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自杀身亡，舆论哗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4名儿童的特殊身份：留守儿童。有媒体顺着这次事件，整理出之前发生在毕节的类似案例：2012年11月，5名男孩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死亡;2013年12月，5名留守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5年5月，7名女童(多为留守儿童)被老师猥亵。为什么又是毕节?为什么总是毕节?于是，舆论场中出现一片“是谁逼死了4名儿童”、“杀死4名儿童的凶手是谁”的责问。总理作出批示，毕节市委和七星关区委随后召开会议，对上至七星关区副区长、下至茨竹村包村领导等干部，以及田坎小学校长、结对帮扶教师等作出相应处分。
问责当然是必要的，但所谓害死留守儿童的“凶手”一说，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情绪激动又知识不足时对理性思考的廉价替代品。把板子全打在几位基层干部和教师身上，能满足我们发泄愤怒情绪的需求，但恰恰会弱化我们对问题根源和解决方案的理性反思，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都是他们的错，我们还反思什么呢?
应当说，为什么又是毕节?为什么总是毕节?这背后，宏观层面有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因，中观层面有毕节地区本身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原因，微观层面则有4个孩子所在的家庭本身的原因。
首先，毕节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得最彻底、最明显的地方。这些问题在其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来说，问题的根源是，现行经济发展模式让农民工面临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导致家庭不能团聚的窘境；失去了家庭这层最重要的保护网，儿童自然极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
我国最近十几年的工业化是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沿海发达省份的城市，因为优先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能提供比在农村老家耕种几亩薄田更高的收入，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吸引到沿海发达省份的出口导向型部门和城市。但在发达省份城市打工的收入又不足以支付把子女接来城市生活的费用，特别是无法解决子女在当地的教育问题。因此，很多农民工只好自己去外省城市打工，而把子女留在乡村老家，以尽量节省生活成本。
反过来说，劳动力流出地大量青壮人口在外地打工却无法在工作地定居，他们的子女在故乡完成教育，这些青壮人口和他们的子女将来又都得在故乡养老，这样一来，流出地地方政府要用本来就因产业不发达而匮乏的财政资金，为不在本地工作的人提供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在这一模式下，发达省份的城市享受了农村劳动力最有价值的部分——劳力、青春、健康，甚至消费，却不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教育、养老、医疗等。劳动力流出地的税收因产业不发达而不足，却承担着大量社会公共服务的负担，许多需要救助的人自然无法顾及。于是，农民工劳动力生产的成本，以“留守儿童”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乡村老家，由劳动力流出地承担，由此形成劳动力流入地与劳动力流出地地方政府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不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局面，无论怎么加强管理、防止贪腐也无法真正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既然问题的根源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工不能家庭团聚，要让农民工实现家庭团聚，长远的解决方法自然是(1)让一部分有条件的(这个限制条件很重要)农民工把孩子接到城市，举家在城市安家落户;(2)鼓励另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就业。前者涉及到劳动力流入地的户籍改革，这不是像贵州毕节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地所能解决的。对贵州毕节来说，发展本地产业，让农民工在本地就业，而不必出远门打工，才是一项力所能及的治本之策。
发展本地产业对农民工就近就业、实现家庭团聚的意义，重庆是个好例子。重庆自2008年以来围绕笔记本电脑产业进行垂直整合，培育出“品牌商+代工商+零部件配套企业”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每年至少新增60万就业岗位，薪酬待遇也同东部以及沿海地区相差无几，加上公租房、户籍改革等配套措施，于是重庆农民工不用再“孔雀东南飞”。2010年全年，重庆市有38.5万农民工返乡就业;2011年，重庆市用工市场出现拐点，到外省市务工人员人数降至398万人，在重庆就业人数达489万人，在重庆就业的人数首次超过外出打工人数;2012年1至11月，重庆市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工达到41.1万人，其中创业4.3万人，就业36.8万人，直接减少空巢老人约13万人，减少留守儿童约7万人。
但这项措施真要实施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牵涉到前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本地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毕节市地处贵州高原屋脊，为乌蒙山区的腹心地带，全市总面积2.6853万平方公里，高原山地占93.3%;同时，毕节还是喀斯特岩溶地貌，土地贫瘠，全市石漠化面积广、等级齐、程度深、危害大，人口、环境承载能力低;又位于乌江源头、长江珠江上游，是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贫瘠的土地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下，毕节贫困人口分布广，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8个县区中有5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市262个乡镇(办事处)中有173个乡镇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镇。除金沙县外的所有县区均列为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片区县，是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2013年末，全市户籍人口870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166.5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前述劳动力流入地与劳动力流出地地方政府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一般问题，遇上毕节自身贫困问题严重的特殊情况，就使得其中的矛盾以“毕节留守儿童”的形式，比其他地区更加尖锐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而且，毕节不大可能复制重庆的经验。重庆作为直辖市享受到的政策优惠、原先的工业基础、全域统筹的制度优势，加上领导人个人的能力和资源，都是毕节区区一个地级市无法企及的。不过，毕节目前抽调干部下基层推动“精准扶贫”、“产业链扶贫”，并实行生态移民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例如，截止2014年10月，毕节市县乡三级共明确了1854个单位，抽调18239人，组建了2273个驻村工作队;明确干部86147人，与2014年度拟减贫的11万余户4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结成帮扶对子，实现“一村一扶贫工作队、一户一帮扶责任人”，做到了“单位到村、干部到户、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又如，2015年，七星关区将选派258名“第一书记”深入到全区258个贫困村开展帮扶工作。同时，毕节计划在2012—2020年间，全市生态移民7.4万户32万人。以毕节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固然无法像重庆那样培育出垂直整合的全产业链集群，但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也能尽量地创造本地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工与子女两地分居导致的留守儿童问题。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种种迹象显示，4名儿童之所以自杀很可能并非因为物质上的贫困和缺吃少穿，而更可能是因为家庭本身的缺陷。公开报道表明，4个孩子的物质生活并不匮乏，温饱有余。村干部和当地村民甚至认为，该户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水平。但是，孩子的父母的感情不和、家庭暴力，尤其是母亲的婚外情(据报道，母亲2014年3月回家期间，曾翻出手机里一张她和别人生的小女孩的照片，要求离婚，夫妻俩因此发生激烈冲突)，直接导致4个孩子，特别是长子张启刚性格的自闭与心理的极度压抑和绝望。对于这种家庭本身濒临崩溃的情况，即便父母在本地就业，也无法提供孩子在成长期间需要的关爱和家庭/课外教育。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当地政府短期内可以有所作为并立竿见影，可资借鉴的例子还是重庆。寄宿制学校计划，是重庆市破解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农村学生住读难题的主要举措。2006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到2013年9月已累计建成2123所。随后，重庆进一步计划到2017年再建设1002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截至2014年12月，已开工的寄宿制学校493所，面积101.7万平方米，其中已完工373所，面积73.87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14.6亿元。同时，重庆市教委投资帮助已有的学校翻修学生宿舍、购置床铺、定制衣柜，改造学校食堂、新建教师周转房等。农村孩子上学步行超过半小时的，当地教育部门都会尽可能为他们安排适当的寄宿制学校住读。
有了寄宿制学校，学校和教师就可以暂时承担起教育、照顾孩子的责任——既然留守儿童缺乏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那么住读在学校、延长在校时间自然是比较便捷高效的应对办法。对留守儿童来说，学校往往能够提供比父母更好的知识和课外教育，教师的关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关爱的不足，就此而言，学校甚至是比家庭更好的成长环境。事实上，这种思路与美国的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学校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处。在KIPP学校系统上学的绝大多数孩子来自穷人家庭。既然他们的家庭和环境因素不好改变，就干脆让学生每天在学校多待几个小时。KIPP系统的学校每天上课的时间比其他中小学早，放学时间又比其他中小学晚，不但如此，KIPP还在星期六上半天课，他们的暑假也比别人短。KIPP取得的成就令人敬畏。KIPP的学生在五年级入学的时候，其数学和英文水平比同龄人落后的可是一到两个学年;到八年级时，他们的成绩100%超过平均水平。KIPP在其所在的整个城市内，比如纽约市，在所有学校中名列前茅。
留守儿童问题，当然反映出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但说到底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后代，他们物质方面的生、养、吃、穿、用都廉价，如果连非物质的父母的关爱和得到的教育也同样廉价，那他们必然只能充当未来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重复父母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命运。在我们这个有着深厚平等主义传统和二十世纪平民主义革命政治遗产的国家，这是我们必须直面并解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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