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渠大屠杀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敌寇在冀鲁豫九分区的“扫荡”中,向我濮阳、滑县地区合围,我被围民兵突围而去,敌将被围群众压缩在前后小渠,敌强迫群众集合讲话,六百多老百姓全跪在场里,敌先用刺刀、砍刀屠杀了一部分,将尸首扔在村北水井中,最后把未死者用柴火围起,放火焚烧,平民尽遭毒手。
敌向北进至外路砦,将村庄包围,滑县五区民兵与之对抗,毙敌十六名,经五小时,民兵三十余名战死。敌进村后放火烧房,屠杀和平居民一百三十余人。二十日,敌骑兵又一度回到上堤沙区,在井店、千口、聂固一带,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在晋西北的暴行: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晋西北临县的三交敌人,杀死坪头村和平居民一百余人。同年冬季,敌对三、八分区的“扫荡”中,将翟家庄二十几个男女,拉到一个土窑里,刺死以后,每人身上还压了一块大石头。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贺家湾(临县南)老弱妇孺躲在洞中避难者二百余人,被敌人用棉花掺上煤油,放了辣椒末,在洞口点着,全皆熏死。二月十日晨,敌到宁静区(宁武、静乐)的磨管峪大肆烧杀,将杨孩儿婆姨的手上的娃娃(三岁)夺去丢人沸水锅中,父亲去救,也被推人,结果子死父伤。王贵家的半岁孩儿被摔死,杨二仁(抱该孩儿的)被刺伤。五十余岁的赵雪被砍头。在黑土塔搜寻山洞,斧劈六三老人,强奸孙贵德婆姨不遂,将她脸上肉割走一块。在任家村枪杀二妇女。二月十二日,包围双路村,杀平民十余。在杜家村,火烧煤窑口,企图熏死在内的八百多老弱妇孺,未成功。
戈山厂惨案:
一九四五年我光复旧水后,敌老羞成怒,于二月五日拂晓以三百多鬼子附炮五门,重机枪二,轻机枪百挺,进攻戈山厂(在山东邹县),居民奋起抗击,敌人从晓至午,屡攻不逞。午后一时,始冲进围子,开始疯狂屠杀,所有牲畜、家具、房屋全烧毁,未及逃出的老弱妇孺,被集中在三个场上,轮番的射死。谭凤发一家五口,烧死在一间房子里。李凡瑞被敌人剖腹而死,三个小孩被扔到火里去,另一小孩被劈成两段,田付成和他四岁孩子一起被烧死。凡未逃出的,无一幸免。
敌寇对太行、太岳区的烧杀部分统计:
(一) 一九四零年“百团大战”后,敌报复“扫荡”中的破坏:
太行八个县不完全统计:
惨杀平民1782人,伤135人,烧房62765间,窑洞4676孔,抢走及毁坏粮食32000余石,抢及杀耕畜1372头,猪羊2073只,毁农具40000件。
太岳区五个县统计:
惨杀平民4381人,伤258人,烧房165500间,窑洞3310孔,抢毁粮食166800余石,抢杀牲畜2800余头,猪羊鸡9100余只,毁农具车辆15600余件。
(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月等三次“扫荡”中,太行区的损失:
惨杀平民4541人,伤848人,烧房32760间,抢杀牲畜5658头,猪羊12000余只,抢毁平民粮食80000余石,毁农具30000余件。
(三)此外,就个别县份举例,如太行黎城县,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被毁房间45000余间,抢毁平民粮食35000余石,抢掠牲畜800余头,毁农具约值100万元(按当时物价计算),黎城县平均每人在四年中损失六百元(亦按当时物价)。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敌寇一万四千余,发动对晋东南太行区的“扫荡”,反复搜山,逢人便杀。辽县桐峪街市上被杀老弱妇孺即达八十余人,后庄、王家峪村民全遭惨杀,武(乡)东县石门村,一百余居民皆杀死,只逃脱了一匹牲口。敌以蜡烛油浇在被俘民众的头上,点火烧死。当时石门村长被捕去,随走随割,真正到了体无完肤,倒毙路旁。武东二区拴马村捉住一个留有长发的居民,敌人用绳索拴住他的头发吊在树上,扭动他使之旋转,最后头发一根根拔断,倒地而死。在交口地方,敌人将刺刀刺人小孩腹中,高举绕场而行,看两只小手挣扎而死。又武东二区滨庄一个窑内,被敌熏死十九人,洪水附近一窑洞内被烧死五十多人。武乡大有镇被杀四十六人,其中一人被剥了皮。潞城县有三个小贩,被洋狗活活咬死,据说这是“军犬教育”。损失最重的武(乡)东县,被屠杀者数千人。
——摘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二、对我根据地之经济破坏
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破坏,穷凶极恶,除在大“扫荡”中企图摧毁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使我全体根据地军民冻饿而死外,还有许多破坏方法。兹列举其较大者如下:
制造灾荒:
美记者拍河南大饥荒 饥民啃树皮
日本法西斯有计划制造灾荒,已非一次。远者如一九三九年河北平原的大水灾,乃由于敌人掘破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沙河等河的堤防,造成空前水灾。以时间论,此次水灾自七月起至十月中,绵延四个多月;以地域论,冀中区(共三十九县)被灾者达三十余县,被灾面积153 852顷,被灾村庄6 725个;冀南区被灾亦达三十余县,被冲三千余村,被灾面积55 096顷。以人口计,冀中灾民达1 912 800人;冀南区直接间接被灾难民2 500 000人以上,入春陷于饥饿者尚有250 000人。难民被迫以麦苗、棉花子、糠、野草充饥。生命财产之损失无法统计。该地政府与军队实行赈济,着手治河挖渠,调济粮食,发动移民,以工代赈,渡过了严重灾荒。以上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述。
又如一九四四年之河南大蝗灾。在我根据地,经全体军民抢救突击,太行区达到了肃清蝗虫。河南林县以北地区未收复时,敌人不叫人民打蝗,使河南三十几县田禾受严重损失,济源、孟县、沁阳、温县这些地区及平汉路两侧,一片荒芜,赤地千里,高达六尺的黄蒿,从田野长到村中,人民草根树皮吃尽,弄得互吃人肉。太行区自三月至六月,努力剿蝗,刚大功告成,宣告肃清,八月中旬,敌人又驱来大批飞蝗,情形严重,超过今夏,广及十余县,少则一股,多则三股,每股占面积十至七八十方里不等。经我军民全体动员剿除,始将该蝗消灭。
破坏生产:
凡春耕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春耕,名日“春耕扫荡”:凡秋收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秋收并抢粮,名日“抢粮扫荡”。这是一贯如此的。自一九四三年敌对晋察冀“毁灭扫荡”后,手段更为毒辣,着重在抢掠耕牛、破坏农具,使人民无法从事生产。“扫荡”以后,许多村庄耕牛、农具,种籽被抢光,若不是政府救济,势须(必)坐以待毙。一九四四年一月,敌寇计划在山东全省强征“收买”耕牛一百万头,掠夺机关为伪“山东牲畜运销合作社”。这一计划,虽被我军打破,然可看到敌人之毒辣。一九四四年春耕时,临沭敌人即四出抢牲口。又一九四四年五月间,晋西北五寨敌,派大批密探到根据地,企图抢走全部牲口,民兵提出“保卫耕牛”的口号,到处袭击敌人,夺回耕牛。其他对农具之破坏,更无法统计。
抢毁粮食:
敌之抢粮与我之护粮,是个严重的斗争。以晋察冀四分区为例,该分区为边区之粮食,产麦甚富,一九四四年,敌计划在该区抢麦三千五百二十吨,单行唐一县,就要抢1080吨。多半在半夜分路包围村庄,警戒派在村沿,沿家搜索。有时假意撤退,等村民都放心回来时,突然回头,找地洞挖粮窟。或以骑兵远袭,各村来回搜查,造成恐怖与混乱。这种抢粮,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且规模相当大,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太行区辽县敌于十七日于黄土川抢去粮五十石,牛三十五头,驴五头;十八日又在南梁铺一带抢去粮食二百七十多石,牛驴二十头;二十五日,和顺敌带驴子三百头到和顺西抢粮。一九四四年二月,绥远西部游击区,以载重汽车及骑兵大批抢粮,对在场未打,不及载走的禾谷,就付之一炬。冀中区也发生敌人烧毁大批已熟麦禾,未割即成灰烬。类此事实几乎在每县每区每村都有,不胜枚举。如太岳区晋城敌人,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月出发抢粮五次,一次比一次抢得多。第五次,到三潘河、瓮山一带,抢去一百四十余石。晋察冀四分区的贾木护麦战(一九四四年七月)中,上下庄的老乡,因麦子被敌抢去,无以为生,想跳井自杀,幸我军夺回粮食,如数交还老乡,才救了他。四分区群众,特别是麦主,敌人常将他抓去,勒令用麦子赎取。其他如河北平原地区,也通行此种绑票行为。如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冀中的任丘、高阳两县,扣押了当地人民一万七干人,当地居民缴了大批粮食,赎回了一万五千多,其余二干,没粮食去赎,就陷入了可悲的命运——送命。
抓捕壮丁:
日本法西斯强盗复活了奴隶制度,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大批抓丁,抓去以后,即作为奴隶,或当炮灰,或当苦力。抓丁计划,甚为庞大,一九四四年十月,山东区缴获了敌济南陆军联络部“战时重要紧急动员对策”之密令,得悉:敌企图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华北各地抓捕壮丁二十万,(山东十万,河北八万,其他二万),驱使壮丁至日本及伪满作工。现已由日本军、日本大使馆、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全体动员,并直接指示伪“新民会”、伪“华北劳工协会”开始进行。
山东隋形,如日照郯城等地,一九四四年一月已经第三期抓丁,在敌占区普遍登记,不登记不“配给”洋火;在解放区的边缘区,则于拂晓包围村庄,抓捕拉捆。有的就地编伪军,有的送往南京。山西敌抓丁,则用“急进建设团”名义,成立“干备队”,欺骗青年去“受训”。一到太原,就当了兵或当了苦力。伪山西省公署成立“征集委员会”。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青年,皆须登记,分批征调。另外,在冀南十三县也大批抓丁。华中如安徽无为民众,六十余人上街去“领盐”,全部被捉;铜陵伪大队长以派夫为名,捉去一千余人。其他办法,如太行区昔东冶头敌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新年乔装八路军,奔袭南百岩、小东峪,俘去平民五十余,押回凤居据点,要把他们活埋,幸被八路军解救。又有于集上突然围捕,于大路上乱抓,伪称“开会”,召集居民载上汽车开走,不一而足。抓走壮丁,一是补充伪军,一是送南洋充当“工兵”,一是送人矿场做苦役,也有被当肉靶做为训练新兵刺杀用的。被捕者有反抗,即杀头、剥皮或喂了洋狗。
——摘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三、对我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
奴化教育:
日本法西斯强盗,对我解放区教育最为仇视。华北敌人起初仿效亡韩故技,计划将十二岁至十五岁间的中小学生一万人,载回日本施以奴隶教育,再驱之回国,以便为虎作伥,因此,各地小孩常有失踪者,或被敌人捕捉者。对我根据地小学教员,大批屠杀,更属常事。在冀中区,敌人将学龄儿童集中在堡垒中,实行奴化教育,并常常测验他们,如儿童稍有抗日思想,即遭杀害。所用课本,是四书五经,“新民课本”。山东某据点日寇问一小学生:“你将来长大干什么?”答:“当八路军。”问:“当八路军干什么?”答:“打日本”。该敌大怒,即将学生及其家长全处死。北平伪报,有所谓征文的把戏,以极大悬赏金为铒,诱青年投稿,限定注明真实地址。敌伪在徽文中检查思想,据调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止,因征文被捕者已达七百名之多。
至于以后敌人对根据地的毁灭扫荡中,见人就杀,更不论是否小学生;见房就烧,不论是否小学校。这就更不必说了。
“治安强化运动”:
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向日伪人员训话
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中,进行思想战,无非也是残杀。最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北支派遣军政治工作队”到了冀中,开到旧城,向村民宣布:凡背不了“反共誓约”的人受罚,不实行的就活埋。在旧城活埋了一人,十一日到东留梁庄,“开会”进行欺骗宣传,活埋了二人。十二日到小庄,活埋了一人,九人被摔死。以后又到皇亲庄,大家都背出了“反共誓约”,敌人说,不行,也得活埋一个,叫大家一定“选举”一个。结果老村长挺身而出,代乡亲受死,乡亲中有人愿代他,敌人狞笑话(说): “不要客气,谁来都一样!”结果把村长活埋了。敌走后,村民将他挖出,已死了。这就是日寇的“思想战”。
摧残宗教:
山西五台(佛教圣地)被敌人占领后,大寺院如青岩寺、台麓寺、昭提寺、普济寺、益受寺等都成废墟,大小佛像,支离破碎,名贵遗物被劫一室。北山寺五丈长的金字塔,菩萨顶的金佛,八宝藏经和古金刚经等稀世珍藏,也在“中日佛教一体化”的名义下被劫走。僧人和尼姑遭到了凌辱和屠杀。冀中献县之敌,曾将张庄、云台等地的天主堂捣毁,捕捉神父、修女及学生数百人,掠夺了教堂财产,修女被强奸,并迫令她们嫁给汉奸。另一个村子的神父、被敌人枭首示众。太行区武乡上司村的教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也被敌捣毁,劫去财产,教徒被毒打。武乡南虹桥教堂被封闭,财物没收,教徒十八人被驱人旱井中活埋了。冀中献县的一个回教清真寺,遭敌人在该处杀猪的污辱,回民恨之入骨,冀中回民支队,杀敌最勇敢,也是这个缘故。以上只是一斑,类似罪行不胜枚举。
——摘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四、淫辱妇女、放毒传疫
日本法西斯匪徒对妇女的兽行,特别令人发指!他们对于中国妇女不仅仅是屠杀,似乎这还不足以发泄他们的兽欲,他们要用尽各种意想不到的办法,残酷的凌辱她们,以获得兽性的满足。这些兽行,除上面已经提到一些以外,在这里我们还要作更多的揭露。
敌人占领上寨的时候,曾经强奸妇女二百人,占全村妇女总数的十分之八。曾经有一个妇女,被四十三个野兽轮奸过。在焦烂沟,敌人奸死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九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亦难幸免。有二个妇女,为保持贞操,被野兽们刺死了。被强奸过的妇女,半数被传染了梅毒。
敌驻灵寿“清剿”时,强奸了河西的一个妇女,又用打气筒塞人阴户内打气,把肚子涨裂了。白石一个妇女,一日遇到二十个鬼子的队伍三群,每次都被轮奸。
惨被日军强暴和杀害的中国妇女
在牛城村,曾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妇被三个兽兵轮奸后,割去一个奶子,然后才死去,三个禽兽还将割去的奶子挑在刺刀尖上,一边跑一边狂笑狂喊:“大大的葡萄哇!大大的葡萄哇!”行唐西瓦仁村一个老乡说:他们村里有个七十一岁的老婆子,也被五个鬼子轮奸而死。
一九四一年秋末冬初,兽蹄踏进了平山,在冷泉村,四十个妇女被剥光了衣服来跳舞,野兽们在旁大乐一阵以后,用刺刀把她们一个一个从胸到腹开了膛。在北洋沟,敌兵百余轮奸了三十个妇女之后,其中有一部分也用同样的方法送了性命,另外的则被关在一个堆有木柴的窑洞内,点着的草把从洞外掷进去,她们被烧炙得扭成一团,最后仅剩下红的和白的颤动着的肉块,也黏结成堆。
去年“扫荡”太行时,涉县有妇女八人,被强奸后复遭杀害。姚门口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被几个敌人轮奸后,又刺了三刀,没有死,辗转呻吟于半山草丛中。偏城北区,野兽们将一孕妇的肚子剖开,用血淋淋的刺刀将胎儿挑出来。涉县江沟有一个带着乳儿的妇人,被敌人割去一个乳房,正要割第二个时,身边的孩子哭喊道:“不要割,我要吃的奶奶!”
去年五月间,敌人“扫荡”山东清河区,向广(饶)北进犯时,路上碰见个老汉,带着他十四岁的闺女,七个鬼子就将这个女孩强奸了,老汉上前拦阻,当场就被杀死了。栖(霞)东夏季“扫荡”时,三个村被强奸了五十五个妇女,其中一个十四岁的幼女曾被三个法西斯野兽轮奸,一个产后才七天的产妇也被轮奸。东齐一个妇女,敌人将她强奸后,又将萝卜插进阴户中,衣服剥得精光,四肢绑起来,挂在村外。牟平双格庄,有九岁至十二岁的女孩十二人被强奸了。
冀中“扫荡”时,敌曾将妇女多人绑在树上,用手榴弹塞人阴户内,然后在六丈来远的地方拉线,炸死她们。
去年“扫荡”晋察冀时,敌安达中将在狼牙山搜出五十名避难的妇女,将她们剥得精光,强逼着送水,送弹药,并于强奸后枪毙了。
晋西北去冬三、八分区“扫荡”中,在交城西三道川中庄,敌人搜出二十多个女人,用刺刀强迫她们脱光衣服,每人刺了四刺刀,然后推到一个土坑内,用石头砸烂。二道川有三个妇女被几十个敌人从山里搜出,轮奸后,把衣服脱得光光的,绑在树上,活活冻死了。
白草庄四个妇女,被轮奸后,用刺刀剖开肚子,把肠子拉出来,挂在树枝上。
野兽们的丑恶的罪行,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他强迫父亲奸淫自己亲生的女儿,哥哥玷污自己的妹妹,强迫儿子去淫辱自己的母亲,不从就立刻残杀,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兽行呵!
在灵寿南文城,敌人强迫公媳俩脱光衣服在街上碰。东金山二青年男女,被迫脱光衣服拉手游街,敌兵跟在后面,鼓掌欢笑。昔阳马场“留置场”被监禁的男女,每日下午四时被迫出外“游戏”,脱光衣服,围成一圈,拉几个老汉和媳妇闺女,进行“猫捉老鼠”,“瞎子找拐子”等“游戏”,野兽们围在外圈狂呼大笑。
日本法西斯匪徒将俘虏的妇女奸污后当作商品出卖。太行区武安去年夏季“扫荡”中,被敌掳去的妇女,强奸后,将姿色较好的留下,继续践踏,姿色中等的贱价出卖。平定的敌人曾将劫去的妇女,不分老少美丑,一律用麻袋装好,卖给伪军做老婆,并且出卖“彩票”,每张五元,凭号领“彩”。井陉敌人将掳得的妇女用苇席卷了出卖,有一伪军花了三百元买一个老婆,揭开苇席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母亲,两人抱头痛哭。
谁无妻子?谁无慈母?敌人的毁灭人性的行为,造成怎样悲惨的结果呵!
此外敌人对平民曾经施放毒气,传播鼠疫。这一项罪恶日寇比起希特勒更为毒辣,因为希特勒企图放毒,况且受到盟国的警告,而日寇对我却肆无忌惮呵! 敌人对我军施放毒气,已无数次。举其大者,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将军,即于一九三九年冀中的河间战斗中中毒,其余旅长、团长中毒者不计其数,如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桑梓桥战斗,敌放毒气,我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将军中毒。抗战以来,中毒官兵至少有三千六百人以上。最惨无人道者莫如对平民施放毒气,大批屠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冀中的驻蠡县、张登、大百尺敌人二百余,到城北十五六里的车里营、王辛庄、林堡、潘营等五村,将村包围,一部分老百姓被敌人赶至王辛庄一家院内,八十多壮丁在三个屋内,被敌人用窒息性瓦斯毒死,死者六十余人,余负伤。这是开始的一次。一九四二年冀中百坦村惨案,是最严重的一次放毒案件,已如前述。一九四二年敌“扫荡”晋东南太行区,撤退时,到处放毒药及毒瓦斯。涉县河南店一水井内,敌人放了毒药,喝了这水立即毙命。此外,还施放了糜烂性毒汁,中毒者全身红肿,接着糜烂。敌人还留下一些放毒了的纸烟、大米、罐头、军器、服装、鞋袜等物,涉县东崖底民众中毒者多人,后经化验证明为“芥子毒气”。吸了含毒纸烟的人,开始恶心,几天后呼吸困难,肺部水肿而死。某些村子居民,有因中毒而全家毙命的。太行区武乡县柳沟、东堡、桥南塔等十一村,中毒死的更多。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冀中河间肃宁间,我军伏击俘敌伪百五十人,敌于二十六日出动报复,正午突然包围我前后丰梁堡村,当时该村四面涨水,青壮年已跳水逃走,老弱妇孺未及逃走,敌进村,见一人杀一人,将不满周岁的婴儿,投入水中淹死。在后梁丰堡捕和平居民七十余,全赶进一间房内,随即锁门放毒气,将七十余人毒死后,又放火焚烧,半天中,杀人八十二,烧房三百余间,又决提九处。火延烧三日未息。
“扫荡”冀中的敌人,曾在油坊及韩口等地留下鼠疫及投下鼠疫菌,猪传染后,号呼不止而死,有猫八只吃了病鼠,全身发红斑后死亡。“扫荡”太行区时,敌人也曾在武乡等地放菌,冀南及冀鲁豫地区也放过该菌。在沦陷区,敌人曾向老百姓征鼠,规定每亩田赋缴活鼠两只,企图大规模制造鼠疫,以毁灭根据地人民。
——摘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五、虐杀战俘、火焚医院
虐杀战俘:
敌人费尽脑力,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处死战俘,因为他们认为消耗一粒子弹在中国俘虏身上是很不值得的(除非他们为了训练新兵练习射击)!
他们或是用刀割,或是用烧红的火筷刺,或是活埋,或是“训练军犬”……这些都是惯用的办法。其他的刑罚还多得很。
一九四二年三月间,灵寿某村有个游击小组长被俘,敌人灌他许多冷水,肚子膨胀大了,然后仰卧在地上,用板子来压,压得肚子里的水从口中射出,这种刑罚被叫做“人造自来水”;还有一种刑罚叫“睡钉床”,是在木板上钉满尖头的铁钉,受刑者裸身躺在上面,用皮鞭抽,使他乱滚;另外有种叫“拉蛤蟆弓”的刑罚,在地上插把长刺刀,刀尖向上,使受刑者弯腰,刺刀紧接着肚皮,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的火绳,人如支持不了时,稍一向下,刺刀即刺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就被拉响。一九四一年冬天,阜平敌人普遍实行水牢,把被捕者全身脱光,吊在九尺多深的坑中,坑中灌了一半水,因为气候严寒,经过一夜,人便活活冻死在水里……
敌寇这些残杀战俘的罪行是很多的,后面的附录一、二、三有许多目击者的详尽的叙述,就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但野兽们不仅惨杀战俘,他还捕捉了许多和平居民当作“军事俘虏”。太行名为“工程队”的俘虏营中,有七百多人,真正的士兵只占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中,老弱又占一半,还有许多妇女。他们被捕去之后,刚进大门,身上所有的财物就全被搜光,稍为值钱的衣服也被剥光,不管天气怎么冷,只发一床又薄又脏,虱子布满了的破毯。一天两顿吃不饱的饭和臭酸菜,卧病的经常有二百多,每天都有三五个死尸拉出去。年轻力壮的被强迫无限制的输血,多数都因抽血过量而死了。没有被饿死或被虐待死的,最终还是被成群地拉出去屠杀了。据逃回的俘虏说:每十天左右即有一批“俘虏”(多数是老百姓)被押到城东北乱坟岗去,把手捉捆绑,衣服剥光,当做肉靶子,让新兵练习刺杀。这件事情,日本同志月田曾加以证实,他在太原时,一个月内曾目击这样刺杀的俘虏就有二百余人,而这个罪行是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主持的!
活着的俘虏,每天被拉到太原街上做苦工,或被卖到山西、河北的矿坑里或东北去做苦工,过去曾有部分身体硕长,体格强壮,年在十七至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被运到德国去换军火。
火焚医院:
日本法西斯匪徒对医院的破坏和对伤病员的残酷,在程度上甚至还超过他西欧的盟兄——希特勒匪徒。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是一个最残暴的凶徒,他曾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攻陷武汉时,把一个野战医院的数百名重病号都用铁铣和枪打死了。华北曾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惨剧。譬如:混成八旅团的田中中校,在一九三九年“扫荡”晋察冀的时候,曾袭击高悬着红十字旗的八路军医院,把病人钉在墙上,挖掉眼睛,割掉鼻子、耳朵、生殖器,然后烧死。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一一零师团上板上校,在河北省满城县,把八路军的医院和病人都烧了。
——摘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六、虐待盟国侨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寇即派遣特务,监视在中国各地的英美侨民。对英美教会,日本特务往往假装中国信徒,混到里面去,侦察英美人的行动,详细调查他们的财产,作为以后压榨和掠夺的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即把英美侨民通通拘禁起来,把英美人开办的一切教会、银行、工厂、商店等都贴上“大日本皇军管理”的封条,在那些洋楼的屋顶上插上了太阳旗。
平津一带的集中营
日寇把平津的英美侨民拘留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送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一部分是由于老弱或其他原因拘留在北平。被拘留在北平的英美人士,很早就与其他的外国人隔绝了。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居住行动的自由。有一个时期,只允许他们可以买东西或到医院去看病——但也得在左臂上缠上一块写着“英,,或“米”(美)国字的红布,以表明他们是敌性国家的人民。
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在平北红十字会尼波尔博士那里,有人曾遇见从前协和医校的建筑师奥斯顿先生,他是负责管理拘禁在英国大使馆内的十八位英国人士。
据他说,这些被拘禁的人们是连对一般外国人应有的配给也得不到的,他们玻迫至黑市上去买二等的面粉吃,价格要比配给面高两倍半(去年七月份配给面价每袋八十元,黑市价二百元)。他们的经济来源,说是通过红十字会的帮助人他们本国搞来的,这笔款项是算做同盟国政府借给个别的私人,战后再偿还。旦是日寇在兑换上故意和他们为难,硬要以美金一元伪钞一元来兑换,以致这些芝难人士的生活陷人不可想象的窘状。这种僵局一直拖延好几个月,都得不到合理解决。
至于日寇对待几个特殊人士是更严厉的,这几位盟邦人士是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协和医校校长鲁文博士,助理胡顿先生,这三位人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被监禁在北平东城三条胡同内一所协和医院的住宅内,他们被禁绝一切的来往。据说鲁文博士,由于长期拘禁的结果,现已神经失常,病势极可忧虑。在北平同盟国人士比较自由的,只有门头沟煤矿给敌人服务的柯汉先生。另外在开滦矿务局,听说还有一些比利时人和英国人士被拘禁着。
潍县集中营
山东潍县城东三里有一个“乐道院”,该院原为美国房产,内设教堂、医 院、中学、小学、住房等。在那里被拘禁的美国人最多,英国人次之,此外尚有荷比等国侨民共约千余人(这些被拘盟国侨民多是由平津、青岛、烟台等地送去的)。由日寇驻潍领事馆派遣的三四十个武装警察管理和监视。这些侨民,长 年被关于“乐道院”不能外出。敌寇每月每人发给生活费五百元。但所需食物及日用品,都是由看守者卖给他们,其价格常常高于市价三倍至五倍,所以生活极度困难。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日警的严密监视下,冒险向墙外的小贩买食物。以后小贩们因日警的开枪射击,白天都不敢再到墙外卖东西了,只好夜间悄悄的爬过电网,向院里大批的运送白糖、鸡蛋等食物。那些被囚的侨民,在墙下接到了东西,便马上分散,严密收藏。偶而为日警所查获除将物品没收外,还要罚坐黑房。这些盟国侨民在外面的小贩中有很好的信用,他们互相通信做买卖。
此外,他们并得到教会中中国教友的资助,否则仅凭日寇所发的生活费,加以日人从中克扣,要想吃饱是很困难的。一九四三年夏季以后,由于物价飞涨,他们的 余款越来越少,不够贴补,而日寇又不分昼夜的严禁小贩不准和他们发生买卖关 系,并把他们和北平等处被拘留的盟国侨民经常对调,所以侨民自己的组织团体也就因此被拆散,与外面的联系也就慢慢被断绝了。现在他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中。敌寇近来为防范游击队和侨民的“不规行动”,在周围约二里长的高大墙地上,架起很高电线,四个墙角上高高悬起探照灯,墙外约四五尺的地方,掘成一丈余深、七八尺宽的壕沟,大门前的东西交通大道已被阻塞,不能通行,守卫的日警像警犬一样吆喝着一切,人不许走近门口。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有两个盟侨 (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在夜间越墙逃走了,从此敌人警戒更严。
上海外侨情形
上海大非昔比了。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犹太人以及其他盟国友人,都同样尝到日寇法西斯的无比残酷、阴险和毒辣的滋味。亲眼看到他们扮演的各种丑剧。
最刺目的是一连串插在外滩洋楼上的太阳旗。有一个时期,在马路上的人丛中,还可以看见几个缠着红臂章的英美人;但在去年三月一日以后,他们也绝迹了,因为都被赶进集中营里去了,只有绝少数的医院的大医师、技师,还能继续服务,因为敌人一时找不到代替人的原故。
同时,犹太人也遭了同样的命运。敌人规定他们的区域是虹口,并要把他们的生命线——开设在租界的商店一律“退让”了。
同样的厄运也落在意大利侨民身上。去年五月五日早晨七时,意大利领事馆接到巴多格里奥的命令,七时零五分,一只著名豪华的意大利邮船“康梭瓦地”便沉人黄浦江底了。这消息如疾风播起上海人民的兴奋。下一天,意大利人便失却了自由,挂着意大利旗帜的三北公司轮船,全部给敌人没收了。
屠杀教徒
日寇在大都市中对盟国侨民的虐待既如上述,对穷乡僻壤中的教会和传教师更是尽情破坏和随便屠杀。如一九四二年一月间,敌在长治某村就杀死十个荷兰籍的传教师,没收教堂财产,并将教堂中的妇女儿童标价拍卖。其他各地教堂被捣毁,修女被强奸,财物被没收,神父被捕捉或屠杀之事是屡见不鲜的。
——摘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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