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造谣《论持久战》抄袭陈诚可以休矣

　　原标题：胡新民：什么是陈诚的持久抗战论?

　　本文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三期。

　　引言：笔者发现流传甚广的《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一文的，可能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认真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蒋百里的《战争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以及其他有关论述。为此，笔者先后在《党史文汇》《文史天地》《党史博采》和《历史学家茶座》发文五篇，进行商榷。这些文章在网上均可查阅到。下面是发表在《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三期的《什么是陈诚的持久抗战论?》全文。

　　在中国的著名的历史人物中，蒋介石是比较喜欢记日记的。1927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因此，有些日记是经过反复修改，几经定稿才发表的，例如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就是一个例证。

　　2007年4月2日，美国胡佛研究院宣布公开了蒋介石1931年到1945年的日记。有些关心中国近代史的人士对此十分关注，有的专家学者对日记进行了解读，有的还特别注重联系到当年的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例如有一套两本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的《国民党人中的“持久战”思想》(即《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编者注：该文杨天石】，就特地强调：蒋介石的部下蒋百里、白崇禧和陈诚，都在毛泽东的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提出了“持久战”思想。

　　但是这位专家在提出证据方面却相当不足。除了引用了这蒋、白和陈三位一些碎片式的言语外，就告知：蒋百里的持久战之说“均未形成文字”，白崇禧的的持久战之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是“应该”在1938年1月27日至29日之间说的。至于陈诚，他在1936年10月底就就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有“相关问题”的报告，但是，“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后来西安事变期间，陈诚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因此关于“持久战”的文件也“可能”失落了。

　　在此以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热衷重新评价蒋介石的学者和民间人士。他们之中也有喜欢探究抗战时期关于“持久战”的问题。有人发现了一本1937年11月14日出版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因而在坊间引发了一个毛泽东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是抄袭陈诚1937年11月的文章的说法。有一位专业研究人员还就《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写出了一篇论文。最受那些人热捧的是网络上的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没想到，山寨王陈诚这厮居然在1937年就偷偷地原文抄袭了1938年毛主席金光闪闪的光辉著作，更可恨的是，还有更翔实的论据。”但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位专家却并没有采信这个“更翔实”的伦据。

　　那位专家在《国民党人中的“持久战”思想》一文中认为，蒋介石没有受到过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因为蒋介石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他认为“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候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这两个“可能”同样也可以用在这位专家看待《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问题上，就是说，一种可能，这位专家可能还没有读到这本书;第二种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那么，《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到底讲了些什么呢?这本书是否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观点有关呢?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与淞沪会战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一本文章汇编本，其中有署名陈诚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注明是录自《救亡日报》。书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洛甫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一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另附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纲领》。

　　这本书的书名突出了陈诚，而这本书又出版于陈诚参与指挥的淞沪会战结束的第三天。如果回顾一下陈诚参加淞沪会战的过程以及当时的背景，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陈诚的这三篇文章。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据有关史料，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1937年8月14日，在江西庐山的陈诚被蒋介石急召前往南京。8月20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增调的部队参加淞沪会战。战斗到11月9日时，陈诚发现淞沪阵地此时已陷入日军大包围圈中，只得全线撤退。尽管此时九国公约国也正在开会，蒋介石指望能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这次会议日本拒绝参加，后来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甚至未能说服与会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同意将日本定为侵略国)，令陈诚再支持三日。但无奈部队秩序已乱，国军官兵在撤退中死伤甚众。陈诚于11月25日撤退到了安徽宣城。

　　值得一提的是，陈诚的军事才能评价不高。无论在淞沪会战还是在后来的武汉会战，被同行诟病甚至被蒋介石严厉批评的地方很多，比如蒋介石严厉责备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的陈诚在撤出武汉时的表现是个“既不奉命又不受命的蠢人”。至于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当时参战的一些指挥官都在回忆录中有所披露：“陈诚的指挥毫无计划性，乱七八糟地调动部队。大军从淞沪退却，连战斗地区也没有划定，后方也没有掩护部队收容部队，以致溃逃时乱成一团，这次大溃退陈诚应首负其责。”(《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第98页 上海文史)“陈诚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的打法那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37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者杨天石在谈到淞沪会战时也承认，虽然蒋介石认识到抗战要打持久战、消耗战，但打起来却是“愚蠢的”单纯防御战。因此，有位参战的高级指挥员指出：淞沪会战末期“造成正面几十万大军的溃退。溃退的损失竟比战斗的损失大得多。”当然，国军许多官兵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和松沪战役对于整个抗战的积极的一面还是应该肯定的，这在学界已有基本一致的看法，在此不赘。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注明陈诚的这三篇文章是录自《救亡日报》。《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于1937年8月24日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周恩来指示该报总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要办出独特风格，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该报坚持出版至11月22日第85号，终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停刊。

　　1938年的1月28日，由救亡出版社出版的《持久抗战与组织民众》一书，陈诚的《持久战应有的认识》同样收录其中，作为第二篇排在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之后。

　　不过，陈诚的这三篇文章的题目，虽然都可以与“论”持久战联系起来，但其内容还是相当浅显的。尽管可以起到一定宣传鼓动作用，但就军事指导作用而言，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

　　陈诚三篇文章和书中其它文章的内容

　　陈诚的三篇文章都不长，标题分别是《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下面就分别简述一下文章要点。

　　一、《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该文前言称：淞沪会战“经过两个月苦斗，敌人固于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儒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其在国际地位更陷于孤立。”“所以目前的战局和国际形势，在客观上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着。”按时间推算，此文发表日期是10月中旬。战役后来是怎么继续发展的，就不用笔者赘述了。接下是该文的四点内容：

　　1、“不能不可存依赖心理而限制战斗”：说的是“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即使“背水阵”(后来南京保卫战就是背水阵---笔者附注)也不改变。

　　2、“精神战胜一切”：只要有了“敌来即杀”的精神，“则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

　　3、“务存必胜之决心”：如果没有“胜利的决心”“将必然招致全军的溃败。”

　　4、“要不惜任何牺牲”：“要求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

　　该文最后的结论是，“挺战三至五年，牺牲到千百万兵员，甚至退守到兰州迪化，我们也还能一心一德，继续奋战，与敌人决最后的雌雄...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的崩溃，引起内部的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二、《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从文中可以推算出时间，是出战淞沪会战之际说的话。共有五点内容：

　　1、对倭寇作战之性质：“纯为赌国运之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

　　2、对倭寇作战之方法：“必须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两方消耗的程度，在同一时间内，必然是我轻而敌重...才可以确切认识消耗战的真意义“。

　　3、最后胜利之信念：日本侵华导致“庞大预算，不仅是竭泽而渔，简直是财政自杀，非至经济崩溃不止。此外，如国际地位的孤立，国内思想的分化，演变所至，均足以为日本的致命伤，所以只要我们能与之相持三五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4、带伤服务之精神：“领袖常常教训我们，精神战胜物质。”因此，“即令偶尔受伤，亦应带伤服务。”

　　5、严守军风纪：“败坏了军风纪便是军队的自杀”。

　　三：《持久抗战的战局谈》。因淞沪会战期间，陈诚曾接受过采访，本文是否为采访内容，不能肯定。共有有六点：

　　1、“倭寇对我侵略，国策早定”。

　　2、“要坚持三五年”。

　　3、“中途妥协即是投降，委曲求全即是自杀”。

　　4、“我国(经济)之基础日固，倭寇之实力必竭，实为无可疑之事实。”

　　5、“捐送物品者，多不合战地实际之用，不免等于浪费，而捐送金钱者，士兵不得实惠，多入官佐私囊，尤助长骄奢。所以今后只有将慰劳捐款，一律解交政府”。

　　6、“拖到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的时候，敌人军实耗尽，经济崩溃，国本动摇，一定要在我们面前曲膝的。”

　　综上所述，陈诚所说的的持久战主要是精神战胜一切，认为只要拖上三五年，拖到国际干涉，拖到日本经济崩溃，战争就胜利了。这种持久战的思想，与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相似之处甚多。武汉会战以后，蒋介石曾在南岳召开过四次军事会议。从1938年11月25日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就认为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单纯防御战遭到失败，但实际上中国人在精神上胜利了，抗战进入了转败为胜的第二阶段。到了1944年的第四次会议，由于英美的参战，蒋介石更是认为胜利唾手可得。但结果是军事上的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国军250万参战，伤亡50万;日军51万参战，伤亡7万)和经济上的“逐步崩溃”(见《1944年12月20日唐纳德.纳尔逊先生致罗斯福总统函》)，使蒋介石悲哀道：“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而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指导思想，从1944年春到1945年夏，消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收复大片国土。(见《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第165页)

　　再来看看这本书的其它内容，就可以发现，其中两篇最具特色的文章和一个文件都是宣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

　　洛浦即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最先是发表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文中指出：“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国民党今天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的单面抗战，还没有实现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面的民族的抗战的主张，所以国共的合作还没有彻底成功。共产党提今天所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是保障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主张。”“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纲领时，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紧接在该文后面的就是《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另一篇是来自美国的文章，即美国民族周刊中署名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关键》。这篇文章的要点是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历经曲折却越来越强的事实，来说明共产党游击战的威力。这个论述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杨虎城嫡孙，历史学者杨瀚语)。史德华在文中写道：“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不仅比最初增强，而且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主张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着有无限的助力。”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陈诚将军论持久抗战》一书共68页，陈诚的文章占20页，洛浦、史德华的文章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占到了34页。

　　该书的其它两篇文章是两位进步人士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和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郭沫若认为持久抗战对必要条件是确定好外交路线，补充军火和兵员。史良的比较简短，主要强调即使淞沪会战失利也不能丧失抗战必胜的信念。

　　陈诚的反省

　　1946年国民党的国防部史料局编制了陈诚署名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陈诚对淞沪会战的得与失作了总结。尽管他认为“淞沪会战是所得多于所失的”，但就军事而言，这个“失”实在是太大了。陈诚的那三篇文章，除了“持久抗战”四个字与“持久战”可以挂上钩外，对照他的反省内容可以看出，那三篇文章在军事方面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

　　下面就来谈谈陈诚总结的四条“失”。

　　“一、淞沪会战，我军使用兵力约达七十余万，敌军使用兵力亦达三十万左右。敌军外线作战，而使用兵力尚不及我军之半数，终能获致胜利者，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装备优良。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成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的。所以我军虽多，终不免于败北。财物的损失不计，光是兵员的损失，我军超过敌军的数目，至少在一倍以上。‘人海战术’是残酷的，淞沪会战，我军虽未尝有意使用此种战术，但其结果却与使用此种战术者没有多大区别，这是我们应有反省的勇气的。”

　　“二、淞沪会战之初，我军士气的旺盛可谓达于极点，但因伤亡惨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敌手，所以到了苏州河撤守的时候，士气一落千丈，几至无法维持。南京在崩溃的士气之下，也便轻易地失陷了。”

　　这两条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领袖常常教训我们，精神战胜物质”，“精神战胜一切”，“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当时的有的国军战士，就是因为受到了这种精神教育，甚至造成了他们的“傻气”。“日本飞机来炸，他们不肯疏散，说我们来打日本人，难道怕他们的飞机。”(《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第101页 上海文史)

　　“三、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后方的支持关系最为重大，诸如给养弹药的补充，战地伤兵、难民的医护、收容与管理，都是后方极重要的作业。而淞沪会战中，前线官兵竟有几个月不发饷，几天得不到饮食的怪事，而伤病军民辗转道途，无法治疗，尤属触目皆是。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充分暴露我们后方没有支持前方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显示中国仍然是一个组织管理十分落后的国家。”

　　这一条是对他的“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的一种否定。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本文后面还会提到。

　　“四、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此种道理，早经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似无决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这一条是相当坦诚的。也就是说，国军在实际作战中，往往把持久抗战看作是被动挨打，一线一线地顶。明知自己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还经常摆好架子让敌人来攻。或固守孤城，或死守工事。这确实消耗了敌人不假，但自身的被消耗的程度往往是超过了敌人的若干倍。这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几个基本原则，诸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都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是“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虽然这种战法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淞沪会战和随后的南京保卫战。因此，几位知名的民国史家指出：“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上缺乏坚定的信心，一不对日宣战，二不动员群众，三不积极捕捉战机，结果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广州失守，以大半个中国的空间换取1年零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方面付出了百余万人的生命代价，赢得这样的时间和花费这样的代价，中国失去的‘空间’太大了，中国人遭受的灾难太重了。”(《中国国民党史》 鹭江出版社 2009 茅家琦 徐梁伯 马振犊 严安林等著 第382页)

　　在这四条“失”中，最重要的还是第三条。这一条的隐含了陈诚没有认识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抗日持久战最核心的问题：群众路线。陈诚虽然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组织管理十分落后的国家”，但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则无从论及。实际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越战越弱而共产党越战越强的根本原因，就是谁有能力能够把这个国家的民众组织得更好的问题。国民党之所以打不好持久战，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走好群众路线，基本上没有走出片面抗战的圈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后，就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久不衰。2010年，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瑞贝卡.卡尔女士在她的2010年的著作《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世界中的中国简史》中，把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的中心”归纳为“群众路线”。这是归纳得相当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