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曾被尊为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当时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而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中，其大部分时间是破坏抗战胜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则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原则，领导全国军民，统过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故毛泽东是真正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的抗战，则对于抗日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本来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怀着阴暗的心理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这股反动思潮一直延续到今天，形成亲美、褒蒋、贬共逆流，成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股噪音。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以下我对此二人作一历史性比较。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所谓最高统帅，实质是个领导权问题。自“九一八”日本侵华至“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间，在中国客观存在着贯穿始终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两条抗战路线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谁实行了前者，谁就掌握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权，谁就是真正的最高统帅;反之，谁实行后者，其尽管名义上是最高统帅，而实质上则是冒牌货，是坏统帅。
基本前提确立之后，中国人民从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身上，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1)“九一八”前后至“华北事变”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路线。自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和屠杀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1928年12月，他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和剥削工农劳苦大众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政的反动政权。“九一八”事变前，他亲自领导和指挥连续三次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九一八”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他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而继续他的反革命剿共战争;同时，他还命令张学良替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到西北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将东北三省恭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继而，他又破坏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调19路军去福建剿共，而签定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再而，他扼杀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镇压了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时，他亲自指挥，加紧对战略转移(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围追阻截。1935年，他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指示宋哲元适应日本“华北五省自治”的需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蒋的不抵抗路线和叛卖行径，致使“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毛泽东早在1915年针对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卖国的“二十一条”，他发出怒吼：“五月 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而树雄心，立壮志，勇于实践，探求真理;1916年，他与同学讨论时局，他预言：2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二十年后不幸被他所言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以他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伴随“华北事变”(主要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族危急加深，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时局的特点，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为了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曾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他特别强调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完满地解决了遵义会议(此会议当时只能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以来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因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光明前途，并指引了一条唯一正确前进的路线。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采取的方法，以点带面，抓西北带全国(即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首先建立统一战线)。
(2)1936年至“七七 ”事变前
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不影响国内时局的发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以牵制日本，由此，蒋介石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用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故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秘密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问题。虽然谈判之门打开了，但由于蒋介石毫无诚意，谈判未获结果。蒋介石仍不放弃“剿共”政策。其时，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区的红军外，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根据地。
为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毛泽东于1936年2月亲率以红一方面军组成的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东征红军迅速冲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红军的正义壮举，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固抵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并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鉴于这种严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回师陕北，并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这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20余万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根据这种严峻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首先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西征作战达到目的，不但给“围剿”敌军以沉重打击，而且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地方武装，筹集了大批资金。
此时蒋介石虽仍集聚重兵“剿共”，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深入华北，进逼蒙古的形势下，国民党同日帝的矛盾愈来愈发展，英美帝国主义和日帝的矛盾也日益增长;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亲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蒋虽未放弃同日谈判，这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蒋不再亲自参与谈判，并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因而日本侵略者未能从谈判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鉴于蒋介石向抗日方面有一点点进步，毛泽东亲自起草即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毛泽东还在九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多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就是逼着蒋介石跟随我们抗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关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也要随之变化：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共和国”，转变为瓦窑堡会议后的“人民共和国”，而今又转变为“民主共和国”。毛泽东为了作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皱韬奋、陶行知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已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由于蒋介石的本性使然，此人极不讲信义，而且极其阴险狠毒。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就是要“灭共”。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若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不失为“上策”。他还要孤注一掷。当“两广事变”解决后，蒋认为又可腾出手来集中“剿共”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此时又调至西北进攻红军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最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因蒋大举进攻西北，使周无法前往，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沪与南京方面代表陈立夫谈判。陈根据蒋指示，态度极度恶劣。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12月初当陈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才又派人到沪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此时毛泽东认为逼蒋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对此，毛泽东于1936年12月1日同朱德、周恩来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可蒋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围剿”红军。12月4日，蒋带着这批指挥“剿共”的高级将领及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张、杨无法接受或“剿共”或调离的最后通牒，而痛苦流涕向蒋“苦谏”，反又遭蒋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绝境，加之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和毛泽东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政策是及时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口头”承诺，但因其惯耍两面派，不讲信义的本性所决定;他一回到南京，即扣留张学良，向西安进兵，使时局出现曲折。
毛泽东已经预见到此种变化，随之作了周密部署。首先，向党内指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目前，我们仍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帮助与团结。这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其次，为准备南京进攻西安，他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任，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紧急动员，防御进攻，红军紧密配合;再次，为逼蒋实施“允诺”，实现和平，经毛泽东与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发表后得到全国民众热烈响应，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使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通过决议，虽仍有反共的语言，但所提谈判条件已实际与我党的接近。这表明以蒋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我党倡导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其四，为促国民党政策进一步转变，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由于蒋还缺乏足够的诚意，使谈判一时难以取得结果;其五，为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为和平而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为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而积极做工作;其六，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由于，毛泽东和我党的积极努力，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我党领导的“联蒋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这就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首先，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他强调指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进行民主改革。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他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即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主要集中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两条路线问题;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问题;两个战场和两个结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全国爱国军民奋起抗战。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它的态度。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和平幻想，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蒋在庐山谈话将中共代表排除在外，他对周恩来转交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态度冷淡，搁置一边，而另提一套中共中央根本不能接受的所谓方案。其实质，他仍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毛泽东、朱德“出洋”到苏联，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致使庐山谈判未获结果。到平津被日占领，上海形势日趋紧张，蒋才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4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等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对改编红军，设立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项达成协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即派周恩来等再次上庐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反反复复，我党的不懈努力，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蒋介石被迫于9月中旬同意谈判达成协议。中共代表坚持宣言中所提的基本政治主张，对某些用词的修改，也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历经八年抗战直至胜利，中间多少险恶复杂紧张局势，尤以1940年前后日帝主要军事进攻矛头对准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皆因毛泽东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剖析时局，始终抓住中日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放，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为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破裂，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及斗争原则和方法;并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保证。
——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
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此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蒋记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
这个时期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着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样就会失败。两条路线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同争取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策划和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引导八路军实现从国内正轨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终因蒋介石的本性所决定，他总是把“限共”和不给予人民民主、改善民生放在心上的重要位置，故在国民党战场，只能是片面抗战，其结果也只能是大溃败。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开始对抗战犹豫不决，后当日占平津，威逼上海，此时蒋才匆忙决定抵抗，并邀中共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而此刻蒋对战略方针的考虑：一他认为国民党有200多万军队的强大力量，只要他一宣布抗战，很快就会胜利，即有“速胜论”的轻敌思想;二认为只要依靠政府和军队就可以取得抗战胜利;三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对正面进攻之敌实行消极的阵地防御，等到不能保守阵地时，则节节退却，很少使用较大兵力对敌实行运动战，因而不能主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有爱国热忱，并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以至陷入被动局面，节节败退。
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提出有个发展过程。早在瓦窑堡会议他所作的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中，就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术的速决战。“七七”事变后，他不断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在8月初，他和张闻天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主要指战略防御阶段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同时还强调，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主要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当然，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得不听，但决不会认真听。
毛泽东对红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极正确的规定。他在1937年8月1日致周恩来电中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同一天，他又致电周、朱转彭、任，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极其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特别由于前方高级将领习惯于内战时期打运动战，而对现今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和艰苦的持久战很不理解，很不适应;提出以运动战为主，“独当一面”作战。故他一再强调“只宜作側面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不宜作正面战”，不宜独当一面作战;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许多不正常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的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为了统一思想，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及红军的作战原则。“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作战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但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毛泽东为指挥华北作战，经过周密谋划，下了五着高棋。
首先，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考虑：其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其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盘。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日军攻陷平津后大举进攻山西，严重威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山西落入蒋氏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姿态，想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以抗衡日蒋。阎不仅同我党我军建立了联系，还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其三，当时蒋介石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前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到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这样，毛泽东把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不测。
其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象下棋，开始的布局如何，对以后情势发展至关重要。毛泽东总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部署。他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当八路军开赴山西，华北局势发生变化，日军发动强大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线西进，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并于9月3日占领大同;在东路，沿正太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再按原设想行动，一旦出现此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内，这将十分不利。毛泽东洞察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及时改变原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后又将一一五师一部部署在晋西南。这样，就以山西四个角为中心交界的山地发展成我党我军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我军作战区域的部署，既避免被日军包围，处于危险境地;又密切关注和警惕蒋介石借调动军队，使我被分割包围，以实施其假日军之手消灭或到将来时机成熟，乘机消灭我军的阴谋。这对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再次，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时刻关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难以转变;还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不少人十分兴奋，受“速胜论”影响，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大仗。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出现了不赞成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毛泽东同志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毛泽东于1937年9月21日致电彭德怀：“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对关键性的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仅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反复说服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側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集中打仗而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指出：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要负严重的责任。”
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必须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极端重要问题。这实质是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运用、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毛泽东指出，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他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是游击战争的后方。”经毛泽东反复的教育和耐心解释，使许多干部加深对指导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的认识。
第四，毛泽东根据实情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一重大决策一旦作出，他是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的，不会因为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视革命实践的发展，研究变化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便能更好地指导战争实践，一步一步将抗日战争引向胜利。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集中兵力发动了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而不因为暂时集中兵力取得胜利就轻易改变从全局上唯一正确的八路军在側面和敌后实行独立自主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但他又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来的方针。经过十个月的反复实践和认识，到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时，他就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而在具体表述上更加严密和完备。从而使全军指战员更能灵活机动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
第五，毛泽东在领导华北抗战时，不单是从八路军局部考虑，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日全局来思考和指挥抗战。当1937年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后，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側翼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为了协助友军(国民党军队)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10月5日致电周恩来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将但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側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我129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见《毛泽东文集》2-P33-35)这是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可惜阎并未完全照此方案去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120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截断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115师夺回平型关，收复涞源、定县等7座县城，切断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129师陈锡联团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由于八路军各部的行动，使日军依赖机械化部队的后方供给线陷入困境，对正面防守的友军是有力的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10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正确对待这支友军于10月4日致电朱彭任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物资给养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毛泽东传》P474-475)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129师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将南下日军挡住了21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配合作战最成功的一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正确的领导，来源于自觉地按照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办事，能有预见。毛泽东曾生动地谈道：“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这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P200-201)抗战爆发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写的《论持久战》。持久战——是中国人民(包括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及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总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抗战已整整进行了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个以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直到现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军事评论家近藤邦康评论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它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哲学著作。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和过程。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P131)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践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传》P495)
——两个战场两个结果。
两个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两个结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失陷，华北失陷，上海太原失陷，南京失陷，徐州失陷，武汉广州失陷;整个平汉、粤汉线以东半壁江山沦落日寇之手。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大胜利：以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10月又新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在我党领导下，从山地，到平原，到港河湖汊到处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到处形成了歼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什么?通过前面的分析，答案已十分明确。在正面战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国民党当局，实行一条镇压人民，不给予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使然。在敌后战场，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实行一条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使然。
(4)从1938年11月(武汉广州失陷后)到1943年战略相持阶段
蒋介石这个所谓领导抗日的“最高统帅”转变了方向和路线。在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当局和军队由前一阶段的比较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群众，在这个阶段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实行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且实行一系列正确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策略，渡过了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面临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 ，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其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加紧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1938年12月，汪精卫亲日派集团公开投降卖国当汉奸;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统过以反共为主的方针。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先后制造反共摩擦事件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突出的有：“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惨案”等等。
在刚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骤，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基本上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此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战胜了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克服了极端严重痛苦的困难，迎来了胜利的新局面。
面对蒋介石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正确地 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复杂形势。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国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同时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罪行。根据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我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国共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便通过斗争，求得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为我党我军规定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我们只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这种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的新形势，决定：115师主力挺进山东，120师主力进入冀中，129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军民结合，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还作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各中央局、各根据地都认真落实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并取得了很大胜利。
为粉碎日寇进攻和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不含山东)，自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共投入105个团，对华北敌军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对驳斥反共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诬蔑，锻炼人民军队，提高八路军的威望，对遏制当时妥协投降暗流起了积极作用。但它违背了毛泽东党中央为我党我军制定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过早的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也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此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增调兵力来华北，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致使我党我军在1941年、1942年进入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
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蒋指示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的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并占我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5个县城。1939年12月初，阎锡山也乘机制造了晋西“十二 月事变”。
毛泽东为首中共中央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但因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此后即根据“自卫”原则，坚决打退了顽敌进攻。
国民党顽固派对华北八路军的进攻被打退后，又将反共摩擦的重点逐渐转向华中。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党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他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他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且提出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
皖南事变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怒，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 、民主党派和全国军民的极大支持和同情。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许多对它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政策策略掌握得当，极大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左”的倾向发展起来。另外，不敢同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党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具有决定意义。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系统的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反磨擦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二者的辨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党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积极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靠和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的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势力派这三部分人。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动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力争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的孤立了极少数的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接连发表演说，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们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滥调;宣扬“承认三民主义”，“收起共产主义”;还有人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在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缺乏统一的理解，因而对于抗日战争同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认识。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了当时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重要著作。
毛泽东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为什麽这两个革命阶段能够有机地连接起来呢?这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毛泽东还就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和蓝图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途径的问题，等等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有利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他精辟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这些著作使党和人民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利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苏德战争在6月22日突然爆发，出人意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毛泽东即为中共中央起草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次来分界限”，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12月8日，日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引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缓和。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如上所述，到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所做所思考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巩固和建设解放区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其中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迎来胜利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毛泽东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科学工作方法和优良工作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蒋介石在英美参战后，认为达到了他多年企求的依靠国际力量来解决中国战局的目的，从此边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身上。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的一些战役性进攻作战，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国民党军有的取得一定的战果，有的由于指挥不当、消极避战而遭到很大损失。1942年初国民党军还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在这些战役中英勇作战，抑制日军进攻，坚持抗战，对敌后战场和盟军战场都起过一定的战略配合作用。但是，蒋介石这一时期对于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蒋利用偏安西南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加依仗权势大发国难财。一时在大后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大大滋长了贪污渎职、苟且偷安的腐败风气。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接受日本的“招抚”，相继投敌。从1941年到1943年8月，投降日本和汪伪政权去的人数相当惊人，计有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占当时伪军总数的62%)。在这期间，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时掀起的猖狂反共活动虽由于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对而逐渐有所收敛，国共两党关系趋向缓和，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投降日军的伪军同日本侵略军相配合，共同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敌后地区形成日、伪、顽军三方夹击我人民军队的严重局面。在国统区，国民党特务机关加紧搜捕和迫害共产党人，使共产党在大后方的组织巩固和工作发展都遇到许多新困难。
综上所述，在长达五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这个名义上的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从客观上看，他最终还没有公开降日当汉奸，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际上，他心目中总是把反共灭共放在第一位，他亲自指挥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第三次因我党造成强大舆论压力，使之胎死腹中)。他这五年多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更进一步证明：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统帅、真统帅，而是一个坏统帅、冒牌货。相反，毛泽东用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更加证明：他是领导中国抗战胜利的最高统帅，也是最好统帅。
(5)从1944年到1945年8月战略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转变为局部的反攻。
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入侵南洋的孤军，消除美国远程轰炸机的威胁，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从4月起，日军以5个军16个师团和若干旅团共40余万兵力，向国民党战场发动豫湘桂战役。相对减轻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我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造成了有利条件。
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未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可能条件下，攻击敌占沦陷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使沦陷区变成根据地。
在敌后军民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国民党军抵挡不住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的进攻，除在少数战役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1944年4、5月间，向河南进攻的日军占领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并占领了洛阳。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倒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
鉴于在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中河南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在中共中央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1。1万余次，歼灭日伪军约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据点2500多个，光复大片国土，解放人口1700多万。这和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经过上年底的军事整训后，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此时，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不断扩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在战略上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作用，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其一套反动政策。其统治更加腐败，并陷于严重的危机。他们一方面对日军采取避战观战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三国;另一方面，力图加紧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内战，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腐败，导致他的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日军向豫湘桂进攻后，国民党在1944年4月至11月的8个月中，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总计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国民党政府军在豫、湘、桂地区的大溃败，是完全不应有的，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恶果。请问：象这样的“最高统帅”能够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吗?!
相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的主张，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实行国内的民主改革，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了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他们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评论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各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鉴于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曾表示国共关系问题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此后，即派出林伯渠先后在西安、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由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问题上一再作梗，致使这次国共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1944年秋，在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战役大溃退后，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中，国民党当局被迫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鉴于国民党陷于统治危机，毛泽东认为，提出改组国民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即电示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并激起在国统区掀起广泛的民主运动。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遇到新的外国干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太地区抗击日本，援助中国抗战。但美国当局的真实目的，是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故当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美国)将军与蒋介石之间，因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态度问题，而日益激化的矛盾的解决上，美国当局则毫不犹豫地支持蒋介石而撤换坚持正义的史迪威。1944年9月，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中国。10月，赫在重庆多次与我党代表董比武林伯渠交谈，表示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此时，毛泽东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既愿意同美国友好和在美国调处下与国民党谈判，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蒋介石推行反动政策。对赫氏来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很重视。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同他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带来了经蒋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此文件，实质是保持已经为人民厌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毛泽东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改组哪个军队。毛泽东还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中国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草案)》。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字作证。赫在签字前还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一协定，认为这些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企图施压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在接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严正指出，中共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由于赫的支持，蒋更加顽固地拒绝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拒绝实行国内民主改革。此后，赫又给蒋出谋划策，向周恩来提出“新建议”。其实质，由蒋委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来整编中共军队。周当即予以拒绝，并指斥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露骨表现。总之，赫尔利使华6个月(1945年2月回国述职)，完全充当了“扶蒋反共”政策的后台老板。对此，中共党的七大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的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7月，毛泽东在《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中，又尖锐地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他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防碍抗日战争，在将来，防碍世界和平。”
毛泽东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是在德、意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举行的。大会的中心任务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准备。七大的召开，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大量论文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过总结。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并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清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加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所有这一切，都为召开七大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有利于彻底破除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口头政治报告、关于讨论政治问题的结论和选举问题的讲话。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作了报告和讲话。这些报告和讲话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就是七大的任务;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决定：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大会充满民主团结和胜利的气氛。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看到他们对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大会在热烈的团结、胜利的气氛中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民主革命事情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它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取得彻底战胜德、意法西斯的伟大胜利。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三国首脑背着中国签署关于对日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三项条件是：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于1904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实质都是原沙俄和日帝侵占中国之领土和主权)，即库页岛南部和临近一切岛屿交换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州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须交于苏联。此协定是会议结束4个月后，由美国正式将协定的内容告诉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无论就其内容还是签署的方式来看，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当时，在中国战场上，蒋介石长期坐在峨眉山上观虎斗(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自战略相持阶段以来长期抗击着60%左右的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远离抗日前线，更未作充分的反攻准备。与此相反，从1945年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导方针，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我军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点线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逐步取得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两地共死伤数十万居民。美国的原子弹，震动了日本朝野，对日本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极度地损伤了日本人民的利益。8月8日，苏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
中国解放区军民进入对日全面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全面反攻的指示;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分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向日、伪发出通牒，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向东北进军。侵华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8年，国民党从华北、华中退到西南、西北，丧失国土279万平方公里。但长期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解放区军民(抗击着大部日军和绝大多数伪军)举行全面反攻、收复失地、逼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时，蒋介石为抢夺和独霸抗战胜利果实，于8月11日，竟然命令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而且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错误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在对日见实行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但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阻挠，人民军队未能解放被自己包围的中心城市和一部分交通要道。
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公开签字投降，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动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大部陆军和大量空军，既钳制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压力，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军力、经济力都不如敌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武装侵略的经验，为被压迫民族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创立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抗日战争的历史还进一步证明：
——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是由于近百年间的帝国主义压迫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造成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而集中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力量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找到了自己的最好领袖毛泽东同志;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找到了自己的最好统帅毛泽东同志。正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不但在解放区得到了贯彻实施，而且在全国亦发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明确提出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向敌后发展，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年中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积聚和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兵力(自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即抗击着 60%以上的日军、95%以上的伪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为赢得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中华民族的创举。它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论：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地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高统帅;而蒋介石则是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其实质则是坏统帅、极不称职的统帅。任何“褒蒋贬共”“褒蒋损毛”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崇高地位和形象，同他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一样，与日月同辉。
2005年10月3日于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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