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较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持久抗战战略的成功实施。持久抗战，这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同的战略主张，但是，持久抗战的真谛是什么?双方的立论基础与理论内容却不尽相同，典型地反映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也导致了两个战场不同的抗日结局。
共产党的持久抗战理论
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道，一旦中日爆发战争，中国可以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也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洛川会议以后，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纷纷发表文章，阐述持久抗战的观点与方法。1938年，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主要内容有：
第一，中国能够并且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任何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在这场中日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四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敌强我弱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加上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第二，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他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
第三，实行持久抗战的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一套系统的以弱胜强的作战方针，充满了军事辩证法的智慧。
第四，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国民党持久抗战的主张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内一些军事战略家已经看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无法避免，提出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可以在对日作战中实施持久抗战。蒋百里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以“拖”的战略拖垮日本。1935年春夏，蒋介石也曾构想中国对日“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李宗仁于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中提出“焦土抗战”：即“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此后，蒋介石多次宣扬“今次抗战，利于持久。”“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抗战思想并不系统，主要散见于蒋介石的多次演讲和文章中，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等待国际形势改观，依赖外力取胜。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没有现代化作战的条件，如果贸然与对中国侵略蓄谋已久的现代化国家日本作战，结局只是败亡而已。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他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与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要原由。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甚至坦言：“现在如单就军队力量比较，当然我们不及敌人，就拿军事以外两国实际国力来较量，也殊少胜利把握”，“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这是国民党持久抗战理论的基点。
对蒋介石持久抗战的真谛，胡适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凡涉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得于我有利之时!”胡适的“苦撑待变”四字真言，深得蒋介石持久抗战之精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无疑是望眼欲穿的特大喜讯，蒋介石认为“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从此，他就不再怀疑抗战最后胜利问题，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对付共产党方面去了。
第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从等待国际局势改观这个战略基点出发，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所谓持久抗战的具体方策就在于争取时间，即“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这是国民党“持久抗战”战略的核心内容。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的演讲中明确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宽，有极大的回旋余地，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广大土地。战争本来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与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实质是一种拖延战术，其目的是在等待外援，等待国际形势的改观。对此，李宗仁也明确指出：“根据我的分析，我们抗战的战略重心便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
第三，以西南为抗战大后方。
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中指出：“我敢说，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1938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举行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首都迁移到重庆，标志着这一战略构想正式付诸实施。向以四川为中心的内陆地区退却，这是国民党“持久抗战”的重大战略部署。
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之所以确定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大后方这个战略布局也是有一定根据的。首先，整个西南地区地处内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利于持久。其次，东南地区沦陷后，中国海岸被敌封锁，通过沿海及中越铁路的国际交通线均被切断，如能保有西南，尚可确保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获取源源不断的美英军需。其三，四川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地广人众，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利于持久。因此，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被蒋介石看作“抗战之策源地”和民族复兴基地。应当肯定，蒋介石国民党把西南定为抗战后方基地，把内地大量工业、企业、商业、学校及战略物资迁入西南，对持久抗战、拖垮日本，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二期抗战”的战略阶段构想。
武汉、广州失陷后，中日战争陷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抗战进程分为两个时期，武汉失守以前为第一期，即向内陆退却时期;武汉失守以后为第二期，即转守为攻、反败为胜时期。他说“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定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部署。第二期任务，就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部署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对抗战发展进程的总体构想。对此，陈诚阐释道：“即在战略上初期之‘以空间换时间’，第二期之‘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盟军之整个战略”。
蒋介石“二期抗战”的阶段性战略构想，并不认为需要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而是企图径直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反攻，而事实上，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关键的阶段，因而并没有反映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缺乏具体的战略指导价值。
国共两党持久抗战思想的区别
上述可见，针对抗战“亡国论”与“速胜论”甚嚣尘上的现象，国共两党中不少有识之士在持久抗战的总的战略方针上达成了共识，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仔细考察国共两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主张，可以发现，两者的确存在不少区别，甚至是本质差异。
第一，持久抗战的理论基点不同。
依赖外力取胜，是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持久抗战的基本依据。这正如朱德所指出的，它“把战争胜利寄托在日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抗战努力上”，存在着侥幸心理，把抗战命运寄托在英、美、法、苏各国与中国“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之上。理论基础并不扎实，无异于把持久抗战这座理论大厦奠基于流沙之上，所以说，这是一条不发动民众的片面的抗战路线。
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心以至外交的总体战，争取外援固然重要，但这不过是外因，决定性因素在于内因。对此，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主要是指人民战争之伟力。
中共关于抗日持久战的理论主要奠基于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积极动员人民起来抗日，就会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正如洛川会议所强调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主要依赖外援还是发动民众，这是国共两党关于持久战理论的不同基点，实质上反映出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第二，持久抗战战略战术原则的差异。
蒋介石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过多重视阵地防御作用，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宣布的五项作战原则中，强调了阵地战的基本方针，说：“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倭胜利唯一要诀”，“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并着重指出：“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
为实施阵地战，蒋介石还制定了有进无退的“连坐法”，命令部队“誓死拼命，坚强抵抗”，“持久死守”，不许后退。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历代高明的军事家都主张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却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忽略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与日军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无数将士的血肉之躯去填入敌人的火海，造成重大损失，这与持久战略的目标相背离，对持久抗战不利。
毛泽东早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预测，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主要实行运动战，辅之以阵地战。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又系统地提出“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尤其是把敌后游击战提到了战略高度，这是一大发明，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事实证明，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广泛开辟和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与毛泽东这一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密不可分。
第三，持久抗战战略阶段划分上的区别。
蒋介石把持久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称抗战第一期为战略防御时期，把抗战第二期称为转败为胜的反攻阶段，否认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这是基于“等待国际局势改观”的指导思想而制定的战略计划，自然难以认识把握抗战进程和规律。蒋介石“二期抗战”阶段说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抗战的真实进程和发展规律，反映出其理论的偏颇与战略短视，缺乏对抗战的指导价值。
对蒋介石“二期抗战”的战略阶段划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曾作过批评：“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的不同特点进行科学考察，预测中国抗日战争必然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事实证明，这是富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见。他对持久战特别是战略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对指导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卫明 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阅读延伸
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谈持久抗战
毛泽东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张闻天 1936年4月20日，张闻天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
朱德 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解放》周刊发表题为《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1938年1月，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要“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只有坚持持久的抗战，才能最终地战胜敌人”。
刘少奇 1937年10月，刘少奇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基本政策问题》的军事理论著作，指出：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华北和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先在全国建立起来，敌后抗战出现崭新气象，走出了持久抗战的第一步。
蒋介石 1935年春夏，蒋介石曾构想中国对日“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多次宣扬“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
李宗仁 1936年4月，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战”：即“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
蒋百里 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
陈诚 1937年在《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一文中，陈诚指出，必须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两方消耗的程度，在同一时间内，必然是我轻而敌重……才可以确切认识消耗战的真意义。(陆琴 辑)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武汉出版。封面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1938年1月出版。
蒋百里：《国防论》，1937年出版。
陈诚：《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1937年11月出版。(王季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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