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二期
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见特里尔《毛泽东传》)，其科学预见性已经被历史证明。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确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毛泽东本人也认为，在他写的文章中，有两篇是比较满意的。一篇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另一篇就是《论持久战》。这两篇文章在国民党方面产生的影响也很大。胡适曾特地推荐蒋介石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论持久战》，当时就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许多国民党人的高度评价，蒋经国曾反复研读过多次，白崇禧也在1938年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向蒋介石推荐。
在毛泽东的这篇经典著作发表以前，甚至在多年以前，中国社会上的一些人就认识到了中日一旦开战，肯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中就写道：“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现在就来看看，除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外，还有多少人提出过抗日持久战观点，都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力。
最早的和最小的提出持久战的人
据笔者查到的史料，最早提出来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是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接受了一位叫Erich von Salzmann的德国记者的专访时谈到了日本。尽管孙中山不愿意相信日本会“卑鄙”地吞并东三省，但是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孙中山说道，“如果开战，我会尽一切努力组织起民族抵抗。与日本的战争将不会是几周，而是几个月，甚至好些年。占领几个北方大城市并不能使战争结束，我相信日本人对此也很清楚，他们也怕很穷的国家要负担起的高昂的战争费用。日本如今负担不起一场至少持续五年的战争。
”这个“好些年”和“至少持续五年的战争”，当然是一场持久战。
据笔者查到的史料，提出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叫蒋和的少女，她是国民党军事学家蒋百里的小女儿。1938年4月蒋和对蒋百里说：“我们打日本鬼子，就应该老老实实打下去，打胜了，不必趾高气扬，打败了也毋庸垂头丧气，战争总有一天会了结。我们深信中国人不会亡在日本人的手中的。你何不把这一点意思说给普天下人士听呢?”(曹聚仁：《蒋百里评传》东方出版社第118页)“老老实实打下去”肯定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在蒋和说过此话四个月后的1938年8月，蒋百里发表了著作《日本人》，把他女儿的“这一点意思”体现到了结语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句话后来成为了某些专家学者论证蒋百里持久战思想的主要依据之一。
“七七”事变后最早的文章和最早的著作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七七”事变两个多月后的1937年9月发表了《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这可以说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最早的论述抗日持久战的文章。范文澜还成为河南当地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要内容之一是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他主讲的《游击战争》大受欢迎，他的讲稿印制的小册子一时洛阳纸贵。
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河南省救亡刊物《风雨》周刊第三期(1937年9月26日)上，后来收入《范文澜选集》第十卷。该文主要内容有：(一)切实把民众组织起来“是巨大而不可击破的”，但汉奸“成了目下抗战中颇大的破坏力量”。(二)“要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但对于”暗中蛊惑人心，意图颠覆国家者，罚无赦----如汉奸造谣惑众之类是”。(三)争取国际爱好和平的力量支持中国抗战。
第一部关于持久战的专著是署名刘孤帆的《持久战与国民生活》，1937年12月20日在汉口出版，后来又于1938年1月20日在广州出版。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是“我们为什么要作持久战”和“持久战几个必要的条件”。他认为的“必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是虽然我们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日本人，但只有抗战到底和牺牲到底的决心，同样可以给日军重创，例如“第八路军能够一出马，就能在晋绥间击破敌人主力而解晋北之危”。第二是要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来迎击日本军队的“速战速决”。第三是一定要发动群众。他引用国军师长宋希濂的话来说明发动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宋说：“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的都是汉奸。”“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作敌人的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因此，刘强调指出“战争单靠军事是不够的，必须与民众的组织力量相配合，才能够保证战争的胜利。”
该书刘孤帆的本名刘峻山，又名刘九峰(1899-1985)江西吉安人。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2年他脱离中共组织。后曾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任职。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7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以“刘孤帆”笔名公开发表第一部论持久战的论著——《持久战与国民生活》。”
三本汇集持久战文章的书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军政界和文化界人士纷纷发表看法，为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献计献策。他们的言论和文章，很快被结集出版，以利于传播。关于持久战的文章结集出版的主要有三本：《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持久战与组织民众》和《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出版于1937年11月14日，由战时生活社编行。该书有署名陈诚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注明是录自《救亡日报》。书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洛甫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一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另附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纲领》。
这本书的书名突出了陈诚。陈诚在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即被蒋介石派往参战，一直在前线忙于指挥。同年11月9日开始率部全线撤退，直至12月1日。该书注明这三篇文章是录自《救亡日报》。而《救亡日报》是1938年8月24日在上海创的刊，此时正是淞沪会战期间。《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整个编委3 0 人，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文人。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后来国民党方面的工作人员陆续退出，报纸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除了陈诚的文章和史德华的文章外，其它的则围绕《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文章。洛甫即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该书洛甫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一文是录自延安发行的《解放》周刊。张闻天在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保障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主张。”由此看来，《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对《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宣传。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有条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帖子，却是只看到了书名，根本没看该书的内容就下了一个荒谬得出奇的结论，在此不妨引用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真无耻!陈诚这厮竟然抄袭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毛主席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仅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一气呵成!没想到，山寨王陈诚这厮居然在1937年就偷偷地原文抄袭了主席金光闪闪的光辉著作，更可恨的是，竟然还有更为翔实的证据!”如果发帖人和看贴者都读一下《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就可以发现，陈诚的三篇短文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除了“持久”两个字相同以外，其内容根本没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而更有意思的是，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中认为，他那三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持久抗战的所有论点，都被八年抗战实践证明是基本上不靠谱的。
郭沫若的文章在此书中紧排在陈诚文章之后。次年，即1938年的1月28日由救亡出版社出版的《持久抗战与组织民众》一书，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则编排在第一，而陈诚的《持久战应有的认识》则放在了第二。其他的文章还有共产党方面的陈绍禹、叶剑英、和张云逸，民主人士李公朴和国民党方面的刘真如等人。
1938年3月在汉口由抗战知识社出版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收集的文章则都是共产党领导干部所著，共7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周恩来)，《论北方战局》(叶剑英)，《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彭德怀)，《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叶剑英)，《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周恩来)，《挽救时局的关键》(陈绍禹)，《抗战形势与抗战前途》(秦邦宪)。另有附录两篇:《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酝酿到1938年初则相当成熟了。著名学者梁漱溟1938年1月到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在此以前他曾三次与民国军事学家蒋百里谈过抗战问题，但他还是对国民党的抗战没有信心。他和毛泽东谈过话后信心大增。他回忆道：“这篇文章(指《论持久战》---笔者注)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关于国民党名人的有关论述
除了前面提到的孙中山、陈诚和刘真如等人曾经提到过中日之战是持久战以外，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名人也提到过持久战。近年来有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特别提到了白崇禧和蒋百里，还有陈诚(陈诚的上面已经谈到，不再赘言)，都早于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持久战思想。有的还认为蒋百里解决了如何打赢持久战的问题。由于这种说法出自于学者之手，在网络发达的年代，流传也比较广，影响不小。
另外经常提到的是蒋介石。有一位资深学者曾多次提到过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追溯到最早的时间是1932年1月。这位学者的证据是1932年1月蒋介石日记中的有关内容。他也谈到了蒋介石在其它场合提到过持久战。但他引用的主要内容是抗战过去很多年后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和蒋介石言论汇编。而且提到的无论是蒋介石的还是其他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都只是一些比较碎片化的言论，这与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是有明显区别的。当时毛泽东的约5万字专论文章发表后不久即出版了若干种版本，包括外文版本的单行本。其内容是原装正宗的。时至今日，如果到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Amazon搜索关于毛泽东的书籍，除了毛泽东的传记类作品外，最多的就是《论持久战》和《毛泽东语录》。关于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被很多人引用的典型战法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不过当年的老百姓却不买账。最近被很多国内外学人推荐的英国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有这样的描写：1944年强弩之末的日军对阵有美国空军支援的，兵力相当日军五倍的国民党军队，结果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使盟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信心“一落千丈”。国内老百姓的感觉“好像都在说：‘难道抗战胜利完全依靠的是逃到中国腹地的国民党吗?’”当然也不能否认，在这种状况下的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官兵，特别是下层官兵，仍然能够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的精神顽强战斗，当年的“衡阳保卫战”就是一例。他们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纪念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讳言当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无能和治军无能。
至于蒋百里，可以从蒋百里的代表作《国防论》的内容、出版背景和同代人的评价三方面说明该书与抗日持久战无关。至于为什么只谈到了了《国防论》，那完全是因为蒋百里关于抗日的言论都是散见于他的文章和一些人事后的回忆中，蒋百里并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抗日持久战的专文或者专著。不像前面提到的范文澜的专文和刘孤帆的专著。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热心人就帮助蒋百里进行“归纳”。例如有学者说：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实际上，《国防论》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唯一挨得上边的是该书第五篇《十五年前之国防论》之第二章《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中的一段：“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三国志刘玄德有言：‘今与我争天下者曹操也，彼以诈，我以仁，必事事与之相反，乃始有成。’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
这位学者还归纳道：“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笔者以为，如果说只要坚持“事事与之相反”就可以解决“打赢”的问题，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国防论》是蒋百里多年的文章的合集。蒋介石于1933年7月在庐山开办“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声称“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1937年7月，蒋百里在这个训练团当教官。蒋介石自任团长，具体负责的是教育长陈诚。这个训练团的总务处长杜伟回忆道：“蒋介石办这个训练团的目的，也不外是如何对付共产党”(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之《我所知道的陈诚》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了帮助学员学习，蒋百里把以前发表在报刊的文章汇编成集出版，作为学员的辅导材料。其中《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章是1922年写的。因为《国防论》收集的各篇文章时间跨度很大，各篇文章之间缺乏系统性，因此蒋百里的多年的老友张宗祥对他说，《国防论》是一本“新旧杂揉”，缺乏“系统”的书。蒋百里则回答：“《国防论》则取其字多，好多得稿费而已。”(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之《蒋方震小传》中国文史出版社 )
那位资深学者也提到了蒋百里，不过承认蒋百里的持久战之说“均未形成文字”。他还提到了白崇禧，认为其“应该”在1938年1月27日至1月29日提出了持久战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且不说这两句话是否能概括持久战的内涵，但这个“应该”只是一种臆测。关于这个问题，这位学者引用的是白崇禧的回忆。而个人的回忆，就像个人的日记一样，涉及到自己的表现往往是带有自己的主观意图的。比如蒋介石，就说过要别人以后看他的日记来了解他。蒋介石的有些日记在公开以前曾经经过了多次修改。而白崇禧的口述回忆是在蒋介石的管控下进行的，其某些敏感内容的真实性就很难说，就像张学良的某些回忆在蒋介石去世以前和以后就大相径庭一样。白崇禧在抗战初期，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来往不少，但在他的回忆中却看不到一点，能看到的就是他认为“共军起家于陕北延安，抗战初期，其人数不过三万左右，抗战一起，毛泽东宣言共赴国难......以此欺骗国人。”关于“小胜”“大胜”和“空间”“时间”这段话，白崇禧认为是他提出来的，也就是他的持久战思想。至于这个思想的形成，他儿子白先勇直到2012年才披露了一个“秘密”，他说：“我听父亲自己讲过，他是受了俄法战争的影响，俄国人对于拿破仑侵入，俄国人就把拿破仑拖到广大的内地，把他们给拖垮。”但这个“秘密”在诸多关于白崇禧的书籍，包括白崇禧的口述回忆中都没有出现过。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白崇禧说这两句话的具体时间始终无法确定。白崇禧本人语焉不详，白先勇也同样语焉不详。只有那位学者认为“应该”是早于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日期。因此可以说，在国民党方面，尽管有些名人都谈到过抗日持久战，但在当时就留下了关于抗日持久战的“形成文字”的东西是相当少的，更不要说能形成比较完整的抗日持久战思想的“文字”资料了。倒是在1938年11月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时，“白崇禧在会议上向蒋介石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张学继、徐凯峰：《白崇禧大传》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第355页，该书为大陆、台湾、日本和韩国专家共同编辑的丛书之一)。蒋介石后来还在会上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而正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一次将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地位来考察。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wyzxwk08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