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
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
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话说1967年8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巴尼亚两位科学家万捷尔.莫依修和缪非特.穆希，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1、2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待到4月份。我说过，3个月，即2、3、4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4、5、6、7月，现在8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6月算去共3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说：
“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4次被捕。现在有人在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8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4人军事小组。
军事小组这4个成员都是来自于第4野战军。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集团从此开始形成了。
吴法宪，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4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在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吴法宪笑着说：
“关起门说话，都是咱们4野的，这回可以想说啥就说啥了。”
谁知这话被林彪知道了，他骂吴法宪说：
“你找死!”
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天晚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阻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后来，英国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8月25日凌晨1点，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到了一些人冲击、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形，又谈到了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还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映。”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这一天上午，杨成武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直到听罢了汇报，才说：
“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8月26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杨成武的下榻处，她说：
“杨总长，主席请你去。”
杨成武正要走，吴旭君又说：
“主席叫你备好返京的飞机，然后再去。”
于是，杨成武马上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了飞机的事，来到毛泽东在虹桥宾馆的客厅里。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毛泽东一开口就这样说。杨成武静静地听着。毛泽东接着说：“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锋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略一沉吟，手指轻轻地敲敲放在茶几上的白纸，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杨成武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此时，林彪不在北京，所以，毛泽东要杨成武单独向周恩来汇报，负责处理。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主席请了1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
杨成武做完记录，毛泽东将记录看了一遍，说：
“就这样，你现在回去叫总理马上办。”
“是，主席。”
杨成武出了客厅，返回房间，正准备返京，吴旭君又来说：
“杨总长，主席叫你再去一下，还有事。”
杨成武返回毛泽东的客厅，见他抽着烟依然坐在沙发上未动，他说：
“我考虑，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3个人是不是分化一个?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处理，由总理决定。”
杨成武记录完，检查了一遍，递给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看，对不对?”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将“狠狠地批”4个字用笔描清描重，说：
“对，就这样。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1个钟头之后。”
“马上去办吧。”
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回到北京，赶往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
“总理，我回来了。”
杨成武敬礼后落座。周恩来说：
“哎呀，成武，我正等得急呢。国务院各部告急，特别是外交部、外贸部，就等你带回上海的消息。”
“我带回了主席的指示。”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遍，说：
“好!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开会，他说：
“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说罢，就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
8月27日，康生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打招呼说：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间谍。他们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
会后，吴法宪问康生说：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吴法宪问：
“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康生说：
“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吴法宪回去马上给叶群打电话，叶群说：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8月28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伤133人。
8月30日，吴法宪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开会前夕，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
下午3点，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陆续都来了。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事前王力毫无所知，直到到会议快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写文章的问题。陈伯达沉下脸来对他说：
“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周恩来看看人员都到齐了，便主持开会。
“现在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周恩来神色冷峻，他看着手中拿着的2张纸，念道：“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毛主席又说，这3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
接下来，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关锋定的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恩来、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
“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他还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
“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谢富治在发言中严肃地说：
“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摇摇头，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
“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
她当即宣布叫王力、关锋“请假检讨”。4名卫士应声进入会议室，控制了王力、关锋，将他们二人押出了会议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实行隔离审查。
会议室里开始批判戚本禹。周恩来指着戚本禹说：
“今天没处理你，就看你能不能改正。能改正，就继续工作，不能改正，就严肃处理。”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才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有关人员就叫王力、关锋将家搬到了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后来在10月16日，有关人员把王力从钓鱼台1号楼送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江青对别人说：“1964年9月，王力跟着彭真向主席汇报工作。彭真在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优秀干部’。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听江青说：‘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他对红卫兵说：‘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批准在原有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
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和工人代表的时候说：
“你们不要上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样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康生也在的会议上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
9月4日，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关锋、戚本禹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
毛泽东在戚本禹的信中批示道：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9月4日下午，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他在插话中说：
“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
“有的‘四大’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姚文元撰写、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入了一段关于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文字，他写道：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来在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以谢富治、吴法宪为副组长。
9月9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客厅里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他说：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从1911年到1928年，17年的分裂。”
他掰着指头说：
“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开始统一，但也没有完成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3马，云南有云龙。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们议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张春桥说：
“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国人民，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到这里，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你们将来要吃亏的。你们讲毛泽东，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的。”
杨成武肯定地说：
“主席垮不了台。”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杨成武说：
“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18年来祖国的统一人民是高兴的。谁搞分裂，谁就会被人民被历史所抛弃。”
毛泽东点头说：
“成武这条讲得好，人民不喜欢分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杨成武继续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是稳定的，是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主席‘四不’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军队还是好的。不能说都好，人武部和部分军分区，还有一些独立师就不大好。野战军队好。”
余立金说：
“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不满意地说：
“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群众大多数是好的，但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
张春桥说：
“现在的情况跟辛亥革命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毛泽东说：
“对，过去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个派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天下大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七八月份大进了一步。7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黑龙江省、北京市、山西省、青海省、山东省、上海市、贵州省。还有8个省的问题基本解决：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四川、甘肃。河南加上山东就有1亿多人口。湖北、湖南、江西、浙江4个省合起来又有1亿多人口。1亿多加1亿多就是2亿多人口了。今年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可不可以再解决10个省?北方5个省：东3省和河北、天津。黑龙江虽然算好的，但内部还有点问题要解决。南方5个省：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如果解决了这10个省市，那形势就好多了。解决的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全国没有几个省嘛，7个8个加10个是25个，其中黑龙江是交叉的，总共是24个省市。全国不过29个省市，就剩下新疆、西藏、宁夏、陕西、云南，何况宁夏和陕西问题已经不大。如果年底10个省完不成，搞9个也可以。9个完不成，搞7个8个也可以。没几个省市了嘛!”
毛泽东吸着烟，提到浙江问题时说：
“龙潜整得过分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
张春桥插话说：
“我已经把主席的指示告诉浙江了。”
毛泽东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北京有的老帅就喜欢骂人训人，人家就找机会反你，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有机会就爆发了。过去罗瑞卿、刘亚楼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刘亚楼我就批评他几次。”
他指指杨成武、余立金：
“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1年用1个星期的时间，战士们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杨成武笑着说：
“我们过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
“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毛病，我拿棍子打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毛泽东说罢，转向张春桥问道：“你是不是好些?”
张春桥说：
“我过去脾气也很大。”
杨成武说：
“我过去就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
毛泽东说：
“我跟成武有同感。恐怕人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要感谢四中全会让我碰了钉子。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左’。我们现在有的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不要搞喷气式。总参是否也搞了点。”
杨成武说：
“搞了点，还比较文明。”
“还文明呐?”
毛泽东睁大眼睛，笑了起来。杨成武也笑了，他说：
“是相对群众组织而言。解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问题时，一条经验就是按主席指示的要先做好军队内部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成武会讲话，你那里一讲，我这里就会想问题。在武汉我们就有这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该找陈再道做工作，可是没有做。结果等到第5天才谈话，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陈再道3次站起来要走，以为我们要抓他。没有先做好部队工作，然后再去做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杨成武说：
“春桥、文元到济南去做得比较好，先做好了部队工作，再去做群众工作。”
杨成武在抗战时期是张春桥的上级，所以对张春桥直呼其名。毛泽东见提到济南，就问张春桥说：
“是呀，我不是要你们到济南住到部队里吗?”
张春桥说：
“我们住在军区8天时间，6天是做部队工作。”
“你到南京住在哪里?”
“也住在军区，时间比较短，许世友、杜平没有同我们说什么。”
“那是许世友不跟你谈嘛!”
“杜平同志要我到军区党委扩大会去讲话，我要简报看，不给全份，只给了2期。”
“给你来个下马威呀!”
杨成武插话说：
“有时秀才也很凶。”
毛泽东说：
“深刻。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张春桥说：
“南京又给许世友贴大字报，不过内容全变了，说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许世友不知是否知道?”
毛泽东说：
“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8.27’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杨成武说：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北师大还发声明，有些就是红卫兵自己搞的，未必都受人影响。”
毛泽东说：
“北师大那篇严正声明我看了，第3条说林杰是坚定的左派，谁反对林杰，就是反革命。要给谭厚兰打个招呼。同红卫兵小将也要做工作，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如果不注意，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杨成武说：
“有人总想做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搞不好。”
毛泽东说：
“是啊，交大‘反到底’提出要以他为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总之，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在上海待了近2个月，处理了武汉问题，处理了王、关、戚，处理了温州、抚州、湘潭几处的武斗，找回一个许世友，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现在我们可以走走了。成武啊，你准备准备，我们该动动了。”
欲知毛泽东将去向何处?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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