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李民骐
(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近来，“改革派”的政商两界领袖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南呼北应，大有“深化改革”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势。
先有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在清华大学大谈“中等收入陷阱”。据楼部长讲，要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有“好的政策”。什么是“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特别是，“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已经牺牲了一代又一代。本来，承蒙现总理的关怀，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分享“改革红利”。现在，按照楼部长的意思，还是要坚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是要限制工会、限制集体谈判，还要放开农产品进口，放开金融，特别是“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还有什么盼头?
楼部长此言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据说是遭到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于是乎，半官半商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拔剑相助了，除了明确表态支持楼部长以外，更加提出了警世名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李总倒是坦率，承认说，现在“改革开放”那一套说辞，在普通民众那里，特别是在青年那里，已经不大吃得开了。“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
尽管如此，李总仍然是坚信“改革开放”不动摇，坚信“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甚至连“医患关系紧张”(连李总也承认，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在改革初期没有这么严重)，据说也是由于“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造成的，因此也只能用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医疗私有化，美其名曰“社会资本办医”。
李总的高论尚在振聋发聩，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先生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了“精彩演讲”。除了照例数落一番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之前)，我们几乎快崩溃了，没有什么经济可言，改革的成功可能就来自于公有制的崩溃”(笔者注：“之前”两字，似为任先生口误)，任志强先生又发明了“近十年我们看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国进民退，当国进民退的时候，我们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的高论。
请任志强先生读马克思，那是太为难任先生了。任先生记性大约不大好，否则不会只知“计划经济的崩溃”，而未闻“大萧条”将世界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推到了灭亡的边缘。但是近在眼前的、20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任先生也不记得了吗?稍早一些的亚洲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任先生也已经忘却了吗?这些危机，都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当下正在愈演愈烈的欧洲金融危机，也是“国进民退”带来的吗?
当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有崩盘之势，要不是上届总理果断决策，实施四万亿的投资计划，适当增加了公共投资的规模(说是“国进民退”，其实充其量也就是暂时停止了私有化，一度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已)，不仅中国经济危险，怕是连代表“最先进市场经济”的美国都有重温大萧条之虞。真是那样，任先生不仅不会有今天的财运，说不定已经躲在太平洋的哪座小岛上避难，也未可知。
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三炮齐发，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只是不知道，三位先生的高论，又开 足了宣传机器，是否抵挡得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番蛊惑?楼、李、任三先生的演讲这样急切、这样放肆、这样声嘶力竭，用句古话说，叫做“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莫非是，“改革开放”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毛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尚且还犯有“严重错误”，死后要下十八层地狱，何况尔等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该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了。再改下去，无非对外全面开放、对内全面私有化，再加上“政治改革”。先不说对劳动群众是否有利，上层的精英们、“民营企业家们”、大鳄们、土皇帝们，你们真以为中国是你们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李世民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道理，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或许不懂，习主席、李总理万万不可以不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其实无非是靠以下三个因素：毛主席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坚实的工农业基础;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对资源和环境的滥用和掠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换成主流经济学语言，那就是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和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高积累、劳动力增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这都是靠了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剩下一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剥削在统计上的反映。
现在，中国的高积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劳动年龄人口要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也快要达到极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已经成为负值。所以，眼下的现实是，经济增长率只能每况愈下，“新常态”之后怕是还会有“新新常态”。面对如此前途，为政者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一会儿要推广“混合所有制”，一会儿要加速“土地流转”，又要全面推开“自由贸易区”，还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延迟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明令禁止新办国有企业，甚至还要限制公办公益事业。
靠私有化、市场化就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弥补其它增长因素的不足、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吗?那么美国呢?不是市场经济最先进的国家吗?据说像美国以及其它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自2008年以来都已经陷入了“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者低速增长的困境，不知现任总理是否与闻、有何感想?
据说现任总理是厉教授的弟子。笔者不长进，未能得到厉老师的深入指导，不过当年做本科生的时候，也有幸上过厉老师的课、听过厉老师的演讲。厉老师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对于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批判是很犀利的;对于市场经济、私有制优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笔者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以后，逐步认识到，即使在严肃的主流经济学家中，最近几十年来真正的理论创新都在于对于“市场失败”的深入、全面认识。笔者不知道将来是否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就“市场失败”问题就教于现任总理：作为政府总理，对于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习总书记所讲的“制度优势”)来克服、引导发生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市场失败”，不知有何高见?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经济政策是不能不顾及社会、政治现实的。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习主席、李总理，当年都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一定了解，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作为承担“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者，在此历史转折关头，更要慎之又慎。
当然，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在工资、劳动权利、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环境等方面的正当要求，也不是没有风险的。要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政府就要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就要加强对资本家的监管，资产阶级是会不满意的，外国资本也会抗议的。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一部分资本会外逃，经济会萎缩、失业会增加，甚至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也会有所动作。
怎么办?习总书记不是讲过要有“道路自信”吗，我们不是有“制度优势”吗?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也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啊，从来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如果私有经济满足不了社会的正常、正当要求，难道还不允许大力发展公有经济?资本家不投资、减少就业，国家就可以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国家手里不是有四万亿美元吗?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未来是有回报的;只要回报率超过银行利率，短期的赤字开支都不可怕。高技术、新能源、生态环境，都可以是国有投资的广阔领域。
在总结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失败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论部分曾经写下这样的论断：“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发挥更大责任”，“我的结论是，决定当前投资规模的职责不能安全无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近乎全部就业的唯一途径。”
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在今日的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但是，在私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由国有经济大胆地、全面地发挥某种重要的补充作用，乃至实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监督、促进私有经济满足劳动群众的正当要求、兑现各项社会责任，也还算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合理探索吧?
据说，王岐山书记曾经向许多专家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书记一定了解，波旁王朝被推翻，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上层精英不纳税，而法国当时的国家利益又决定了法国不可能显著地减少财政支出。
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正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并且正在受到各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这种社会现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一味依靠“维稳”的手段压制，也是长久不了的。发展下去，国家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势必增加，国际环境客观上也要求国家逐步增加国防支出。国家要开支，不动资本家的奶酪，那是不行的。楼继伟、李剑阁、任志强之流，顽固地抗拒动奶酪，如此气急败坏地反对“民粹主义”，像不像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
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决心、有办法，不做十八世纪的波旁王朝。
附文：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威胁改革
李剑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来源：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6-19/100821072.html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剑阁)“改革牛”和改革
最近人人都在谈股市。有言论说，这次牛市是“改革牛”，因为有改革推动所以才出现牛市。但是这个说法引发了很多困惑，人们议论说，这轮改革并不是改革开放30年来改革最集中、推进速度最快的一轮，为什么这次改革就出现牛市，那以前的改革开放呢?又有言论说，牛市能够持续是因为不差钱。人们又问，过去的钱去哪了?现在的钱从哪来?还有言论说，牛市还会继续下去是因为今年中国GDP保住7%的增长是有把握的。但是，人们又问，以前GDP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十几的时候，股市并没有一直牛起来，为什么现在增长速度掉到7%反而能够确保牛市持续呢?
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论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国家牛市”这个概念很危险，并说“国家牛市的概念是个陷阱”，被广泛报道。我认为，“改革牛”和“国家牛”都是以改革和国家的名义为牛市背书，同样是很危险的。股市有涨有落是正常的，就应该让它自然地走，政府部门最好不要对行情发表意见。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履行监管职责。最近市场交易量一天就能达到2万多亿，这个体量要是塌下来，谁都接不住。所以，我个人认为，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自己解决好一点。
如果为了呵护牛市，把监管也放松了，那就更加危险。有些企业的收购兼并过程，产生了内幕交易，却没得到查处，令人失望。内幕交易是公开的抢劫，对广大股民十分不公。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在社交场合谈论股票时，常常有人公然说自己有内幕消息，而且获利甚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认为是罪过，反炫耀为神通。前几年，香港一家国际大投行在没有任何外部举报的情况下，将一个在内部会议上声称有内幕信息的员工送上了法庭。可见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对内幕交易和一切违规行为零容忍，否则会出现全局性、社会性的溃败。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不是股市。过去中国股市大起大落过很多次，中国老百姓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当然这次股市有很高的杠杆，跟过去不完全一样。有人说，中国最危险的是经济，因为经济可能会断崖式下跌。我不这么认为，我对今年达到7%的增长是有信心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民营经济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民营经济会以其动物精神和植物神经自动地不停运转，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崩塌。
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当然我对中国的改革还是充满信心的。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改革的“四个不变”，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还提出要大胆启用改革促进派。这都是让全国人民感到无比振奋的重要信息。
这“四个不变”的方向是正确的，传递出的改革信息也很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企改革方向，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从管人财物转为管资本。但现在国有企业到底怎么改?已经改了什么?还要改什么?方案似乎十分模糊。举目看全国，谁在改?改什么了?也很茫然。
“两民主义”威胁改革
我认为，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民族主义很可怕，中国历史上好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动，甚至朝代更替，都跟民族主义有关。义和团运动攻打外国大使馆，连基本的国际法概念都没有。外交是很专业的事情，对于可能煽动老百姓上街的苗头应当及时制止。
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容易被民族主义煽动起来，其实在年岁大的那几代人中也很有市场。我有几个不同时期同学的微信群，经常看到一些完全匪夷所思的仇外的段子和议论。对此我往往很难保持沉默，因为有些同学退休后还在中学里加入“导师团”发挥余热，我们这一代人难道可以把自己受到的传统教育毫无选择地传递给下一代吗?
最近一位官员在其母校清华大学校庆时做的演讲，引起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其实他只是对当前一些比较重大的政策，比如如何保持就业市场的弹性、如何处理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保护、农产品收储体制等做了些反思，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我支持他的许多看法，在这里不再重复。我仅就当前的医疗改革，谈谈民粹主义的危害。
中国医疗改革行进20多年来，新农合可以说是社会公认的、少有没有争议的、在国内外得到一致认可、农民普遍叫好的改革。按照个人、地方、中央共同掏钱的模式，新农合后来又拓展到城市，建立了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迄今为止，中国的三种医疗保障制度——最早建立的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3亿中国人的99%，这是意义深远、举世瞩目的大事情。
但从2003年开始，中央财政投入这么多资金到医疗卫生领域，我们却很失望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医患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建国以来或有史以来最最恶劣的。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现在的医保制度，是一种共担机制，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医疗成本。之所以要求个人支付一部分，是为了防止个人滥用医疗资源。在英联邦等医保水平很高的国家，滥用医疗资源是很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多数已经难以为继。现在在医疗改革上，有一批人试图用民粹主义思维影响中央医疗改革的决策，甚至认为倒退到前苏联大包大揽的公费医疗是最好的制度。看病不收钱被认为是最大的德政。但是，政府的钱是哪来的呢?政府财政来自税收，政府包揽的越多，必然税收越高，老百姓要交更多钱。所以，每个人都面临一个现实选择，你是愿意把全部钱交给政府去吃大锅饭呢?还是留一些放在自己口袋里，自己决策更合理呢?
当然，医保的特点是共济。不是每个人都会生病，所以要通过社会保障，给最困难、生大病的人覆盖一部分医疗成本，让多数人帮少数人。但是，并不是个人就什么钱都不应该花，医保中有个人支付的部分，可以抑制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节省公共的财富。同时，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是覆盖基本医疗支出，否则中国的国力根本承受不了。美国现在医疗费用占GDP的17%到18%，试想如果中国人向美国的医疗水平看齐，是什么概念呢?
这几年医疗改革徘徊不前，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医院需要派武警去维护秩序，医生要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去看门诊，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2003年发生的SARS让政府更加注重公共卫生，这是对的。但此后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也发生了一些偏离。
我认为，中国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问题，第一，发展公立医院之外，必须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同时让各类医院都能够平等地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第二，在改革中，必须改善医生的收入待遇，提高医生的职业尊严，大大调动起医生的积极性。没有医生的普遍支持配合和真心拥护，医疗改革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的医改指导思想很成问题，又要让老百姓不花钱看病，又想不让吃草还要马快跑要求医生作出牺牲，医生诊疗技术的服务价格被严重低估。
民粹主义的医疗改革主张容易蛊惑社会，是因为相比患者来说，医生永远是少数。现在医生群体普遍情绪低落，很多医学院学生毕业后都转行不做医生，有的流出率竟然达到50%以上。中国医学界的老前辈，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或者书香门第的后代去读医科。我最近看到一则某省高考的新闻，说协和医科大在该省拟招10人，报考了4人，过线的只有1人，还跟清华大学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相差100多分。其他医学院的报考人数只有招生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医学院招生惨到如此程度。我们想一想，如果问题不解决，一流的人都不愿意去学医了，未来只有二流三流的人才当医生。当下的年轻人应该想想，老了之后谁来给你们看病?■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