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贺卫方：知青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郭松民
2015年7月1日，北京首家知青博物馆在鸟巢体育馆开展，这引起了北大教授、中共党员贺卫方的强烈不满，他以自己一贯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文革”大帽子乱扣的作风评价道：展馆把“文革罪恶变成了伟业”。
号称精通法学的贺教授，似乎并太不懂逻辑和历史。要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文革尚很遥远的1950年代，结束于文革已经结束的1970年代末，既比文革“年龄大”又比文革“寿命长”，如何就成了“文革的罪恶”呢?贺教授似乎认为，任何自己反对的事务，只要扣上“文革的罪恶”的大帽子，就可以否定其存在的正当性了，贺教授真的可以达到目的吗?一顶“文革”的帽子真的就可以掩盖一切历史真相吗?我想是不可能的。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这里我只想向贺教授指出两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以来延宕已久的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但在被西方封锁、围堵的情况下，工业化的成本只能由农村、农民来承担，人才和资金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而知青运动的兴起，改变了城市对农村单方面榨取的局面，人才和知识开始从城市流向农村。知青们在农村办教育、办医疗、办农机、办水利，办各项事业，或者像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当年下乡时那样，担任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带领人民公社社员战天斗地，有效改变了农村面貌。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城乡差距是逐渐缩小的，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即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中国之所以能够先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抓住西方制造业转移的契机迅速发展，终成今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局面，农村能够提供大量受过初、高中教育的优质劳动力是关键因素……，农村所有这一切进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居功至伟，贺教授凭什么不允许当年的知青为此而自豪呢?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更重要的成就是为中国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他们生于城市，但却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情感联系，他们中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像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出身高级干部家庭，却有着担任大队支书，带领农民修沼气的经历，这在各国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代;有的知青成长为各领域优秀人才，今天还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回馈农村，他们在农村获得的锻炼，成为支撑中国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虽然大部分知青回城后成为普通工人和市民，但无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凝聚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而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城乡之间高度对立。
全面评价知青运动，不是本文的目标。但仅此两点，知青运动难道不是空前的伟业吗?难道它不应该被赞扬吗?
贺教授在给知青运动扣上“文革的罪恶”的大帽子后，似乎觉得仍不解气，又发了一条微博说：“【荒谬】假如某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说：“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艺，体会到最严峻的苦难，感受到难友之间的温暖，磨练了意志。因为这段经历，我后来的人生变得更加坚强。所以，奥斯维辛和其他的集中营都应当得到歌颂，是一种伟大的创造!”这中间的逻辑对头么?”
贺教授在这里明显是把知青运动和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了。这种比喻的确荒谬，不仅荒谬，而且邪恶且不伦不类。
奥斯维辛是纳粹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立的死亡集中营，而当时共产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城市青年接受艰苦生活的锻炼，能够和农民建立起感情，以便将来“接好革命的班”。我很好奇，究竟需要多么邪恶的脑子，才会把接受锻炼当成是进毒气室?在贺教授一向崇拜的美国，西点军校的新生也要接受“魔鬼训练”，难道西点军校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吗?
贺教授微博中引号里的那些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自己知青生活的一段话：“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这是在暗讽总书记是非不分吗?在贺教授看来，只要胆敢肯定知青运动还有积极意义，无论是谁都该得到一顶“文革余孽”的帽子，是不是这样呢?
贺教授应该知道，咒骂不能贬低真正的伟业，长城曾经被咒骂，但其后的历史证明，没有长城的庇护，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可能早就湮灭在游牧民族的铁骑洪流中了，正如一位长者所言：一切对有功于中华民族伟业的诅咒恶骂，总是一时的，如春鸟秋虫，而人民对它的崇仰赞颂，则总是万世千秋的，如日月之升如松柏之青——长城可证!
(2015年7月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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