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法西斯,通常呈现于大家脑海的,是战争、高度国家集权、群体歇斯底里,然而法西斯的无限力量到底是怎样生产的?为什么需要制造出这一疯狂的政治?事实而言,法西斯的产生与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又通过对外民族战争将这种严峻的劳工形势向外扩散。反法西斯战争,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抗争的不仅是几个侵略国,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没有理清这一点,没有看到法西斯后面的劳工政治,只会进一步留下劳资矛盾的隐患,而一体两面的是,国际的劳工斗争,也可能由此走向联合。
起:法西斯主义来源于严峻的劳资形势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法西斯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德国1933年制造业指数下降为55(1929年为100),失业率从1929年的8.8%猛增至1932年的30%,名义工资下降35%,加上战争赔款等导致的巨额外债,德国经济由原本的世界第2迅速滑落至世界第5。而日本中间阶层在1930的平均收入只有59钱,生活难以为继。广大群众在危机中失去工作,饥寒交迫,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底层产生了对政权的极度不满。
为了夺取国家政权,法西斯主义者利用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一方面鼓吹极端民族主义,以侵略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宣称要限制垄断资本,保护普通群众的利益。因而受到广大人民,尤其是中间阶层的热烈追捧。纳粹党章明确写出要“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分配大企业利润”等等,使自己在底层群众中的支持率迅速增加,1930年纳粹党获得的640万张选票中,工人的票数几乎占到300万,党员人数也从1929年底的17万人,迅速增加到1933年的85万人,其中工人、农民占到了49.5%。日本右翼团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肆煽动“打到政党”、“反对财阀”,陈述农村的贫困、军队的危机、政党的腐败以及“天皇亲政”、“昭和维新”的迫切,极为笼络人心。在意大利,墨索里尼通过支持退伍军人占领荒地和农民暴动,提出“给农民土地”等方式,也在贫苦农民当中积攒了大量的人气。
承:战争发起国工业的发展及劳资关系的新走向
夺取国家政权之后,法西斯迅速走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纳粹上台之后,德国企业迅速集中,股份公司数目由1931年的10431家,下降至1939年的5353家。从资金量上来看,1935年的7000余家股份公司中,822家垄断企业占所有企业总资金量的60%以上,并控制着其他股份公司。纳粹党通过法令,强迫个体商户加入垄断组织,或者禁止创立新企业。德国在1934年设立了工业、手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和能源业六大集团,要求全体企业主和所有企业均为集团的义务成员,而被经济部长任命为集团领导人的往往是各行业最大的企业主,无疑加强了垄断资本在国内的地位。意大利法西斯在1919年选举失利后立即转变立场,公开反对社会党,充当统治阶级镇压工人运动的工具,因而备受国内垄断资本的赞赏,并在其支持下迅速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对外侵略战争坚强的经济后盾,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法西斯政权不得不依赖大资本的支持,而军事订货以及对被侵略国的资本输出也让垄断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九一八以后,日本军费开支暴涨,从1931年占财政支出的38.1%,飙升至1937年的75.2%。同军需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化工业,在1929年仅仅占全国工业比重的24.6%,1939年则达到了53.%,使得日本的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扭转,原本更加倾向于投资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三井、三菱、住友等老财阀,也加大了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力度。
工业的飞速发展制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这个层面而言,国内的劳资矛盾有了新的走向,失业工人许多恢复了工作。然而工业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复苏和一定的通胀没有带来工人待遇的实际提升。以德国为例,纳粹党上台以后,德国的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直至1942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还没有恢复到1928年大萧条之前的水平。德国名义工资指数从1933年的94.6上升至1942年的118.2(1936年为100),但同时消费品价格指数也从111.7上涨至149.6,因此实际工资并没有明显提升。为了保证企业主利润,纳粹德国1939年借口“不准发战争财”,通过法令全面禁止提高工资,1941年又通过法令,规定雇主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不得高于他们被解雇前在原单位的工资。纳粹德国解散了全部工会,代之以御用工人组织“工人阵线”,而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协调劳资关系的组织,并不能带领工人进行集体斗争,维护工人权益。虽然1934年纳粹制定了协议工资条例,但是由于工人缺乏组织,实际权力掌握在劳工长官手中,资方并未受到过多限制。
转:劳资矛盾向被侵略国的转向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军工业的快速发展,资本输出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野口等财阀在朝鲜修建大型电站、化学联合企业,利润率高达30%以上,远高于在日本本土的投资。军部还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勾结,在中国进行鸦片走私,谋取巨利。德国通过贸易清算协定等手段,使一批东欧国家在外贸上依附于德国,保证垄断企业的出口利润,如保加利亚在1939年65%的商品进口来自于德国,而南斯拉夫1937年42.7%的商品进口自德国。
资本输出一方面是将输入国作为市场,另一方面将其作为极其廉价劳动力的基地。通过奴役被侵略国工人进行强制的超高强度劳动而获取暴利。纳粹党头子鲁道夫·胡斯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集中营,幼小的孩子常常一不能劳动便被杀害了,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日本在1943至1945年战败期间,从中国掳掠了近4万名劳工,据当事人回忆,他们在日本国家机器和企业的管辖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出工前要列队报数,不得分散行走,同囚犯没什么两样。”据统计,被掳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死亡率高达17.5%,部分企业点死亡率甚至在50%以上。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充分说明法西斯主义是如何通过奴役、摧残工人以维持企业主的超额利润的。
战争打下的资本输出必然带动极为不公的劳资矛盾,并且与民族矛盾充分地融合起来,这就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好了政治和阶级基础。
合:面对共同的敌人,国际劳工运动会走向联合吗?
前文所述,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武力向外扩张,这个过程缓解了国内的大量失业问题,却把猛烈的劳资矛盾转嫁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国内劳工面临着更大的生产压力和更狭小的抗争空间,在另一个方面积攒着更深远阶级矛盾。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反对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或几个战争发起国,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个“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制度,滋生起法西斯主义,酝酿着世界的战争和苦难。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然而,资本主义依旧在蓬勃发展,法西斯主义也未离我们远去,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背景之下,新法西斯主义再次在世界各地沉渣泛起。在法国,随着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高企,福利不断削减,持极端民族主义和血统主义,反对外来移民,尤其是在中下层群众和青年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德国,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在部分州议会选举中位居前列,并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被称为“俄罗斯纳粹”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2007年的选举中赢得8.14%的选票,获得了40个席位,曾一度成为俄罗斯第三大党。纵观历史,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有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客观背景,另一方面,也往往利用了工人运动的薄弱时期趁虚而入。
然而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下,世界工人阶级的矛盾也逐渐趋向同一,国际劳动运动的合流也逐渐增加,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法西斯主义也在接受着全球化的挑战。在国际资本日益联合的今天,劳工运动能否也跨出一国走向联合,成为抵御世界资本主义、反新法西斯的坚定力量,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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