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农村教育新问题
2013年《法治周末》曾报道，北大清华等重点高等学校农村生源比例仅占一两成，而在毛泽东时代，北大清华的农村生源占到全部学生的70%，与农民占人口的比例基本吻合。高校不断扩招，而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却在不断减少，这就折射出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不公。媒体偶尔关注两三千万流动儿童和六千多万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暴露出农村教育蜕化、辍学普遍、心理问题严重等现实状况。最近，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更是令人心碎。
政策背景：农村教育投入减少与撤点并校的政策实施
1、国家财政支出对初中等及农村教育投入的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政策指导下政府财政对教育部门降低了投入力度，“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实施又使得教育部门的重心偏向于更加有利可图的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这样一来就造成了高等教育偏高、初中等教育偏低、城市教育偏高、农村教育偏低的教育投入不均的问题出现。
有研究曾根据50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教育投入结构，测算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三层教育财政投入的合理比例。在人均GDP为5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对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依次应为37.7%、37.7%、17.1%。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37美元，但当年中国实际三层教育投入比例依次为31.6%、37.1%、20.2%。这说明我国初等教育投入比例比合理水平低6个百分点，缺口880亿元，而高等教育投入比例则高出3个百分点，相当于多投入450多亿元。因此，目前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的教育层次结构问题是：初中等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投入偏高，三级教育投资结构失衡，投资结构不符合教育投入规律。
1986年，我国改革了教育事业的财政出资结构，由中央政府(包括教育部和其他一线部门)和地方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省级以下财政支持初级和中等教育。在农村地区，一般是乡村负责提供小学教育，乡镇提供初中教育，县级政府负责高中教育。当时的乡镇政府凭借各自财力勉强能够负担初中等教育责任。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本就收入有限的乡镇一级在投入需求与财政能力上的矛盾开始突显：分税制虽然使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及中央财政占全国比重都有所提升，但同时各级财政中存在的差距并没有随着财政转移支付的出现而改善，尤其是乡镇一级出现了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2001年，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施了农村税费改革，这一惠民政策实际上使乡镇政府失去了农村教育附加、农村教育集资两大重要教育经费来源。
2、农村和农村教育的衰败
“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起来的农村共同体，广大农民重新沦为分散的个人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中。在尝到农村改革前几年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猛增的甜头之后，农业收入二十多年不见增长，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广大农民出现了普遍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大批外资、私营工厂建立，乡镇企业在80-90年代也迅速私有化成一个个私营工厂，逐渐开始吸纳农民进厂打工，青壮年农民出走，这一过程造就了今天3亿农民工群体，而广大农村却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凋敝。
资本向东南沿海集中，农村衰败、空心化，大量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农村子女成为打工经济牺牲品，出现了跟随爷辈或亲属的留守子女和跟随父母进城的随迁子女。
农村地区的衰败，使得地方到中央对农村地区教育问题的实际重视程度远不及80年代以前。农民工的流动、城镇化的推荐加之计划生育导致的学龄儿童的减少，使得农村学校规模不断缩小、农村学校数量不断减少。加之国家财政投入有限，地方政府亦有减少农村教育财政支出的政策冲动，2000年以后，很多地方出现了“撤点并校”的政策。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2000年，我国农村小学数为440284所，而到2010年则只有210894所。十年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
教育现状：留守儿童留守难
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学校撤并使得新学校往往离家普遍比较远，即便老人在家，留守老人接送留守儿童上学也变得不可能，很多留守儿童被迫进入全日制寄宿学校。
1、寄宿制增加了农民负担和留守儿童上学风险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刘善槐指出，学校撤并的确提高了校舍单位面积、办学资金的利用率，降低了当地政府用于办学的成本。但学校撤并把部分政府的经济成本转嫁为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他的调研显示，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成为农村家庭的额外开支。这方面，所谓的“免费”义务教育根本无法解决，最终还需要农民自己承担。2011年11月，甘肃农村一辆只有9个座位却塞了62个学生的校车与一辆大卡车迎面相撞，车上19名学生和两名成人死亡。同年12月又一起校车事故导致至少15名儿童死亡。由于农村地区的学校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留守儿童交通安全问题尤为严重，很多农村儿童经常要乘坐老化、得不到良好维护的面包车和卡车往返学校。
2、留守儿童生活难自理
许多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得在学校寄宿，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些小孩要学会独立洗澡、刷牙、换衣服、折叠衣服、收拾床铺……部分地区的寄宿制学校的共同特点：孩子们都睡在特别简陋的床上——要么是铁架子高低床，1～1.2米宽的床上通常睡两个孩子，或者干脆就是大通铺;房间里没什么随孩子性格的摆设，好些宿舍甚至连窗帘和储物柜都没有;食堂的饭菜谈不上有营养，比起蛋、奶，孩子们更爱吃辣条、方便面这些富含添加剂的零食;许多宿舍的厕所用不了，也没有热水。还有大同小异的时间安排：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左右熄灯，中间的所有时间，除了吃饭，就是乖乖坐在教室里。“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作业早就写完了，还得待在教室里，怎么办呢?”只能把测试的试卷再抄两遍，学校的阅览室也难得开一会。这样的生活能让孩子们不想家吗?然而，在农村地区，这样的生活，不仅孩子们不能拒绝，甚至家长们也无从选择。
3、留守儿童问题重重、心理状况堪忧
由于很多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儿童与父母常期两地分隔，有的一年只能见一两次、有的几年才能见一次，情况稍好的回家见到的也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对于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长时间与父母分离，会产生“分离性焦虑”，反复如此，孩子易出现情感情绪异常，如忧郁、胆怯、孤僻、优柔寡断、冷漠，有的孩子会出现心理早熟，感情脆弱，不容易沟通等等。
而学校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很多农村教师早已不把教育当作事业而仅仅是一份糊口的职业，加之农村教师工资、福利等方面保障本来就偏低，使得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关心程度也普遍不足;为了节省教育资源，有些地方学校只注重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程，对其他课程并不重视，更不会注重心理辅导，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在小学生心理正快速发展的阶段缺少正确的指导、寄宿生的单调枯燥的生活、远离家乡缺少足够的关爱、失去了对家乡感情的寄托等，很容易使寄宿儿童产生孤独感等情感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儿童性格上变得孤独、内向、封闭和叛逆等。
调查显示，因为缺少父母、社会和学校的关心，留守儿童遭遇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各种意外伤害的比例明显偏高;缺乏监督、鼓励和学习指导，学习兴趣不高，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普遍偏差，男童很多痴迷于电视、游戏、网络，甚至受不良社会团伙诱导误入歧途，问题更加严重。
诸多问题带来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的辍学问题。留守儿童辍学比例有多高，这个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清华大学教授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发现，有个村庄的辍学率很高，校长说：“确实是有1/3的孩子辍学。”教授不信，他和同行的老师们询问了4个村庄后，结果证实有70%的孩子辍学。(http://news.hsw.cn/system/2012/05/31/051333032.shtml)
进城教育：打工子女入学难
既然留守儿童问题重重，当前的社会条件是否允许农村打工子弟都随父母进城呢?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近2000万，他们之中失学率达9.3%，近100万农民工子女不能及时入学。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初探》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7/3227728.html )
最近几年，社会各界都在为农民工问题而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旨在改善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状况的政策，比如要求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与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要求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但是，城市只把他们当作经济活动者，仅仅将他们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中，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在社会认同上对他们进行有意无意的贬损甚至妖魔化。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和发展权，比如受培训和受教育的权力等。尽管近几年政府试图改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权力的状态，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比如各地政府不再允许公立学校向外来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各种变相的收费仍然层出不穷;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还有不少学校拒绝接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公立学校对农村来的孩子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持续而稳定地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断断续续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和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现出非常歧视的态度。
一些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已经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比如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故事：“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来了。”显然，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本身就是弱势人群，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没有享受平等的待遇，加上社会的歧视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其父母带给他们的弱势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势地位反而通过各种机制传递给他们，使他们不能增强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现象堪忧》 http://www.zgxxb.com.cn/jdgc/201002264977.shtml )
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城接受教育，更主要的问题则是城市生活成本高，子女随迁进城，意味着更多的生活支出(住房、吃饭等等);农民工普遍的超长工作时间，也使得他们无法用业余时间照顾孩子，甚至还需要接老人进城，农民工群体微薄的收入很难支撑这一系列的开支增加。再加上很多农民工职业收入不稳定，造成居住地不稳定，将孩子带在身边也更加不可能。
不仅仅是“留守儿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遍地都是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就连仅存的占经济比重百分之二十多的国有企业也复辟了雇佣劳动制，中国绝大部分劳动者都沦为“打工仔”。在这个打工经济体中，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地位最低，收入也最低。某些人拿少数行业农民工高工资说事，胡扯农民工工资已经很高，完全不顾这少数行业都是以严重牺牲农民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事实。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工资都是围绕各地出台的所谓“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无良资本家往往通过所谓“综合工时”(参见//m.drhuete.com/Article/shidai/2015/03/340717.html)的手段，将农民工工资压低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残酷地剥削农民工群体。
马克思在分析欧洲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时，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普遍现象：“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今天中国农民工受剥削的程度相对于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工人阶级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时代用于社会主义积累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体系的制度安排，今天却成了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的手段——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工资水平之低甚至没法在劳动的城市养活子嗣、赡养老人，而只能把他们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而政府早已被绑架在新自由主义的战车上，教育产业化、养老社会化，政府本应承担社会责任却丢给了“唯利是图”的资本。
今年5月25日晚7时55分，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一家名为康乐园的老年公寓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38人死亡。据康乐园老年公寓法人代表范花枝的同乡介绍“这些年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做生意、打工了，无法照顾老人，于是她就想起了要办养老院。”五千万留守老人问题同样是压在三亿农民工身上的重担，自杀等极端现象更是屡屡发生。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只是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毕节四名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虽然极端却非个例，它或许能引起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然而荒唐的是，毕节事件的新闻舆论在这两天发生了大反转，一波波舆论竟然在悲剧面前指责起受害者父母。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贫穷成了罪过——变成了无能的代名词，个体的悲剧都不知道该去恨谁。
不打破造成绝大部分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资本剥削制度，留守儿童的问题永远都是无解的。虽然笔者很讨厌公知们将一切问题推给制度的做法，但笔者讨厌的只是他们的虚伪，因为他们所鼓吹的制度正是造成今天一切悲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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