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去世了。虽然撒切尔夫人与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都不相识，也不可能直接打过交道，但是围绕着香港问题，从他们身上，却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各种力量的兴衰。
撒切尔夫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插曲是在1982年在出北京人民大会堂下台阶时摔的一跤。据说，撒切尔夫人在与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后心里总有些不爽，甚至埋怨邓小平的的“粗鲁”。或许对邓小平的“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不是阿根廷”的强硬态度有点不满。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现在回顾香港漫长的的回归过程，对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也算是对撒切尔夫人去世的一种纪念。
现在有些人喜欢“还原”历史真相，其中之一就是当年蒋介石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历史上是有那么回事，蒋介石也有所贡献，但完全没有夸大其词的必要，且不说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了平等新条约后不久又有一个不平等的中美新协定。而这个新协定出现了“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的美国在华军人的新的治外法权，而且为害更烈。(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43年后的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其它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就暂时不在这篇文章提了，因为此文主要谈香港问题。
1942年10月下旬，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鼓励蒋介石配合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通过外交途径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旨在废除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重新缔造一个中美新约的外交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致认为，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有可能取得二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成果。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上述建议，并把战后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权的希望，全部寄予美国战时的重新缔约谈判上。
当中英开始谈判时，英国大使薛穆(Seymout)知道那个废旧约定新约不过是“过场戏”，没想到蒋介石政府还当真，竟然要收回香港。于是请示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英国当然不会同意交还香港。蒋介石只好求助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这个谈判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不断从开始的立场往后退，由初时提出战后从英方手里讨还香港的主权，退而提出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应归还被租借的九龙地区。虽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约》中写上这么一句根本就不能实现的话。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给中国政府和他一个面子。后来，蒋介石见英方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一建议，又通过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约》之外，采取口头的方式谈到“战后九龙归属问题”。可是，英国谈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尔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龙的战后归属问题上寸步不让。为什么蒋介石对收回香港地区如此不遗余力，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如果英国方面连这种口头上的许诺也不答应，那么这样的新约就毫无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年蒋介石政府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的基本上是“中国沿海沿江条约口岸及要城，为日本占领后，美英在中国原有的特权实际多已不能享受”的东西，是一种“惠而不费”举动(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现在有的学人热衷于重说中国近代史，对于香港问题，自然又有新见解，比如有位叫秦晖的就说：“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才收回香港澳门，就不能不承认，在那短短几年内，又是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如此之多的乱世条件下，中国能接连收回青岛、威海、湛江等重要口岸和许多租界，实现关税自主，在取消治外法权方面取得关键进展，堪称奇迹。”这段话的某些内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那个“半个世纪之久”的说法却难言严谨。不过，这也是当下某些学人的通病之一。
邓小平之所以敢于对撒切尔夫人“粗鲁”，道理不言自明，中国已经不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了，尽管现在某些人还在热捧那个时代的旧中国。中国当今的为何国力强盛的起源，不但可以追溯到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也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延安时代。1946年12月，毛泽东在与几位外国记者进行交谈。当记者问到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态度时，毛泽东表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好，先急着要这块小地方干嘛!将来可以按协商办法解决。这就是孕育了解放后我们长期没有收回香港并最终通过谈判解决的思路。这种策略，一来有可能分化英美铁盟，二来准备应对解放后可能面临的西方封锁。
毛泽东关于香港的谈话是高瞻远瞩的。1949年10月17日，已到达香港的北部边境的人民解放军，传话给港英当局，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维持和平并准备恢复贸易和重开广九铁路。英国人敏感地注意到这是“维持香港现状”的暗示，非常默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着棋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认为非共产党国家不必急于考虑承认”，企图把承认作为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的杠杆之一。而美国最为关心的就是它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是英联邦盟主的英国。1949年10月14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又迫不及待地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很不客气地要求英国在承认方面的任何步骤要事先与美国充分协商，因为“一个在远东有类似利益的大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任何表示都有可能被中共加以充分利用，并将不可避免地对亚洲独立国家的决定和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当年的资讯条件肯定比现在差得太远太远，估计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这则电文，但毛泽东也肯定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则电文后的第三天，人民解放军就勒马深圳河，传信港英当局。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马上决定将“率先承认”，并在《华侨日报》上以大标题刊登：“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就这几天的功夫，硬是把英美铁盟拉开了一道口子，其意义不言自明。随后的事实证明，决定留下了香港这个“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和沟通的“桥梁”，确实为新中国的巩固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说得最传神的还是美国著名学者罗斯o特里尔，他的《毛泽东传》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的最被推崇、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写道：“尽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泽东不打算碰香港，这是一只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为祖国下很多金蛋的鹅。”毛泽东在1963年8月9日在与外宾谈话时还指出：“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当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的时候，邓小平要谈的无非是英国怎样站好最后一班岗的问题，其他的免谈!这种底气从何而来还用说吗?
不管怎样，撒切尔夫人的后来的明智还是值得赞扬的。她说：“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个高瞻远瞩的态度首先还是要归源于毛泽东，不知撒切尔夫人意识到了这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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