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抵抗并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由于国贫力弱，加之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抗战胜利前夕，在大国强权政治的交易操控下，中国非但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胜利成果，甚至连自身的主权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这样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反思。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欧美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默认。1937年，日本进一步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主要大国仍然对中国的抗战作壁上观。美英法三国均与日本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美国甚至还向日本源源地不断地提供战争急需的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大发战争财，上演了一场丑陋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最先对中国抗战施以援手的是苏联。1937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苏联鉴于自身安全形势恶化，开始转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苏联政府不但断绝了同日本的贸易往来，禁止向日本出口军事物资，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谴责。
同时，中国的抗战也拖住了日本的“北进”步伐，在战略上保障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1940年，欧洲战火愈演愈烈，法国在纳粹德军的进攻下迅速败亡，英国也被打得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根本无暇东顾。于是日本乘虚而入，于1940年9月出兵占领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并和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集团，严重威胁美英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直到此时，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已数年之久、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的中国战场的作用才受到美英的重视。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就曾担心：“中国的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险。”
(1945年8月，华盛顿特区，民众在阅读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2年1月1日，26个对法西斯宣战的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宣言》以美英苏中四大国领衔，其余国家按照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签字。随后，蒋介石还被罗斯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指挥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盟军的对日作战。
为了鼓励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同时为了在战后远东地区培植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美国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
1943年1月，美国主动与中国签订废除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的新约，在其带动下，英国政府也与中国签订了类似新约;同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讨论战后安排问题，由于美国的坚持，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成为《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这表明中国不但是战时大国，也将在战后国际秩序中与其他大国享受同等待遇;1943年11月，蒋介石应邀到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商讨彻底打败日本及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强调，日本自1895年以来非法窃取的中国领土如台湾、澎湖列岛、东北等，全部归还中国，三国还声明坚持共同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至此，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盟国之一，在二战中的国际地位达到巅峰，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与其他大国同等的对日处置话语权。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令国家地位迅速下降
根据中美达成的协议，1942年2月，罗斯福派史迪威中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位“中国通”。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曾说：“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万中国人是好人，剩下十万是贪官污吏。”
1942年，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无偿贷款;同年6月，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美国又向中国提供了35亿美元的物资援助。但是，国民党腐败的官僚系统却趁机大发国难财，人人都想从美国援助中分得一杯羹。
美飞行员历经九死一生越过“驼峰”航线，将救命的抗战物资运达西南机场后，相当一部分却被各级官员私吞。不久，这些物资就出现在黑市上，有的甚至通过黑市流入日本人手中。史迪威将这些情况密报给罗斯福，称之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与国民党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相对应的，则是国内民众极度困苦的生活。1942年至1943年，河南发生罕见大饥荒，一时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大批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甚至发生了人吃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全省饿死300多万人，另有300多万人西出潼关成为难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被轧死的不计其数。
这次大饥荒，天灾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人祸的因素绝对不容忽视。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队以“抗日”的名义，横征暴敛，不断向农民加征捐税粮食，弄得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将汤恩伯部队与洪水、旱灾、蝗虫并称为“四害”，即“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深入河南灾区采访后，将大饥荒的惨景公布于众，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各界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做法。宋美龄看到报道后，认为这有损中国政府形象，无理要求《时代周刊》杂志解聘该记者，但遭拒绝。
除了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糟糕状况外，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表现更加令人失望。史迪威一到中国后，便向蒋介石提出东进夺取武汉和南进夺取河内的进攻计划，但后者对此毫无兴趣。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疯狂抵抗给美军造成了巨大伤亡，希望蒋介石尽快发动对日军的有力进攻，以减轻美军压力。但蒋介石却没有表现出对日作战的热情，推说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到打通滇缅公路获得足够援助后才能发起进攻。后在美国方面的一再催促和压力下，蒋介石才下令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向盘踞在滇西的日军发起进攻。
1944年4月，日军拼凑兵力发动“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此时，国民党长期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的恶果终于显露出来。至12月战役结束，日军向前推进2000千米，打通了与东南亚的陆路交通;国民党损失军队近60万，丢失河南、湖南、广西等省20多万平方千米国土和包括洛阳、长沙、桂林等在内的大小城市146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根本好转、盟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充分将其腐败无能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更为严重的是，设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的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的丧失，使美国在华空军利用中国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化为泡影。
这也迫使美国军方重新调整东亚战略。1944年夏天，豫湘桂战役还在进行之中，美军高层就开始考虑一旦国民党政府被消灭或重庆失守的应急方案。与此同时，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建成空军基地，原本部署在中国的美空军最新式的B-29轰炸机相继飞离，转而利用新的基地继续轰炸日本。
(1945年8月15日在关岛的日本战俘，在听到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后低头鞠躬。)
10月份，随着国民党军的不断溃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否定了原先以中国沿海作为反攻日本基地的计划。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急剧下降。要做到既彻底打败日本，又尽量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开辟“第二战场”，来分担美军对日作战任务，美国当初之所以大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主要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如今，既然国民党政府指望不上，美国只能转而寻求其他盟友的帮助。
雅尔塔会议上的秘密交易与中国对日处置话语权的丧失
与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布局中地位下降互为因果的，是苏联因素的上升。
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沙俄帝国的势力被驱逐出中国东北。此后的沙俄及苏联政府，一直试图恢复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这是其追逐远东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苏德战争开始后，虽然苏联政府忙于应付西线战事，但斯大林一直没有忘记对远东问题的关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了苏联重新介入远东事务的机会。苏联非常清楚，二战结束后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大国只有美苏两家，因此在远东问题上离不开与实力强大的美国的合作。所以，在涉及中国主权的东北问题上，苏联从一开始就绕过国民党政府，直接与美国磋商。
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动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提及苏联对日作战;在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再次向美国国务卿赫尔谈起这一问题;在同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承诺在打败德国3个月后对日宣战。苏联政府的这一态度，自然引起了美国高层的重视，成为其决策时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
与中国正面战场豫湘桂大溃败同时发生的，是苏军在西线战场不断突破德军防线向前推进，打败希特勒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随着美军高层决定放弃将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转而向苏联寻求帮助，斯大林开始正式考虑筹划对日作战问题，并随后向美国抛出了参战条件——恢复其在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东北的传统权益。
很明显，这种条件是损害中国主权的。虽然当时这些地区还在日军占领之下，但是按照《开罗宣言》精神，中国将在打败日本后作为战胜国恢复行使主权。对于一个尚在对日作战中的国家，其主权被别国拿来作为换取第三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这是一个何等的讽刺，又是一种何等的屈辱!
但是与中国的利益相比，美国政府显然更关心自身的利益：即尽快让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减少自身损失。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商讨处置德国及打败日本等问题。这样一个重要且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会议，却没有中国国家元首参加。
非但如此，美苏之间除了正式公布的会议内容外，还背着中国，秘密签订了一个《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秘密协定》)，作为苏联出兵的条件。该条约规定战后外蒙古维持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先权、苏联租用旅顺军港作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等。
更为可悲的是，对于这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当时蒋介石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945年6月美国方面才正式将协定内容告知国民党政府。对此，蒋介石除了在私下里表示“愤怒”和“悲痛”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既不敢公开提出抗议，更不敢断然加以拒绝，因为无论是从维护个人及国民党统治地位考虑，还是抗战结束后与共产党打内战来说，蒋介石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政策转变上，指示外交部长宋子文反复与美政要交涉，天真地希望美国人能够回心转意，出面维护中国主权。
但是美国政府岂肯因为中国的利益而放弃美苏合作的大局?相反，杜鲁门总统还督促国民党政府尽快与苏联展开谈判，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落实雅尔塔密约的内容。
最终，在美苏双方的共同压力下，蒋介石万般无奈地派出代表团赴苏谈判，最终与苏联签订了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可以说，以《雅尔塔秘密协定》出笼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为标志，中国基本上失去了在战争中艰难得来的大国地位，也丢掉了对日处置问题的话语权。作为一个战胜国，连自己的主权都无法保证，遑论对战败者处置的发言权。
(日本民众跪在地上听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消息。)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接受投降、战犯处置、索取赔偿、领土归还等一系列对日政策上，基本上唯美国政府马首是瞻，完全失去了一个大国政府应有的担当和作为。
而且，国民党还为了一己之私，不顾民族利益，将原本派驻日本的占领军用于打内战。更有甚者，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当局还打算通过签订美国一手主导的对日《旧金山和约》，来保住所谓的“盟国”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因素，最终连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只好单独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双边协定，并私自完全放弃了处置日本的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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