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七期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的三五九旅是一支声名卓著的抗日部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爆发。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国共合作抗日宣言”。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11日改称为十八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三个师：115师、120师和129师。其中120师下辖358旅和359旅及4个直属营，359旅下辖717团和718团。改编完后，八路军主力随即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1937年9月3日，359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旅长陈伯钧率718团及师属四个营留守陕甘宁边区，副旅长王震率旅部和717团前往抗日前线，开始活跃在晋西北地区打击日寇。10月2日，王震被任命为359旅旅长兼政委。
八路军英勇战斗，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59旅表现突出。上海淞沪会战结束的第三天，即1937年11月14日，上海出版了《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该书收录了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称赞了共产党武装的游击战威力大，文中特别提到活跃在晋北的八路军“屡次告捷”。1938年1月，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贝特兰专程采访359旅，除了感觉到八路军的游击战的收效大以外，给他最深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旅团的长官和士兵的团结，即使在八路军里也是最强固的。”在后来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有份电稿称359旅“作战勇猛，出没无常”，告诫日军“千万谨慎，切记!”。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曾分别授予359旅“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毛泽东特别看重这支队伍，称赞其“历建战勋”。
毛泽东提议调359旅回师陕甘宁边区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节节抵抗，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日军不得不停止在正面战场上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用以打击敌后战场的各抗日根据地。因此，日本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国际气氛下，蒋介石开始从与共产党合作转向消极抗日，想方设法遏制共产党。在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尽管声言“坚持抗战到底”，“要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确立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
毛泽东早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就指出，抗战要取得胜利，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面对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出现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和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毛泽东确立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斗争的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摩擦坚决反击，但必须要与灵活性结合在一起，以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磨”而不“裂”的目的。毛泽东认为，此时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但是只要共产党的力量造成了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抗战。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加强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就成了当务之急。毛泽东在与朱德商讨调一支得力的部队加强边区保卫、阻止日军渡过黄河进犯西北并有效地整治一下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挑衅时，首先想到了359旅。毛泽东提议将359旅调回边区，立刻得到了朱德的赞同。1939年8月12日，中央军委发电报给359旅所在的120师师长贺龙等同志，命令：“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反共部署，巩固边区与河防，并准备将来万一起见，我兵力应有一部调动，望速准备从一二零师抽调有战斗力的一个旅(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吴(起)一线......。”
为了顺利将359旅调回而又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任何造谣生事的口实，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边区留守兵团肖劲光给国民党有关方面，即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驻榆林地区的邓宝珊将军的报告电文。毛泽东审阅后觉得不满意，特别是措词不够策略，于是亲自动笔改写。改写后的电文指出：“日寇猖獗，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据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摸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零师王旅布置德绥警备区，巩固河防，以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兵力既强，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恰尊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毛泽东还确定发送电报的时间须在359旅确实到达黄河东岸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之时。因为发早了，恐怕节外生枝;发迟了，恐有先斩后奏之嫌，遭到阎锡山和邓宝珊的责怪，为今后的统战工作埋下隐患。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359旅的回师陕北不但得到了阎锡山和邓宝珊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他们两位的鼓励。尽管国民党顽固派还是抓住这件事想大做文章，但边区将阎锡山和邓宝珊这两位长官的电文发表在《新中华报》上。这个“有理”的举措使得顽固派立刻词屈理穷。
359旅回师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在这些战斗中，有的不但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企图，而且数次东渡黄河突袭日军，有力地协助了八路军兄弟部队反扫荡。同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也颇有成效。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359旅的发展，有时还亲自帮助分析情况、给予指导。
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是一个著名的“摩擦专家”。他屡屡制造事端，挑衅边区军民。在多次说理交涉无效的情况下，终于进行有力的反击。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本来可以活捉或者击毙何绍南，但由于指挥战斗的副旅长郭鹏的一时大意，致使瓮中之鳖的何绍南得以逃脱。
郭鹏请求王震给予处分。王震将此事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却说：“郭鹏有功。”王震还想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毛泽东说：不用认错，郭鹏的一盘棋下得有功了。你要撤郭鹏的职，我还要嘉奖他呢。王震一时不能理解，毛泽东耐心解释说：国民党搞反共高潮，密锣紧鼓正唱得热闹。为了争取他们放弃错误政策，我们还要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你若打死何绍南，我怎么好向他们蒋委员长交代。即使抓住何绍南，为了给顽固派面子，我们也不好处理。让他自己溜走，倒省掉我们一些麻烦。3月5日，毛泽东就此事发出一份长电报给王震，要他妥善处理善后。电报说：“追击何部未越界是对的，注意以后我军不要侵入榆(林)横(山)地境寸土尺地。”“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缓和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我们打击的方向，仅是何绍南派的最反动分子(何派之改变态度者仍应暂时争取)”“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顽固派正用全力与我们争夺中间派，用尽挑拨离间的能事。故你十分注意这些。”“邓宝珊是三省边界总司令，肖劲光与你都是他的下级，如他有电来，应好好回答。”“对友军、对绅士和对顽固派完全不同，你们需要研究这些问题，要使他们觉得我们是讲道理的。”
接下来王震又奉中央之命。带着毛泽东写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前往榆林拜访了邓宝珊，向他们说明何绍南如何向边区挑衅和哗变逃走的经过，诚恳地表示愿与他们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邓宝珊将军本人是国民党人中的爱国将领。不出所料，王震受到了热情接待。王震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也更加感觉到党中央、毛泽东对359旅的高度信赖。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就此掀起了又一波反共高潮。1941年10月，驻绥远伊克昭盟地区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三边分区进逼。
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坐落在长城线上的靖边、安边、定边(陕西)和盐池(宁夏)，历来为边塞要地，内战时期就是陕北红军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为对付何文鼎部，毛泽东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由王任司令员，贺为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王震即率717团等各部迅速到达后，于11月6日开始布阵，占据了有利地形。由于此前与邓宝珊建立了友好关系，争取到了驻安边的邓宝珊新编十一旅中立。在摆好严阵以待的架势以后，王震指示部队立即大力开展攻心战。这种多管齐下的措施，使得顽军知趣地自动退兵了。
359旅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说，没有打就是大胜利，把它们吓跑就行了。毛泽东还特别表扬了王震采取的攻心战和主动出击的精神。他说：一个指挥员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根据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采取出奇制胜的决策。
1942年初，毛泽东特意在八路军大礼堂接见了359旅717团的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说：“你们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你们到了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了南边南边就安全，这次你们又到了北边，北边也安全了。总之，不管你们走到哪里，都没有辜负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重托。希望你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保卫和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再立新功。”
毛泽东盛赞359旅南泥湾屯垦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经济落后，地瘠民贫。抗战初期，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边区脱产人员不断增加。而这时，边区财政来源主要靠外援。因此毛泽东在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
1941年到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侵占陕甘宁边区5座县城6个区43个乡，边区范围缩小;又在边区周围构筑五道封锁线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边区同外界一切联系被切断，外援完全断绝。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生产的热潮。这场大生产运动，对于边区增强物质力量，支持长期抗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历严酷考验而屹立不倒，始终坚持抗战，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势力，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块抗战基石“磨”而不“裂”。
早在359旅进驻边区之初，毛泽东就对王震说过：“陕北是个穷地方，养不起很多军队，只能放一些精兵强将在这里，你们一定要在经济上做到‘自力更生’”。1941年2月底王震从绥德到延安后，毛泽东很快接见了他并对他说：皖南事变后，急需加强延安和边区南线的防卫力量。调你们359旅到南泥湾是守卫延安南大门。你们不但要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还要通过开荒生产，尽快做到生产自给，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1年3月12日，王震亲自率领旅直、718团、第四支队、特务团开进南泥湾(717团已在1940年底到达，719团于1942年8月也开进南泥湾)。
1941年5月，南泥湾垦荒初现生机。最早选定南泥湾为屯垦地的朱德，专程前来看望指战员们。他在谈到屯垦的伟大意义时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伟大号召。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有其更深远的意义。我们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毛主席说：敌人要封锁我们，我们对敌人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人民的军队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
359旅的指战员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从1941年1月至1944年11月，克服了种种困难，开荒种地，把一个遍布荆棘的荒山深林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359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全部吃饭、穿衣问题，还节约了大量的经费，上交了公粮。同时，还大力发展了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做到经济和财政全部自给，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支援了抗日前线。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这支部队是怎样为“保卫和建设边区再立新功”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高度赞扬了359旅。他说：“他们不仅起了保卫边区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解决大数量的财政供给与帮助发展边区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大生产运动对于建设人民军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可以改善官兵关系。当他了解到359旅各级干部都能够以身作则参加生产劳动时，很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特别注意到了718团的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深情地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背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他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在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了22位生产英雄，其中359旅的团以上干部就占4名，而王震名列第一;受奖单位3个，359旅也是名列第一。西北局赠送359旅的锦旗誉称为“发展经济的先锋”。359旅以屯垦南泥湾的优异成绩，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
1943年秋，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等来到南泥湾视察。他们进入南泥湾地区后，不时停下车来察看田里的庄稼，向田边地头的同志们了解情况。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用了三个小时，直到中午时分才抵达718团驻地马坊村。
毛泽东对一路所见所闻非常满意，心情十分高兴。下车后就和指战员们谈笑风生。当请毛泽东等人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打趣道：“刚刚来到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喽!”当看到酒坊的大缸酒并闻到扑鼻的酒香时，就以玩笑的口吻地称，酒量大的同志“这下可以下去好好洗个澡了。”当看到大得出奇的洋芋时，便幽默地说：“嗬!这洋芋蛋真顽固啊!”把大家都逗乐了。当359旅副政委王恩茂汇报说大家的伙食都很不错的时候，毛泽东问道：“有没有发生柳拐病?(一种延安地区常见的关节病)”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一个也没有。”于是毛泽东很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话音刚落，引来笑声一片。
毛泽东在南泥湾地区停留了五天多。在参观和听取了部队同志汇报时，多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你们把满山遍野梢林荆棘、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地区，变成了陕北的江南。王震同志领导的359旅，是执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谢你们为党创造出怎样建军、养兵的新办法。现在我们能这样说了：我党我军可以抗战到底，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了!
毛泽东还说：三年前委员长下命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不让一颗粮食、一根线、一粒子弹运进边区。甚至连许多国际友人支援我们的药品也封锁起来，使我们在抗日战场上负伤的伤员没有药物治疗，妄想以此困死我们，饿死我们。现在看，委员长所说的话又要不算数了。
毛泽东指出：困难是个怪物，前几年厉害得不得了，你们不怕它，披荆斩棘，努力生产，只经过三年，就彻底把它战胜了。
当彭德怀插话说要把359旅的经验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去，毛泽东立即表示赞成，说：彭总的意见很重要，“自己动手，自给自足”的生产经验，王震同志领导的359旅通过实践已经总结出来了。回去后，我们党中央要很好地研究，要把359旅的经验推广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去。现在，我代表党中央祝贺359旅全体同志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为359旅两支南下部队送行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中国战区成为了第二次大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3年11月,美国、英国和中国参加的开罗会议和随后的美国、英国和苏联参加的德黑兰会议，都肯定了中国的贡献。同时，英、美、苏也对中国，特别是对拥有全国资源(包括外援)、指挥国家正规军的国民党寄予了厚望。美国由于正在进行对日战争，特别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拖住侵华日军。
然而，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战役，在参战人数上五倍于日军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使得美、英、苏、特别是美国大失所望。为了尽快打败日本，美、英、苏于1945年2月召开了雅尔塔会议，达成秘密协议：美英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豫湘桂战役使国民党的严重腐败暴露无遗。
1944年7月19日，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作战中大溃败。国民党政府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的腐败达到极点，酝酿着极大的危机。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许多敌伪军夺回许多土地。我党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危机。但我党的困难仍是很多的，决不可粗心大意。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又指出，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豫湘桂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在接下来的10月3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为了把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国土再夺回来，扩大解放区，早日打败日本，党中央在1944年7月计划派遣一批干部南下开展工作。但南下之路情况复杂，需要一支过得硬的部队护送。毛泽东又首先想到了359旅。1944年7月下旬，毛泽东找王震谈话。毛泽东告诉王震：“因为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想从你们359旅抽一名团长带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南下。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先跟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王震回去和几位团长商量后，决定自己率部队护送。毛泽东回答：“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再谈。”刚刚过了一天，毛泽东又找王震谈话。显然，关于南下问题，党中央已经作出了新的部署。
毛泽东首先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阐述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毛泽东说：我们要抓紧时机，到日本军队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接着毛泽东把对359旅的重新安排通知了王震，新的安排不是只抽一个营护送南下干部，而是安排整个359旅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他要王震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第一梯队与广东的东江纵队汇合后，第二梯队再出发。
毛泽东还着重分析了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提醒王震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能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将极其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他指出：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的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
194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359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问题，决定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1月1日，南下第一支队在延安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亲临讲话和送行。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全体指战员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9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检阅了出发前的南下第一支队。王震率队出发后，一路按预定计划开进并不断取得战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形势正如毛泽东事先分析的那样，果然起了重大变化。南下支队受到了国民党部队的严重围追堵截，未能与东江纵队会合而被迫北返。北返路上遇到了国民党部队的重重阻击。为了帮助359旅安全回到延安，1946年夏，毛泽东曾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给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写了九封信,指示接应王震。习仲勋后来回忆道：“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于6月底顺利突破国民党30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一个多月写了九封信。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况，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游击根据地，甚至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
任弼时曾对回到延安的南下第一支队的同志们说：“在你们没有过渭河以前，党中央有两天没有收到你们的电报，中央为你们的安全着急。毛主席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手里拿着蜡烛在地图上查找你们的行军路线。两天以后，接到你们的电报，才知道你们胜利地渡过了渭河，并且与中央派去接应你们的兄弟部队会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听到这些消息，很放心，很高兴。”
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了359旅南征将士，高度评价了这次南征。他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的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你们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也可以说是从战争这所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优秀的大学生。”
当南下第一支队在南方鏖战之时，1945年6月，以359旅留守陕北建制为基础的南下第二支队成立。支队组成后，毛泽东和支队司令员刘转连等同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首先表扬了359旅，说：“你们在南泥湾搞得很好嘛!做到了丰衣足食。”毛泽东在听完刘转连汇报部队士气高涨准备大反攻的的情况后，频频点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咛说;“这次南下，你们要经过好几个省，有的是我们的根据地，有的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和封锁线，还有的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他们还会打你们嘛，蒋介石还要下山抢桃子嘛!你们一路上要逢山翻山，遇水要过河，这就要依靠群众，有了群众就有办法了!”
南下二支队的指战员们都热切希望在出征前能够见到毛泽东。有一位359旅的营教导员，利用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听毛泽东作报告的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了大家的希望。毛泽东说：“你们359旅是一支英雄的部队，现在马上要去前线了，我们中央的同志都要来送送你们。”1944年6月9日上午，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机场为南下二支队送行。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来为你们送行。去年我们在这里送走了一批，今年又送走一批，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们任务比较艰巨，环境比较艰苦，等于又要走一次长征。蒋介石看到桃子快要熟了，他是要下山抢的。日蒋勾结在一起反对我们，所以困难很大。毛泽东还极有风趣地说：“你们经过的路线有五大饭店(指五个抗日根据地)。请同志们给我带个口信，说延安有个姓毛的，叫毛泽东，向老百姓问好!”
毛泽东在讲话中历数了359旅回师延安后创下的佳绩。他说，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你们359旅却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你们挤走了何绍南，赶跑了胡宗南，吓得国民党顽固派不敢进犯边区;在南泥湾大生产中，你们又创造了盘古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奇迹，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死饿死我们的阴谋。毛泽东最后鼓励说：你们到了那里，就要象“母鸡”一样，孵出千万只小鸡来，这样，革命的力量就会更加蓬勃壮大起来。
6月11日，359旅南下二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当部队进入晋东南的阳城地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部队继续南进到河南洛阳、新安一带。由于形势变化，9月中旬奉命向东北进军，此后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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