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制宪失败，毛泽东劳累过度，作短暂休息，总结宪政教训，思考以后的道路。
毛泽东认为，宪政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主义的革命道路，才能救中国。
1920年11月25日，复信旅居法国的向警予。说一年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时，空气至为黯淡。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以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日 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说：对于湖南问题， “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张湖南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斛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同日 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信中说：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已的政策”。这里毛泽东讲的就是社会主义。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日的长短。”
11月 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为易礼容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写按浯。按语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对于陈赞周所谓”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的看法，按语也不同意。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进行这种运动，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按语在谈到根本改造的汁划时.提到并肯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1920年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上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 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21年1月1日 ，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出席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毛泽东首先向会议介绍巴黎会友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对第—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第二个问题，—部分人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入主张用缓进方法;对第三个问题，一部分入主张组织共产党.—部分人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毛泽东对会议上的不同意见，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1月2日 出席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第二日会议，继续讨论昨日的三个问题。关于学会的共同目的，讨论结果，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的有毛泽东等十人;主张用“改造世界”的五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二人;不作表决的二入。在讨论采用什么方法时，毛泽东首先列举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说： “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方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经过时间的讨论，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等十二人，赞成德莫克拉西的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人.未定者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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