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20年6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40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厘米，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饶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20人，负伤20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15人，负伤10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吗?”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象，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树阴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不成，不成(Bucen,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像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尸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一个鼻子被割掉了，一个双眼被挖掉了，鲜血淋漓，已经死了好久。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军官们有要把那个俘虏的眼睛也挖掉的话。这时，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从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然后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两位军医详细地进行了综合讲解。
卫生兵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为人体内脏的精密而感到震惊，为这种很难有第二次机会的珍贵实地医学教育而感动，对人体的神秘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战争中经常提供一些平时无法少见的经验，比如这样的事情，至今我只是深藏在胸中。但是，这样的记忆，又让我总是忍不住有一抒胸臆讲一讲的冲动。
此后，我们又和新四军有过多次战斗，卫生兵轮流出动参战。我本人参加了两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战斗。战斗都在山间进行，周围花树很多，风景秀丽。战斗不激烈，伤员的数量，比肠胃病患者和热病患者要少得多。
8月，驻地向宜章方向移动。
三.从突围到投降
行军几天后到达在宜章附近的临时驻地，是山中的小镇，离华中、华南(原文为“中支”、“南支”)的交界线几十公里。驻扎两个星期以后，8月13日凌晨，我们遭到了猛烈的夜袭。
我那一天正在患热病，高烧达到41度。这一次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终于将敌军击退。
包围我们的新四军约三万之众，而我军仅有一千多人。虽然日军战斗力很强，其命运也如同风中之烛。这一幕和我在桂林大圩镇遇到的困境一样，都是性命之忧。
如果敌军大部队发动攻击，我军可能全部“玉碎”此地，因此部队长传达命令，要大家做好乘夜突围的准备。
半夜12点，屋顶的哨兵大声报警，发出“敌袭”警报的瞬间被击落下来。与此同时，猛烈的枪声骤然响起。因为营房是土坯墙的简陋房舍，用于防弹的沙袋也不充足，作为工事可谓勉为其难。子弹咻咻地钻进屋中，在房间里乱弹。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日本兵只能伏在地上还击。
作为卫生兵，因为是非战斗人员，缺乏武器，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不直接参加战斗。而且战斗中伤员迭出，需要救护，也无法进行射击。
我那一天从晚上就陷入高烧，半梦半醒，在生死之间徘徊，根本不能进行战斗，幸好得到好友高山的照顾才幸免于难。
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恍惚中周围恢复了平静。有人给我的额头更换了新的冷毛巾，并且抱怨说体温太高，超出了玻璃体温计的测量范围。昏昏沉沉中我不觉睡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钟左右了，周围一片寂静。
不好，回忆起睡前的情况，忽然心中紧张起来，难道部队已经乘夜转移了?见我不能动弹所以把我留在了这里…… 对带不走的伤病员只好抛弃，这也是符合作战之道的，可是我怎么办呢?“糟糕啊，现在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要死了吗?”想到死，不觉思绪纷乱。这时，听到房门处有声音——敌人!我感到紧张。
疑心生暗鬼。门开了，出现的是高山……
“不要担心，还没有紧急集合呢。”高山说，看来很明白我在想什么。
这一天白天，敌人没有进攻，难道要把我们困死吗?不，我们的侦察兵报告他们在调整部署，大战前的安静。
但是我的身体却似乎有所好转，烧略微退些，至少是可以行动了。
从对周围的情报中看到，敌军在部署包围圈，而且包围严密，没有缝隙。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白天虽然紧张，还好一切平安。晚上7点，我们得到了紧急出发的密令。
侦察的结果，西方敌军的力量较弱，所以我们向西边的一角突围。到达敌军阵地前方的时候，运气太好了。前面的人员报告，中国兵正在吃饭。他们用刺刀杀死了两名哨兵，现在正是突围的机会。
“绝对不许出声，向西边的山中急进!”
部队长的命令被无声地传递下来，突围开始了。
为了不出声音，我们把鞋子脱掉，赤足前进。我的运气也很好，连续两天的高烧今天没有造访。
部队行军的顺序是副官、参谋长带一个中队在前为尖兵，指挥班、医务班在其他部队的掩护下随后前进。狭窄的山道上队伍排成一线，赤足在隘路和悬崖上前进，穿过密林奔向西方。这个时候如果敌人来袭击太危险了。我们走了30分钟才穿上鞋。
没有被敌人发现!
为了从敌人包围圈中彻底脱离，我军以顽强的精神，不眠不休彻夜连续奔走10个小时。早晨5点的时候，在山中密密的森林中才稍稍休息。
与敌毫无接触，9点钟，到达距离宜章50公里的地方。这里没有敌人，是安全的地方，从三万敌军的大包围网中突围成功!
新四军那边，发现被认为即将被全部歼灭的日军一夜间金蝉脱壳，恐怕是惊讶之余，又要用脚跺着地懊悔了吧?
我的身体居然经受了如此长距离的行军，热病不治而愈，真是神明保佑。这也是依靠年轻身体好，现在想来依然胆战心惊。
重新找到宿营的村落，已经是昭和20年8月16日，残暑酷热，而我们和敌我都失去联系，还根本没有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毕竟这一带新四军实力很大，是不明的危险地带。商量后，部队长决定向衡阳方向撤退。
向北撤退，因为弹药消耗很多，我们不得不尽量避免战斗。和桂林战役一样，我们没有热的饭食可吃，靠干粮果腹。这样，直到9月初，我们才取得了和友军的联络。
那一天，在小高山的山顶上，通信兵的无线通讯终于收到友军信号，联络以后，得到如下电文：
“8月15日，战争已经结束。胜败不明，敌人可能也没有得到通知。如果敌人来袭，不得还击，尽量避免交战，迅速向衡阳方向集结。”
这是概要，简直像做梦一样战争就结束了。但是，胜败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于是议论道：“一定是日本打赢了，所以战争结束。这样的话，很快就会凯旋吧。从山中出去，美国、英国、中国的领土都是我们的了也没准啊。”
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只听到胜利的消息，并不了解真正的战局。只有到了衡阳，我们才知道，敌人占领了冲绳。由于使用了一颗就能毁灭一个城市的炸弹，本土也无法固守。日本这一次，是真的战败了。
[节译完]
另外，在后面的章节，还提到9月13日新四军再次袭击这支日军，造成较大伤亡。日军被迫在齐腰深的水流中转移。曾经救护过的高山也负伤，这次是救了他。
在文尾，也发出了对战争的忏悔，说：“变化频生的两年半生涯无法忘记，嗟叹。对战争的憎恶，往复的恩仇，让我对这片大陆充满复杂的情感。因为没有意义的战争，双方都死了很多人，给和平的老百姓带来苦难，我深感忏悔。”
真的怎样想，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萨苏摘编翻译自川崎春彦《日中战争——一个士兵的证言》
川崎春彦，时任日本陆军军曹，卫生兵兵长。昭和18年(1943年)应征入伍，先后参加衡阳，桂林诸战役。1945年，他所在的医务班配属日军作战部队，和新四军所部在江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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