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怀念毛时代--“下岗工人”的命相、怨怼与生活

“失落的一代”——50后“下岗工人”的命相、怨怼与生活
 

整理自：The Lost Generation: Life Course Dynamics and Xiagang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29, No. 2, 2003.

：Eva P. W. Hung and Stephen W. K. Chiu

1997年9月，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计划和“抓大放小”方针的确立，“下岗”开始成为中国工人生活图景中一抹全新的暗色。在之后的三年内，下岗工人的数量蹿升到了911万，而到200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达至一千万。

毫无疑问，下岗影响了许多人，不过，相较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失落一代”，更早或更晚出生的下岗者或许还是幸运的。在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中，“下岗”作为国家意志对自己生活施加的影响，不过是他们近五旬的人生中又一个转折性的路标。在他们的少年时代，1958年的大跃进和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就已让他们的许多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当他们成为十几岁的青年，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又中断了他们的中学教育，80年代，当“六零后”青年逐渐走入大学，知识又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时，驻守农村与边疆近十年的他们只能“顶替”自己在国有单位的父母，从底层做起。除此之外，1971~1979年“晚婚晚育”政策的推行也主导了他们本该结婚生子的10年，而当年过三十的他们终于“合法地”找到了伴侣，“计划生育”政策又接踵而至。可以说，“失落的一代”的人生轨迹几乎与共和国所有政策转折同步，当国企改革和“下岗”策略在1997年再度扭转国家政策面向，已逾中年的他们则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又一次转型。

“下岗”对这群失落者的影响，首先就直观地体现在收入的骤降。在90年代末，国企员工的平均月收入接近1000元，而下岗工人每月只能领到280元的生活补贴。根据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方数据，即便补贴标准已降至正式工资的三分之一，仍有25%的下岗工人无法按月从单位领取补助。尽管单位一般会与下岗职工维持两到三年的劳动合同，但对工人来说，这只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全感。因为自己的艰难处境，不仅街坊邻居间的寒暄都要小心翼翼，许多工人家庭甚至因此分崩离析。

不难想见，已过中年的“失落的一代”在面临这一处境时会有怎样的怨恨。正如一位受访的50后下岗工人所说：“我们这一代运气不好。在应该上学、工作、结婚的时间，我们全都错过了。我们从农村回到北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铁饭碗，谁能想到最后被‘下岗’了？”

对这代“运气不好”的人来说，“下岗”不仅是生计问题，也是事关面子和尊严的问题。在多数受访者的口述中，这项政策无疑是对他们这代人的又一次捉弄，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农村和边疆的经历已足以使他们在国有企业的工作中具备资历，尤其是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他们已经通过长年的辛勤劳作证明了自己对国企的忠诚。然而悖谬的是，在他们的青年时代被认为无足轻重的学历与知识，如今已成为市场衡量劳力的标准。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50后下岗者得以在三年内找到工作，相比尚属年轻、且有机会再接受教育的60后，以及临近退休、等待子女赡养自己的40后，“失落的一代”在年龄和教育程度上的双重劣势，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对从小接受工人阶级先进性教育的这代人而言，这无疑将在他们精神世界中掀起一场风暴。

一位受访者如此自白：“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大人从小教育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没有高下等级的区别。但转眼间，这些东西好像一下都变成错的了。我根本不明白，我怎么就一下子从先进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别人的奴隶？”

这样的疑问，自然将失落者的矛头延伸到了市场改革。一项对上海退休工人的调查显示，将近70%的“老三届”对改革都抱着相当消极的态度。与此一致的是，对毛泽东时代美好往日的留恋，常常成为他们表达不满的隐微方式，在他们的回忆中，毛泽东时代虽然困苦，但国家珍视工人阶级，工人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而当雇佣合同关系在1986年引入国有单位，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无从期许。尽管多数下岗的“老三届”相信，国家最终很可能引入新的政策，改变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处境，但更占上风的观念，仍旧是这一代人一贯的悲观语调：“我们这一代，注定要受困于不确定性。”

或许是错综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一代人的悲观恰恰折射出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清醒。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使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进入新世纪，他们的父母已经到了需要赡养的年龄，他们的孩子也多已进入初高中学习。生活的压力再一次加在他们肩上的同时，对下一代的期望也相应攀升，尤其是考虑到自身的人生教训，为人父母的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蹈父辈的覆辙。

但或许，“失落一代”的人生经历，已没有人能够重复，因为有时候，人生这件事，“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不过就今日而言，在命运的慨叹之外，我们对“这一代人”或许应多一份来自历史的关心。毕竟对他们来说，共和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空间变易、话语重构与工人集体行动新趋势

整理自：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te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8, 2009.

：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历经30年改革开放，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工厂”。在我们的惯常印象里，这一名号往往标示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突出地位。不过，在另一个或许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方面，它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同步生成。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新世纪以来，从群体性事件中体现的中国劳工对外国资本的排斥情绪和工人权利话语的日趋活跃，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尤其当我们考虑到E. P.汤普森“阶级起源于共同经验与排他性的利益认同”的论断，这些全新的动向就更有冷静直面的必要。基于对珠三角地区两次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考察，认为：在传统利益诉求与全新斗争场域的双重驱动下，一种全新的“工人阶级”意识正在中国的工业产区逐步发生。

伴随着“寄宿工厂体制”在中国外资企业的普遍推广，新世纪的中国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境况，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空间革命”。一方面，高度集约化的规模管理体制，使企业有能力渗入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借助集聚化的居所，工人也得以借助空间优势培育互闻互助的交往网络。从两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结果来看，后者在罢工催生进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依靠空间便利和平日的交际网络，厂区内的工人代表能够在一夜之间收集上千份签名，而部分租住在“民工村”的中等收入工人，更能凭其私人住所和街坊邻居，参与到罢工议程之中。

2004年，某省A厂罢工事件的经过就是上述空间变化催生的一个典型。在A厂，超过30%的员工都租赁了邻近厂区的民工房，下班之后，他们往往会聚集在民工村的小区内聊天、打麻将，打发难得的闲暇时光。在工人们谈天的话题中，工厂低于最低标准的薪资待遇出现最为频繁，对工厂的不满也在每夜的流言蜚语中渐渐升级。直到04年4月，由于厂方要求工人在午餐时间刷卡认证，食堂门口日日盘踞的长龙瞬间引爆了工人长期以来的不快。4月10日，一群年轻工人在其他年长员工的支持下，开始在各个车间张贴罢工告示，并切断工厂的电闸。

罢工旋即开始。工人的诉求是按照每月480元的最低标准提高收入待遇，而当厂方经理在紧急座谈会上拒绝了该项要求、并随即仓皇出逃，愤怒的人群在之后的几天迅速扩张。以街头巷议的中层员工为中心，工人代表迅速找到了疏通工人的重要环节，通过张贴告示、挨户串寝乃至手机联络，不仅厂方的蛮横无理大白于世，跨厂区的抗议活动也随之发酵。罢工的第三天，在宿舍、工房和街角的工人们即开始相互商议集体前往政府请愿，邻近厂区的工人亦在得知消息后跃跃欲试。次日，在工人代表的组织下，超过7000名各厂区员工徒步前往市政府。最终，在市政府的调解下，厂方最终妥协，承诺延长工人的午餐时间并按法定标准提高工人的基本待遇。

在A厂的案例中，除了对空间与信息关系的运用，罢工领袖的动员语言也充分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工人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在罢工者使用的标语口号中，资方对大陆员工的不平等待遇，构成了工人表述自身不满的主流叙事，而仅在三年之后，这种叙事很快就成为位处同省的B厂工人应循的诉求模式。

2007年8月16日，一封题为“职员和员工的心声”的公开信张贴在B厂的各个车间。信中指责了“资方的规章制度对中国员工造成的不公待遇”，并要求公司总部立即调查改正本厂区不合理的制度规定，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与A厂相似，B厂同样是一家非大陆的外资企业，但相较3年前A厂工人的入不敷出，职工对这家德资工厂的不满，则主要针对厂方关于四天内完成一周限定工作的规定。对各层次的职工来说，这项规定无疑是巨大的麻烦，无论是监工、技工，还是普通工人，新规定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其他同事休假的时候，分担更多的工作，因此，当罢工于公开信张贴后两天爆发时，监工和技工主动号召本车间的工人离开岗位，支持对厂方的声讨。

在B厂的罢工中，密集的居住空间再次成为工人自组织的焦点。在8月17日第一次劳资对话不欢而散之后，住在工厂宿舍的女工立刻赶制了标语和宣传册，除了挨户递送这些以“兄弟姐妹”开头的印刷品，不少女工还在宿舍顶楼上演了天女散花，要求罢工到底。在其中一份材料中，她们写道：“如果你想做板上鱼肉或者全体工友的‘汉奸’，那你大可出卖自己。为了整个工厂职工的利益，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毛主席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坚持，才能进行到底。”而在厂方人员巡访女工宿舍，劝说部分无心罢工者回厂工作时，潜匿在人群中的女工代表进一步在宿舍贴出了宣传海报。受到这些行动的鼓舞，大多数普通员工留了下来。最终，在罢工的第四天，厂方宣布接受工人的要求。

通过对上述两起罢工事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外资企业及其寄宿管理体制在新世纪的中国愈发成为常态的时刻，在这些“世界工厂”中劳动的中国民工，也已逐渐在这一全新的生活空间中，找到了区别自身与异己者的途径。与20世纪初的罢工者不同，他们没有使用阶级话语来证成自己“为权利而斗争”的合理性，但颇为相似的是，通过凸显外国资本与中国工人的对立，这些来自江南塞北、城镇乡野的寄居者成功找到了塑造一个“自为阶级”的方法。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确实可以指责：新世纪的“工人阶级”并未在根本上“让思想冲破牢笼”。但当“夺回劳动果实”的呐喊声从他们胸腔的沉默中再次迸发，徘徊在 “世界工厂”的森严壁垒之时，这群新世纪的新工人，或许远比同处新世纪的我们来得清醒。

1915~1949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社会运动与政治策略变奏曲

整理自：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5-1949,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58, No. 2, 1983.

：Jean Chesneaux and Richard C. Kagan

对近代中国劳工运动的既有研究往往在劳工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之间，权界其政治策略的利弊得失，但对以“阶级”面目表征的中国劳工实际栖居的生活世界，目前的劳工史综述仍旧缺乏基于社会视角的关照。

自始至终，1919~1949年中国的劳工运动与其社会经济境况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聚集于新兴工业城市的150万中国工人内部，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分殊。从地域分布上看，上海、广州、香港、武汉、津唐和东北的外国公司涵盖了80%以上的产业工人，除却轻重工业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分布差异，跨地域的劳工串联也因地区间相互隔离的格局和跨区合作的交通不便，鲜有发生。在同一城市的工人，也在技术水准和行业工种方面存在不同，在5%左右的娴熟技工之外，绝大多数普通劳工和学徒工均是来自本地或邻省的农民，他们一方面要经受城市中介人的盘剥，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城里的繁重工作赡养仍在农村的家庭。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工人没有任何同仇敌忾的相似之处。寄生于外国工厂草草搭建的工房内，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没有双休日的产业工人不仅是上老下小的成年男子，还普遍包括女人与儿童。对在城市孤立无援的男女工人来说，寻求可靠的同乡组织庇护，由此成为他们安身保命的最佳选择。一战以前，以同乡纽带联系起来的传统行会在各大城市十分普遍，它们往往以行业为基础，在大城市为类似身份的同乡提供相互支援，并与城市帮会势力过从甚密。从1895到1918年，工人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曾发起152次罢工，其中，在国民党人“二次革命”的浪潮下，许多组织在1915年之后开始明确将帝国主义指认为华工利益的侵吞者。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的城市劳工事实上已经借助这些经验，获取了与中国政治舞台的联系。

1919年以后，激进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来到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加入到劳工运动的行列之中。与诉诸工资待遇的帮会组织不同，这些刚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年轻领袖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义和群众信仰，在张国焘、邓中夏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在武汉兴办工人夜校，在上海组织阶级工会，在湖北的军工厂开设工人俱乐部。这导致原先仅限于一城一业的抗议，在1921~1923年迎来了数轮跨区域罢工浪潮。

与此同时，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国民党政权也不甘落后。192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了首个全国工人议会，而在1924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形成联合阵线之后，双方即此在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将工人运动的进程纳入到对北洋军阀和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在同时针对外国企业和帝国主义的运动中，两党将策略的重心聚焦于阶级剥削与民族愤慨，在它们的扶助和指导下，从香港至北方的工人组织逐渐具备了联动的默契，这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长达16月的举国声讨中得到了最佳体现。而在反对封建军阀这一方面，伴随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打响，劳工亦在邻近广东的湖北、香港发起了第二战线，通过更强调周旋于隐蔽罢工，军工厂和重工企业的工人在后方极力破坏北方军阀的武装生产，而在1927年2月，上海工人甚至在中共和工会的领导下成功发动了武装起义。

然而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进展，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国共两党革命理念的差异，为稳固局势、同时筹措战争经费，入主上海后的蒋介石事实上采取了与外国企业妥协的立场，比国民党更切于消除资本主义的中共，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不得不改变工人运动的政治策略。情势更迭、王旗变换，中共一方面被迫将运动中心引向农村与城市的交界地带，一方面继续试图在城市维系其阶级力量，而国民党政府则在收买杜月笙、黄金荣这些帮会大佬的同时推行社会改革计划，以求压制劳资双方日趋政治化的对立关系。伴随中共在30年代后从城市的退减和国民党当局怀柔政策的进展，全国的罢工数量在1934年下降了近50%，尽管这一趋势未能延续到抗战爆发以后，但至少在“国统区”，国民党仍大致维持了政策的安抚效果。

不过，对已卷入多重革命浪潮的中国而言，对工人运动采取的驯化政策似乎也只限于经济诉求。在绝大多数劳力均为外国工厂的流水线禁锢、工人与当局之间抵牾不断的情势下，近代中国事实上不存在产生“工人贵族”和劳资中介者的社会经济基础。抗战后工人运动角色的进一步政治化，似乎解释了这场自1919年起爆发的革命未完成的原因。由于“国统区”持续了30年代早期的政策，中共控制区内的工人愈发与农民形成了政治同盟，二者的共同目标是促进生产，为敌后战场的游击队提供军工援助，而伴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日益明晰，“国统区”城市供给的停滞，也导致原先隶属于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工会起而反扑。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农民和工农武装覆盖，但依靠个人联系的传统行会和中共遗留的群众作风仍在运动中扮演重要作用。在城市斗争中，产业工人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决定了夜校、俱乐部仍然是工人领袖掌握群众的阵地。在40年代，无论是曾经接受当局招安的工会派系，还是仍为中共执掌的地下组织，均依靠相似的框架机制展开活动。从1927年蛰伏在各大城市的中共工人网络，更在此时成为从内部扰乱国民党统治机器的关键。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的关键，似乎主要仍是由它组织起来的农民。从1919~1949年，劳工在城市的抗争与努力尽管风起云涌，但在政治争端和社会基础的双重轨道中，一旦脱离最初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力量的指导，缺乏自主动员机制的城市工人事实上无法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无产者联合自身内在的困难，也是1919~1949年，这段不得不由农民和工人书写的历史，无法回避的命运。

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人逆流”

整理自：Labor’s Love Lost: Worker Militancy in Communist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50, 1996.

：Elizabeth J. Perry

共产主义政党无不以无产阶级之名登堂入室，但正如揭竿而起的工农不可能个个都是开国干城，革命成功之后，名称一致的无产者也未必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

无产者内部的分化，早在革命时期就已初显端倪。正如近年中国劳工史研究普遍指出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城市工会运动的工人阶级内部，就已存在两种组成不同的劳工群体。在诸如上海这样的近代工业中心，城市工人阶级以工作技术性为基准，大致可以分为技工和普通劳工两类，前者包括金属工、木匠、银匠，多来自南方，后者则多为从北方穷困地区雇佣的棉纺织工、卷烟工人和黄包车夫。而当早期共产党的年轻学生走入上海工厂、寻求革命的阶级基础时，相较受制于帮会势力的后者，工资更高、闲暇更多、具备坚实地域性网络的南方技工，自然而然成为他们争取的理想对象，在中共领导城市运动的早期，这些来自南方的技术工人也就因此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差异结构，迅速在建国后表征为福利待遇的“双轨制”。1949~1951年，30年前上海工人运动的草根领袖，如今已成为国有大型工厂与工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人。在与刘少奇、陈云等上海工人运动的老战友商议后，曾在1925年担任上海左翼工会领袖的李立三于1950年着手起草了《工会法》，这部法律除了许诺给予国有工厂工会会员丰厚的医疗保险、退休津贴和劳动保险，还明确了全国30万技术工人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工业化中的首要地位。与之相似，在建国初年应对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战场上，20年代在上海担任印刷厂学徒的陈云，亦将针对资深技术工人的福利保障视作经济政策的关键。相形之下，绝大多数普通工人的终生福利，则被这些经由历史经验和传统信任产出的政策拒之门外。随着年轻一代城市工人逐渐浮出水面，中国无产者自革命年代以来的分化格局，终于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激化为阶级内部的新老斗争。

1957年春天，一场罢工席卷了上海。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阴影下，这场罢工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毛泽东对苏联官僚化的抨击，罢工者将自己的主要诉求表达为增加福利和遏制地方企业的官僚习气。与此同时，刚刚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许多资深国营单位职工成为了企业股东。

在政治氛围和内部张力的双重驱使下，方兴未艾的公私合营企业成为了罢工者的焦点。在1957年5月至6月的百日工潮中，1300次游行示威中的90%都在合营企业发生。罢工者一方面不满于企业公私合并后干部管理体制的引入和群众监督机制的取消，另一方面则对国有单位的老人同侪凌驾己上的福利待遇愤愤不平。在这些抗议的主流“弱势群体”之外，新的“受害者”也加入到对双重标准的声讨中，诸如泰昌制钉厂的郊区职工和国营企业的学徒工，此时或要求政府给予同工同酬，或是抵制国务院关于延长学徒培训工期的决定。对这些工人来说，最使人沮丧的不仅是官方政策的差别对待，更致命的是，来自中央的经济指令如今已彻底取代了过往的管理习惯和业主责任，而对工厂干部的不满，更是引发他们走上街头的直接原因。

尽管此轮罢工潮流很快让路于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工人对分配不公的怨愤也延续到了10年后的文革时期。不过这一次，对现状不满的工人从合营企业转向了国企，对地方党政机关控制权的争夺也取代了经济上的算计，成为国企中的“造反派”工人攻击工厂干部的动因。有趣的是，随着时过境迁，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地域分野如今已然头足倒置。以“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为例，此时革命的“造反派”多为南迁不久、缺乏根系的北方人，而在革命年代引领革命风潮的南方技工，现在反倒成了位居工厂干部之职的“保守派”。前者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围攻上海各级党政机关，后者则若即若离地依靠与上海市高级干部的联系，与前者虚与委蛇。

然而，虽然南北两派在这一时期风声鹤唳，与1966年末诞生的新一类“造反派”相比，上述剑拔弩张的两方，远不能反映文革时期上海工人不满的真正根源。从1966年冬天到1967年，一系列挂以“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在它们之中，有以帮助外来工人迁入上海为诉求的组织，有要求解决暂住证问题的组织，甚至有关怀“单身革命工人”生活状况的“造反司令部”。与卷入政治斗争的“工总司”或是保守派不同，这些颇有想象力的组织仗着文革的声势，试图趁机寻找工人经济利益的突破口。

尽管这类组织在诞生一月不到的时间内迅速被定性为“经济主义风”，惨遭夭折，但就长远来看，它们不仅接续了50年代中后期罢工工人的原始诉求，伴随工人援农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经济主义风”迅速吹进了上海的工厂和政府。不仅流离游荡的学徒工开始敢于抗议单位拖欠的薪酬，不少“工总司”的内部成员也开始转而寻求经济上的好处。

虽然南北对峙、新旧之争表征为如此戏谑的一幕，终究是一件有些反讽的事，但从上海工人对不公平和差等性久经不衰的不满来看，似乎也只有这股“经济主义”的力量，妥帖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从革命到不断革命的真正诉求。无论是1957年春天的潮涌，还是文革岁月里凡琐心结的喷薄，变的不过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的相对态势，但亘古不变的是工人阶级的爱憎分明与心中的自然正义。

原载：《东方历史评论》整理：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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