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令中华民族感到痛心和耻辱的是土地割让，领土不保。从此近百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汇集成强大的民族力量，实现领土的完整和坚固。这一切，最终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扭转乾坤，在二十世纪中叶重整河山，一统社稽，引导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征途。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这样说：“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发誓要甩掉外国的枷锁，但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莫里斯的说法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比较客观的评价。
历史的重担就这样落在毛泽东的肩头。
1917年，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有感于国家衰败，权丧国辱，写下了饱含救国大志的《心之力》，文中写道：“五千年中央神州屹立环宇，慈润天道，德化昆仑，逐忘除魔灭盗之大道使命。待魔鬼而好生，如东郭之饲狼，渐失土于广袤，魔盗全球侵杀，血罪滔天，贪婪残暴，伪善阴险，愚克己隐忍，憨良感化，以善招恶，如鱼肉怂恿魔盗之刀俎。……数十年来，神州大地屡受残暴侵杀，国库民资尽被阴险抢劫。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廿一条……不平等诸般卖国条约卑下怯弱，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蛮夷强盗分食神州华夏之举，此昏君国贼祸民之罪。……恶魔群盗当世，中华焉能以一国一隅而强盛?又焉能以求和退让之宋赵腐朽之自残苟且偷生，妄想与魔盗流氓自守君子相交之道德!凡此皆为出卖国家、祸害民众之国贼。惟有举环球反击魔盗之大旗，方可行强国富民之拒敌谋略。不谋全局者不足于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与谋一时，我等岂可独坐井底。……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经济之财富，兴大国农工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
九一八事变暴发以后，日本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其中之一为：“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935年12月27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泽东提出了坚持持久战和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思想，他说：“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严峻形势指出：“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在布告中，毛泽东响亮地喊出了“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的口号。
1936年7月、9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共所在地延安，首次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毛泽东就外交问题、对日问题、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在回答有关外交问题时指出：“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一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发出了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宣言，并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进而指出：“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1936年10月，毛泽东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指出国共两党订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必要性：“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两党合作的伟大政治任务之一是：“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起草的《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指出：“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2]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毛泽东在信中再次郑重声明：“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为敦促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给蒋介石的信》，言词恳切地写道：“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他对西安事变问题说：“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对中日和平谈判的条件指出：“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撤退华北驻屯军;……”但他同时又指出：“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武力吞并全中国的野蛮战争。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代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提出了打倒日军帝国主义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誓言：“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其他同志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指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社会的变化：“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因此，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同日，毛泽东在给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中针对国民党宣传部发言人指责朱德总司令发布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为非法的荒谬言论指出：“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
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在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拟写的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中说：“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对国民党发动的全国内战的罪恶历数道：“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所有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人民解放区，无一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
1949年4月21日，在国共和谈失败之后，毛泽东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在命令中指出：“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布告称：“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
在人民解放军横注长江作战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进行武装挑衅，人民解放军果断还击，击伤紫石英号。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严正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送走了任由他人蹂躏的历史，从此迎来了“我的地盘我作主”的新时代。正象毛泽东在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结尾的那句话：“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司徒雷登曾是美国驻华大使，现如今，“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司徒雷登的走，是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受尽了西方列强侵略的痛楚的中华民族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祝的呢。中国，从此可以向任何冒犯自己领土的行为大声说“不”。
1950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屡屡犯我边疆的情况下，毅然打响搞美援朝战争，向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发起了反击。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指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
1950年2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和谈判，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条约废止了根据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使用权的规定。苏联于1953年至1955年陆继将中长铁路及大连、旅顺港交还中国。
1955年2月12日，毛泽东在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中说：“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156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1945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
195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祝贺苏联军队建军37周年的电报中说：“根据中苏协定驻守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苏联军队，五年来，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了有力的支援。现在，当他们根据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联合公报即将撤离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苏联政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致衷心的感谢。”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在国际问题中谈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时说：“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就苏联提出建立“海军合作社”的问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斯大林)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美国对台湾的占领问题时说：“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指出：“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时就台湾问题指出：“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说：“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在回答荒哲夫关于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的态度时指出：“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近些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毛泽东所谓丧失领土的荒唐说法，主要集中在中朝边界、中缅甸边界及中印边界方面，这不仅与毛泽东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不符，与毛泽东一贯的关于领土问题的思想不符，更与历史事实不符。
中朝边界问题。有流言说毛泽东大手一挥，把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大部送给了朝鲜。真的吗?1962年，中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双方对长白山归属各执一词，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以长白山天池各划一半，以此线延伸为界。10月12日，周恩来总理与朝鲜政府代表在平壤签订《中朝边界条约》，解决了历史上的边界争议。由于天池位于长白山南麓，因此划归中国的领土较多，以至于当时引起了韩国政府的抗议。1992年中韩建交前后，有韩国议员和学者向国会提出白头山(长白山)所有权议案，要求领土主张，但终因《中朝边界条约》规定而作罢。
中缅边界问题。有流言说毛泽东大手一挥，将本属于中国的八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给了缅甸。真的吗?历史上由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造成了中缅甸边界复杂的局面，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史称“麦克马洪线”，将传统上西藏管辖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划进印度，涉及中印边界东段和中缅边界北段。1941年，英国殖民者迫使中国国民政府划定了中缅南段边界，将班洪、班老部分辖区划归缅甸，史称“1941年线”。1948年缅甸独立后，把“1941年线”以西地区划入缅甸。1954年，中缅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如国民党当年在英国的压力下承认了南段的1941年线,但是为了掩饰其退让,又在地图上弄虚作假,把北段的未定界尽量往西划,扩大了7万多平方公里,其实这些地方中国的统治一向未到达过。双方争议颇大，谈判进展也比较缓慢，直到1960年9月，双方才完成勘界。10月1日，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吴努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对于中段的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缅方交还我方153平方公里,南段班洪、班老辖区被1941年线分割的地区,缅方归还我方189平方公里,勐卯三角地区我方不收回,面积为220平方公里。中国在两国边界划定谈判中充分尊重了历史，尊重了事实，尊重了和平共处原则，从谈判结果来看，有失有得，在北段承认缅甸对江心坡的主权，但片古岗地区(片马、古浪、岗房，今属怒江州)交还中国;南段放弃了对南坎名义上的主权，但班老、班洪地区重新归属中国。条约的签订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作出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以此为开端,中国先后同尼泊尔(1960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等国解决了边境问题。中缅边界划定时期，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独立自主的强国，而缅甸是一个弱小的国家，用缅甸总理吴努的话说：缅甸是一只蚂蚁，中国是一头大象。世界上有大象输给一只蚂蚁的事吗?
中印边界问题。有流言说毛泽东大手一挥，将本已拿下的藏南大片领土让给了印度。真的吗?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大印度联邦”思想支配下，不断对中国进行领土侵占，而且野心越来越大。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1962年10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会上，毛泽东在寻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对战争的看法时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962年10月20日，自卫反击战打响，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向来犯之敌发起了迅猛的攻击，一举夺回了被印军占领的藏南地区。对于军事上的胜利，中国采取了鸣金收兵的策略，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毛泽东这样作的目的，是鉴于当地国际国内形势，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苏联站在印度的立场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军事物资供应尼赫鲁政府”(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政策，不断向印度支那增派军队，武装反共政权;台海关系紧张，蒋时刻准备反攻大陆，美制侦察机不断飞临大陆上空;国内，三年困难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经济正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面对内忧外患，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是一切选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及时进行停火，一方面向世界传达了中国要求和平的愿望，暴露印度当局侵略的面目，取得世界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以军事上的完胜打掉印度军队的骄狂，让其不敢轻举妄动，实现和平的终极目标，同时又避免了被拖入一场长期战争泥潭，丧失和平建设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曾称中印战争是一场“政治军事仗”，其深义就在于此。在占领藏南与退出藏南之间，毛泽东的决策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对于中印战争的看法，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Tejas Patel)在印度NDTV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印度输掉了1962年边境战争》的文章，他通过对当时历史事件的综合分析后认为，中国在10月20日发动反击经过精心策划，1962年上半年，台海局势紧张，6月份后局势缓和，中国可以将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境，而反击时间又几乎与古巴导弹危机同时发生， 此时美苏都忙于避免核大战发生，中国选择这一时间反击，可以无需顾虑第三方的干涉，而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宣布了单方面停火。事实上，战争时期，印度政府也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但正与苏联死嗑的美国，哪还能倒得出手呢。
“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我们寸土不给侵略者。”这是一句歌词，歌词表达的思想也恰如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是百年屈辱历史的终结者，他实现了中国真正的统一和完整，他终结了以往统治者“大手一挥，割地赔款”的历史宿命，毛泽东大手一挥，恰如狂风扫寰宇，收失地，宣主权，直叫那些觊觎中国领土的各色人等魂飞胆丧，好梦难圆。
毛泽东是中国神圣领土的守护神，他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对于中国的领土问题，他已经做到了极致，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外国枷锁的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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