，报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此时，江青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中已经跃到了第9位。
据1967年10月调到江青身边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行，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5月7日，是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开始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地下党员，医务工——笔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说：
“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
“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征人也就没有了。”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毛泽东在讲到一个实例时，说道：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尔后，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和各地党政干部及群众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
5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5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一句下面划了双线，并批示道：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要予以指正。”
5月16日这一天，从湖北省黄州市各地赶往林彪的故乡林家大湾的各界代表人物，及当地群众3万余人，在湾里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巨幅画像落成暨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表2周年”大会。
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划时代的文献》一文，文章中写道：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中写道：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一再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使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5月13日呈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了批示。
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基本经验是：
“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消息，报道中说：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地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
报道中又说，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和陪同的人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全、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怀里、陈仁麒、吴烈、陈士榘……”
报道中还说，大家一致表示：
“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批示道：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九大做准备。毛泽东问道：
“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呀。”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做个调查报告，然后政治局审查通过。由于康生同志对情况比较了解，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又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可以由他负责全面。”
常委会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968年6月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与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谈话中说：
“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
6月2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于18日第二次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毛泽东先问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说：
“你来了多久?”
大使回答说：
“不到两年。”
尼雷尔插话说：
“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 毛泽东感到很诧异，兀自又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
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毛泽东的话，脸上不悦，他说：
“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
毛泽东解释说：
“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
周恩来说，中国在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使馆押送回国处理。毛泽东立刻显出怒意，他说：
“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把他撤回来。”
尼雷尔再三解释说：
“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
毛泽东慢慢平静了下来，他说：
“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
毛泽东又谈到了国内的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蔽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工作，坏的踢开。”
尔后，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
“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
尼雷尔回答说：“有。”
“山上有雪吗?”
周恩来插话说：
“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
毛泽东颇为惊讶，他说：
“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又发奇想，问道：
“山上有老虎吗?”
尼雷尔笑了，说：
“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
翻译将此话一译出，客厅里顿时响起了轻轻地笑声。周恩来待笑声过后，说道：
“我们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经报道了我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的时候苏联等一些国家使节退席的消息。”
尼雷尔吃惊地说：
“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
毛泽东一举香烟，笑道：
“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30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人民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军区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解决武斗问题，发出了一份《布告》，即“七三布告”。
7月5日，邓小平将他从6月20日开始动笔写的约3万字的《我的自述》，递交给了中共中央。
邓小平在这份自述中，对他在1931年初担任红7军政委期间离开红7军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我同许卓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关于我离开红7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小平就他在建国后被调到北京工作后的问题写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
1955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思想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做特殊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10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70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端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制定的前10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地、正确地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10条。第二个10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10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联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邓小平在自述中最后写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地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40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么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再说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通讯报道。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仅设立了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也仅有47人。自此，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做为“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
“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对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说：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
康生接着说：
“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
7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上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发出《布告》，既“七二四布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基本解决了武斗问题。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组织了由60多个工厂、近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说宣传队幕后有黑手。于是，学生们便以武力“还击”，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伤。毛泽东闻报，十分震怒。
7月28日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见北京市红卫兵组织的5大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
蒯大富因为学校里打死了人，还迟迟没有到。有人提议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
“他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一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啦。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蒯大富来到会场以后，毛泽东开始正式谈话，他指着蒯大富说：
“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稳定了一下情绪，转向众人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了，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现在提出4个办法：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照他们的意见办。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它十年八年，打它一万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讨论讨论，考虑考虑。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3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
毛泽东又说：
“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他!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他围剿!”
江青插话说：
“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
毛泽东继续说：
“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
他还说：
“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见毛泽东说得差不多了，就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主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若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
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对韩爱晶说：
“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韩爱晶说：
“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江青说：
“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重要、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这次谈话整整进行了5个小时，一直到8点半才结束。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蒯大富、聂元梓这样的学生领袖最后很失望，他说：‘这些青年人最后发展到谁的话都不听的地步，哪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他们最后只会搞小动作，小道消息，听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的人的话。对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材料，他们也要整，要反对总理这些人。这就决定了他们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 这下我们才清楚了，这些学生领袖最后是要反对江青这些人的。这也是他们灭亡的一个原因。”
再说7月28日，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毛泽东谈话结束后，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
7月30日，北京市红代会(在大联合时期成立的统一的红卫兵机构——笔者注)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
与此同时，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他在谈到高等学校问题时说：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福建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里加写了不少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他还写道：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泽东写道：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又在社论中“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这一段之后，写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毛泽东还针对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写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他针对知识分子和造反派对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轻视态度严肃地写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接见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后来在8月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17日，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工人宣传队问题，他说：
“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校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还说：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
“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说：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文章中加写了两句话：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语“史无前例的”几个字删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中的主要内容是：
1、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2、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3、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4、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5、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6、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5日这一天，西藏革命委员会和新疆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
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历时1年零8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地称之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中心进行得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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