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一文读后(征求意见稿)
按：此稿写得匆忙，许多事凭记忆，难免有误。先发在博客上，听取大家意见，以便改正有误的地方。
2015年1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杨匡满的《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一文，读后深不以为然。只感到他不顾历史事实把事情说反了，的结论是“工农兵作家”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改革开放以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并认为“文学得到真正回归”。我认为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在方向上是错误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不能再迷茫于这条完全错误的道路，它不能代表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
艺术起源于何方?它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有了文字以后，文学也起源于人们生产劳动的实践。我们知道歌舞产生于劳动的节奏和对生产行为的模仿。人们口头的歌谣是诗文的前奏，“歌咏所兴，自生民始也”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歌谣最初的形态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诗文最初也就是原始歌谣的记录罢了。诗三百，以国风为先，风无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别是生产劳动者遭际的反映。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那不就是生产者对贪官污吏的控诉嘛!又如《大雅·瞻昂》“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那不就是对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控诉嘛!生产劳动者、弱者当然也有通过歌谣来控诉自己不公正的待遇呢?生产劳动者怎么不能使自己成为歌谣和文学艺术的主人呢?这个情况，放到现代，工农兵怎么就不能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人呢?难道文学艺术只能是少数有闲者叙述自己风花雪月的权利，凭什么要剥夺工农兵文学创作的权利呢?故杨匡满的那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什么“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结论，便以上海的工人胡万春作为典型案例。工人作家这个概念是诞生于五十年代上海的。胡万春起家是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从五二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他的短篇《骨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竞赛上得了荣誉奖，然后走红于文坛的。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群体一直受到当时上海市委关怀和支持。这还算是上海文学艺术领域的一项土特产。我记得在1962年5月间，徐景贤曾在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周年时，于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发文把上海包括胡万春在内的工人积极鼓励了一番。那时徐景贤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分管文艺的科长。他那时的声音毕竟是代表官方和半官方对工人群持有肯定态度的吧!至于讲文革以后，说张春桥在1968年说：“我是永远不想见胡万春这个人了，”“我看胡万春这个人四分之三已经变修了”;这些话我从未听说过，我在市里工作，怎么可能完全不知呢?至于70年张春桥批示“将胡万春等同志组织关系转为原厂当工人”，这件事应有前提。1967年初，市里开始夺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筹建以后，那时作家协会的造反派也开始夺权了，此后也分成两派，一派以原作协青年人为主，戴厚英是其领军人物;一派是以工人为主，胡万春是其领军人物。工军宣队进驻以后，在作协得势的是胡万春一派。后来文化系统几个协会合并下放奉贤五·七干校时，工人的编制还在原来工厂，所以他们没去五·七干校，还是回原厂参加劳动了。这不是什么惩罚，作为工人，回到生活中去参加劳动也是很自然的事。什么对胡万春的作品只能偶尔发表，“但不宜多发，不宜重用”，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事实也不是如此，他们回到工厂参加劳动，深入生活也应该有一个过程才能写出作品吧，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行。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1975年朝霞月刊第三期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走出彼得堡》。文章开头，有一小段说明作此文的由头。其云：“最近，读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说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1919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现在找不到这封来信的原件了。这位写信的同志，如果不是胡万春，也是他们这个工人群体中的一员吧，有根据吗?文章接下来的一段话是“一个是在党的培养起来的，尔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的体会，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后面的那段话说明两点，这封信的只能是胡万春那一代老的工人。他能重读列宁给高尔基的那封信，那让他们离开作家协会，回到火热的生产第一线去，是表示感激和理解的，是对他们创作前途的一种爱护。这个和杨匡满在劫后归来所言之情绪截然不同。现在胡万春去世了，谈的那些话已死无对证，还是胡万春后来变了呢?我就难以作定论了。
列宁给高尔基那封信，在《列宁选集》第四卷录有全文，还容易查得到。《走出彼得堡》这篇文章，具体介绍了列宁为什么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高尔基蹲在彼得堡那个“近来最不健康的地方”，使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向无产阶级呼吁什么博爱和平等，甚至说自己和革命的“分歧在加深”。列宁为了使高尔基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所以写信告诫他“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走出彼得堡，并不是放弃彼得堡，相反，正是为了改造它和战胜它。对高尔基而言，当时他的阶级兄弟在哪里?不在他的翻译文学编辑室里，不在他近旁的那些阴暗的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工厂，在农村，在前线，在战壕里。希望他能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里去，在那里吸取生气勃勃的战斗力，获得足以战胜包围他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武装。所以列宁的这个劝告，是代表了整个工农大众对高尔基的关怀和召唤，希望他能恢复海燕般的顽强战斗精神。进出彼得堡事实上决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革命的文艺工队伍反反复复会碰到的老问题。当你确信自己有创作天赋，把精力完全倾注于个人的事业，个人的集子，为稿费和版税而斤斤计较的时候;当你名利双收，什么大师，什么伟大的作家，亿万财富堆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会视“彼得堡”为吾家，以“彼得堡”的新主人自居，实际上是埋葬了自己创作的才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案可查，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江郎才尽”，大家知道南朝宋梁之际，有一个江淹，曾经写过一些好作品，如毛主席晚年喜欢读的《别赋》、《恨赋》便都曾经是他的传世之作，一旦他志满意得，仕途通畅时，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了。这类教训古往今来有多少啊!
《走出彼得堡》这篇文章发表在1975年朝霞的第三期上。当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便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与朝霞月刊第三期上发表《走出彼得堡》同时。《朝霞丛刊》发表了胡万春的中篇小说《战地春秋》，我手头上还保留有这期丛刊，它第一版印刷的时间是1975年3月。胡万春这个中篇小说有近十万字了。占了这本丛刊的篇幅一半左右，不仅把胡万春的作品放在头版，这期丛刊的书名就叫《战地春秋》，这篇作品，编辑部的同仁们，施燕平等确实也花了不少力气。故《走出彼得堡》与《战地春秋》是同时面世的。这二者是互相呼应的。实际上是肯定了胡万春离开作协重回社会生活中去，而且有了新的收获。这是重新树工人胡万春作为典型。作品发表以后，胡万春是非常兴奋的，他与樊天胜(也是工人，他是搞海运的船长，朝霞丛刊第一期，便发表了他的《故乡散记》讲崇明岛的变化，作品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站在这里，站在农场海边的堤岸上，太阳就在你身边升起”我在他们创作学习班讲话结束时曾引用过这句话。)二个人喝的醉醺醺的去找陈冀德，表示庆祝自己作品的发表，他还曾到写作组来看望我们。肖木告诉我那时刊物发作品时，是没有稿酬的，但胡万春情况特殊，他家里有五朵金花，经济负担重，出版社还给他发了一笔生活补助。如果张春桥对胡万春真有“不宜重用”的话，那么编辑部敢如此发表胡万春的作品吗?事实上许多老的工人都把《朝霞》看作自己发表作品的阵地。所以无论文革前、文革中都把培养和扶持工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
署名任犊的《走出彼得堡》一文的，原先是文艺组的高义龙，最后改定这个稿子的是余秋雨，我当时是很赞赏这篇稿子的。那时肖木人在北京，他看了校样以后，还附有信件给余秋雨，表扬了他定的《走出彼得堡》是一篇好文章。说实在的，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要真的一辈子坚持《走出彼得堡》的方向，不为名利和个人私欲所惑，也真不容易。毛主席经常用《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那句话来激励革命者，做人要有始有终。孔子也讲过为人要“一以贯之”，对正确的东西要始终坚持，可不能如墙上草而随风倒啊。如果那样的话，还不患上了软骨病，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人了。这个精神说说容易，做到也真难。有多少作家如高尔基所说的海燕那样，能顶着闪电狂风暴雨的袭击而继续翱翔于天空啊!我不想苛求任何人，但要发扬和继承的仍是这种精神。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是否如所言“悄然淡出了”呢?不然，只要有亿万工农群众在，长江后浪推前浪，还会有新的工农兵涌现出来。为什么?这是生活的需要，我们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们不是有二亿农民工在生产第一线吗?尽管这段时期那些专业作家退到象牙塔去孤芳自赏了，结果是文学脱离了人民大众而不断被边缘化，但出现了打工诗人的崛起并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如郑小琼，八十年代初出生的农民工，2001年到东莞打工，创作反映打工生活的诗篇。其作品先在网上流传，以后在诗刊上发表，2007年获人民文学奖，成为80后新兴打工者诗人。在2012年时，我读到过梁光选与一丁编的《打工诗选》，诗歌的创作产生在“感于事”与“动于情”这二者。农民工打工所遭遇的事怎么会不便他们不动于情呢?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遭遇，种种不幸的生活和病痛，他们抛家离乡怎么会不便他们借诗歌来吟咏和嗟叹以表其情，不平则鸣嘛!农民工的诗歌创作便是由此而来的，它源于生活。我曾在博客上推荐过农民工的诗歌，其中我推荐了刘付云的两首题为《在一家工厂应聘》和《通宵》，我加了称赞的按语。刘付云先生是广东廉江人，农家出身，到广州打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是全国农民工汇聚的地方。正是他们的生活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付云寄给我一本诗集，希望我为他的诗集作序，从他作品的目录便可以知道他那时生活的氛围，如《搬运工》、《看病》、《他乡》、《活在生死边缘的矿工》、《失业》、《从出生的地方出发》、《脸》、《在深圳遇见一个老乡》、《与老板谈加薪》、《异乡人》、《富士康十三跳》、《摆地摊的人》、《送水工》、《洗楼工》、《洗碗工》、《乡愁的影子》。从这些诗题便可以知道这些诗篇都是对他们生活苦难的嗟叹和哀伤。诗能反映国之情状。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采诗》中说：“闻《北风》之诗，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於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农民工的诗歌正是我们采风的源泉啊!今年初还出了一位农民诗人余秀华，她是农民，而且还是一个脑瘫患者的残疾人。余秀华以其诗和诗之外的诸多因素使其走红于诗坛。她的诗集经四次加印，销量突破十万大关。一位有生理缺陷而且是大脑残疾的患者，由于她是农民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生活的困境同样能转化为诗歌而为人们所传颂。因为她拥有经得起传播的好诗。
故事实上并非是“工农兵作家”这个群体悄然淡出了，而是我们的文艺领导部门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罢了。工农社会地位不振，反映在文艺领域便是出身于底层的工农兵作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培养。实际上他们是以生命和鲜血在证明他们的存在。有一个农民工打工诗名柳青，讲到有一个作业工叫许立志者，他在诗中写到一个螺丝钉掉下没有声响/，一个工人从高楼跳下没有声响/，第二天，也跳楼了，这难道不也是对绝望的反抗吗?这不是一句空话，富士康的十三跳那可是真人真事啊!实际上农民工要表现自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在诗歌上，也要表现在舞台艺术上。每年中央台都有春晚的节目，在那里农民工没有自己的地位。所以也有打工者办自己的春晚，2015年打工者的春晚是崔永元主持的，也一样生气勃勃。明年春晚能不能留出一点时间给农民工来表演自己呢?也让崔永元来做导演呢?我看过今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的报导，很感动人啊!古代还有采风者，我们的一些文艺工如此麻木不仁，事实上不是“工农兵作家”悄然淡出了，而是南方周末那篇文章的视而不见罢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广州、深圳、东莞是农民工打工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农民工诗人最集中的地方，南方周末编辑部很少刊载反映农民工生活的诗篇及其对他们诗作的相关评论。这是什么作风，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老爷作风吗?
2012年10月12日，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坛上曾使多少人为之兴奋不已啊!莫言的家乡也为之兴奋。我读了莫言在获奖大会上的发言，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说自己受《聊斋》蒲松龄写鬼故事的启发，那么他是一个讲鬼怪的魔幻小说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人都变成鬼了，他以《丰乳肥臀》来讲自己母亲的故事，用《蛙》来讲自己姑姑的故事，他那样讲故事把生活都颠倒过来了。我读他的作品只有作呕的感觉，丝毫引不起我要把它读完的兴趣。最后还讲了他爷爷给他讲的故事，完全脱离社会生活了。搞创作究竟为了什么呀?还要不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呢?那样的魔幻文学会有群众基础吗?在社会生活中它真有生命力吗?我是打问号的。诺贝尔奖在科学技术方面我是承认它有积极作用的，在人文方面，无论它的和平奖还是文学奖，我都抱怀疑态度，它背后有一根资产阶级政治的指挥棒。我们的文学创作怎么能跟着这根指挥棒旋转而舞之蹈之呢?它会把我们的文学创作引向什么方向呢?对这样的指挥棒我是抱拒绝和否定态度的。我也不是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的作品都不是好作品，也许在其他国家是适合他们国情的，但在莫言作品获奖这件事上我是抱否定态度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我为什么对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反感，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奖励机构，它背后受外部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大概还记得《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吧，《日瓦戈医生》是一本攻击斯大林的对苏联怀有恶意的作品。当年还是斯大林挽救了他的生命，他是恩将仇报，斯大林曾吟咏他的诗篇，说他是生活在云端的人，阻止了对他的批判和逮捕。《日瓦戈医生》这本书，先在国外用意大利文出版，书的手稿被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是这个机构建议尽可能多地出版这本书不同外国语种的版本，使其成为在苏联国外的畅销书。在这个背景下，这本书一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而苏联官方一再谴责这本书，这反而在苏联国内滋生了更多读者群。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苏联还是批判他的作品，这样他便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1960年去世，在他的葬礼上还是有人吟咏他那本《日瓦戈医生》中诗歌的片段为他送行。这个事件在整个五十年代，正是赫鲁晓夫与美国和平共处闹得火热的时期，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采取文的一手，千方百计从苏联内部颠覆苏联的存在。也是美国的《纽约时报》暴露了美国中情局如何阴谋利用文学作品颠覆苏联的事件。它们在那个时候用来给苏联下药的方法何尝不会用来对付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会忘记诺贝尔和平奖不是曾给那个异议人士刘某颁奖了吗?它的政治图谋不是太明显了吗?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只能低调处理，提防美国中央情报局背后插手的可能。美国的一些智库不是把今天的中国比作冷战时代的苏联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对西方文学奖始终抱着不信任态度的原因。受到奥巴马青睐的《南方周末》当然容不下我这样不和谐的声音。这大概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并主持了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讲话的精神就是要我们的文艺工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迷失了方向。他仍然向会上的文艺工提出了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与诺贝尔文学奖那跟指挥棒唱对台戏的。如果文学创作只是为文学而文学，也就是如杨匡满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把“国门洞开，文学真正回归”那条道路滑下去的话，那实际上只能是一些文学家逐步埋葬自己的死路，迟早有一天来自“工农兵的”会起来取而代之，会打断诺贝文学奖所代表的霸权主义指挥棒。文学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自有自身需要的发展方向，至少这与莫言那些作品无关。中国这块大地上的天空还不会一下子完全变色吧!如若不信，咱们拭目以待，请不谓咱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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